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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006年5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韩城市文物旅游局联合组成的韩城考古队经过一年的考古勘探,基本搞清了韩城梁带村村北古墓葬的年代和分布,共发现两周时期的墓葬895座,其中大型墓葬7座,车马坑64座。在勘探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考古发掘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号墓、26号墓和27号墓三座大墓皆有惊人的发现。由于三座大墓未被盗掘,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各种遗迹现象,同时清理出金器48件、青铜礼器71件、玉器900件(组)以及青铜车马器2000余件,另有铁器、漆木器、石器等,对于研究两周时期的礼制、墓葬制度以及文化、经济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目前,三座大墓的发掘工作除27号墓已接近尾声外,另两座墓葬于今年5月结束了发掘工作。经过我们对上述出土物的简单梳理,发现它们的文化内涵各有千秋,其中19号墓所取得的成果已在《中国文物报》多有介绍, 27号墓的成果容另文介绍。本文仅对26号墓进行介绍。
在大中型墓葬中发现墓底多有朱砂,加之此时试掘的车马坑内已有青铜车器出土,据车器的形制和纹饰判断,梁带村墓地的年代当为两周时期
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的东北部,东临黄河。绝佳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存环境使其自古以来便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居处。据《韩城文物志》记载,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周初武王封子于韩城建韩侯国;周平王封秦仲少子康在此建梁伯国;战国时魏长城尤在,秦设立夏阳县。以上的悠久历史为韩城境内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使其成为全国县级城市中的佼佼者。
墓地所在的梁带村位于韩城市市区东北7公里黄河西岸的高台上,地势平坦,村内保存有较好的明清时期的城墙。2004年8月,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在村北的冲沟内发现有古墓葬。2005年4月,经过小范围的勘探,即发现了大量的两周墓葬和车马坑。尤为重要的是发现带墓道的大墓4座,墓向均为南北向,由西向东排列依次为19号墓、26号墓、27号墓、28号墓,其中前三者为“甲”字形大墓,后者为“中”字形大墓。在大中型墓葬中发现墓底多有朱砂,加之此时试掘的车马坑内已有青铜车器出土,据车器的形制和纹饰判断,梁带村墓地的年代当为两周时期。
其时盗墓非常猖獗,尽快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通过勘探得知,19号墓、27号墓很有可能未被盗掘,因此首先选定这两座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0月底,19号墓发掘已近尾声,在椁室四壁发现大量用于装饰的串饰以及玉器和铜礼器等,尤其是刻有 “芮公(太子)” 的4件铭文铜鬲,使我们对墓地的年代、性质和国别有了新的认识。同时27号墓也清理出保存完好的椁顶板。上述两座墓葬未被盗掘的情形,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位于这两座墓中间的26号墓极有可能保存完整,并且从平面位置看,三座墓葬亦有可能为一组国君与夫人的同茔异穴合葬墓。
26号墓平面形状为“甲”字形。墓室为竖穴土坑,墓口长7.1米,宽5.65米;墓底长5.5米,宽4.45米;墓底距表深12.1米。墓室南部连一条斜坡墓道,墓道长度为26米,口宽3.8米。墓道和墓室均有收分,呈口大底小状。墓室与墓道均为五花填土,其堆积层次基本相同,且经夯打。
葬具为一椁两棺。椁室长5.33米,宽3.65米,高2.42米。外棺长2.8米,宽1.7米。内棺长2.4米,宽0.9米。内外棺顶板上保留有朱色漆皮,漆面上绘有纹样,但已模糊不清。
墓主躯干及身旁大批精美的玉器和出土位置准确、组合清楚的组玉佩饰引人注目,是该墓发掘的最大收获
26号墓随葬器物及装饰物十分丰富,分布于三处区域:
一、椁室侧板和档板悬挂大量串饰,从其摆放状况看应是作为椁室的装饰。具体组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青铜鱼、陶珠、玛瑙珠和海贝组成;另一种是由青铜鱼、料珠、玛瑙珠和海贝组成。串饰大多已散乱于棺椁之间,其具体组合不清。
