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隅独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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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晚明泰州经济的衰败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黄、运治理政策形塑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州县同罹水患。在治水技术无法提供兼顾三者的解决方案时,明廷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选择将下河作为排泄区。这种角色设定导致泰州水害频发,破坏了原先优良的农作环境,当地经济也随之陷入困境。泰州士绅既无力扭转大的水利格局,也未能说服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优惠,水利与税收分配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这表明在地方与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地方社会所能体现出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很难抵制国家行为对地方民生的侵害。晚明泰州的遭遇显示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保有较强的穿透力与影响力,地方史研究亦需充分考量“国家”要素。
  关键词:晚明;泰州;黄运治理;经济困境;地方应对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10
  明代,泰州隶属于南直隶扬州府,州境东临黄海,西界江都,南毗泰兴,北距兴化。泰州盛产食盐,又为漕粮供给地,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隆庆以前,泰州凭依优良的农作环境,号称“乐土”,此后却连遭水害,导致农业迅速凋敝。晚明泰州经济转入衰败这一历史现象,未曾被正面探讨。先前关涉明代泰州经济的研究,多从盐业史与灾害史视角展开。徐靖捷指出明中后期为防止灶户侵占民田,曾积极推动民灶分征,“但由于国家偏向盐务,民灶税粮改革在泰州进行得并不彻底”,国家因为盐课部分牺牲了泰州民户的利益。1民灶分征构成了晚明泰州改变地方境遇的一个侧面,对本文有参考价值。泰州衰败的直接诱因在于水害,覆盖泰州地域的灾害史研究多有,这类研究对了解长时段、大空间内的整体灾伤状况有所助益,但却难于对区域内部差异予以区分,同时更多的笔墨被用以描述灾后的具体赈济举措,对地方社会如何应对持续性灾害的努力疏于阐析。2据此,本文试就晚明泰州经濟转衰这一现象进行探讨,着重考察泰州经济转衰的深层缘由,并就地方社会应对经济衰败之举措与成效进行分析。鉴于泰州与国家经济间的密切关联,以之作为个案考察,除能细化江淮东部地区灾害史研究外,对深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也有所裨益。
  一、泰州经济转衰的症结
  泰州比邻黄海,自古以产盐著称,到明中叶,“两淮盐课甲于天下,而泰居其三分之一”。3但盐业作为国家财赋渊薮,为帝制政府把持,地方难享其利,“虽海有鱼盐,亦皆上供国计,无或敢自私者”。4明代泰州百姓多不事商贾,而以耕稼为业,辅以渔樵。在当地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
  元末,泰州屡遭战火,经济陷入萧条。明初,朱元璋将大量江南民众迁徙至泰州等地开垦荒地,并优免赋税。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扬州、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5加之泰州多数田地坐落在农作环境优越的下河地区,6农业生产很快步入正轨。直至隆庆以前,泰州农业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态势,“春而耕也,秋而获也,如取诸寄耳”。7在缺乏衡量农业发展程度的直观数据时,赋税征收额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其水平,如表一。
  由表一可见泰州亩均纳税额远高于全国水平,在扬州府亩税整体下降时(原因待考),泰州的亩税额却呈加增态势。若与江南相比,亦高于应天、杭州、镇江三府。8在这样的赋税压力下,泰州百姓依旧处于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虽无富强,而家亦自给”。9清代方志编纂者谈论起隆庆以前的泰州时,皆谓“泰为扬隶,夙
  号天府”,“诚天府也”。10
