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生于陕西商洛市镇安县，编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戏剧代表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小说代表作《装台》《主角》等，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近日，由其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装台》热播。
　　因为母亲生日，作家陈彦最近回了一趟西安。其间，他顺道去见了一下老友朱冬平，两人下馆子，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朱冬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住在陕西戏曲研究院旁边的刁家村，一开始蹬三轮，给人拉货、搬家，后来机缘巧合，慢慢干起了装台，一干就是30多年，成了西安装台圈里的名人。所謂装台，就是为各种演出搭建舞台布景和灯光。
　　饭桌上，两人拉家常、聊近况。朱冬平说自己最近很苦恼，自从电视剧《装台》火了后，媒体都来采访他。他蹬着三轮车在前面跑，后面摄像机镜头跟着追，“一天下来啥也弄不成”。
　　陈彦听了，既有些自责，又感到欣慰。自责的是，电视剧《装台》改编自他5年前的小说《装台》，媒体之所以追着朱冬平跑，是因为他是主角刁顺子的原型;欣慰的是，这群隐于幕后的装台人终于被推到了前台聚光灯下。
　　从西安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办公室里，陈彦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谈舞台背后的装台人，谈舞台之上的角儿，以及他持续了40多年的写作。

还原舞台背后的人生

　　陈彦和朱冬平相识于10多年前。当时，他正在陕西戏曲研究院任院长，院里举办“西安天天有秦腔”活动，剧场要天天翻台，工作量很大，为此专门雇了大量农民工装台。这群农民工的头儿就是朱冬平，大伙儿都叫他“生生”。
　　“生生，拿陕西话读‘seng’，前面三声，后面二声，有愣头青的意思。另外，也说他体力好，能下苦。那会儿我办公室正对着后台，他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楚，经常有些箱子一两百斤重，他自己就扛下去了。”陈彦回忆说。一旦院里有戏上演，剧场就热闹起来，白天演员在舞台上排练，晚上等戏散场，观众离开，朱冬平就带着装台工来了，一装就是一夜。每次给半空灯位槽运灯最苦，要驮100多斤重的铁疙瘩，他总是带头运灯，“他是头儿，只有这样做才有发言权，才能带好队伍”。

　　院里有四个团，有时装完台，欠下劳务费，朱冬平就直接找院长陈彦。一来二去，两人熟了起来，成了朋友。那年月，陈彦有晨练和清早背诵的习惯，一早起来到院里，总能看到空地上胡乱仰卧着刚收工的装台工。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冬天，他看到下水道井盖上弓着一个人，后来才知井盖下面有暖气管，可以取暖。“这个画面始终冲击着我，长期萦绕在脑子里挥之不去。舞台那样美丽的地方，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做出牺牲和奉献，我特别想把他们展示出来。”陈彦说。
　　2012年的一天，在戏曲研究院门口，陈彦又看到朱冬平正窝在三轮车厢里，打瞌睡等活儿。他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便开始着手小说创作。他找朱冬平聊，找他的手下聊，聊经历和故事。后来，他白天工作，晚上和节假日写作，“一点一点地接近他们，还原他们”。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装台》。
　　在小说中，主角刁顺子身上有朱冬平的影子，但也融入了其他装台人的故事。他踏实肯干，带着大吊、猴子、墩子等几个从乡下来的弟兄，承接各种演出装台的活儿。劳碌的奔波和持续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鸡飞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亲生女儿刁菊花、养女韩梅，三个女人纷争不断。刁顺子人如其名，处事以“顺”为先。在外，他对剧团大小演员、导演、领导卑躬屈膝;对内，在刁蛮的女儿菊花面前，他唯唯诺诺，丧失了做父亲的威严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有一次，菊花和韩梅打了起来，他没办法，一下子跪在女儿面前，两人才停止厮打。
　　“刁顺子不是纯粹的窝囊、懦弱——面对庞大生活场域的碾压，他必须做出乖顺的转圜，才能在无所依傍的境遇下糊口养家。”陈彦说，不管生活如何待刁顺子，他都保持善良，帮衬着穷兄弟，抚慰着妻女，凡庸而高尚。
　　如今，看到自己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在荧幕上行走，尤其是看到张嘉益饰演的刁顺子，佝偻着背，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陈彦感慨万千。与电视剧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同，小说的最后，蔡素芬离开，刁顺子娶了工友的遗孀做第四位妻子，菊花的爱人因贩卖假酒获刑，失去经济支持，整容大业半途而废，带着塌陷的面容再次回到家中，与新继母战火再起……
　　“刁顺子继续腾挪到原来的属于自己的轨道里，就像轮回一样，循环往复。我觉得现实就是这么严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突破掉。”陈彦说，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装台人——为自己或他人装台，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或正唱着主角。
　　正如作家阿来所说，《装台》写出了古往今来莫之能御、无从逃遁的生命之重。

