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30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30年，这一浪潮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虽然弥漫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化的脚步可能放缓，然而，如果各国能够持续合作，将金融全球化的刀锋纳入监管全球化的剑鞘之中，失衡的全球化可能获得新的平衡，从而推动新一轮更为强劲的世界经济增长。
　　最近一个月，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已远远多于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反思，然而，这二者之间未必没有交集。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大量廉价商品，恐怕也不为错。梳理3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故事，可以发现其中的联系。
　　
　　与全球化同行的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30年。30年中，冷战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市场化改革，使得资源的全球配置成为可能；关贸总协定以及WTO的多边谈判，使得全球市场的游戏规则趋于统一；同时，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生产、贸易大规模国际化，全球经济步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在这一进程中，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与庞大的本土市场；对外开放，则使他们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这一态势在上世纪90年代后更为明显。1992年邓小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南方谈话，以及1991年启动的印度市场化改革，让中印为代表的重量级新兴国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化的加速提供了充足的推进剂。
　　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从企业层面看，产业向新兴市场的转移，使其跨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却保持增长，全球化加速的近20年，它们的业绩获得了成倍于此前的成长，比如沃尔玛的销售额，1997年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距其创业的1962年已35年，而十年后的2007年，已达3787.99亿美元。从宏观层面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带来的廉价消费品，令美国经济可以多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令格林斯潘可以长期保持低利率水平，令美元可以在全球泛滥。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带来了资本的激烈竞争，刺激金融机构追逐高回报，于是金融创新、衍生品花样迭出，高风险的对冲基金数量激增，华尔街投行也成为实质上的对冲基金。从新兴市场看，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支撑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改善，巨大的美国市场也让产能过剩的中国找到了出口。东西方的交会，资源的全球配置，令世界经济进发出巨大的增长能量。
　　然而，这个皆大欢喜的图景中潜藏着风险。人们忘记了增长的极限，忘记高回报总与高风险相伴，而种种金融创新本质都是短融长投，一旦流动性短缺，财富神话就会终结。今年1月，本刊学术顾问李稻葵就预言《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然而，经济学家的提醒没有挡住非理性繁荣的列车呼啸而过。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等一系列警告，也只被当作独立的事件来看待。当虚高的资产价格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时，泡沫终于被刺破。而在最后的关头，仍不乏对冲基金利用卖空金融股牟利的身影，直至美联储出台卖空禁令。一场金融危机，让我们对“杠杆”如何撬动地球有了切身的认识。
　　确切地说，3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表现在多个层面一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然而，人们往往惊艳于产业与贸易层面可见的成果，却疏于对资本全球游走的研究与防范。全球化不仅让跨国制造企业通过异地投资摆脱了美国工会的监督，也让金融资本摆脱了监管，金融资本在全球游走，而对金融业的监管却止步于国境。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而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研究却相对有限。因此，对于次贷的演变，有经济学家看到了开头，却没人猜到结局如此剧烈。
　　一场金融危机，受影响的人方方面面，有骤然失业的华尔街精英，有止赎的供楼者，有中国的出口企业主，也有格林斯潘。从年初就令人担忧的经济领域不确定性，终于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几月之间，国际金融市场已是沧海桑田。如今，不止中国，美国也开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着眼于拉动出口。中国则努力提振内需，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开始发力。10月12日闭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的农村改革，显示走过刘易斯拐点的中国开始继续深挖劳动力潜力，而农村的消费增长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力量。1978年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安徽，却为全世界带来了变化，新的农村改革具有怎样的效应，我们30年后或会清楚。
　　
　　重新思考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场渐进的故事。全球贸易可以追溯到南中国海底的千年沉船与丝绸之路上废弃的古都。发展至今，这个世界已被产业、金融等锁链捆绑在一起，成为了曹操的连锁战船，齐心协力，可以直济沧海；一把大火，也能遍烧连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股泡沫时，全球化尚未如此紧密，危机并未大规模扩散。而今天，尤其是危机发生在处于全球金融枢纽地位的华尔街，正如致命的病毒感染了系统的中心服务器，任何国家、任何产业都难以幸免。危机不仅已经引发英国的经济衰退，使冰岛、韩国、巴基斯坦等国陷入危机，迪拜这样的产油区也难以幸免。由于资本项目封闭和金融业发展较慢，中国金融市场未被影响，但出口却受巨大冲击，上万中小企业陷入破产境地。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中，有好莱坞逃避现实的歌舞片抚慰人心，而本轮危机中，由于流动性紧缩，派拉蒙等多家公司的融资计划已被搁置，受影响的或有《变形金刚》续集等。这个世界已环环相扣，一环失手，满盘落索。
　　虽然冷战结束，发达国家却用衍生品与全球化的刀锋伤害了自己a因此，许多精英开始重新审视全球化。过去十年，虽然贸易保护主义者不断强调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失业，但显然当地消费者受益更大，如今，他们的声音正随危机水涨船高，未来发达国家可能对全球贸易、资本流动设置更多的门槛，贸易壁垒的提高也并非不可能。当然，全球经济减速也可能为廉价的中国产品拓展更多销路，对于出口企业而言，坚持就是胜利，但前提是获得资金的支持。
　　全球化的暂时退步，并不意味着这一方向存在问题。危机的产生，更多在于我们应对全球化的影响缺乏准备。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时代，这种变化由我们的行为开启，而我们常常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的脚步，正如人们此前难以想象油价如此之快就从147美元/桶跌向50美元/桶，世界如此之快就从流动性泛滥步入流动性短缺。各国政府此前并没有意识到，在地球村时代，每个部落应当如何合作。可喜的是，这一次，从欧洲不愿对美国施以援手，在形势急转之后，迅速演变为全球11家央行联手降息，从八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北京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史无前例的危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联手。眼下，那些曾签名反对救援的经济学家纷纷改变主张，在全球化的时代，应对措施也正在融入全球化的国家范围之内统一考量。
　　而危机之后，对金融机构的全球性监管或会列入议程，八国集团领导人10月15日发表声明称：“对全球金融领域的管理政策和制度等体系进行调整，将是我们处理当前危机的必要手段。”在混业经营的格局下，已有越来越多国家效仿英国，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机构合并为金融服务监管局(FSA)这样的跨行业监管机构，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跨国、跨行业的“超级监管机构”?自由资本主义在一国之内的发展，与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或许应当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在这场危机之后，所有人都承认，全球政治版图已从冷战后的单极化走向多极化。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已开始倡导新的多边主义，将G7扩大为14国集团，“其成员应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以及七国集团国家”，并将能源、气候变化、冲突国家的稳定等问题纳入讨论范畴。
　　人类不加节制的增长，付出了环境的代价；不加节制的消耗，带来了能源与粮食、水资源的危机；不加节制的借贷，带来了金融危机。30年来世界的变迁犹如一段昂扬的快板，如今转入了舒缓的慢板，我们可以用充分的时间来打量那些在快速奔跑中被忽略的事实，比如环境保护、资源危机、产品质量、劳工权益、社会保障，并进行修补。这也可以看作一个过门，人类总是在无数失败事件的总结中获得螺旋式上升，对于全球化，对于金融风险与监管，我们将从危机中获得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下一轮的全球化，或将在更成熟的模式下展开。当然，其前提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本次危机之后，1929年大萧条后严格监管与逐步放松的轮回可能再次出现，但在每一个转折之中，都有可能催生思想的繁荣。上个世纪的前30年，也是各种思想进发的黄金时代。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的历史中，全球化一直不断在进行。尽管存在民族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思潮，全球融合会是一种必然。从单极化到多极化，直至世界大同，代表着全人类的进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