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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时常会跟着西洋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没有信仰。事实上，这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周易》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拨开宗教信仰形式的外表，透视其实质与功能，我们就会发现，家庭就是中国人的教堂。这个论断出自国史大家钱穆先生。
钱先生1944年在《孔子与心教》一文中如是说：
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每依靠上帝，中国人则凭诸良心。西方人以上帝意旨为出发点，中国人则以人类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必须有教堂，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中国人乃以家庭培养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故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并不以家庭教人自私自利，中国人实求以家庭教人大公无我。孔子认为培养良心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教人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再由孝弟扩充，由我之心而通人类之大群心，去其隔膜封蔽，而达于至公大通之谓圣。
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这背后，显示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正是这种独特的生命观，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生生不息，可大可久。
这种独特性，正因为国人长期浸润其间，所以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旁观者清，借用其他类型的文化慧眼，就可以一目了然。
罗素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他20世纪20年代曾经来华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观察：
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这与中华民族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这就必须放到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恩师楼宇烈先生对此有深刻的阐发，他说：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和佛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佛教不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但在生命是轮回的这方面却与婆罗门教一致。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儒家的生命观。儒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个观念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关注了这个问题。印度和中国都是两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腾飞了，印度却还没有。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文化世家的两种典型
史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唐以前是贵族社会，宋以后转化为平民社会。
在贵族社会中，世家大族对文化的传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大家族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曹魏时代的王弼，24岁就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是绕不过去的，因为《道德经》的注解他是最权威的注家，唐代确定的《五经正义》、清代确定的《十三经注疏》《周易》的注都是他作的。
王弼是怎么产生的呢？经过汉代到魏晋百年以上的传承和积累，爆发性地产生了王弼这样一个天才性的人物。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弼的族祖父王粲。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学出众，少年成名。14岁至长安受到当时最有名的大学者蔡邕的礼遇，蔡邕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弼的父亲王业所有。这为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宋以前的书籍是非常珍贵难得的。
王弼是正始年间的名士，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羲之及其后代的书法有着十足的分量。《兰亭集序》自不必多言，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帖”的传世名作，全部出自王羲之一家。实际上，在王羲之取得盛誉之前，作为当时显赫家族之一的琅琊王氏家族，其大部分成员在书法上都有较高的造诣。王羲之正是在继承家族书法所学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与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都工于书法。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仍为书法名家。王氏家族也成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世家。 贵族型的文化世家，我们举了魏晋的两位，平民型的文化世家，我们举一个清末的例子。
一百多年前，众多赴美华工中，有一个名为丁龙的中国人——他目不识丁，其忠厚朴实的言行却感染了美国精英，直接促成了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的设立，这是世界上首个一流大学中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
丁龙的事情是这样的。
美国有位独居的富翁，脾气暴躁，虐待仆人，雇佣来的仆人一个一个都被轰走，连老实巴交的丁龙也是如此。
不久，富翁家里失火，因为平日人缘太差，此时无人前来帮助，正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刻，丁龙不请自到，助富翁救火。
富翁后来问丁龙，我过去待你不好，将你撵走，今日你为何还要来帮我？
丁龙回答，毕竟我们主仆一场，孔夫子教导过我们，为人要忠厚。
富翁一听，大惊，以为丁龙是落魄他乡的读书人：“我不知道你还是读过书的，竟然知道古代圣人的教导。”
丁龙答道：“我们家世代为农，都不识字。孔圣人的话乃历代口耳相传，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
富翁说：“你虽然不识字，你父亲却是一学者。”
丁龙再答：“我父亲也不读书，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我祖父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了。”
从此以后，丁龙和富翁成为朋友。
有一天，丁龙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就跟富翁说：“我在美国只身一人，钱财也别无所用，愿意归还给主人，而且这些钱本来就是你的。”
富翁听后，深受触动。他在琢磨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中国社会是怎样培养出这样的人的？一个不识字的农人，竟有如此高尚的品德，那么孔夫子的道理，一定更高明更丰富了。丁龙死后，富翁将丁龙留下的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巨款，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特设“丁龙讲座”，专供研习中国文化之用。
丁龙的兴学之心感动了慈禧太后，她捐献了5000册善本图书给该系，李鸿章和当时的驻美官员伍廷芳也各有捐赠。
这个普通的华工，是大字不识的一个“文盲”，但在美国精英眼中，他却是一个“出身寒微而生性高贵”的人，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评价不可谓不高。
这个普通的华工，在国家风雨飘摇、被世人轻鄙之际，以其忠厚之行为祖国争得了莫大的荣光，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家风的力量。
