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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波恩
我的故乡波恩是莱茵河上的明珠。它是科隆选侯国的首都和艺术中心，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我的祖父、才华横溢的路易斯·凡·贝多芬（Louis van Beethoven，1712-1773）从佛兰德斯（Flanders）到这里，成为选帝侯教堂的音乐总监。他的儿子、我的父亲约翰（Johann，1740-1792）是唱诗班的一名男高音，嗜酒。我的母亲玛利亚（Maria Magdalena Laym）是宫廷御厨的女儿，在和我父亲结婚之前是个寡妇。她温柔、勤俭、疼爱孩子，经常为了保护我们被酒醉后的爸爸痛打挺身而出，自己却遍体鳞伤。我，路德维希·凡（Ludwig van），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波恩Bonngasse街二十号的小阁楼上，是家里的老大，后面跟着两个弟弟——卡斯帕·安东（Caspar Anton）和尼古拉斯·约翰（Nicolas Johann）。我们仨是七个孩子中的幸存者，另外四个都在襁褓中夭折了。
我的爸爸虽然是个乐师，但才华有限，靠教堂的微薄工资度日。他梦想着家里能出一个像伟大神童莫扎特那样的孩子，那他本人就可以像莫扎特的父亲一样，带着神童儿子游历欧洲，一边炫耀一边为他赚钱。于是对音乐特别敏感的我就被选作他的目标，在他的苦心栽培下开始了我苦难的童年。
钢琴、小提琴，我都无师自通。随便给我一个旋律动机，我就能即兴发挥，演奏出一首自己的乐曲。但爸爸觉得这是在胡闹，常常为此对我大吼大叫，大打出手，尤其是喝了酒以后。他要我从早到晚按照乐谱上的音乐练习，成为一个钢琴家和小提琴家，但我脑子里有太多的乐思，根本无法抵御它们流动到我的指尖。我陶醉于自己的音乐，对爸爸给的那些无趣的音乐非常厌烦。只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够完全地把我降服——莫扎特。每当有他的新作品在维也纳问世，曲谱马上会传到波恩。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如饥似渴地弹奏、研究、消化莫扎特充满灵性的、浑然天成、妙趣无穷的音乐是我早年悲惨的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恩典。
我音乐上的启蒙老师是爸爸，但当我七岁（他谎报六岁）开始登台后，除了打骂，他在我的音乐发展方面就无能为力了。于是，我认识了他在选帝侯教堂几乎所有的同行，一一向他们请教，然而他们的水平也不比爸爸高明多少，很快就被我超越了。于是，我成为爸爸的音乐圈子里年龄最小却造诣最高的“音乐家”，但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只是个井底之蛙，还有很多要学，只是无从着手。十一岁时，我等来了自己的救世主——新宫廷乐师长尼费（Christian Gottlab Neefe）。第一次给我上课后，他就宣布：“这个孩子，如果好好培养，能成为莫扎特的接班人。”拜师后，他果断地劝我辍学担任他的副职，在他有事缺席时担当他的职责。这个全职的工作让我近距离地了解了管风琴师每周的工作：从选诗歌、作曲、写总谱、抄各乐器和声部的分谱、排练到演出。作为导师，尼费的最大贡献是让我学习了伟大的J.S.巴赫的上下两册《平均律钢琴曲集》。这部神圣的作品集简直是通往音乐圣殿的神灯，每一首前奏曲和赋格都是规则和创意的完美结合。如果说自己是带着野性和灵感的野马，通过巴赫的平均律钢琴的驯化，我将成为一匹无敌的骏马！
第二年，由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Maximilian Franz）继位选帝侯。他是女皇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的小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胞弟。受兄长在维也纳施行“开明专制”的影响，这位年轻的王公立志要把波恩打造成德国文化的另一个中心。他创立了波恩大学，积极鼓励音乐创作和活动，还把活跃于维也纳的共济会组织介绍到波恩，我的恩师尼费很快成为会员，听尼费说，莫扎特和海顿都是共济会的兄弟。他们的音乐都渗透着共济会的基本精神——“真理、道德、博爱与和谐”。年少的我对于音乐的理解，从来就是从直觉和技术出发的。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伟大音乐的背后都有一颗音乐家追求理想的赤诚之心。这个重大的领悟给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把自己对理想的信念和憧憬注入我的音乐。1784年，不到十四岁的我被正式任命为宫廷第二管风琴师、羽管键琴师、彩排指挥。虽然因为年龄的关系，我的薪水被打了折，但能够跟随名师、受命于明君、参与到波恩音乐生活的主体，已经是我的万幸了。1787年，一个更大的惊喜降临了——一位恩主出资派送我到维也纳学习音乐。
