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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瓷是流行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一种外销瓷品种，此类青花瓷器有其特有的开光构图形式，装饰风格特征明显，欧洲瓷学界将这类风格相近的青花瓷统称为“克拉克瓷”。这种瓷器在整个晚明外销瓷中占有特殊位置……
◎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
明代自中期以后，国力已由盛渐衰，崇祯六年底（1633），由贺双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61名农民军将领率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地区。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凤阳，并烧毁了皇陵宫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至此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万历至崇祯，国库空虚，内乱外患，明帝国为了维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紧向相对安定而富庶的东部沿海和东南地区搜刮赋税，以充巨额军饷。
明代中后期以后，白银成为帝国的通行货币，而此前白银一直是中国的稀缺物质，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白银需求，帝国只有将眼光投向海外。隆庆元年（1567），明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宣布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对外开放，准许该港对东西洋进行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航点。月港对外贸易口岸的确定，以及随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推动了中国国货的大量外销和舶来品进入国内，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大量出口。
景德镇瓷器自然成为帝国换取白银的重要物资，成为当时月港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景德镇生产了大量外销瓷，以满足明廷需要。王士性《广志绎》载：“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徧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及外销是极为兴盛的。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发生在晚明时期景德镇的故事，文中描写道：“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一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个窑户一个做户。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书中还描写了酒店老板、伙计、打铁匠、本镇大户等，展现出一幅宁静而繁华的广阔城市画面，透露出一般浓厚的市井气息。书中谓邱乙大住在冷巷里，说明本镇还有热巷（繁华）之处。这与明王世懋《二酉委谭》记载的景德镇繁荣景象极为吻合：“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捣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由于冯、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万之际，他们所描写的当是晚明时期景德镇的真实写照。
根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来看，其时的景德镇以御窑厂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后两街，东西向几十条弄巷的长方形城市格局。城区“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有七八”，由于康熙版《景德镇图》距晚明时代不远，故可视之为明后期景德镇城市分布范围。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昊十墓志中载有“镇市”“里村”“南门”等地名，其地点均在景德镇城区内，可见明万历时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明中晚期窑业堆积极为丰厚，其遗物均迭压在上述城区范围内的建筑物之下。
近年来陆续发现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址有观音阁、御厂遗址、珠山西路、十八桥、赛宝坦、花园里、刘家弄、莲社路等十余处，印证了晚明时期景德镇外销瓷及克拉克瓷生产兴旺情况。而从传世17、18世纪日本、中东、欧洲大量仿景德镇克拉克瓷来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克拉克瓷广阔的外销市场和深远的影响。
过去陶瓷界一般认为明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瓷业生产萧条。但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得知：明晚时期中国社会虽风雨飘摇，但景德镇陶瓷生产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为繁荣，陶瓷工匠们创造了许多空前绝后的瓷器精品，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谱写了精彩乐章。这一时期不仅烧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外销瓷，也创烧了被西方学者命名为“转变期”的瓷器，景德镇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空前活跃，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上述社会环境有关外，还与景德镇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关。
根据地方文献显示：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祯十五年（1642），八十余年间，景德镇地区都是安定的。崇祯十五年之后，景德镇地区才开始动荡不安，清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又恢复平静。
从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六年由于景德镇地区连年兵祸，已不能进行正常的陶瓷生产，克拉克瓷在此期间也就基本停烧了。而于此同时，大明帝国在17世纪40年代左右，三条主要航海线路被突发事件阻碍，海外贸易几乎中断了。
景德镇在明隆庆至崇祯时期，由于明廷开放了海外贸易，急需巨额兵饷和白银，由此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克拉克瓷正是为了迎合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崇祯十五年以后由于景德镇地区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包括外销瓷在内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断了烧造。清顺治晚期外销瓷虽有所恢复，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烧造。
