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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尹春华的人像作品，是在2010年的春天。天津诗社在干部俱乐部举办迎春诗会，会场门口赫然立着一幅诗人唐绍忠的大照片。暗红的书几前，诗人支颐凝神，潜心于案头翻开的书页中。黝黑的窗外万籁俱寂，只有台灯的光亮映射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流泻于前额的沟壑间。光亮如一把雕刻刀，把他的眉眼、鼻翼以及下颔的嘴唇都刻画得有棱有角。刚毅啊！清癯啊！日常生活中的诗人也许就是这样，“读书两眼枯见骨，吟诗个字呕出心”，所以，照片显得极其自然而不造作。
我十分喜欢这幅照片，很想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一问，才晓得它出自人民出版社的摄影编辑尹春华之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搞“世界读书日”摄影大赛，除普遍征稿外，要求本系统的单位都要报送作品。尹春华遵命寄上此照，不意竟得金奖。他携此照参加迎春诗会，为诗会送来一缕春风，也等于献上一首诗。
在生活中，通过作品认识一个人，总比泛泛的握手相识来得深刻。我和尹春华即是如此。同楼同院办公逾20年，居然失之交臂；今朝一照（片）牵手，即成知音。他出身于平民之家，却承袭了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的基因，追随罗文明老师跨进书法的殿堂。由字及文，语文课便成为他的最爱，唐诗宋词、古今文章，无涯的书海一任他生命的小舟游荡。在杜学忠老师引领下，他的文学底子打下了。而兴趣，更使他迈进门槛，一窥堂奥。在这个基础上绽放出来的摄影之花，犹如植根于肥沃膏腴的土地，朵朵争奇斗艳，博得阵阵喝彩。这是自然的。因为文学为百学之原，摄影应是文学之树的一个分支。梁启超说，他就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1915年，青年毛泽东观其自述，方悟自己以前所说诗赋无用为失言。尹春华初始也许不知道这些道理，但他的艺术实践却在证明着这些道理，是许多学者文人的心得和经验之谈。
文学，或者大一点说文化的浸润，使得尹春华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一群知识青年中显得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中学时，因为同学的一台日本相机，燃起了他对摄影艺术的渴望。下乡时，河北省青县大杜庄的书记一眼就把他相中，将他调到公社宣传组写标语、写材料，给了他接触相机亲近摄影的机会。回城后，1975年他被分配到第三自行车零件厂当学徒，微薄的工资有了结余，他最先买的是那台“东方”牌照相机。然后，用这台照相机，他拍下了《饭后》，入选了天津市国庆30周年摄影艺术展，同时进入了编辑家、《八小时以外》杂志主编丛林的视野，最终成为这家杂志的摄影编辑。看，文学土壤上的摄影之花，生命力多么旺盛！如果仅仅是玩玩照相，至多也是玩玩而已，不会有《饭后》的诞生。
据说，把尹春华从工厂调到出版社十分费劲，但丛林不遗余力。他看中的是《饭后》这幅作品的寓意及其象征韵味，进而认识了尹春华的才华和潜力。丛林是一个唯才是举、品格高洁的领导干部，性格爽朗，襟怀开阔。这从尹春华最近为他拍的一幅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变与不变：变的是，短而齐的头发，已成一片银白，光洁的脸上略有皱纹；不变的是，眉宇间仍存英俊之气，微笑中依然平易可亲。我25年前与丛林曾有一夕之谈，看到这张照片，仿佛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亲切的话语。那天我有许多牢骚，他听了，又似乎没听，只告诉我，让时间来裁判一切。这张照片发在一期《枫叶》的扉页上，他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我的眼睛，让我感到惶恐，又让我心生崇敬。一张照片能产生如此力量，因为它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这是摄影乃至一切艺术活动的最高境界。尹春华近年的不少作品，都达到了这个高度。我发现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他所拍摄的较好的人像作品，，都是他所熟悉或者比较了解的人。例如，他的老师杜学忠夫妇，诗人冯景元、唐绍忠，劳动模范邢燕子、张世珍，老领导丛林，画家霍春阳等。他们的人像，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气质、精神和追求。我曾问他为什么熟悉的人就照得好。他说，道理与文学创作一样，吃透了的人，才能写生动。拍照，不仅仅拍他的面部，更要洞彻他的灵魂。一张人像作品，总不能与他的性格气质背道而驰。我很赞同他的话。他是一个有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人。
这时我才理解了他的摄影为什么坚持“三不”，即不用化妆、不用道具、不用华丽的新衣。道理很简单：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人而不是物。对于一个总是用镜头探视人的心灵的摄影者来说，一切都是镜外之物。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要用文学的想象、哲学的思维、画家的眼睛去扑捉人物最美的瞬间，摄影器材的高科技应用，为此提供了可能；他要选取最恰切的角度，给人物以最美的造型——藏其拙，显其巧，给被摄者以愉悦；他要调整光线、光度、光晕，让人物浸润在柔和的光海之中，举止适宜，谈笑风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人为的都显得多余，唯有自然才和谐。2013年第一期《枫叶》封二《女医生》照片，充分体现了他的作品简洁、明快、含蓄、唯美的艺术风格。