到维也纳的目的只有一个——觐见莫扎特。练了大师的奏鸣曲、协奏曲、还把他的交响乐改编成钢琴曲，我通过恩主的层层关系努力地预约着面试，想给我心中的音乐之神留下深刻印象。虽然面试的日子杳无音讯，我却了解到一些关于莫扎特的情况：他的家里正住着一个九岁的门徒胡梅尔（Hummel）日夜跟他学习；作曲家本人正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歌剧《唐璜》；他平时作曲不是在钢琴旁边，而是在桌球台旁或是床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面试，然而三周后，却等来了爸爸的急件：母亲病危。我立即返回波恩，总算见到妈妈最后一面。这次旅行与伟大的莫扎特失之交臂，又永远失去了这世上最爱我的女人——妈妈，我经历了生命中第一个死荫的幽谷。
虽然我早就开始工作并补贴家用，但这个家一直在靠妈妈打理。现在，她走了，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和越发嗜酒如命的爸爸。我不得不向教堂要求把爸爸的一部分薪水转到我的名下，以免被他挥霍一空，同时加入自己的薪水来维持日常开销和两个弟弟的教育费用。不到十七岁，我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很累，但作为家中长子，我义不容辞。
在工作中，恩师尼费也愈加对我予以重任。现在，我不仅胜任了教堂音乐总监的全部职责，自己的钢琴演奏、即兴演奏水平也都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位布罗宁（Breunings）夫人请我到府上教她的四个孩子学钢琴，并介绍我进入第一个波恩上流社会的精英圈。从这里结识的一些人，包括布罗宁夫人的四个孩子，还有华德斯坦伯爵（Ferdinand Waldstein）等都将成为我一生的忠实朋友。 与此同时，我还担任选帝侯剧院乐队的中提琴手，参与演奏莫扎特、格鲁克的歌剧，这是我学习交响乐配器的最好机会。1790年，当伟大的约瑟夫二世驾崩时，剧院从维也纳接到一个为他写葬礼音乐的约稿，我奉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大型作品《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Funeral Cantata on the Death of Emperor Joseph II，WoO.87）。没想到维也纳宫廷乐团竟然以“木管声部太难，无法演奏”为由而拒演。我真不明白堂堂音乐帝都的皇家宫廷乐队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有尊严的借口，但究竟是曲子真的太难还是那群自恃清高的维也纳人不屑于演奏一个波恩小镇青年的作品，我不得而知。
初到维也纳
1793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送上断头台。消灭专制、建立共和的呼声也传到了波恩。作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胞弟，波恩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决定到维也纳，去哥哥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特二世的领地躲避风头，很多贵族与他同行。我虽然支持革命的精神，却厌恶革命的血腥，便也和他们一起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从此一去无归。
