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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曜先生(公元1911年——2006年)是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他是云南人民的骄傲,更是大理白族人民的骄傲。
早年生平与革命工作
公元1911年10月11日,马曜先生出生在大理洱源县大果树村的一个白族家庭。马曜先生的父亲马秉升抗战期间曾担任永平、龙陵二县县长,为抵抗日本侵略做出了贡献。马秉升工于诗词,使马曜耳濡目染,更以“男儿立志须报国”的教诲,在年轻的马曜心中打下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
1927年秋,马曜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初级部就读。在进步思想的激励下,马曜1930年夏天从大理步行400多公里到昆明,考入云南省高级农业中学,同年又只身远赴南京,翌年考取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
当时的光华大学,有吕思勉、钱基博、徐志摩、潘光旦、王造时等名家执教。其中国学大师钱基博对马曜尤为器重,多方悉心指导,为马曜的学术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在爱国热情的推动和革命旗帜的感召下,马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33年,王明错误路线导致党组织遭到破坏,马曜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1939年10月,马曜到西南联大进修,师从陈寅恪学习历史,师从罗庸、刘文典学习古典文学。194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然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战胜利后,马曜先生与闻一多、楚图南等民主同盟负责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加了民盟。按照闻一多先生的建议,马曜与杨青田以本地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并于1945年冬当选。此后,马曜利用省参议会这个讲坛展开了合法斗争。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公开用议案控诉国民党当局屠杀教师学生的暴行,提出国民党中央“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人权”的提案,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随后又在省参议会内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反对内战、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以及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斗争。
1948年夏天,马曜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4年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下,马曜和杨青田、唐锡畴三人组成了统战工作小组,在地方上开展争取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这时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在省内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马曜写了《致何绍周的公开信》,直斥其非。此后他又在卢汉的暗中帮助下,揭露何贩卖鸦片和武器的恶行,迫使蒋介石将其调离云南,从侧面有力支援了卢汉的起义行动。
194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将马曜列入逮捕名单。9月,马曜离开昆明转战滇西,在“边纵”七支队和中共滇西北专员公署开展群众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同年底卢汉宣布起义,并委派马曜接管大理。不久马曜回到昆明工作。
云南民族研究的开创者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然而省内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具体情形如何,以往的政府却从未组织过翔实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将民族工作视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作为云南著名的少数民族学者,马曜先生在建国后被任命为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的成员。1950年,他受命组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秘书长。马曜先生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项重大的工程不可贪功冒进。他在晚年曾总结道:“民族调查研究一定要走在民族工作的前面”。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先生从事相关工作之初就坚持的理念。为此,马曜先生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1953年6月,马曜率领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研究。在30多天的实地考察结束后,马曜先生结合以往的民族研究经验,于同年7月份写成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崩龙等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崩龙后称德昂)。此后,他率领的工作组又在西山区调研40多天,写出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马曜先生向省政府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集中程度不高,阶级分化不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原始迷信造成的陈规陋习。因此,他建议在景颇聚居地区不搞土地改革,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落后的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提出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云南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切合当地民族社会实际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1959年,他出任中缅勘界办公室副主任,亲率勘察队,跋涉于2000余公里长的中缅边界线上,饥餐渴饮,日晒雨淋,在极艰苦、极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缅勘界工作。