春华秋实。退休后，尹春华的落脚点在他的“百年印象”工作室。在这里，他继续着他深爱的摄影工作，所以他很快乐。让他更快乐的，是他的作品得到照片主人的夸赞。霍春阳的人像作品制成，他拿去给画家看了，画家几分钟一言不发，审视良久，才发出轻轻的赞叹。这让尹春华欣喜若狂。真可谓，人知得到好照片而乐，却不知摄影人之乐其乐。为什么呢？尹春华说，画坛大家入法眼，我得佳作亦欣然。
一个快乐的摄影人，更多的快乐在前面等你。
我十分喜欢这幅照片，很想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一问，才晓得它出自人民出版社的摄影编辑尹春华之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搞“世界读书日”摄影大赛，除普遍征稿外，要求本系统的单位都要报送作品。尹春华遵命寄上此照，不意竟得金奖。他携此照参加迎春诗会，为诗会送来一缕春风，也等于献上一首诗。
在生活中，通过作品认识一个人，总比泛泛的握手相识来得深刻。我和尹春华即是如此。同楼同院办公逾20年，居然失之交臂；今朝一照（片）牵手，即成知音。他出身于平民之家，却承袭了写得一手好字的父亲的基因，追随罗文明老师跨进书法的殿堂。由字及文，语文课便成为他的最爱，唐诗宋词、古今文章，无涯的书海一任他生命的小舟游荡。在杜学忠老师引领下，他的文学底子打下了。而兴趣，更使他迈进门槛，一窥堂奥。在这个基础上绽放出来的摄影之花，犹如植根于肥沃膏腴的土地，朵朵争奇斗艳，博得阵阵喝彩。这是自然的。因为文学为百学之原，摄影应是文学之树的一个分支。梁启超说，他就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的。1915年，青年毛泽东观其自述，方悟自己以前所说诗赋无用为失言。尹春华初始也许不知道这些道理，但他的艺术实践却在证明着这些道理，是许多学者文人的心得和经验之谈。
文学，或者大一点说文化的浸润，使得尹春华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一群知识青年中显得出类拔萃、非同凡响。中学时，因为同学的一台日本相机，燃起了他对摄影艺术的渴望。下乡时，河北省青县大杜庄的书记一眼就把他相中，将他调到公社宣传组写标语、写材料，给了他接触相机亲近摄影的机会。回城后，1975年他被分配到第三自行车零件厂当学徒，微薄的工资有了结余，他最先买的是那台“东方”牌照相机。然后，用这台照相机，他拍下了《饭后》，入选了天津市国庆30周年摄影艺术展，同时进入了编辑家、《八小时以外》杂志主编丛林的视野，最终成为这家杂志的摄影编辑。看，文学土壤上的摄影之花，生命力多么旺盛！如果仅仅是玩玩照相，至多也是玩玩而已，不会有《饭后》的诞生。
据说，把尹春华从工厂调到出版社十分费劲，但丛林不遗余力。他看中的是《饭后》这幅作品的寓意及其象征韵味，进而认识了尹春华的才华和潜力。丛林是一个唯才是举、品格高洁的领导干部，性格爽朗，襟怀开阔。这从尹春华最近为他拍的一幅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变与不变：变的是，短而齐的头发，已成一片银白，光洁的脸上略有皱纹；不变的是，眉宇间仍存英俊之气，微笑中依然平易可亲。我25年前与丛林曾有一夕之谈，看到这张照片，仿佛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亲切的话语。那天我有许多牢骚，他听了，又似乎没听，只告诉我，让时间来裁判一切。这张照片发在一期《枫叶》的扉页上，他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我的眼睛，让我感到惶恐，又让我心生崇敬。一张照片能产生如此力量，因为它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这是摄影乃至一切艺术活动的最高境界。尹春华近年的不少作品，都达到了这个高度。我发现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他所拍摄的较好的人像作品，，都是他所熟悉或者比较了解的人。例如，他的老师杜学忠夫妇，诗人冯景元、唐绍忠，劳动模范邢燕子、张世珍，老领导丛林，画家霍春阳等。他们的人像，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气质、精神和追求。我曾问他为什么熟悉的人就照得好。他说，道理与文学创作一样，吃透了的人，才能写生动。拍照，不仅仅拍他的面部，更要洞彻他的灵魂。一张人像作品，总不能与他的性格气质背道而驰。我很赞同他的话。他是一个有思想和艺术追求的人。
这时我才理解了他的摄影为什么坚持“三不”，即不用化妆、不用道具、不用华丽的新衣。道理很简单：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人而不是物。对于一个总是用镜头探视人的心灵的摄影者来说，一切都是镜外之物。在拍摄的过程中，他要用文学的想象、哲学的思维、画家的眼睛去扑捉人物最美的瞬间，摄影器材的高科技应用，为此提供了可能；他要选取最恰切的角度，给人物以最美的造型——藏其拙，显其巧，给被摄者以愉悦；他要调整光线、光度、光晕，让人物浸润在柔和的光海之中，举止适宜，谈笑风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人为的都显得多余，唯有自然才和谐。2013年第一期《枫叶》封二《女医生》照片，充分体现了他的作品简洁、明快、含蓄、唯美的艺术风格。
春华秋实。退休后，尹春华的落脚点在他的“百年印象”工作室。在这里，他继续着他深爱的摄影工作，所以他很快乐。让他更快乐的，是他的作品得到照片主人的夸赞。霍春阳的人像作品制成，他拿去给画家看了，画家几分钟一言不发，审视良久，才发出轻轻的赞叹。这让尹春华欣喜若狂。真可谓，人知得到好照片而乐，却不知摄影人之乐其乐。为什么呢？尹春华说，画坛大家入法眼，我得佳作亦欣然。
一个快乐的摄影人，更多的快乐在前面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