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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以“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在五大洲进行传递，这是奥运史上线路最长、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传递活动。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团体和个人当作寻衅滋事的良机。当出现抢夺火炬的突发性事件时，我国媒体在应对危机事态时的报道思维和报道技巧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预期的传播效果,而这些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奥运年则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迫。
惧怕突发事件的危机面，丧失议题设置的主动权。突发事件在意料之外，对事件议程极具干扰性，其影响力与危机程度成正比。抢夺火炬事件打破了圣火传递的和谐气氛，使人们陷入某种担忧之中。部分西方媒体从西方人权观点角度出发，遮蔽事实真相，回避主流价值，极其自然地将奥运和政治结合起来。在目前的传播环境下，只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指导原则不但不能化解传播危机，而且会使传播陷入被动，丧失议题设置的主动权。
部分西方媒体在议题设置时，将新的议题(奥运本身)与固有的政治议题(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多进行负面或批评报道。如英国主流媒体把注意力放在示威者身上；法国电视画面充斥藏独分子；CNN强调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奥运圣火传递……甄别是非的理性判断第一时间被强烈的意识形态画面所占据，先入为主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的形成。西方媒介主动设置议题，发挥其影响力，企图以“媒介意见”转化为“人民意见”，而中国媒体只能疲于解释，在整个事件的报道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面报道角度单一、信息量少，信息不对称。4月7日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对抢夺圣火事件报道如下：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的圣火传递过程中，受到一些藏独分子的干扰。在火炬传递路线上，一些手持雪山狮子旗的藏独分子，不断冲击火炬传递队伍，有的人甚至冲到火炬手面前，抢夺火炬。但英国警方迅速制止了这些干扰行为，使火炬传递顺利进行。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极少数企图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分子。对于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恶劣行径，一些火炬手和当地民众十分愤慨，他们纷纷谴责这种破坏行为。
连续报道中，国内媒体以正面信息报道为主，强调了火炬传递的顺利进行，少数藏独分子的破坏活动被及时制止，以及民众和当地政府的舆论支持。这与西方媒体所呈现的充斥藏独分子活跃的画面和激进言论的信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单向、平面、事后报道的传播效果被西方媒体所提供的大量实时、现场、强视觉冲击力的信息所消解，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受众心中的种种疑问。而在危机事件传播中，不能有效地集中民意产生支持才是最大的传播危机。
非常状态宣传思维仍占主导。做好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是我国媒体的首要职责之一，但是面对抢夺火炬的突发事件，媒体不应单一固守宣传思维，使受众在极端不对称的信息交锋中更加茫然和疑惑。宣传工作要实现宣传目的与效果的最佳统一，不能忽视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面对抢夺火炬事件，受众最想知道的是关于事件的全面信息，如火炬传递现场藏独分子的数量、其在现场的举动和言论、西方民众对此事件的各种声音，以及西方媒体之所以如此宣传的原因和目的等。在发达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受众不可能只接受单一报道视角，媒体应依据已有的判断，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消化，使态度更加坚定，形成强大而稳定的民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危机转化为扭转事件发展的契机。
面对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作为媒体和传媒人必须采用合适的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技巧，占据传播报道的有利地形。一是要以开放的姿态报道，化危机为转机。世界的开放性、信息的快速传递，要求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对事件作出正面回应，主动介入议程设置。在宣传观念上，要变信息的“堵”为信息的“通”，变被动的信息提供者为主动的信息发布者。同属危机事件的“5·12”汶川地震报道与此相比，信息传递迅速及时、公开透明，得到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反应迅速、高效、负责的政府形象，以及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西方媒体报道时也多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材料，在此之前这是不多见的。以前我国媒体花大力气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在这次地震危机报道中成为现实。究其原因，开放的报道姿态和主动设置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在传播过程中处理好媒体、政府、公众的关系。政府在宣传中处于主导地位，规定了宣传的方向、性质和目标。公众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媒体要在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之间搭起快速高效的沟通平台。政府要为媒体提供宽松的传播环境，充分尊重媒体的职业特点，发挥和利用媒体的功能，确保新闻发布的及时、准确和一致，塑造政府形象。媒体在报道中要有一定的灵活度，就危机事件本身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既要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三是重视媒介特质，多用画面展现事实。电视声画兼备，现场感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极具说服力，具有其他媒介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影像在再现客观世界时也极易被歪曲和异化。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利用画面的选择性，把镜头对准藏独分子，在行为和言语方面给他们充分的展示空间，营造藏独分子声势浩大、事态严重的效果，呈现出虚构的“客观”和“全面”报道的姿态，试图达到其报道目的。我国媒体在电视画面中主要展现的是抢夺火炬时的瞬间镜头与人物观点性采访镜头，对于其他相关情况则没有更多画面，未能充分发挥画面语言直观、形象、说服力强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想平、宫宇：《危机传播的舆论形态与引导策略》，《求实》，2005（2）。
