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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钱,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措施。
财识网日前刊登罗军的文章说,时下要解决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社会难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全民福利体系,加薪、减税等都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出路。理由是:国富民穷,现在最主要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而不是企业和个人手中。这笔钱取之于民,但并没有最大化地福利于民,很多被贪腐掉了,被内部瓜分了,被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费补贴津贴整去了,还有一部分被用于低效的投资、买美国债券、捐赠海外了。政府应该将收上来的庞大的资金,主要用于全民福利建设,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减税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因为受惠的主要是企业。加薪也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主要办法,农民无薪可加,“增加工资”对他们来说是一句废话,工人加薪幅度有限,并不能显著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抵消贫富分化差距。现在都在报道全国十多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最高的上海也不过1120元。很多企业索性就靠近最低工资标准走,这是工人真正能拿到手的一点钱了。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要解决分配不公,不能指望企业。只能指望政府。要政府从包包里掏钱出来给大家分糖吃,才能最大化地做到公平,縮小差距。我们呼吁政府尽快集中财力和精力。建设完备的全民福利体系。解决了全民后顾之忧,就是“分配合理”了。完全没有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完全做到分配公平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人民群众要求的只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福利体系。
【主持者言】我们赞成罗军先生的上述意见:相比较给企业减税、加薪等,政府拿出钱来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全民福利亦即社会保障体系才是解决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持此意见的还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他日前在《人民日报》撰丈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白重恩说,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大约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除了住房公积金买房的时候可以花,其他部分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给职工,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主持者也曾多次指出,对于社会保障,政府不能只让企业和职工缴费而自己“一毛不拔”。如果政府能够出钱承担上述社保缴费的一部分,这就等于直接给工人加了工资。尤其是对低工资、低收入者,政府更应该承担起为他们的社会保障“兜底”的责任。白重恩先生亦指出,政府增加对社保投入,钱从哪里来?如果靠增加税收来解决,那样岂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并未减轻。他建议,政府对社保增加的这块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垄断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政府仿佛很舍不得让自己旗下这些垄断企业“出血”,即使自己财政紧张,也不愿意让这些企业多上缴些利润。唯一合理的解释也许就是政府真的认为这些垄断国企是自己“执政的基础”,所以宁可以此“养肥”它们。而实际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政府真正的“执政基础”。说来说去,最后又得追溯到秋风先生在前文所讲的“民主政治”,追溯到邓小平30年前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搞政治,政府很难有“转型”的真正动力。
(文章摘自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特供信息》)
财识网日前刊登罗军的文章说,时下要解决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的社会难题,最有效的途径是建立全民福利体系,加薪、减税等都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出路。理由是:国富民穷,现在最主要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而不是企业和个人手中。这笔钱取之于民,但并没有最大化地福利于民,很多被贪腐掉了,被内部瓜分了,被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费补贴津贴整去了,还有一部分被用于低效的投资、买美国债券、捐赠海外了。政府应该将收上来的庞大的资金,主要用于全民福利建设,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减税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因为受惠的主要是企业。加薪也不是解决分配不公的主要办法,农民无薪可加,“增加工资”对他们来说是一句废话,工人加薪幅度有限,并不能显著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抵消贫富分化差距。现在都在报道全国十多个省市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最高的上海也不过1120元。很多企业索性就靠近最低工资标准走,这是工人真正能拿到手的一点钱了。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要解决分配不公,不能指望企业。只能指望政府。要政府从包包里掏钱出来给大家分糖吃,才能最大化地做到公平,縮小差距。我们呼吁政府尽快集中财力和精力。建设完备的全民福利体系。解决了全民后顾之忧,就是“分配合理”了。完全没有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完全做到分配公平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人民群众要求的只是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福利体系。
【主持者言】我们赞成罗军先生的上述意见:相比较给企业减税、加薪等,政府拿出钱来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全民福利亦即社会保障体系才是解决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持此意见的还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他日前在《人民日报》撰丈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白重恩说,目前各地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加上住房公积金,大约占了个人工资收入的40%。也就是说,劳动者报酬中相当一部分都缴到社保那儿去了,除了住房公积金买房的时候可以花,其他部分都变成了无法支配的收入。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给职工,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主持者也曾多次指出,对于社会保障,政府不能只让企业和职工缴费而自己“一毛不拔”。如果政府能够出钱承担上述社保缴费的一部分,这就等于直接给工人加了工资。尤其是对低工资、低收入者,政府更应该承担起为他们的社会保障“兜底”的责任。白重恩先生亦指出,政府增加对社保投入,钱从哪里来?如果靠增加税收来解决,那样岂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并未减轻。他建议,政府对社保增加的这块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垄断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政府仿佛很舍不得让自己旗下这些垄断企业“出血”,即使自己财政紧张,也不愿意让这些企业多上缴些利润。唯一合理的解释也许就是政府真的认为这些垄断国企是自己“执政的基础”,所以宁可以此“养肥”它们。而实际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政府真正的“执政基础”。说来说去,最后又得追溯到秋风先生在前文所讲的“民主政治”,追溯到邓小平30年前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不搞政治,政府很难有“转型”的真正动力。
(文章摘自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特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