德行是天地间最大的美、最大的善、最大的正能量。家风是流动的身教，身教是家风的绵延；德行也是天地间最强大的传播力，所谓“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德行可以穿透时空，而家庭则是恒久的稳压器。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做人
百年来的欧风美雨，让中国逐渐丧失了文化主体性。近年来教育界提倡与世界教育接轨，实际上就开始进入一个误区：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头进行的，学校是知识教育的场所，教会、教堂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集于一身的，而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之间，道德教育又是放在第一位的。
南宋大儒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也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教育中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8岁到15岁的小学教育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个阶段的教育，注重的主要是行为规范的养成；15岁以后的大学教育，“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重研究道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要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现在的学校，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纯粹知识传播的场所，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应试教育很突出，道德的教育，却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
家庭就是中国人的教堂。西方的道德教育主要靠教堂，中国的道德教育主要靠家庭，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家庭教育不主动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责任，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严重不完整的。
楼宇烈指出：
普通中国人家里都会在堂屋悬挂“天地君亲师”的牌匾。儒家特别强调“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先祖者，类之本也”，祖先是我们族类的本原；“君师者，治之本也”，通过君和师的教育让我们懂得怎么来自己管理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礼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本，让我们要感恩，天地祖先生育了我们，国家和老师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能忘掉这个本。
报本反始，感恩敬畏，尊师重道，对双亲要孝，对兄长要悌，对国家要忠，这就是家庭这所教堂的宗教信仰。
罗素对中国文化有难得的温情与敬意，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毕竟有限。他虽然发现了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一，但他却认为这种独特性是负面的，他说：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解释说：
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
事实上，孝道正是由私及公的一个主要桥梁。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扩，是仁爱精神的自然流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道是仁爱精神的根本，正因为有了与父母兄弟最亲近的信任与热爱，往外推己及人就格外有力。反之，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兄弟都不爱，要去爱他人、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一个悖论，《孝经》所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违背情理的。
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仅是对同类，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这是一种超越主观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仁爱，而这种仁爱的培育，必须立足于家庭。为了保全最心爱的家人，仁人志士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临终前所作的《与妻书》就是榜样：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亲范学堂设立的必要性
湖南娄底的当代私塾先生贺益德在其《家学兴国运旺》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由教育行政机关、校长和老师们做主，父母就一落千丈到什么发言权都没有了。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长年累月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就渐渐退化成了只负责孩子们学费和生活费的“慈善机构”，退化成了全然没有教育意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身教全无；束书不观，自甘浅陋，言教全无。他们把孩子们的成长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学校，只在期末看看孩子的成绩单，分数好，就笑一笑、夸几句，奖励几张钞票或几件玩具；分数差，就打一顿、骂几天，如此而已。
这几年我们很多父母才开始觉醒，发现孩子的教育不能完全靠学校，原来家庭教育也很重要。父母必须承担起教养子女的责任来。这一点，《三字经》上早就明确指出，养不教，父之过。
没有自觉的父母，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子女，家庭教育就无从谈起。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文末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孔夫子所谓“父父子子”，一方面是说，父母要像父母的样子，子女要像子女的样子，另一方面，父母应当先要尽到父母的责任，子女才能在父母的教养下成为好的子女。对于家风失范已久的中国人而言，重建家庭、重建家庭教育，实乃文化传承之重要法门。“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作为父母或准父母的人加紧自修，做好准备，实乃当务之急！
宋代名臣、诗人吕本中讲：“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去做，如何得会好？“风俗就是大家习惯的合力，我们每个人都影响着风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己之身就是风俗。我们每个人都是父祖辈的果，更是子孙们的因。
孟子有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创业”难，“垂统”更难，但再难，我们也得迎难而上。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记者。清华大学学生教育扶贫工艺协会校友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行国学社学术导师。）
钱先生1944年在《孔子与心教》一文中如是说：
西方的宗教为上帝教，中国的宗教则为“人心教”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每依靠上帝，中国人则凭诸良心。西方人以上帝意旨为出发点，中国人则以人类良心为出发点。西方人必须有教堂，教堂为训练人心与上帝接触相通之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须有一训练人心使其与大群接触相通之场所。此场所便是家庭。中国人乃以家庭培养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故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中国人并不以家庭教人自私自利，中国人实求以家庭教人大公无我。孔子认为培养良心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教人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再由孝弟扩充，由我之心而通人类之大群心，去其隔膜封蔽，而达于至公大通之谓圣。
