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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树典型
1964年3月，毛泽东南下考察到了山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汇报工作时，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昔阳县大寨人三战狼窝掌、艰苦奋斗的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就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12月，三届全国人大开幕，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在他举行的家宴中，特别邀请了陈永贵。入席时，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声望日隆，备受关注。毛泽东寻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想法十分吻合的“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典型。周恩来概括大寨精神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走进中南海
1967年2月，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他是主席团成员，自然当上中央委员。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陈永贵在华北小组说：“我这个人文化低，连个记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也不多，我可实在不称职。”他不能动笔，连短短的两行批示都要让秘书或他人代笔。然而，陈永贵能说会道，能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讲话时能收到会场鸦雀无声的效果。
在酝酿名单时，有位中央领导介绍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
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后来，陈永贵在昔阳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也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同张春桥斗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他讲话之后，陈永贵站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拚命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漠地瞥了他一眼，显然认为他这是在出风头。
后来在一次讨论人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陈永贵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张春桥马上攻击：“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
陈永贵瞪着张春桥斥问道：“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仍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陈永贵站起来说道：“党的会议不许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则上书毛泽东，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
毛泽东接到许世友的信后，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
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随后，中央要他搬进了钓鱼台3号楼。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1/3的时间在昔阳抓点，1/3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1/3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不几天，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毛泽东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这叫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你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1975年8月，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里，这时，他的老婆和儿子仍然在大寨挣工分。山西省曾背着他将全家户口迁往北京，他得知后拍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回。他连自己的城市户口也不要，所以没有口粮供应，他的生活来源就是靠大寨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换成全国粮票。陈永贵也不拿国家工资，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按每天劳动分值1元五角计算交给他。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去墨西哥访问时，提出不带服务员和管理员，由警卫员统管。驻墨西哥的大使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陈永贵知道后厉声道：“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不行！”他视察贵州、云南，离开时发现带有酒和烟，便对随行人员发火，命令他们按市场价付款寄去。
走下政坛
陈永贵在昔阳抓点过程中，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竭力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会上，一些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则力主朝此目标前进。由于意见无法统一，《建议》被暂时搁置。
陈永贵上北京从政以来，前后回昔阳共达20次之多。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成了资本主义。
经过长期折腾，人们对“政治挂帅”的大寨模式已十分厌恶。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安徽也公开提出不学大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否定了所谓的“穷过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的辞职请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陈永贵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之后，中央批转了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人们开始冷静而理智地看待陈永贵。后来召开党的十二大，由于陈永贵没有当上代表，他原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也就自然消失。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逝世。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顶。3月29日，在新华社发布的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中有这样的话：“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党对陈永贵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1964年3月，毛泽东南下考察到了山西，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汇报工作时，大谈陈永贵如何领导昔阳县大寨人三战狼窝掌、艰苦奋斗的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农业学大寨。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就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6月，谈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又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12月，三届全国人大开幕，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在他举行的家宴中，特别邀请了陈永贵。入席时，毛泽东拉着陈永贵坐在身旁，笑着说：“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永贵声望日隆，备受关注。毛泽东寻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想法十分吻合的“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典型。周恩来概括大寨精神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走进中南海
1967年2月，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又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开始了他的从政岁月。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他是主席团成员，自然当上中央委员。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陈永贵在华北小组说：“我这个人文化低，连个记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也不多，我可实在不称职。”他不能动笔，连短短的两行批示都要让秘书或他人代笔。然而，陈永贵能说会道，能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讲话时能收到会场鸦雀无声的效果。
在酝酿名单时，有位中央领导介绍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在他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
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一阵掌声就算通过了。后来，陈永贵在昔阳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也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同张春桥斗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抱病参加国庆25周年招待会，他讲话之后，陈永贵站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拚命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漠地瞥了他一眼，显然认为他这是在出风头。
后来在一次讨论人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陈永贵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张春桥马上攻击：“有的人说别人搞小动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连拍手都爱出风头。”
陈永贵瞪着张春桥斥问道：“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仍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陈永贵站起来说道：“党的会议不许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那个权威。”
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许世友则上书毛泽东，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
毛泽东接到许世友的信后，于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
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第七。随后，中央要他搬进了钓鱼台3号楼。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1/3的时间在昔阳抓点，1/3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1/3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不几天，在政治局委员会议上，毛泽东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这叫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你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了，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1975年8月，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个胡同小院里，这时，他的老婆和儿子仍然在大寨挣工分。山西省曾背着他将全家户口迁往北京，他得知后拍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回。他连自己的城市户口也不要，所以没有口粮供应，他的生活来源就是靠大寨将每年分给他的口粮换成全国粮票。陈永贵也不拿国家工资，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按每天劳动分值1元五角计算交给他。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去墨西哥访问时，提出不带服务员和管理员，由警卫员统管。驻墨西哥的大使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陈永贵知道后厉声道：“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不行！”他视察贵州、云南，离开时发现带有酒和烟，便对随行人员发火，命令他们按市场价付款寄去。
走下政坛
陈永贵在昔阳抓点过程中，向毛泽东写了一份《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竭力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会上，一些省委书记坚决反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而陈永贵则力主朝此目标前进。由于意见无法统一，《建议》被暂时搁置。
陈永贵上北京从政以来，前后回昔阳共达20次之多。他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出一猪一鸡一兔规定的副业，都成了资本主义。
经过长期折腾，人们对“政治挂帅”的大寨模式已十分厌恶。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安徽也公开提出不学大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否定了所谓的“穷过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的辞职请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陈永贵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之后，中央批转了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人们开始冷静而理智地看待陈永贵。后来召开党的十二大，由于陈永贵没有当上代表，他原来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也就自然消失。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逝世。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寨虎头山顶。3月29日，在新华社发布的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中有这样的话：“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党对陈永贵一生的盖棺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