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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重庆共青团自2015年11月拉开新一轮改革大幕以来，在推动团领导机关“扁平化”、实行团干部“专挂兼”相结合、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夯实基层工作基础、建构契合青年特点的“互联网+共青团”运行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既有共同的特点，也有基于具体市情的新亮点。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共青团改革应坚持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有机统一并突出群众性，实现重心下沉，服务基层，重视资源整合及其优化配置，以期使其沿着健康、有效的方向持续发展。
[关键词]群团 共青团 改革
201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1]。11月20日，中共上海、重庆市委分别召开群团工作会议部署群团改革工作。由此，上海、重庆共青团正式拉开了改革帷幕，并通过媒体主动发布改革方案主要内容。系统梳理，比较分析这两个地方共青团的改革经验，对于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上海、重庆共青团改革的共同特点
（一）推动团领导机关“扁平化”
组织“扁平化”往往被认为是简化治理结构、缩减科层组织层级、加快决策进程、架设沟通路径、实施有效赋权的一种手段和机制[2]。多年来，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呈现上宽下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基层工作力量非常孱弱，这种组织结构体系已成为群团工作的巨大掣肘，是导致其“行政化”、“机关化”的重要症结。因此，上海、重庆共青团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推动团领导机关“扁平化”的做法进行“破题”。上海团市委部门内设机构从原来的13个调整为9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与网络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学校工作部、社会工作部、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少先队工作部、合作交流部。同时，设立了若干重点工作项目组作为内部机动团队，重点解决党政关切、青年所需、共青团所能的工作领域。重庆团市委机关内设部室由原来的11个整合为7个，撤销了原设置的研究室、城市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学校部、少年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事业发展部7个部室，在保留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联络部的基础上，新设立了青少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高校工作部、中学与少先队工作部3个部门。机构改革的核心取向是基于职能设机构，而不能颠倒为根据部门定职能，否则会出现“有事没人做”或“有人没事做”的尴尬境遇。通过精简、整合为机关服务的内设机构，优化了促进青年创新创业、联系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等社会化功能定位，使共青团与青年更紧密的“在一起”。
（二）实行团干部“专挂兼”相结合
探索建立“有专有兼、有转有留、有进有出”的团干部管理机制，希冀突破年龄、学历、身份、职级等壁垒，以助推团干部队伍形成“一池活水”[3]。上海、重庆共青团均要求团市委，团区、县委书记班子中专职成员不超过一半，挂职、兼职领导班子成员不对应行政级别，不设年龄门槛，关系不转，职级不变，由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主要特點在于突出基层、群众导向，从乡镇、企业、学校、青年社会组织等基层一线、新兴领域群众代表中选拔，既有经济开发园区优秀干部，也有民营企业家，既有高校学工干部，也有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这些举措的核心在于突破体制界限，在更宽领域、更广视域吸纳有志从事青年事务的人才。
（三）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
上海、重庆大幅度提高基层一线代表在共青团各级代表大会、全委会、常委会中的比例，切实提升团各级委员会和团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上海明确团市委常委会委员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30%，全委会委员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50%，团代表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80%。上海团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召开后，团市委常委、委员中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分别达到了42.1%、58.5%。共青团重庆市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团市委常委、委员中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分别达到了24%、41%。
（四）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
直接联系青年是共青团的天职。上海要求市区两级团委领导机关普遍建立基层联系点制度，每年不少于1/3的机关专职团干部担任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基层团组织的团建联络员，到基层联系服务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1/3，直接联系服务至少100名普通青年。重庆要求每名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县级（含）以上团领导机关兼职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100名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团员青年数量较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的兼职团干部直接联系一定数量本单位、本领域的基层一线团员青年；其他兼职团干部应直接联系不少于10名团员。
（五）建立基层工作队伍，夯实基层工作基础
基层组织是共青团工作的“毛细血管”、“神经末梢”。上海要求街道乡镇团（工）委书记按正科实职专职配备，并建立“团干部+社工+志愿者”的基层工作队伍。重庆明确乡镇（街道）和开发区（工业园区）调整设立群团工作岗位，在现有编制和人员中至少调剂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综合履行群团工作职责。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兼职、挂职、购买社工服务等多种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基层群团工作[4]。
（六）建构契合青年特点的“互联网+共青团”运行机制
目前，全国青年网民约有2.3亿，占全部网民的45.1%。回避网络就等于回避青年。互联网是共青团开展工作的新空间、新场域。上海、重庆着力构建“互联网+共青团”运行机制，努力实现各级“团组织在网上有门户、有平台、有声音、有活动，团员在网上有户口、有联系、有态度、有表现”[5]。