从农民工到“角儿”

　　在小说《装台》的结尾处，天气闷热将要下雨，一群蚂蚁开始搬家。“它们没有忙乱，没有不安，没有躁动，只是沙沙沙地进行。”算起来，整部小说共出现了3次蚂蚁搬家的场景。
　　“其实有点儿暗喻，装台农民工就像这些蚂蚁一样，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心安之处。”陈彦说。他少时在农村长大，喜欢看蚂蚁搬家，“场面很壮观，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每只蚂蚁头顶都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一步一步往前走”。 　　或许因为自己是从乡村走出，到城市后，陈彦对农民工有一种天然的关切。在戏曲研究院工作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农民工聚集地。研究院外有一道水泥地比较平，经常有农民工睡在那里，“最多的时候有31人”。深秋的一天，作家孙见喜觉得水泥地凉，同情那些农民工，就买了几床被子送过去，本是好意，却被一个农民工骂了一顿：“你凭什么给我送这？凭什么同情我？”最后，孙见喜又把被子夹走了。

　　那一刻，陈彦就想“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深思”，他要为这些渺小者、无名者做传。为更深入了解农民工生活，他到西安南郊较大的城中村，如东八里村、西八里村、木塔寨等地，实地走访。经调查，他发现在木塔寨，当地土著3570多口人，住的农民工却有5万多人。他站在村口观察，上下班时，人潮浩浩荡荡，极为壮观。走访中，他遇到了一对打千层饼的老夫妇，家里3个孩子在西安读大学，为供他们读书，夫妇二人背井离乡，到城中村摆摊打饼。
　　2011年，陈彦将老夫妇的故事写成秦腔现代戏剧本，取名《西京故事》。“这些底层人物坚持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在生存与精神困境的双重挤压下，顽强持守做人的底线与生命尊严。戏曲是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为弱势群体代言。”陈彦说。
　　之后，《西京故事》上演，首轮演出即过百场，轰动一时。但舞台演出仅3个小时，做调研时还收集了很多故事，大都被砍掉。他心有不舍，便将素材整理，写成50万字的小说《西京故事》。小说中，既有打饼老夫妇一家的故事，又有城中村土著居民的故事，还有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写完《西京故事》，陈彦才又写《装台》，两部小说都获好评。后来有一天，他遇到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两人闲聊，李敬泽建议说：“从《装台》看，你对舞台生活的熟悉程度，别人是没法比的，这是一座富矿，你应该再好好挖一挖，写个‘角儿’吧。”
　　早在很多年前，陈彦写过一个“角儿”的开头，写了好几万字，却还茫然不见头绪。“大概是身在其中，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遇到李敬泽时，他正好调到陕西行政学院，和舞台拉开了距离，反而豁然开朗。于是在寒暑假期间，他啃锅盔、冲油茶，开始写《主角》。因为常年在文艺院团工作，很多故事和场景都信手拈来，写得很畅快，有时一天能写1万多字。