二、青铜礼器、弄器置于棺椁之间,个别礼器断裂为数块,应是椁室坍塌的结果。椁室西南角放置铜礼器23件,计有鼎5、簋4、壶2、甗1、鬲5、盉1、盘1、簠2、盆2。铜器制作十分精美,最能反映我国春秋早期的冶金水平。尤为重要的是该墓随葬的五鼎四簋,当是表示墓主生前身份的最好例证,且均铸有铭文“中(仲)姜作为桓公尊簋”。6件“弄器”出土于椁室东部,其中双立耳小铜鍑(图6)的器形带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而典型的龙纹则是中原文化中常见的纹饰,从而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传播与融合,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棺内墓主躯干及身旁大批精美的玉器和出土位置准确、组合清楚的组玉佩饰引人注目(图7),是该墓发掘的最大收获。如内棺东北角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西北角的煤精串饰;头骨及面部的玉玦、玉覆面等部分冥目器;墓主胸前佩带一组七璜联珠组佩和一套组合冗杂的梯形牌组佩饰,从颈部一直延续到膝盖处,周围还伴有玉凤鸟、玉蚕等玉佩;腰腹左侧随葬有刻文“小臣系□”的玉瑗,右侧放置正反面均饰龙形纹饰的圆璧,牙璧处置有玉匕首、玉立人,被玉瑗叠压有玉羽人;左右手腕部佩带玉镯及腕饰组佩,手中有玉握组佩;足部有镂空玉牌饰、兽头饰。尤其是在骨架右股骨外侧至腹部外侧散置的大量碎玉,其中有被改制后的残玉料、玉器半成品及残损的小玉器。这些随葬玉器不仅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和生前的奢靡生活,更重要的是有些玉器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玉器琢制工艺,其中又以七璜联珠最具代表性,这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
铜器铭文“仲姜”最有可能就是“芮姜”,如推测不误的话,26号墓的墓主则是一代芮公夫人——芮姜
26号墓的科学发掘,使我们获得了大批珍贵的遗物,尤以玉器最为显著。从上面选取的少量标本即可看到,随葬玉器年代跨度大,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商代的刻字玉瑗、西周的羽人、春秋的玉贝。不同时代的玉器共集一墓,为研究上古时期玉器的雕琢工艺及流传收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26号墓所出土的玉器大多为佩玉,礼玉较少,也未见兵器。以考古学界对两周大中型墓葬中,随葬有兵器的多为男性,反之则为女性之常规推论,26号墓墓主为女性。更为重要的是,26号墓随葬五鼎四簋,其东侧带有两条墓道的27号墓随葬七鼎六簋。从晋侯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四座晋侯墓均随葬五鼎四簋,而其夫人墓则均随葬三鼎二(或四)簋;三门峡虢国墓地的的虢季墓与夫人梁姬墓分别随葬七鼎六簋和五鼎四簋来看,显然是夫人比国君“礼降一级”。所以从以上翔实的材料中证实,梁带村27号墓与26号墓亦为国君与夫人的异穴合葬墓。而铜器上铸有“仲姜”等铭文,又为我们探讨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据《左传·桓公三年》记载,“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故逐之,出居魏”,由此可知,芮姜通婚。《史记·秦本记》索隐载:“芮,姬姓国。……芮国在冯翊临晋。”上述铜器铭文“仲姜”则最有可能就是“芮姜”,如推测不误的话,26号墓的墓主则是一代芮公(27号墓之墓主)的夫人——芮姜。
目前,三座大墓的发掘工作除27号墓已接近尾声外,另两座墓葬于今年5月结束了发掘工作。经过我们对上述出土物的简单梳理,发现它们的文化内涵各有千秋,其中19号墓所取得的成果已在《中国文物报》多有介绍, 27号墓的成果容另文介绍。本文仅对26号墓进行介绍。
在大中型墓葬中发现墓底多有朱砂,加之此时试掘的车马坑内已有青铜车器出土,据车器的形制和纹饰判断,梁带村墓地的年代当为两周时期
韩城市位于关中平原的东北部,东临黄河。绝佳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存环境使其自古以来便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居处。据《韩城文物志》记载,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开始,周初武王封子于韩城建韩侯国;周平王封秦仲少子康在此建梁伯国;战国时魏长城尤在,秦设立夏阳县。以上的悠久历史为韩城境内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使其成为全国县级城市中的佼佼者。
墓地所在的梁带村位于韩城市市区东北7公里黄河西岸的高台上,地势平坦,村内保存有较好的明清时期的城墙。2004年8月,韩城市文物旅游局在村北的冲沟内发现有古墓葬。2005年4月,经过小范围的勘探,即发现了大量的两周墓葬和车马坑。尤为重要的是发现带墓道的大墓4座,墓向均为南北向,由西向东排列依次为19号墓、26号墓、27号墓、28号墓,其中前三者为“甲”字形大墓,后者为“中”字形大墓。在大中型墓葬中发现墓底多有朱砂,加之此时试掘的车马坑内已有青铜车器出土,据车器的形制和纹饰判断,梁带村墓地的年代当为两周时期。