维也纳，音乐的帝都，处处歌舞升平。皇公贵戚家几乎每晚都有音乐会和舞会，市井平民也随时随地能在大街上看到杂技、魔术、木偶表演等。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快乐，好像根本没有闻到法国革命的血腥味，仿佛不知道自己昔日的公主，后来的法国皇后已经在革命的断头台上掉了脑袋。这时，伟大的莫扎特已经仙逝，他的好朋友、交响乐之父海顿欣然收我为徒。几年前，海顿老爹从维也纳到伦敦演出时路经波恩，看了我那首被维也纳拒演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总谱后已经有意收我为徒，只叹时机不对。这次我能够在维也纳拜他为师，也算是水到渠成。海顿老爹是个谦逊、内敛的人，他音乐中的平和、乐观和幽默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格。得知我们再续师徒之缘，我的朋友和恩主华德斯坦伯爵在给我的告别信中写道：“希望你从海顿的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约翰·约瑟夫·富克斯（Joha n n Joseph Fux）的《艺术津梁》（Gradus Ad Parnassum）曾经是海顿老爹和伟大的莫扎特公认的作曲宝典。海顿老爹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能从中悟到作曲技法的真谛，于是，它就成为我们课程的核心。但其实，注重实践的我并没有从这本缺乏实战技巧的宝书和老爹毫无计划的课程中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瞒着老爹向这里的其他名师学艺：向阿尔布雷希茨贝格（Albrechtsberger）学习对位法；向伊格纳茨（Ignaz Schuppanzigh）学习小提琴；向萨列里学习意大利声乐作曲法。我尤其感谢歌剧大师安东尼奥·萨列里，坊间传说他是莫扎特的劲敌，是放毒杀害了伟大天才的凶手，但依我看来，他人品正直，对我慷慨、关爱、在教学上倾其所有，完全没有妒忌、排挤比他更有才华的年轻同行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这种恶毒的谣言！
很快，我在沙龙里的即兴表演得到了维也纳贵族阶层的关注。洛布科维茨（Joseph Franz Lobkowitz）王子、李希诺夫斯基（ Karl Lichnowsky）王子和斯维滕（Gottfried van Swieten）争相成为我的恩主。在他们的宫殿，我把J.S.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作为沙龙的常青曲目，一是为了让这些附庸风雅的贵族们听一听伟大的巴赫虽然有小溪之名（Bach意为“小溪”）、却深似大海的音乐。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奏来探索他音乐中调性、旋律与和声组合的无限可能性，让自己醍醐灌顶。
1795年，我在维也纳举办了自己的首场音乐会，亲自演奏了新鲜出炉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紧接着，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第一号（Op.1），三首钢琴三重奏，题献给我的恩主李希诺夫斯基王子（1761–1814）。这笔版税让我发了一笔小财，可以一年不愁吃穿。接下来的几年，我迎来了创作的巅峰，先后出版了Op.18的六首弦乐四重奏、第一和第二交响曲、八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第八首《C小调“悲怆”奏鸣曲》引起了轰动。C小调之于我正如G小调之于莫扎特，我在十九岁时就用这个调性写了《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二十三岁写了钢琴三重奏Op.1，No.3（1793），钢琴奏鸣曲有Op.1，No.1和现在这首《悲怆》。将来，我还要不断地在这个调性中探索，写出C小调的交响曲（第五“命运”）、弦乐四重奏、钢琴协奏曲、钢琴变奏曲等等。我要用这个向来不被看好的调性在我的音乐中映射出我的信仰——“悲伤而不绝望，愤怒所以战斗”。
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两个弟弟被我接到了维也纳。从1802年起，比我小四岁的卡尔成为我正式的经纪人，负责整理我的作品，并和出版商打交道。他是我得力的助手，不仅帮我交涉版税事宜，还让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名作改编成其他器乐合奏形式，这样就能防止出版商雇佣拙劣的作曲家改编我的作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开发了旧作品的经济价值。
爱神降临
在约稿不断的同时，我也成为贵族家庭争相邀约的钢琴名师。其中匈牙利伯爵夫人布伦斯维克（Anna Brunsvik）的府邸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在那里，我遇见了约瑟芬（Josephine，1779–1821）。相遇时，我二十八，她二十。她跟随母亲和妹妹从匈牙利专程来维也纳拜我为师；我，作为维也纳最受欢迎的钢琴家，在繁忙的演出、社交生活的日日夜夜，孤独的灵魂正饥渴地等待着天使的救赎。坐在她身边，听她熟练地演奏我的奏鸣曲，看她闪闪发光的眼睛，高贵而俊俏的容颜，在琴键上轻盈跳动的手指，全情投入而轻轻摆动的婀娜身姿，我的心找到了归宿。她，约瑟芬·布伦斯维克将成为我的不朽恋人。