　　2017年11月，《主角》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长篇小说选刊》转载。小说跨越了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讲述女艺人忆秦娥近半世纪人生，勾连起秦腔的兴衰起落，以及两三百个人物在转型期的沉浮。
　　两年后，凭借这部小说，陈彦摘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主角》被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以中国古典的审美方式讲述一则寓意深远的中国故事”。

一停下来就焦躁不安

　　陈彦一直在用笔书写中国故事，无论剧作还是小说，这离不开商洛“文学之乡”这块土地的滋养。
　　上世纪70年代，十六七岁的陈彦在镇安县一个文化部门工作。那时，读书和写作是年轻人普遍的追求，“能写点东西，在外面发表，简直是轰动全城的事”。他记得，文学杂志《延河》隔段时间就专门编一期类似“镇安文学专号”，刊登一批好文，将整个县城的文学青年搅动起来，朝文学之路上狂奔，他自然也被卷入其中。第二年，他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激动的一天到街上转了三圈。
　　散文的發表，坚定了陈彦写作的信心。1980年，他写了一篇小说《爆破》，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县城要改河道，安排了一次大爆破。一个泥瓦匠，靠修房为生，心想爆破后很多房屋会随之倒塌或受损，自己将会有一大批生意可做。但没想到，爆破时大山只是轻轻地松动一下，房屋都完好无损，他也由此陷入失落之中。后来，这篇小说发表在陕西《工人文艺》上。
　　第二年，县里委派他写一个舞台剧，去参与评奖。“那时候年轻，胆子大得不得了，放现在绝对不敢接这种活。”陈彦说。他写了一部9幕剧《她在他们中间》，最终获得省里大奖，他也由此走上戏剧创作之路。那些年，他笔耕不辍，几乎每年都出一部新作品，有现代戏《丑家的头等大事》《飞逝的流星》《风暴过蓝湖》等，历史剧《山乡县令》，也有方言歌剧《走红的歌星》，等等。

　　1988年，陈彦被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专职从事编剧工作。在创作风格上，他也受到陕西作家们的影响。“陕西的文艺创作有一个特点，比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是，注重从生活中汲取营养，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陈彦说。贾平凹也是商洛人，经常到镇安采风调研，他很早就与之相识。调到西安后，他经常去贾平凹家，见面时偶尔打个小牌，更多是聊天、喝茶、谈文学。他写了舞台剧，贾平凹也会去看，还会提意见、题词祝贺。
　　在研究院的日子，陈彦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下班吃完饭后，第一时间钻进书房，拉上窗帘，开始阅读和写作。他写《迟开的玫瑰》，讲述女主人公乔雪梅考上了大学，却因父亲瘫痪、弟妹年幼，放弃求学，支撑家庭的故事;写《大树西迁》，以交大西迁为背景，讲述生在上海、留洋归来的女教师为和丈夫团聚，来到西安，却一心想回上海，退休后如愿回沪，才发现自己的根已经移栽到了西部。《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再加上后来的《西京故事》，构成了现代戏“西京三部曲”，几乎包揽了戏剧界所有最高奖项。
　　《西京故事》后，陈彦慢慢转到小说创作上来。2019年年底，他调入中国戏剧家协会。疫情期间，他基本不外出，除了值班，就是看书、写作。他刚刚完成了一部长篇《喜剧》，依然是陕西故事，依然和文艺院团相关，以舞台上的小丑为主角讲述故事。
　　近两年，陈彦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只陀螺，停不下来，一停下来就感到焦躁不安。他最近正在酝酿一部作品，与天文爱好者有关，一个是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是眼望大地的人，两个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从打饼老夫妇、装台人，到自农村走出、做过烧火工的忆秦娥，再到舞台上的“小丑”，总有人问陈彦，为何总是聚焦小人物，为小人物立传？在他自己看来，世间一切强大的东西，已不需要人再去锦上添花。“我的写作，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人，舔一舔伤口，找一点温暖与亮色，尤其是寻找一点奢侈的爱。”
　　陈彦
　　1963年生于陕西商洛市镇安县，编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戏剧代表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曾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小说代表作《装台》《主角》等，2019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近日，由其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装台》热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