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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主流的转变有其内在的逻辑脉络，随着理学的发展，朱熹理学内在矛盾不断凸显，阳明心学在与朱熹理学的对话和辩难中逐渐发展成完备的体系，心学成为理学主流。
关键词：理学；心学；朱熹；王阳明
宋明理学作为宋明时期主流的哲学形态，主要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两大派系呈现出来。而程朱一脉的理学又以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以其对儒学经典的诠释而得到官方的认可，遂成为儒学正统。程朱理学因其义理的内在矛盾和对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不断激励着自陆象山以来的心学的发展。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成为理学的主流。
一、理学的困境
朱熹理学认为理是超越于具体存在之上的普遍法则，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据，因此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理作为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体现了其普遍必然的特性。并且理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朱子认为理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不受任何具体事物的制约，理具有超验的性质。
但是朱子的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却是截然二分的：“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若便将那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若以物为道，则不可……物只是物，所以为物之理者，乃道也。”因此在朱子看来，形上之理作为普遍法则超越具体存在而不可降格与行下之器等量齐观，物只是物，理则外在于物而又决定物，这就在道与器之间横亘了一条不可弥合的鸿沟，朱子走上了割裂二者的道路。
而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过分强调又使二者之间的统一变成一个难题。固然朱子提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但这种脱离了主体参与的物理的融合，不可避免的会演变成一种空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子提出了“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在朱子那里，“即物穷理”的理是超越个体的超验之理，要达到主体与理的合一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而格物却要从外部世界的具体事物开始，这种“务外而遗内”的求索，因为世间万物的广大博杂、瞬息万变，而又难免会使主体感到茫然而无措。因此“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在理论上虽然较为详备，但在具体的实践上却困难重重。
朱熹那里，理作为超时空的绝对实体被确立起来。与强调理的超验性相应，理又被赋予伦理的内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纲常伦理通过理的规定而成为当然之则，“存天理，灭人欲”成了绝对的道德律令。主体对于理的遵守若不是出于自愿，就不可避免会使伦理规范流为形式。
二、心学的形成
无论是朱子理学内在义理的矛盾，还是作为儒学正统对现实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亟需对症之药来补救。心学就是在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对话与辩难中发展起来的。
与程朱的“性即理”相对，陆象山最早提出“心即理”以心学的形式与朱子理学形成抗礼之势。象山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象山认为道事一体，不可分割。这就对朱子“析理与事为二”的倾向进行了否定。象山不仅反对道与事的二分，还主张将理安置于“心”之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将心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心成了万物的基础和宇宙存在的根据。朱子的形上之理被象山的心所统摄，理的超验性便被取消了。而心始终关联着主体的现实存在，因此主体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之维便得到了关注，主体能动性得到极大扩展。被超验之理压抑的个体便被释放出来，人成了自我的主宰。
理学发展的主流从程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是由王阳明完成的。陆象山虽然提出了“心即理”，但没有对这一命题作细致的辨析。象山提升了心的本體地位，确立了心学的基本路向，但其心学的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仍较粗浅，只有到了王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才真正确立起来。
与朱子将理作为超验之理相对，阳明摒弃了朱子理学“务外而遗内”的弊病，将理收归于心，他说：“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心作为本体取代了超验之理的地位。
超验之理和心都作为本体，但有不同的规定。其根本不同在于超验之理超越时空与个体的存在，先验之心始终关联着人的现实经验。康德哲学作为先验唯心主义与阳明心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康德认为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作为人所特有的能力，是不能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在阳明那里，心的先验性体现在心不仅作为先天本体而存在，也作为人的感性经验而存在，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承担着统一的作用，康德认为，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最终都要通过先验统觉的统一作用才能实现。在这里先验统觉的统一作用与阳明心的统一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先验统觉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阳明的心是个体通过对本体的体认而得出来的，心作为本体含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在阳明那里，心作为本体一方面构成了世界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是道德实践所追求的儒家的理想人格：“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因此在阳明看来，良知是成圣的根据，而良知作为内圣的人格又人人具有，只是致与不致的区别。
阳明的良知具有本体的意义，而致良知则表现为后天的功夫。致良知为阳明晚年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又体现着本体与功夫的合一。阳明心学之中这种一体性是贯彻始终的，从“心即理”、“知行合一”到“致良知”无不体现着这种一体性。一体性即是本体融摄下的本体与现象、功夫的浑然一体。阳明对一体性的强调大大影响了其后儒学的发展。阳明后学的论学始终不离一体性的宗旨，并在这一宗旨下发展出许多观点各异的心学流派。
阳明自创立心学以来，前来拜师问学者络绎不绝，其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心学得到广泛传播，阳明之后心学成为理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高凯（1990.10—），男，汉族，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5级中国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关键词：理学；心学；朱熹；王阳明