马曜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与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长久以来由于受困于史料缺乏,史学界对于西周的社会面貌始终语焉不详。马曜先生从50年代开始,就对西双版纳三十几个土司共奉宣慰使的政治结构深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结构与西周封建制极为相似。1963年,马曜与缪鸾和合作发表了长达十万字的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经过深入挖掘之后,这项研究成果于1989年以34万字的著作面世。著名学者朱家桢认为,这本著作继承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方法,对解开西周“井田制”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后,以地下考古发现佐证书面文献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揭去了罩在历史上的一层面纱。而马先生的这部著作,则是从民族学研究旁证历史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为人所乐道的“三重证据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除亲笔著述之外,马曜先生还编著了不少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献。先生在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常务副主任编委期间,组织编写了《白族简史》、《彝族简史》等16种少数民族简史,17本各民族调查资料,6种民族语言志,约占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三分之一。他主持编写的《云南简史》和《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是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两部地方通史。前者于1984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这也是云南出版的社会科学读物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奖励。他主编的《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同样是云南民族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为一名白族出身的学者,马曜先生对于大理白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精深的阐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纪念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他写下《白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的论文,从古代洱海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白族的正式形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修筑以及白族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刻方面的成就,白族善于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沟通东南亚、南亚各国与祖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高度概括地总结了白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论大理文化》中,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并回答了“大理文明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2000年发表的《白族异源同流说》,则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于白族族源的深入思考,充分表现出了一位不断完善和超越自己,不断推陈出新的学问大家的风范,为后来的白族学者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云南民族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马曜又是一位民族教育家。云南民族学院是云南省唯一的一所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其建立和发展,都倾注了马曜先生毕生的心血。早在1950年,马曜就承担了筹建云南民族学院的重担,1951年云南民族学院成立后,他出任副教育长。1979年,马曜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职务。在政治严冬刚刚过去的艰难环境中,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不苟一格招贤纳士,在短短几年内便将民族学院从一所以培养和轮训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学校,转变成办学特色鲜明、学科专业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本科大学,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教育家,马曜先生深知各少数民族教育的落后和艰辛,因此,他对少数民族学生充满感情,总是尽力呵护每一名民族大学生成才,对学生也是百般关爱。1981年年底,一位少数民族同学接到家中发来的电报,说母亲患破伤风在医院急救,因当地缺抗破伤风的药而生命垂危。这位同学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买到了针水,却无法及时送回家乡。马曜先生知道后,立即派了一辆小汽车,连夜把药送到这位同学远在500公里以外的家乡医院,使他生命垂危的母亲及时得到救治。这件事被《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等报纸报道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马曜先生作为民族教育家的崇高风范。
诗人风范气如兰
马曜先生也是一位诗人。他“受化于先君,十四学为诗”,其建国前刊行的《花湖精舍诗初集》收录1927到1948年21年间的诗作,计261首,先后作于上海、庐山、福建、香港,大多写于云南。季羡林、罗庸、刘文典等名家称赞他的诗“品高学粹”,“造诣精湛,深入化境”,“缘情感物,芳烈动人”。马曜先生的诗,无论是感时伤世、赠友言志,还是叙飘泊生涯,写南天风光,都充满着爱国恋乡的深情。在外忧内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诗人的忧患危虑,奔走呐喊,处处折射出时代的闪光,令人心灵震颤。
1930年冬,马曜到上海求学,寻求救国真理,19岁的苍洱之子,仗剑远游,既有一腔沸腾的热血,也有上下求索之彷徨,《病榻口占》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成的。诗云:
海山一卧惊秋去,映眼溪光沐四围。斜日新投红叶瘦,繁霜初点菊心肥。
梦余口角衔悲在,肠断乡音系鸟飞。小案云回消逝影,垂杨雨雪足沾衣。
三十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边荒迷白骨,陋巷有寒衣”,深重的苦难现实,无时无处不叫马曜触目惊心。1936年,他在忧愤中呐喊:
大地不平山突兀,苍天有泪雨滂沱。欲将积愫浇江海,转觉波涛自此多。
1948年,当时有“民主堡垒”之誉的春城昆明,学潮迭起。7月15日,二千余军警逮捕大批罢课学生,制造了“7·15”事件。当日,他写成《七月十五日即事》,借以抒发他内心无比的愤懑:
正气真存不帝秦,刀光剑影警鸡晨。悬空万目睽睽处,知是田横五百人。
作为一位成长于茈碧湖边和洱海之滨的白族诗人,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都使马曜魂牵梦萦。在他的诗里,他深情地赞美家乡的一草一木,倾诉着对家乡、民族的炽热感情(选自《苍洱杂咏》)——
江上桃花照眼明,江头落日半轮倾。暂欢若问经年别,指点苍山雪一茎。(之一)