  隆庆是泰州经济面貌发生深刻转变的时间节点,“隆庆而前,下河为乐国;隆庆而后,下河为阱府”。11导致此种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水害。据方志统计,从洪武至嘉靖的198年间,共计水灾11次,平均18年一次。而从隆庆至崇祯的78年间,共计水灾28次,平均2.79年一次。12频发的水灾破坏了泰州的农耕环境,导致大量农田无法耕种。据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官方记载,“下乡一百三十四里田沉水底……积年抛荒不耕者,上下乡计田五千九百二十九顷五十八亩零”,1以一州田地9280市顷计,接近64﹪无法耕种,由此造成粮食总产量的衰减,一州“岁计之收,仅可十之三四”。百姓“存不耕之田,纳不耕之税”,2田地因此成为负担,甚至田虽送人,无人肯要。不堪赋税重压的百姓纷纷逃亡,“自隆庆三年以来……民穷刻骨,死亡逃窜,十室九空”,3“老稚转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其不即死且徙者日困征输,恨不能委而去之,盖几无民已”。4到万历中叶,失去劳动力与土地耕作环境的泰州农业已基本陷入瘫痪状态,泰州也从先前的乐土转变为经济残败、民生凋敝之所,“泰土瘠而民贫……其村落萧条,其手足胼胝,其面目黧黑”。5水害直接导致了泰州经济的衰败,故弄清水害的发生机制,便可明晰泰州经济衰败的症结。泰州位处亚热带季风区,会面临梅雨期带来的内涝问题,但此一阶段水害的主因并非降雨,所谓“患固不在天也”,6而是源于上游淮扬运河的大量泄水,“四十八闸之水,日下注兴(化)、泰(州)田间”。7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明代黄、运治理方针与政策紧密关联。
  永乐迁都后,京师供给主要依赖运河转输。运河北上,与东西流向之黄河存在交集,且运河自茶城至清口段主要借助黄河水源。8一旦黄河决溢、改道,就会影响运河通航,所以明代一直将维护运道作为黄河治理的基本准则,“盖前代治河,皆以民患为急。而我朝治河,又当以运计为先”。9正统以后,黄河北决水量大增,在冲毁张秋运道的同时,造成徐州以下河道浅阻,妨碍转漕。考虑到黄河“顺而南则资运,决而北则妨漕”,10弘治八年(1495年),刘大夏兴筑太行堤,逆势阻断北决通路,强行障河分流入淮,“河恒南行,而北派流绝,自是以后,以一淮受全河之水”。11黄河分流入淮,河势渐缓,缓则沙停,淤积因此变重,“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后,南流故道始尽塞……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12
  由于黄河徐、邳段河道狭窄,堤防不固,一遇汛期,往往水分数道,“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13   (二)漕粮的调整
  嘉靖中叶,在兴化籍官员李春芳的运作下,扬州府内部漕粮正、改兑比例有一次重大调整,主要是将兴化正兑全部改与泰州,将大部分泰州改兑分与其他州县。因正兑加耗远大于改兑,此次调整极大加重了泰州负担,见表二。
  其时,泰州未曾激切申诉,乃因“当是时,下河犹未沉水也,民力尚未殚竭也,躭燕雀处堂之安,而无鸿雁集泽之感,则亦因循已尔”,“心虽不平而犹以富,故不之较尔”。10但到隆万年间,水害引发的农业减产使泰州再难承受此种负担。万历二十年四月,钦差张贞观巡视淮南,泰州士绅借机上呈《均摊钱粮申文》,阐明泰州灾伤沉重、税粮独多之情由,请于扬州府内均摊正改兑漕额,以舒缓泰州偏累之苦。11万历二十
  二年(1594年),陈应芳等又上书扬州太守,“请以泰州近代兴化正兑一万五千改还而相与易焉……稍为泰州苏倒悬之苦,亦自公平,此一策也。又不然者,请以一府改兑见存七千石,为泰州易正兑而通融之……此又一策也”。2两次呈请,旨在一府内部达到漕粮分配的相对均平。或许因晚明扬州府属灾伤普遍沉重,重新分配又牵涉诸多利益方,实施较难,遂因循不改。
  漕粮乃天庾正供,例不蠲免,改折是朝廷能够允准的最大优惠。较于本色,改折每石“重则七钱,轻则五钱止矣”,3除负担相对减轻外,亦可将所留漕粮用于灾区赈济。明代漕折标准较严,五分及以下俱缴本色,五分以上方议改折。4隆庆至万历中叶,泰州连遭重灾,但与下河其它州县相比,非但改折次数较少,改折比例亦小。如万历四年(1576年)大水,户部覆议中谓“扬州府属高邮、兴化、宝应三州县,年遭水患,凋敝已极……不论正兑、改兑,尽行改折”,而泰州则为“灾伤不重”,请折“十分之二分五厘”。5中央决策主要依据地方奏报,泰州不获全折,显然是因扬州府及抚按等官未以重灾上报。其原因除却报灾、勘灾过程中官员舞弊等个别情形外,主要在于:泰州田地横跨上下河地区,“运盐河以南为上乡,田地无几,其十七皆在东北下乡”。6
  上乡因地势高亢,患旱不患水。“上河无灾”构成了地方上报中泰州区别于兴化等地的依据。因为即便下河受灾十分,一州受灾面积至多上报七分,整体灾伤程度肯定轻于兴化等地。一旦下河受灾在七分以下,则泰州整体灾伤必在五分以下,从而难以达到漕折标准。故从报灾角度而言,扬州府包括抚按官员皆遵循程序,并未刻意压制泰州。但泰州士绅每有不公之叹,原因在于:一,泰州漕粮几乎全部出自灾重之下河,就漕粮一项而言,泰州灾伤程度与兴化并无悬殊差异;二,上河种植以麦、豆为主,稻产极少,根本无法替代下河缴纳漕粮。如表三。