◎克拉克瓷的装饰风格特征与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
克拉克瓷作为景德镇最早形成的一种规模化的外销瓷品种，具有鲜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销瓷，在国内发现极少，几乎不为中国百姓使用。这类风格特异的外销瓷，延续烧造时间较长，产量也较大，这在景德镇烧造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从传世与出土的克拉克瓷来看，常见品种有碗、盘、杯、瓶、小罐、军持等，其中盘最为常见。盘的纹饰一般在器物内壁的口沿部分饰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开光，大开光内多饰以花草、虫蝶、杂宝等；小开光内饰以缨络、缀珠、万字、绵纹、几何纹等。盘心圆圈内饰有石山树木、池塘禽鸟、水榭亭阁、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这种布局饱满，分层构图的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视之为克拉克瓷典型风格。
克拉克瓷盘外壁饰一周开光花纹与元青花盘外壁绘八大码纹有相似之感，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风格。克拉克瓷所绘杂宝纹，在盘内壁开光中最为常见，有蕉叶、火焰、枫叶、卷轴书画等。杂宝首见于元青花，明以后开始流行。
克拉克瓷盘心所绘主体纹饰，如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这类纹饰是中国绘画中常见题材。如江西广丰县文管所藏明万历青花开光花果人物盘，盘心开光内绘一庭院小景，内有一戴官帽者悠闲坐于榻上，回目张望，似有所思。其构图和绘画形式与明万历时期的版画颇为相似。
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源于传统的中国画题材，有取材元青花莲瓣杂宝纹样，有汲取伊斯兰陶瓷繁缛茂密构图形式，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克拉克瓷这种有创新意味的装饰形式出现决非偶然，虽然原因有多种，但我以为，它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史的转变是分不开的。从中国历史角度上看，隆、万之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折点定为该时期；朱维铮《走向中世纪》，把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中国学术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该时期，近现代许多学者把万历时期作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中国美术史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其绘画者群体和过去的不同。画家身份不同，有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绘画功能不同，审美观念不同。其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而作为具有美术功能的陶瓷装饰，也深受其影响，陶瓷工匠们汲取当时美术领域变化因素，在装饰题材上大胆创新，将中国绘画新内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装饰中，出现了所谓“转变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也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
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大约兴烧于明万历初年，万历中晚期至天启、崇祯早期较为盛行，清顺治基本停烧。明晚期景德镇外销瓷窑场规模宏大，外销瓷生产空前活跃，这与晚明时期国库空虚，朝廷急需征集兵饷平定战乱有关，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相对安定，是当时一个为明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烧造的。克拉克瓷装饰的构图形式受到伊斯兰陶瓷影响，其纹饰包涵有中国佛教和中国绘画题材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相结合的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贸易实物见证。它的典型风格产生，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艺术史的转变分不开，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
◎晚明社会与景德镇及克拉克瓷的烧造
明代自中期以后，国力已由盛渐衰，崇祯六年底（1633），由贺双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61名农民军将领率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地区。崇祯八年（1635），起义军攻下凤阳，并烧毁了皇陵宫殿和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至此黄河以南，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在兵火之中，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明万历至崇祯，国库空虚，内乱外患，明帝国为了维持社稷不倒，唯有加紧向相对安定而富庶的东部沿海和东南地区搜刮赋税，以充巨额军饷。
明代中后期以后，白银成为帝国的通行货币，而此前白银一直是中国的稀缺物质，为了应付急剧增加的白银需求，帝国只有将眼光投向海外。隆庆元年（1567），明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宣布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月港对外开放，准许该港对东西洋进行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航点。月港对外贸易口岸的确定，以及随后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推动了中国国货的大量外销和舶来品进入国内，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大量出口。
景德镇瓷器自然成为帝国换取白银的重要物资，成为当时月港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景德镇生产了大量外销瓷，以满足明廷需要。王士性《广志绎》载：“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徧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及外销是极为兴盛的。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七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发生在晚明时期景德镇的故事，文中描写道：“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一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一个窑户一个做户。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喫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书中还描写了酒店老板、伙计、打铁匠、本镇大户等，展现出一幅宁静而繁华的广阔城市画面，透露出一般浓厚的市井气息。书中谓邱乙大住在冷巷里，说明本镇还有热巷（繁华）之处。这与明王世懋《二酉委谭》记载的景德镇繁荣景象极为吻合：“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捣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由于冯、王二氏主要生活在嘉、万之际，他们所描写的当是晚明时期景德镇的真实写照。