孤村俯海簇榆枌,螺壳蜗涎篆梦纹。阖户苍山生眼底,朝朝目断望夫云。(之八)
云乡纷拥赤城霞,十九峰头是处家。百二雄关收夕照,江山终古即天涯。(之十)
马曜先生的一生,从一个白族爱国青年到慷慨激昂的社会活动家,再到垂范后世的博学鸿儒,走过了辉煌而坎坷的道路。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云南学界领袖群伦”、“道德文章并重”的大家。在后辈学人和学生眼中,他始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和长者。
[作者简介]杨春宇:白族,1976年生于昆明,祖籍大理,200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左家琦
早年生平与革命工作
公元1911年10月11日,马曜先生出生在大理洱源县大果树村的一个白族家庭。马曜先生的父亲马秉升抗战期间曾担任永平、龙陵二县县长,为抵抗日本侵略做出了贡献。马秉升工于诗词,使马曜耳濡目染,更以“男儿立志须报国”的教诲,在年轻的马曜心中打下了爱国主义的深深烙印。
1927年秋,马曜考入大理省立第二师范初级部就读。在进步思想的激励下,马曜1930年夏天从大理步行400多公里到昆明,考入云南省高级农业中学,同年又只身远赴南京,翌年考取上海光华大学经济系。
当时的光华大学,有吕思勉、钱基博、徐志摩、潘光旦、王造时等名家执教。其中国学大师钱基博对马曜尤为器重,多方悉心指导,为马曜的学术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在爱国热情的推动和革命旗帜的感召下,马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33年,王明错误路线导致党组织遭到破坏,马曜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
1939年10月,马曜到西南联大进修,师从陈寅恪学习历史,师从罗庸、刘文典学习古典文学。194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然后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
抗战胜利后,马曜先生与闻一多、楚图南等民主同盟负责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参加了民盟。按照闻一多先生的建议,马曜与杨青田以本地教育界人士的身份竞选云南省参议会议员,并于1945年冬当选。此后,马曜利用省参议会这个讲坛展开了合法斗争。在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中,他公开用议案控诉国民党当局屠杀教师学生的暴行,提出国民党中央“驻滇军队不得直接拘捕人、任意检查人,以维人权”的提案,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随后又在省参议会内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反对内战、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以及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的斗争。
1948年夏天,马曜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4年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地下党云南省工委的指示下,马曜和杨青田、唐锡畴三人组成了统战工作小组,在地方上开展争取实力派、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这时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在省内疯狂镇压学生运动,马曜写了《致何绍周的公开信》,直斥其非。此后他又在卢汉的暗中帮助下,揭露何贩卖鸦片和武器的恶行,迫使蒋介石将其调离云南,从侧面有力支援了卢汉的起义行动。
194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将马曜列入逮捕名单。9月,马曜离开昆明转战滇西,在“边纵”七支队和中共滇西北专员公署开展群众和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同年底卢汉宣布起义,并委派马曜接管大理。不久马曜回到昆明工作。
云南民族研究的开创者
云南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份,然而省内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具体情形如何,以往的政府却从未组织过翔实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将民族工作视为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识别和调查工作。作为云南著名的少数民族学者,马曜先生在建国后被任命为省委民族工作五人小组的成员。1950年,他受命组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任副秘书长。马曜先生深知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作为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项重大的工程不可贪功冒进。他在晚年曾总结道:“民族调查研究一定要走在民族工作的前面”。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也是马先生从事相关工作之初就坚持的理念。为此,马曜先生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
1953年6月,马曜率领工作组到德宏地区潞西县遮放区西山景颇族聚居区调查研究。在30多天的实地考察结束后,马曜先生结合以往的民族研究经验,于同年7月份写成了《从遮放西山区的情况看景颇、崩龙等族地区的生产问题》的报告(崩龙后称德昂)。此后,他率领的工作组又在西山区调研40多天,写出了《关于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马曜先生向省政府提出,景颇族地区土地集中程度不高,阶级分化不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原始迷信造成的陈规陋习。因此,他建议在景颇聚居地区不搞土地改革,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通过互助合作,消灭原始落后的因素,并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逐步地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提出的“直接过渡”理论,在云南民族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切合当地民族社会实际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促进了云南民族社会的跨越式发展。1959年,他出任中缅勘界办公室副主任,亲率勘察队,跋涉于2000余公里长的中缅边界线上,饥餐渴饮,日晒雨淋,在极艰苦、极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中缅勘界工作。