宋明理学作为宋明时期主流的哲学形态，主要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两大派系呈现出来。而程朱一脉的理学又以朱熹集其大成，朱熹以其对儒学经典的诠释而得到官方的认可，遂成为儒学正统。程朱理学因其义理的内在矛盾和对当时社会的负面影响不断激励着自陆象山以来的心学的发展。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逐渐成为理学的主流。
一、理学的困境
朱熹理学认为理是超越于具体存在之上的普遍法则，是世间万物存在的根据，因此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其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理作为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体现了其普遍必然的特性。并且理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朱子认为理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存在，不受任何具体事物的制约，理具有超验的性质。
但是朱子的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却是截然二分的：“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若便将那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若以物为道，则不可……物只是物，所以为物之理者，乃道也。”因此在朱子看来，形上之理作为普遍法则超越具体存在而不可降格与行下之器等量齐观，物只是物，理则外在于物而又决定物，这就在道与器之间横亘了一条不可弥合的鸿沟，朱子走上了割裂二者的道路。
而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过分强调又使二者之间的统一变成一个难题。固然朱子提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但这种脱离了主体参与的物理的融合，不可避免的会演变成一种空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子提出了“格物致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在朱子那里，“即物穷理”的理是超越个体的超验之理，要达到主体与理的合一就要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而格物却要从外部世界的具体事物开始，这种“务外而遗内”的求索，因为世间万物的广大博杂、瞬息万变，而又难免会使主体感到茫然而无措。因此“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在理论上虽然较为详备，但在具体的实践上却困难重重。
朱熹那里，理作为超时空的绝对实体被确立起来。与强调理的超验性相应，理又被赋予伦理的内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所谓理也。”纲常伦理通过理的规定而成为当然之则，“存天理，灭人欲”成了绝对的道德律令。主体对于理的遵守若不是出于自愿，就不可避免会使伦理规范流为形式。
二、心学的形成
无论是朱子理学内在义理的矛盾，还是作为儒学正统对现实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亟需对症之药来补救。心学就是在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的对话与辩难中发展起来的。
与程朱的“性即理”相对，陆象山最早提出“心即理”以心学的形式与朱子理学形成抗礼之势。象山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象山认为道事一体，不可分割。这就对朱子“析理与事为二”的倾向进行了否定。象山不仅反对道与事的二分，还主张将理安置于“心”之中：“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将心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心成了万物的基础和宇宙存在的根据。朱子的形上之理被象山的心所统摄，理的超验性便被取消了。而心始终关联着主体的现实存在，因此主体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之维便得到了关注，主体能动性得到极大扩展。被超验之理压抑的个体便被释放出来，人成了自我的主宰。
理学发展的主流从程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是由王阳明完成的。陆象山虽然提出了“心即理”，但没有对这一命题作细致的辨析。象山提升了心的本體地位，确立了心学的基本路向，但其心学的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仍较粗浅，只有到了王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才真正确立起来。
与朱子将理作为超验之理相对，阳明摒弃了朱子理学“务外而遗内”的弊病，将理收归于心，他说：“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心作为本体取代了超验之理的地位。
超验之理和心都作为本体，但有不同的规定。其根本不同在于超验之理超越时空与个体的存在，先验之心始终关联着人的现实经验。康德哲学作为先验唯心主义与阳明心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康德认为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作为人所特有的能力，是不能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的。在阳明那里，心的先验性体现在心不仅作为先天本体而存在，也作为人的感性经验而存在，两者是合二为一的。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承担着统一的作用，康德认为，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最终都要通过先验统觉的统一作用才能实现。在这里先验统觉的统一作用与阳明心的统一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又不是完全相同的，先验统觉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阳明的心是个体通过对本体的体认而得出来的，心作为本体含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在阳明那里，心作为本体一方面构成了世界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是道德实践所追求的儒家的理想人格：“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因此在阳明看来，良知是成圣的根据，而良知作为内圣的人格又人人具有，只是致与不致的区别。
阳明的良知具有本体的意义，而致良知则表现为后天的功夫。致良知为阳明晚年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又体现着本体与功夫的合一。阳明心学之中这种一体性是贯彻始终的，从“心即理”、“知行合一”到“致良知”无不体现着这种一体性。一体性即是本体融摄下的本体与现象、功夫的浑然一体。阳明对一体性的强调大大影响了其后儒学的发展。阳明后学的论学始终不离一体性的宗旨，并在这一宗旨下发展出许多观点各异的心学流派。
阳明自创立心学以来，前来拜师问学者络绎不绝，其弟子遍布大江南北，心学得到广泛传播，阳明之后心学成为理学的主流。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高凯（1990.10—），男，汉族，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2015级中国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