以往，网上共青团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一方面，多头管理、重复监管、职责不清；另一方面，各类团属微博、微信号量大面广，相互形成竞争，在青年中知晓度低。上海共青团从“张开五指”向“握紧一拳”转变整合资源，建立“网上共青团项目组”专门负责网上共青团工作，将隶属于团市委的47个微信公眾号合并为4个，实现品牌资源集约化运作。同时，组建22.5万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5.2万人青年网络宣传员队伍和500人青年网络评论员核心队伍在网上亮旗发声，邀请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自媒体、党政新媒体平台、网络大V与共青团“网军”力量同频共振、共同发声，把网络平台建设作为回归本原功能的重要依托[6]。
[关键词]群团 共青团 改革
201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总工会、上海市、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1]。11月20日，中共上海、重庆市委分别召开群团工作会议部署群团改革工作。由此，上海、重庆共青团正式拉开了改革帷幕，并通过媒体主动发布改革方案主要内容。系统梳理，比较分析这两个地方共青团的改革经验，对于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上海、重庆共青团改革的共同特点
（一）推动团领导机关“扁平化”
组织“扁平化”往往被认为是简化治理结构、缩减科层组织层级、加快决策进程、架设沟通路径、实施有效赋权的一种手段和机制[2]。多年来，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呈现上宽下窄、“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组织结构，基层工作力量非常孱弱，这种组织结构体系已成为群团工作的巨大掣肘，是导致其“行政化”、“机关化”的重要症结。因此，上海、重庆共青团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采取推动团领导机关“扁平化”的做法进行“破题”。上海团市委部门内设机构从原来的13个调整为9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与网络工作部、基层工作部、学校工作部、社会工作部、团结联络部（青联秘书处）、少先队工作部、合作交流部。同时，设立了若干重点工作项目组作为内部机动团队，重点解决党政关切、青年所需、共青团所能的工作领域。重庆团市委机关内设部室由原来的11个整合为7个，撤销了原设置的研究室、城市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学校部、少年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事业发展部7个部室，在保留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联络部的基础上，新设立了青少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高校工作部、中学与少先队工作部3个部门。机构改革的核心取向是基于职能设机构，而不能颠倒为根据部门定职能，否则会出现“有事没人做”或“有人没事做”的尴尬境遇。通过精简、整合为机关服务的内设机构，优化了促进青年创新创业、联系服务引导青年社会组织等社会化功能定位，使共青团与青年更紧密的“在一起”。
（二）实行团干部“专挂兼”相结合
探索建立“有专有兼、有转有留、有进有出”的团干部管理机制，希冀突破年龄、学历、身份、职级等壁垒，以助推团干部队伍形成“一池活水”[3]。上海、重庆共青团均要求团市委，团区、县委书记班子中专职成员不超过一半，挂职、兼职领导班子成员不对应行政级别，不设年龄门槛，关系不转，职级不变，由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主要特點在于突出基层、群众导向，从乡镇、企业、学校、青年社会组织等基层一线、新兴领域群众代表中选拔，既有经济开发园区优秀干部，也有民营企业家，既有高校学工干部，也有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这些举措的核心在于突破体制界限，在更宽领域、更广视域吸纳有志从事青年事务的人才。
（三）提高基层一线代表比例
上海、重庆大幅度提高基层一线代表在共青团各级代表大会、全委会、常委会中的比例，切实提升团各级委员会和团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上海明确团市委常委会委员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30%，全委会委员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50%，团代表中基层一线团干部和团员比例不少于80%。上海团市委十四届七次全会召开后，团市委常委、委员中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分别达到了42.1%、58.5%。共青团重庆市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团市委常委、委员中基层一线人员比例分别达到了24%、41%。
（四）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
直接联系青年是共青团的天职。上海要求市区两级团委领导机关普遍建立基层联系点制度，每年不少于1/3的机关专职团干部担任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基层团组织的团建联络员，到基层联系服务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1/3，直接联系服务至少100名普通青年。重庆要求每名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县级（含）以上团领导机关兼职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100名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团员青年数量较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的兼职团干部直接联系一定数量本单位、本领域的基层一线团员青年；其他兼职团干部应直接联系不少于10名团员。
（五）建立基层工作队伍，夯实基层工作基础
基层组织是共青团工作的“毛细血管”、“神经末梢”。上海要求街道乡镇团（工）委书记按正科实职专职配备，并建立“团干部+社工+志愿者”的基层工作队伍。重庆明确乡镇（街道）和开发区（工业园区）调整设立群团工作岗位，在现有编制和人员中至少调剂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综合履行群团工作职责。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兼职、挂职、购买社工服务等多种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基层群团工作[4]。
（六）建构契合青年特点的“互联网+共青团”运行机制
目前，全国青年网民约有2.3亿，占全部网民的45.1%。回避网络就等于回避青年。互联网是共青团开展工作的新空间、新场域。上海、重庆着力构建“互联网+共青团”运行机制，努力实现各级“团组织在网上有门户、有平台、有声音、有活动，团员在网上有户口、有联系、有态度、有表现”[5]。
以往，网上共青团工作一定程度上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一方面，多头管理、重复监管、职责不清；另一方面，各类团属微博、微信号量大面广，相互形成竞争，在青年中知晓度低。上海共青团从“张开五指”向“握紧一拳”转变整合资源，建立“网上共青团项目组”专门负责网上共青团工作，将隶属于团市委的47个微信公眾号合并为4个，实现品牌资源集约化运作。同时，组建22.5万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5.2万人青年网络宣传员队伍和500人青年网络评论员核心队伍在网上亮旗发声，邀请一批有影响力的青年社会组织、自媒体、党政新媒体平台、网络大V与共青团“网军”力量同频共振、共同发声，把网络平台建设作为回归本原功能的重要依托[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