马曜先生的学术代表作是与缪鸾和合著的《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长久以来由于受困于史料缺乏,史学界对于西周的社会面貌始终语焉不详。马曜先生从50年代开始,就对西双版纳三十几个土司共奉宣慰使的政治结构深感兴趣,他认为这种结构与西周封建制极为相似。1963年,马曜与缪鸾和合作发表了长达十万字的论文《从西双版纳看西周》,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经过深入挖掘之后,这项研究成果于1989年以34万字的著作面世。著名学者朱家桢认为,这本著作继承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方法,对解开西周“井田制”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自从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后,以地下考古发现佐证书面文献的研究方式为我们揭去了罩在历史上的一层面纱。而马先生的这部著作,则是从民族学研究旁证历史的一次大胆尝试,是为人所乐道的“三重证据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除亲笔著述之外,马曜先生还编著了不少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献。先生在任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常务副主任编委期间,组织编写了《白族简史》、《彝族简史》等16种少数民族简史,17本各民族调查资料,6种民族语言志,约占全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三分之一。他主持编写的《云南简史》和《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是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两部地方通史。前者于1984年荣获全国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这也是云南出版的社会科学读物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奖励。他主编的《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同样是云南民族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作为一名白族出身的学者,马曜先生对于大理白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精深的阐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为纪念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他写下《白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的论文,从古代洱海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白族的正式形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修筑以及白族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刻方面的成就,白族善于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沟通东南亚、南亚各国与祖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等方面,高度概括地总结了白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论大理文化》中,他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并回答了“大理文明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问题。2000年发表的《白族异源同流说》,则是一位耄耋老人对于白族族源的深入思考,充分表现出了一位不断完善和超越自己,不断推陈出新的学问大家的风范,为后来的白族学者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
云南民族高等教育的奠基人
马曜又是一位民族教育家。云南民族学院是云南省唯一的一所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其建立和发展,都倾注了马曜先生毕生的心血。早在1950年,马曜就承担了筹建云南民族学院的重担,1951年云南民族学院成立后,他出任副教育长。1979年,马曜担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职务。在政治严冬刚刚过去的艰难环境中,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不苟一格招贤纳士,在短短几年内便将民族学院从一所以培养和轮训少数民族干部为主的学校,转变成办学特色鲜明、学科专业比较齐全、初具规模的本科大学,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教育家,马曜先生深知各少数民族教育的落后和艰辛,因此,他对少数民族学生充满感情,总是尽力呵护每一名民族大学生成才,对学生也是百般关爱。1981年年底,一位少数民族同学接到家中发来的电报,说母亲患破伤风在医院急救,因当地缺抗破伤风的药而生命垂危。这位同学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买到了针水,却无法及时送回家乡。马曜先生知道后,立即派了一辆小汽车,连夜把药送到这位同学远在500公里以外的家乡医院,使他生命垂危的母亲及时得到救治。这件事被《云南日报》和《春城晚报》等报纸报道后,引起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马曜先生作为民族教育家的崇高风范。
诗人风范气如兰
马曜先生也是一位诗人。他“受化于先君,十四学为诗”,其建国前刊行的《花湖精舍诗初集》收录1927到1948年21年间的诗作,计261首,先后作于上海、庐山、福建、香港,大多写于云南。季羡林、罗庸、刘文典等名家称赞他的诗“品高学粹”,“造诣精湛,深入化境”,“缘情感物,芳烈动人”。马曜先生的诗,无论是感时伤世、赠友言志,还是叙飘泊生涯,写南天风光,都充满着爱国恋乡的深情。在外忧内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诗人的忧患危虑,奔走呐喊,处处折射出时代的闪光,令人心灵震颤。
1930年冬,马曜到上海求学,寻求救国真理,19岁的苍洱之子,仗剑远游,既有一腔沸腾的热血,也有上下求索之彷徨,《病榻口占》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成的。诗云:
海山一卧惊秋去,映眼溪光沐四围。斜日新投红叶瘦,繁霜初点菊心肥。
梦余口角衔悲在,肠断乡音系鸟飞。小案云回消逝影,垂杨雨雪足沾衣。
三十年代的中国,山河破碎、风雨飘摇,“边荒迷白骨,陋巷有寒衣”,深重的苦难现实,无时无处不叫马曜触目惊心。1936年,他在忧愤中呐喊:
大地不平山突兀,苍天有泪雨滂沱。欲将积愫浇江海,转觉波涛自此多。
1948年,当时有“民主堡垒”之誉的春城昆明,学潮迭起。7月15日,二千余军警逮捕大批罢课学生,制造了“7·15”事件。当日,他写成《七月十五日即事》,借以抒发他内心无比的愤懑:
正气真存不帝秦,刀光剑影警鸡晨。悬空万目睽睽处,知是田横五百人。
作为一位成长于茈碧湖边和洱海之滨的白族诗人,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都使马曜魂牵梦萦。在他的诗里,他深情地赞美家乡的一草一木,倾诉着对家乡、民族的炽热感情(选自《苍洱杂咏》)——
江上桃花照眼明,江头落日半轮倾。暂欢若问经年别,指点苍山雪一茎。(之一)
孤村俯海簇榆枌,螺壳蜗涎篆梦纹。阖户苍山生眼底,朝朝目断望夫云。(之八)
云乡纷拥赤城霞,十九峰头是处家。百二雄关收夕照,江山终古即天涯。(之十)
马曜先生的一生,从一个白族爱国青年到慷慨激昂的社会活动家,再到垂范后世的博学鸿儒,走过了辉煌而坎坷的道路。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云南学界领袖群伦”、“道德文章并重”的大家。在后辈学人和学生眼中,他始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和长者。
[作者简介]杨春宇:白族,1976年生于昆明,祖籍大理,2007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从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左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