然而，虽然我用才华征服了这个世界，却不敢向我心爱的女孩表示爱恋，因为这个世道容不下我和她的爱情。她若嫁我，必然被贵族社会所遗弃。不忍心毁掉她的一生，我只有强忍妒火，眼睁睁地看着她在一年后嫁给了年迈的戴姆（Deym）伯爵。爱的魔咒让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为了继续见到她，我到她新婚的伯爵府继续做她的钢琴老师。1803年，我写了一首《F大调行板》，默默倾诉我对她的纯真爱意。由于我在各大沙龙反复弹奏这首爱的回旋曲，我的学生车尔尼为其取名为“最爱的行板”（Andante favori）。在约瑟芬生怀六甲、准备迎接第四个孩子降生之时，伯爵突然去世，我的爱人成了寡妇。于是，压抑已久的热情迸发了——我每日一封情书，告诉她“你是我战胜危机和耳聋的力量，我生命的眷恋”；我频繁地登门造访，把刚刚出炉的乐谱献给她弹奏。其中最著名的是《F小调热情奏鸣曲》（1805）。爱情激发了我的灵感，这个时期创作的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Rasumovsky，1806）和《第五交响曲“命运”》（1808年首演）都成为了我的代表作。借助音乐的力量，我终于虏获了她的芳心，但因为怕母亲的反对和夫家剥夺她对四个贵族子女的监护权，她不愿公开我们的关系。 1810年，迫于各方压力，她嫁给了一个并不富裕的爱沙尼亚贵族斯塔克贝格（Stackelberg）伯爵，但两人的婚姻一直不快乐，生完两个女儿后他们就分居了。1812年7月3日，在前往特普利兹（Teplitz）和伟大诗人歌德相见的路上，我经过布拉格，和约瑟芬久别重逢。经过岁月的洗涤，她更加迷人了。我们互诉衷肠，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从前。我再一次确信，她就是“我的女神，我的一切，我灵魂的倒影”。眼看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而我却依然被挡在由阶级和财富所搭建的堡垒后，无法给她一个安全的港湾。在雨夜回到住所后，我被兴奋、痛苦、思念和焦灼所煎熬，连续两天两夜给“我的爱，我的天使，我的真我”、我的“不朽恋人”写下了十页爱的告白。在寄与不寄间几番踌躇，我最终决定把这十页信纸锁进抽屉，留给后世做此生真爱的见证。
1813年4月8日，约瑟芬生下了一个女儿莫妮卡（Monica）。我一直怀疑这个孩子是我的亲骨肉，但约瑟芬不说，我也不敢追问。毕竟，对一个女孩来说，做贵族小姐总比做平民的私生女要来得光彩。但这种屈辱对我的折磨致命的。无处发泄，我只有在音乐中寻求解脱，完成了我用十年谱写的唯一一部歌剧《菲岱里奥》。剧中男主人公弗洛伦斯坦蒙冤入狱，在绝望中苦苦等待着爱的救赎。他的妻子、女主人公菲岱里奥用爱、智慧和勇气最终战胜了恶人，解救了丈夫。这个完美结局，是我，歌剧的作者，一个在爱的牢狱里终生监禁的囚徒此生难圆的梦想。
1816年，我们再一次相约在巴登密谋私奔，但她最后还是碍于对孩子们的眷顾和唯恐被上流社会诛罚而退缩了。这次的失败为这段纠结我一生的恋情划上了句号。
除了约瑟芬，我的生命中还曾经闪现过其他几个缪斯女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医生乔瓦尼·马尔法蒂（Giovanni Malfatti）的表妹特蕾莎·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1792–1851），她的年轻美丽和对我的天真崇拜感动我写下了隽永清纯的《致爱丽丝》。约瑟芬的姐姐特蕾莎·冯·布伦斯维克（Therese von Brunswick，1775-1861）是我和约瑟芬爱情的最大支持者，我不清楚她是不是为了我而终生未嫁。虽然没有爱意，但我衷心感谢她的忠诚正直，把《升F大调第二十四钢琴奏鸣曲》（Op.78）题献给她，取名“A Thérèse”。还有一个缪斯女神是约瑟芬和特蕾莎的表妹，美丽动人的朱丽埃塔（Giulietta Guicciardi，1782– 1856）。在约瑟芬婚后的第二年，是她把我从爱情的绝望中唤醒。虽然我们一样无缘，但那一刻的美好重新点燃了我对生的希望。1803年，我把被后人称为《“月光”奏鸣曲》的《升C小调奏鸣曲》（Op.27， No.2）题献给她。