  户部以地方所勘报泰州整体受灾面积来确定漕折分数,而地方士绅则是基于漕粮主产地(下河)的受灾程度来评估、期待漕折力度。二者在灾伤程度及改折力度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以致于当泰州士绅呈请灾重时,上司会将之视为谎报骗折。7凌儒曾向扬州知府王云鹭申诉所言绝非骗折,“岁时稔而谬称荒,图免起运,谓之上欺朝廷,不忠。水有等而诡言同,辄作连壤,谓之下欺官府,不实。不忠、不实,甘为叛悖之民,不详即少有知者且不敢,況安田里、知分义如吾辈者,肯吠声漫然谈之?”并慨叹“告灾致疑,施仁不与斥卤之墟,负屈茹苦,非一日也”。8
  为让下河受灾程度作为漕折标准的申诉更加具备说服力,陈应芳除屡次题请上司实际探勘考察外,还精心绘制了下河州县受灾图,并阐明泰州赋税缴纳额度及相应土地分布、种植作物等情形,编订成册,分寄各官,計有巡按蒋春芳、总漕褚鈇、兵备道曲乔迁、总河杨一魁、钦差给事中张贞观、巡盐杨光训以及巡江、巡仓、巡马诸科道官员。陈应芳之意图在给张企程的书信中体现得最为明晰,“州县患苦,往往有不得尽达于当路者……特为绘图著书,以申其说……门下谏官也,车辙马迹所至,地方利病,凡有见闻,得具以还报天子”。1泰州士绅因漕额偏重、漕折不公多方申诉,但明廷包括扬州府未能据此给与通融,进行政策调整,导致泰州漕粮偏累,每每“漕舟抵河下,至鬻妻儿以供,而民不堪命矣”。2
  就减轻赋税的结果看,除加派凤米有所减轻外,漕粮正改兑调整、漕折不公现象未能改变。而徐靖捷的研究也显示,政府为确保盐业生产也牺牲了部分泰州民户的利益,民灶税粮分征终告失败。虽说“赋役之数,一定不移”的抱怨略显夸张,但朝廷给与泰州的赋税优待远不足以纾缓政策性泄水带来的民生困境,赋税实难完纳,“每年起运京边,完不及十分之一,存留钱粮则全逋矣”。3兴化等地虽蒙漕折,但逋负现象亦十分严重。到万历后期及启祯年间,泰州士绅试图减轻地方赋税的希望越发渺茫。因为彼时朝廷对民生利益的考量已让位于军事征战导致的钱粮需索的急迫性,更多的社会资源被汲取用以应对整个政权面临的统治危机,其表现在于非但给与泰州等地的蠲折趋少——所谓的蠲折多为实难征收之赋税——反而加派“三饷”,横征暴敛。到明末,泰州地方已然失序,盗贼横生。4
  结 论
  晚明泰州经济困境的生成,直观原因虽为水害,但根本原因则在国家的黄运治理政策。明代以保运作为治黄准则,最终导致淮水故道为黄河侵占,淮水无法畅出,使祖陵、淮扬运道与下河州县民生陷于危机。在治水技术无力解决三方危机时,地方民生让位于代表皇室利益的祖陵与关乎国计的运道,其政策表现是明廷将下河当成了排泄区,造成地区水文环境紊乱、耕作条件恶化,从而深刻变更了泰州经济的运行轨迹。
  泰州士绅从水利与赋税两个方向试图挽救地方衰颓。就水利而言,他们希望减少来水排放、加速泄水畅出,但未体现出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的抗拒力。基于泰州所面临的水利大格局受限于漕、陵利益的维护缺乏大的调整、改善空间,以及国家在下河水利治理中的相对缺位,导致地方士绅看不到水害消弭的希望,从而致力于通过赋税调整来减轻地方的生存压力。结果除凤米有所减轻外,均平漕粮、漕粮改折、民灶分征等努力皆未取得积极成效,泰州面临的局势依旧严峻。随着晚明国家统治危机的加深,明廷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力度加强,更是将泰州推入到困境深渊。泰州士绅在这两方面的努力结局表明,当地方民生和运道、祖陵、漕粮、盐利这些国家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无力扭转地方整体走向衰败的命运。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权力源自国家赋予,因而缺乏与之博弈的资本,无法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也就难以阻止国家行为对地方利益的侵害,无奈之余,难免生出向隅独泣之感伤。
  在泰州的个案分析中,士绅表现出来的无力感表明帝制国家对地方社会的穿透性是强有力的。地方社会尤其是与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的地区,难以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而独立演进,所以地方史研究须充分关注“国家”要素。以往研究所展现的地方社会较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更多地表现为士绅参与处理国家较少介入的地方事务上,而非正面触碰国家核心利益。如此,在对明代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解读上,就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解释模式,而应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事务类型予以具体分析。
  [作者李小庆(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7年5月7日]
  (责任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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