根据康熙二十一年《浮梁县志·景德镇图》来看，其时的景德镇以御窑厂为中心，分布有南北向前、后两街，东西向几十条弄巷的长方形城市格局。城区“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有七八”，由于康熙版《景德镇图》距晚明时代不远，故可视之为明后期景德镇城市分布范围。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吴昊十墓志中载有“镇市”“里村”“南门”等地名，其地点均在景德镇城区内，可见明万历时城市格局已形成了。明中晚期窑业堆积极为丰厚，其遗物均迭压在上述城区范围内的建筑物之下。
近年来陆续发现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址有观音阁、御厂遗址、珠山西路、十八桥、赛宝坦、花园里、刘家弄、莲社路等十余处，印证了晚明时期景德镇外销瓷及克拉克瓷生产兴旺情况。而从传世17、18世纪日本、中东、欧洲大量仿景德镇克拉克瓷来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克拉克瓷广阔的外销市场和深远的影响。
过去陶瓷界一般认为明中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瓷业生产萧条。但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得知：明晚时期中国社会虽风雨飘摇，但景德镇陶瓷生产不仅没有萎缩，反而更为繁荣，陶瓷工匠们创造了许多空前绝后的瓷器精品，在中国陶瓷历史上谱写了精彩乐章。这一时期不仅烧造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外销瓷，也创烧了被西方学者命名为“转变期”的瓷器，景德镇这一时期的瓷器外销空前活跃，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上述社会环境有关外，还与景德镇当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关。
根据地方文献显示：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到崇祯十五年（1642），八十余年间，景德镇地区都是安定的。崇祯十五年之后，景德镇地区才开始动荡不安，清顺治十六年（1659）以后，又恢复平静。
从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六年由于景德镇地区连年兵祸，已不能进行正常的陶瓷生产，克拉克瓷在此期间也就基本停烧了。而于此同时，大明帝国在17世纪40年代左右，三条主要航海线路被突发事件阻碍，海外贸易几乎中断了。
景德镇在明隆庆至崇祯时期，由于明廷开放了海外贸易，急需巨额兵饷和白银，由此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外销，克拉克瓷正是为了迎合空前活跃的外销瓷市场需要而生产的，崇祯十五年以后由于景德镇地区兵祸连年不断，社会动荡，包括外销瓷在内的克拉克瓷因此而一度中断了烧造。清顺治晚期外销瓷虽有所恢复，但克拉克瓷似再也未烧造。
◎克拉克瓷的装饰风格特征与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
克拉克瓷作为景德镇最早形成的一种规模化的外销瓷品种，具有鲜明特征，它是有指向性的外销瓷，在国内发现极少，几乎不为中国百姓使用。这类风格特异的外销瓷，延续烧造时间较长，产量也较大，这在景德镇烧造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从传世与出土的克拉克瓷来看，常见品种有碗、盘、杯、瓶、小罐、军持等，其中盘最为常见。盘的纹饰一般在器物内壁的口沿部分饰一周大小排列有序的开光，大开光内多饰以花草、虫蝶、杂宝等；小开光内饰以缨络、缀珠、万字、绵纹、几何纹等。盘心圆圈内饰有石山树木、池塘禽鸟、水榭亭阁、仕女人物、花盆小景等。这种布局饱满，分层构图的独具特色的装饰形式，视之为克拉克瓷典型风格。
克拉克瓷盘外壁饰一周开光花纹与元青花盘外壁绘八大码纹有相似之感，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青花瓷中典型风格。克拉克瓷所绘杂宝纹，在盘内壁开光中最为常见，有蕉叶、火焰、枫叶、卷轴书画等。杂宝首见于元青花，明以后开始流行。
克拉克瓷盘心所绘主体纹饰，如莲池水禽、人物山水、盆景堆、花园小景、麒麟瑞兽、花卉虫蝶等，这类纹饰是中国绘画中常见题材。如江西广丰县文管所藏明万历青花开光花果人物盘，盘心开光内绘一庭院小景，内有一戴官帽者悠闲坐于榻上，回目张望，似有所思。其构图和绘画形式与明万历时期的版画颇为相似。
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源于传统的中国画题材，有取材元青花莲瓣杂宝纹样，有汲取伊斯兰陶瓷繁缛茂密构图形式，是东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克拉克瓷这种有创新意味的装饰形式出现决非偶然，虽然原因有多种，但我以为，它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史的转变是分不开的。从中国历史角度上看，隆、万之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中国政治史的转折点定为该时期；朱维铮《走向中世纪》，把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这一时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把中国学术史的转折点也定于该时期，近现代许多学者把万历时期作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中国美术史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其绘画者群体和过去的不同。画家身份不同，有许多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如徐渭、董其昌、陈洪绶等。绘画功能不同，审美观念不同。其题材和形式丰富多样，在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而作为具有美术功能的陶瓷装饰，也深受其影响，陶瓷工匠们汲取当时美术领域变化因素，在装饰题材上大胆创新，将中国绘画新内容直接移植到陶瓷装饰中，出现了所谓“转变期”陶瓷。而克拉克瓷的典型风格产生，也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
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大约兴烧于明万历初年，万历中晚期至天启、崇祯早期较为盛行，清顺治基本停烧。明晚期景德镇外销瓷窑场规模宏大，外销瓷生产空前活跃，这与晚明时期国库空虚，朝廷急需征集兵饷平定战乱有关，这一时期景德镇地区相对安定，是当时一个为明帝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都市，克拉克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烧造的。克拉克瓷装饰的构图形式受到伊斯兰陶瓷影响，其纹饰包涵有中国佛教和中国绘画题材内容，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绘画题材相结合的产品，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特殊的标志性意义，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陶瓷贸易实物见证。它的典型风格产生，与晚明时期整个文化艺术史的转变分不开，是这一变异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