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值“文革”开始。我的物理老师是个摘帽右派，难逃被冲击批斗的厄运。我奉“文革”小组之命监视他，没想到后来我们竟成了朋友。我发现他有一只匣式旧相机，眼睛一下子亮了。我请求他教我摄影。不多久我就学会了侍弄相机，逐渐懂得了一些光影知识。
　　1967年“大串联”时，我和同学来到上海，犹如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见到什么东西都觉得稀奇。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在大上海留个影，好送给没有来过大上海的朋友们。我知道我在上海工作的三姑父有一架海鸥203型相机，借用一下想来不会有问题吧！
　　“小青年是不好白相（上海方言，意为“玩”）照相机的。”姑父沉着脸对我这样说。这句话就像用刀刻在我的心上一样，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却。哪里是小青年不能玩相机，上海人压根儿就看不起外地人，尤其是乡下人，即使亲戚也如此。大上海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别了，大上海；别了，黄浦江！没有借到相机的我无心再在上海逗留，在回程的轮船上，想到乡下人无权享用稍微贵重一点的东西，不由自主地掉下了眼泪。
　　1969年，我从小镇插队到生产队劳动。五保户张志文是我的“再教育”老师，在生活上，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在劳动中，他手把手地教我做农活。在我精神颓唐时，他开导我：“小王啊，想开点，你是高中生，会有用武之地的！”天有不测风云，这位善良热忱的老贫农后来得了肝癌。病危时，他似乎有许多话要同我讲，但又无从说起。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老半天才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糊涂，以前没照过相，要是有一张相片留给你该多好啊！”
　　“我会照相，我一定给你照相！”我对他说。然而我跑遍全大队32个生产队也没有借到相机。虽说启东当时是粮棉双高产的富饶地区，但是照相机还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要是有一张相片留给你该多好啊！”我永远忘不了老张叔临终时反复讲的这句话，永远忘不了他那无限遗憾的表情。从此购置照相机的强烈欲望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1972年，我的表叔发了一张海鸥4B型相机的购物券（那时这类相机是计划供应的）。我好说歹说，终于把购物券要了过来，然后急赴上海购相机。那时我是全队挣钱最多的一个，但一年的收入也不过146元。我用发抖的手抽出12张10元纸币买了心爱的海鸥4B，又买了5卷120胶卷和处理相纸、药水，这就耗尽了我一年的血汗钱。
　　回到生产队，全队男女老少乐开了花：合家欢、满月照、妯娌合影、弟兄合影……一下子拍了不少照片。虽然拍的照片不甚理想，画面歪歪斜斜，色调深深浅浅……但乡下人似乎不计较这些，依然欢天喜地。
　　这台海鸥4B，使我的人际关系大为改观：大队支书给父亲祝寿请到了我，大队会计的小孩办周岁酒邀我前往；这台海鸥4B，还使我在短短的半年中由一个无名小知青，变成了生产队学“毛选”辅导员，后来还进了公社中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7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南通师专。师专毕业后，我又回母校工作，海鸥4B仍伴随着我，我用这架相机指导学生学摄影。随着彩照的普及，120相机逐步退役，我新购了一台海鸥DF-2ETM型照相机。“新武器”购回那天，正值下雨，一位女教师撑着伞背着一个孩子、身旁还有两个孩子偎依着她，教室里的几个小朋友见到后，奔抢着为他们送伞。我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个瞬间。这张取名为《雨》的照片，送到市里参赛，获得了教师艺术节摄影作品特等奖。
　　十多年来，我用海鸥相机为师生们拍摄了近万张照片，记录了我们色彩斑斓的校园生活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