3．阮璋琼：《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危机传播研究综述》，《东南传播》，2007（1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杨彩霞
惧怕突发事件的危机面，丧失议题设置的主动权。突发事件在意料之外，对事件议程极具干扰性，其影响力与危机程度成正比。抢夺火炬事件打破了圣火传递的和谐气氛，使人们陷入某种担忧之中。部分西方媒体从西方人权观点角度出发，遮蔽事实真相，回避主流价值，极其自然地将奥运和政治结合起来。在目前的传播环境下，只报喜不报忧的传播指导原则不但不能化解传播危机，而且会使传播陷入被动，丧失议题设置的主动权。
部分西方媒体在议题设置时，将新的议题(奥运本身)与固有的政治议题(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多进行负面或批评报道。如英国主流媒体把注意力放在示威者身上；法国电视画面充斥藏独分子；CNN强调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奥运圣火传递……甄别是非的理性判断第一时间被强烈的意识形态画面所占据，先入为主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的形成。西方媒介主动设置议题，发挥其影响力，企图以“媒介意见”转化为“人民意见”，而中国媒体只能疲于解释，在整个事件的报道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面报道角度单一、信息量少，信息不对称。4月7日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对抢夺圣火事件报道如下：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的圣火传递过程中，受到一些藏独分子的干扰。在火炬传递路线上，一些手持雪山狮子旗的藏独分子，不断冲击火炬传递队伍，有的人甚至冲到火炬手面前，抢夺火炬。但英国警方迅速制止了这些干扰行为，使火炬传递顺利进行。英国伦敦警方逮捕了极少数企图干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分子。对于藏独分子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恶劣行径，一些火炬手和当地民众十分愤慨，他们纷纷谴责这种破坏行为。
连续报道中，国内媒体以正面信息报道为主，强调了火炬传递的顺利进行，少数藏独分子的破坏活动被及时制止，以及民众和当地政府的舆论支持。这与西方媒体所呈现的充斥藏独分子活跃的画面和激进言论的信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单向、平面、事后报道的传播效果被西方媒体所提供的大量实时、现场、强视觉冲击力的信息所消解，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受众心中的种种疑问。而在危机事件传播中，不能有效地集中民意产生支持才是最大的传播危机。
非常状态宣传思维仍占主导。做好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是我国媒体的首要职责之一，但是面对抢夺火炬的突发事件，媒体不应单一固守宣传思维，使受众在极端不对称的信息交锋中更加茫然和疑惑。宣传工作要实现宣传目的与效果的最佳统一，不能忽视受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面对抢夺火炬事件，受众最想知道的是关于事件的全面信息，如火炬传递现场藏独分子的数量、其在现场的举动和言论、西方民众对此事件的各种声音，以及西方媒体之所以如此宣传的原因和目的等。在发达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受众不可能只接受单一报道视角，媒体应依据已有的判断，对丰富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消化，使态度更加坚定，形成强大而稳定的民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危机转化为扭转事件发展的契机。
面对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作为媒体和传媒人必须采用合适的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技巧，占据传播报道的有利地形。一是要以开放的姿态报道，化危机为转机。世界的开放性、信息的快速传递，要求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对事件作出正面回应，主动介入议程设置。在宣传观念上，要变信息的“堵”为信息的“通”，变被动的信息提供者为主动的信息发布者。同属危机事件的“5·12”汶川地震报道与此相比，信息传递迅速及时、公开透明，得到了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的高度评价，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反应迅速、高效、负责的政府形象，以及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力。西方媒体报道时也多援引中国媒体的报道材料，在此之前这是不多见的。以前我国媒体花大力气希望达到的传播效果，在这次地震危机报道中成为现实。究其原因，开放的报道姿态和主动设置议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在传播过程中处理好媒体、政府、公众的关系。政府在宣传中处于主导地位，规定了宣传的方向、性质和目标。公众是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媒体要在政府决策机构和公众之间搭起快速高效的沟通平台。政府要为媒体提供宽松的传播环境，充分尊重媒体的职业特点，发挥和利用媒体的功能，确保新闻发布的及时、准确和一致，塑造政府形象。媒体在报道中要有一定的灵活度，就危机事件本身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既要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应不遗余力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三是重视媒介特质，多用画面展现事实。电视声画兼备，现场感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极具说服力，具有其他媒介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影像在再现客观世界时也极易被歪曲和异化。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利用画面的选择性，把镜头对准藏独分子，在行为和言语方面给他们充分的展示空间，营造藏独分子声势浩大、事态严重的效果，呈现出虚构的“客观”和“全面”报道的姿态，试图达到其报道目的。我国媒体在电视画面中主要展现的是抢夺火炬时的瞬间镜头与人物观点性采访镜头，对于其他相关情况则没有更多画面，未能充分发挥画面语言直观、形象、说服力强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周庆山：《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想平、宫宇：《危机传播的舆论形态与引导策略》，《求实》，2005（2）。
3．阮璋琼：《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主要议题——危机传播研究综述》，《东南传播》，2007（11）。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