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这背后，显示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正是这种独特的生命观，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生生不息，可大可久。
这种独特性，正因为国人长期浸润其间，所以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旁观者清，借用其他类型的文化慧眼，就可以一目了然。
罗素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他20世纪20年代曾经来华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名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观察：
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
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这与中华民族对孝道和家庭的重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命观是什么呢？这就必须放到国际视野中进行比较。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恩师楼宇烈先生对此有深刻的阐发，他说：
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社会有三种生命观比较具有代表性。
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两希文明生命观，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赋予灵魂，而灵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生命的个体性很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另一种是以婆罗门教和佛教为代表的生命观——印度文化生命观，是轮回的生命观。婆罗门教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而且生命是轮回的，一个生命阶段结束后会再有一段生命，这也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观。他们的生命意义更看重于我下一世如何，这一辈子的自己为下一辈子做准备。佛教不认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但在生命是轮回的这方面却与婆罗门教一致。
第三种有代表性的生命观是儒家的生命观。儒家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的生命观。它认为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创造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这是一个阴阳和合的自然现象。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是相互关联、前后相续的，个体生命只是整个生命链中的一段，个体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类的整体生命则会通过下一代接续下去。《礼记·祭义》中引曾子的话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意思是，子女的身体是父母身体的继续，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续。《周易》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俗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等等，如何为下一代、为后人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这种生命观的重要责任。
血浓于水，这是中华民族独特生命观观照下的平常道理。这个观念对于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是有直接影响的。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关注了这个问题。印度和中国都是两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腾飞了，印度却还没有。在中国腾飞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种力量异常强大，这就是华人华侨，他们归国投资，引进技术和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度的侨民不比中国的少，但是他们的故土意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背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观。这是文化软实力影响硬实力的一个典型例证。
文化世家的两种典型
史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唐以前是贵族社会，宋以后转化为平民社会。
在贵族社会中，世家大族对文化的传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大家族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曹魏时代的王弼，24岁就离开了人世，但他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是绕不过去的，因为《道德经》的注解他是最权威的注家，唐代确定的《五经正义》、清代确定的《十三经注疏》《周易》的注都是他作的。
王弼是怎么产生的呢？经过汉代到魏晋百年以上的传承和积累，爆发性地产生了王弼这样一个天才性的人物。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弼的族祖父王粲。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学出众，少年成名。14岁至长安受到当时最有名的大学者蔡邕的礼遇，蔡邕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弼的父亲王业所有。这为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宋以前的书籍是非常珍贵难得的。
王弼是正始年间的名士，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王羲之及其后代的书法有着十足的分量。《兰亭集序》自不必多言，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帖”的传世名作，全部出自王羲之一家。实际上，在王羲之取得盛誉之前，作为当时显赫家族之一的琅琊王氏家族，其大部分成员在书法上都有较高的造诣。王羲之正是在继承家族书法所学的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与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都工于书法。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仍为书法名家。王氏家族也成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世家。 贵族型的文化世家，我们举了魏晋的两位，平民型的文化世家，我们举一个清末的例子。
一百多年前，众多赴美华工中，有一个名为丁龙的中国人——他目不识丁，其忠厚朴实的言行却感染了美国精英，直接促成了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的设立，这是世界上首个一流大学中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
丁龙的事情是这样的。
美国有位独居的富翁，脾气暴躁，虐待仆人，雇佣来的仆人一个一个都被轰走，连老实巴交的丁龙也是如此。
不久，富翁家里失火，因为平日人缘太差，此时无人前来帮助，正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刻，丁龙不请自到，助富翁救火。
富翁后来问丁龙，我过去待你不好，将你撵走，今日你为何还要来帮我？
丁龙回答，毕竟我们主仆一场，孔夫子教导过我们，为人要忠厚。
富翁一听，大惊，以为丁龙是落魄他乡的读书人：“我不知道你还是读过书的，竟然知道古代圣人的教导。”
丁龙答道：“我们家世代为农，都不识字。孔圣人的话乃历代口耳相传，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
富翁说：“你虽然不识字，你父亲却是一学者。”