其时盗墓非常猖獗,尽快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通过勘探得知,19号墓、27号墓很有可能未被盗掘,因此首先选定这两座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0月底,19号墓发掘已近尾声,在椁室四壁发现大量用于装饰的串饰以及玉器和铜礼器等,尤其是刻有 “芮公(太子)” 的4件铭文铜鬲,使我们对墓地的年代、性质和国别有了新的认识。同时27号墓也清理出保存完好的椁顶板。上述两座墓葬未被盗掘的情形,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位于这两座墓中间的26号墓极有可能保存完整,并且从平面位置看,三座墓葬亦有可能为一组国君与夫人的同茔异穴合葬墓。
26号墓平面形状为“甲”字形。墓室为竖穴土坑,墓口长7.1米,宽5.65米;墓底长5.5米,宽4.45米;墓底距表深12.1米。墓室南部连一条斜坡墓道,墓道长度为26米,口宽3.8米。墓道和墓室均有收分,呈口大底小状。墓室与墓道均为五花填土,其堆积层次基本相同,且经夯打。
葬具为一椁两棺。椁室长5.33米,宽3.65米,高2.42米。外棺长2.8米,宽1.7米。内棺长2.4米,宽0.9米。内外棺顶板上保留有朱色漆皮,漆面上绘有纹样,但已模糊不清。
墓主躯干及身旁大批精美的玉器和出土位置准确、组合清楚的组玉佩饰引人注目,是该墓发掘的最大收获
26号墓随葬器物及装饰物十分丰富,分布于三处区域:
一、椁室侧板和档板悬挂大量串饰,从其摆放状况看应是作为椁室的装饰。具体组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青铜鱼、陶珠、玛瑙珠和海贝组成;另一种是由青铜鱼、料珠、玛瑙珠和海贝组成。串饰大多已散乱于棺椁之间,其具体组合不清。
二、青铜礼器、弄器置于棺椁之间,个别礼器断裂为数块,应是椁室坍塌的结果。椁室西南角放置铜礼器23件,计有鼎5、簋4、壶2、甗1、鬲5、盉1、盘1、簠2、盆2。铜器制作十分精美,最能反映我国春秋早期的冶金水平。尤为重要的是该墓随葬的五鼎四簋,当是表示墓主生前身份的最好例证,且均铸有铭文“中(仲)姜作为桓公尊簋”。6件“弄器”出土于椁室东部,其中双立耳小铜鍑(图6)的器形带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而典型的龙纹则是中原文化中常见的纹饰,从而反映了当时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传播与融合,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棺内墓主躯干及身旁大批精美的玉器和出土位置准确、组合清楚的组玉佩饰引人注目(图7),是该墓发掘的最大收获。如内棺东北角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西北角的煤精串饰;头骨及面部的玉玦、玉覆面等部分冥目器;墓主胸前佩带一组七璜联珠组佩和一套组合冗杂的梯形牌组佩饰,从颈部一直延续到膝盖处,周围还伴有玉凤鸟、玉蚕等玉佩;腰腹左侧随葬有刻文“小臣系□”的玉瑗,右侧放置正反面均饰龙形纹饰的圆璧,牙璧处置有玉匕首、玉立人,被玉瑗叠压有玉羽人;左右手腕部佩带玉镯及腕饰组佩,手中有玉握组佩;足部有镂空玉牌饰、兽头饰。尤其是在骨架右股骨外侧至腹部外侧散置的大量碎玉,其中有被改制后的残玉料、玉器半成品及残损的小玉器。这些随葬玉器不仅反映了墓主的身份等级和生前的奢靡生活,更重要的是有些玉器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玉器琢制工艺,其中又以七璜联珠最具代表性,这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
铜器铭文“仲姜”最有可能就是“芮姜”,如推测不误的话,26号墓的墓主则是一代芮公夫人——芮姜
26号墓的科学发掘,使我们获得了大批珍贵的遗物,尤以玉器最为显著。从上面选取的少量标本即可看到,随葬玉器年代跨度大,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商代的刻字玉瑗、西周的羽人、春秋的玉贝。不同时代的玉器共集一墓,为研究上古时期玉器的雕琢工艺及流传收藏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26号墓所出土的玉器大多为佩玉,礼玉较少,也未见兵器。以考古学界对两周大中型墓葬中,随葬有兵器的多为男性,反之则为女性之常规推论,26号墓墓主为女性。更为重要的是,26号墓随葬五鼎四簋,其东侧带有两条墓道的27号墓随葬七鼎六簋。从晋侯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四座晋侯墓均随葬五鼎四簋,而其夫人墓则均随葬三鼎二(或四)簋;三门峡虢国墓地的的虢季墓与夫人梁姬墓分别随葬七鼎六簋和五鼎四簋来看,显然是夫人比国君“礼降一级”。所以从以上翔实的材料中证实,梁带村27号墓与26号墓亦为国君与夫人的异穴合葬墓。而铜器上铸有“仲姜”等铭文,又为我们探讨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据《左传·桓公三年》记载,“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故逐之,出居魏”,由此可知,芮姜通婚。《史记·秦本记》索隐载:“芮,姬姓国。……芮国在冯翊临晋。”上述铜器铭文“仲姜”则最有可能就是“芮姜”,如推测不误的话,26号墓的墓主则是一代芮公(27号墓之墓主)的夫人——芮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