丁龙再答：“我父亲也不读书，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我祖父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了。”
从此以后，丁龙和富翁成为朋友。
有一天，丁龙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就跟富翁说：“我在美国只身一人，钱财也别无所用，愿意归还给主人，而且这些钱本来就是你的。”
富翁听后，深受触动。他在琢磨一个问题：中华文化是怎样的一种文化？中国社会是怎样培养出这样的人的？一个不识字的农人，竟有如此高尚的品德，那么孔夫子的道理，一定更高明更丰富了。丁龙死后，富翁将丁龙留下的钱，再加上自己的一笔巨款，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特设“丁龙讲座”，专供研习中国文化之用。
丁龙的兴学之心感动了慈禧太后，她捐献了5000册善本图书给该系，李鸿章和当时的驻美官员伍廷芳也各有捐赠。
这个普通的华工，是大字不识的一个“文盲”，但在美国精英眼中，他却是一个“出身寒微而生性高贵”的人，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评价不可谓不高。
这个普通的华工，在国家风雨飘摇、被世人轻鄙之际，以其忠厚之行为祖国争得了莫大的荣光，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家风的力量。
德行是天地间最大的美、最大的善、最大的正能量。家风是流动的身教，身教是家风的绵延；德行也是天地间最强大的传播力，所谓“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德行可以穿透时空，而家庭则是恒久的稳压器。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做人
百年来的欧风美雨，让中国逐渐丧失了文化主体性。近年来教育界提倡与世界教育接轨，实际上就开始进入一个误区：在西方的教育传统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头进行的，学校是知识教育的场所，教会、教堂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集于一身的，而在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之间，道德教育又是放在第一位的。
南宋大儒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也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教育中两个阶段的教学内容：8岁到15岁的小学教育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个阶段的教育，注重的主要是行为规范的养成；15岁以后的大学教育，“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重研究道理。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要培养人的道德品质。
现在的学校，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纯粹知识传播的场所，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应试教育很突出，道德的教育，却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
家庭就是中国人的教堂。西方的道德教育主要靠教堂，中国的道德教育主要靠家庭，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家庭教育不主动承担起道德教育的责任，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严重不完整的。
楼宇烈指出：
普通中国人家里都会在堂屋悬挂“天地君亲师”的牌匾。儒家特别强调“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先祖者，类之本也”，祖先是我们族类的本原；“君师者，治之本也”，通过君和师的教育让我们懂得怎么来自己管理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礼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本，让我们要感恩，天地祖先生育了我们，国家和老师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能忘掉这个本。
报本反始，感恩敬畏，尊师重道，对双亲要孝，对兄长要悌，对国家要忠，这就是家庭这所教堂的宗教信仰。
罗素对中国文化有难得的温情与敬意，但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毕竟有限。他虽然发现了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一，但他却认为这种独特性是负面的，他说：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地方就在于此。
他解释说：
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
事实上，孝道正是由私及公的一个主要桥梁。孟子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推扩，是仁爱精神的自然流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之道是仁爱精神的根本，正因为有了与父母兄弟最亲近的信任与热爱，往外推己及人就格外有力。反之，如果连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兄弟都不爱，要去爱他人、爱天地万物，这就是一个悖论，《孝经》所谓“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违背情理的。
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不仅仅是对同类，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这是一种超越主观主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仁爱，而这种仁爱的培育，必须立足于家庭。为了保全最心爱的家人，仁人志士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临终前所作的《与妻书》就是榜样：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亲范学堂设立的必要性
湖南娄底的当代私塾先生贺益德在其《家学兴国运旺》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由教育行政机关、校长和老师们做主，父母就一落千丈到什么发言权都没有了。孩子们的父母，因为长年累月被排斥在教学活动之外，就渐渐退化成了只负责孩子们学费和生活费的“慈善机构”，退化成了全然没有教育意识：吃喝玩乐，无所不为，身教全无；束书不观，自甘浅陋，言教全无。他们把孩子们的成长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学校，只在期末看看孩子的成绩单，分数好，就笑一笑、夸几句，奖励几张钞票或几件玩具；分数差，就打一顿、骂几天，如此而已。
这几年我们很多父母才开始觉醒，发现孩子的教育不能完全靠学校，原来家庭教育也很重要。父母必须承担起教养子女的责任来。这一点，《三字经》上早就明确指出，养不教，父之过。
没有自觉的父母，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子女，家庭教育就无从谈起。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文末有这样一段话耐人寻味：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孔夫子所谓“父父子子”，一方面是说，父母要像父母的样子，子女要像子女的样子，另一方面，父母应当先要尽到父母的责任，子女才能在父母的教养下成为好的子女。对于家风失范已久的中国人而言，重建家庭、重建家庭教育，实乃文化传承之重要法门。“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作为父母或准父母的人加紧自修，做好准备，实乃当务之急！
宋代名臣、诗人吕本中讲：“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去做，如何得会好？“风俗就是大家习惯的合力，我们每个人都影响着风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己之身就是风俗。我们每个人都是父祖辈的果，更是子孙们的因。
孟子有云：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创业”难，“垂统”更难，但再难，我们也得迎难而上。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记者。清华大学学生教育扶贫工艺协会校友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知行国学社学术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