我的故乡波恩是莱茵河上的明珠。它是科隆选侯国的首都和艺术中心，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我的祖父、才华横溢的路易斯·凡·贝多芬（Louis van Beethoven，1712-1773）从佛兰德斯（Flanders）到这里，成为选帝侯教堂的音乐总监。他的儿子、我的父亲约翰（Johann，1740-1792）是唱诗班的一名男高音，嗜酒。我的母亲玛利亚（Maria Magdalena Laym）是宫廷御厨的女儿，在和我父亲结婚之前是个寡妇。她温柔、勤俭、疼爱孩子，经常为了保护我们被酒醉后的爸爸痛打挺身而出，自己却遍体鳞伤。我，路德维希·凡（Ludwig van），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波恩Bonngasse街二十号的小阁楼上，是家里的老大，后面跟着两个弟弟——卡斯帕·安东（Caspar Anton）和尼古拉斯·约翰（Nicolas Johann）。我们仨是七个孩子中的幸存者，另外四个都在襁褓中夭折了。
我的爸爸虽然是个乐师，但才华有限，靠教堂的微薄工资度日。他梦想着家里能出一个像伟大神童莫扎特那样的孩子，那他本人就可以像莫扎特的父亲一样，带着神童儿子游历欧洲，一边炫耀一边为他赚钱。于是对音乐特别敏感的我就被选作他的目标，在他的苦心栽培下开始了我苦难的童年。
钢琴、小提琴，我都无师自通。随便给我一个旋律动机，我就能即兴发挥，演奏出一首自己的乐曲。但爸爸觉得这是在胡闹，常常为此对我大吼大叫，大打出手，尤其是喝了酒以后。他要我从早到晚按照乐谱上的音乐练习，成为一个钢琴家和小提琴家，但我脑子里有太多的乐思，根本无法抵御它们流动到我的指尖。我陶醉于自己的音乐，对爸爸给的那些无趣的音乐非常厌烦。只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够完全地把我降服——莫扎特。每当有他的新作品在维也纳问世，曲谱马上会传到波恩。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如饥似渴地弹奏、研究、消化莫扎特充满灵性的、浑然天成、妙趣无穷的音乐是我早年悲惨的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恩典。
我音乐上的启蒙老师是爸爸，但当我七岁（他谎报六岁）开始登台后，除了打骂，他在我的音乐发展方面就无能为力了。于是，我认识了他在选帝侯教堂几乎所有的同行，一一向他们请教，然而他们的水平也不比爸爸高明多少，很快就被我超越了。于是，我成为爸爸的音乐圈子里年龄最小却造诣最高的“音乐家”，但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只是个井底之蛙，还有很多要学，只是无从着手。十一岁时，我等来了自己的救世主——新宫廷乐师长尼费（Christian Gottlab Neefe）。第一次给我上课后，他就宣布：“这个孩子，如果好好培养，能成为莫扎特的接班人。”拜师后，他果断地劝我辍学担任他的副职，在他有事缺席时担当他的职责。这个全职的工作让我近距离地了解了管风琴师每周的工作：从选诗歌、作曲、写总谱、抄各乐器和声部的分谱、排练到演出。作为导师，尼费的最大贡献是让我学习了伟大的J.S.巴赫的上下两册《平均律钢琴曲集》。这部神圣的作品集简直是通往音乐圣殿的神灯，每一首前奏曲和赋格都是规则和创意的完美结合。如果说自己是带着野性和灵感的野马，通过巴赫的平均律钢琴的驯化，我将成为一匹无敌的骏马！
第二年，由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Maximilian Franz）继位选帝侯。他是女皇玛利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的小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的胞弟。受兄长在维也纳施行“开明专制”的影响，这位年轻的王公立志要把波恩打造成德国文化的另一个中心。他创立了波恩大学，积极鼓励音乐创作和活动，还把活跃于维也纳的共济会组织介绍到波恩，我的恩师尼费很快成为会员，听尼费说，莫扎特和海顿都是共济会的兄弟。他们的音乐都渗透着共济会的基本精神——“真理、道德、博爱与和谐”。年少的我对于音乐的理解，从来就是从直觉和技术出发的。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伟大音乐的背后都有一颗音乐家追求理想的赤诚之心。这个重大的领悟给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把自己对理想的信念和憧憬注入我的音乐。1784年，不到十四岁的我被正式任命为宫廷第二管风琴师、羽管键琴师、彩排指挥。虽然因为年龄的关系，我的薪水被打了折，但能够跟随名师、受命于明君、参与到波恩音乐生活的主体，已经是我的万幸了。1787年，一个更大的惊喜降临了——一位恩主出资派送我到维也纳学习音乐。
到维也纳的目的只有一个——觐见莫扎特。练了大师的奏鸣曲、协奏曲、还把他的交响乐改编成钢琴曲，我通过恩主的层层关系努力地预约着面试，想给我心中的音乐之神留下深刻印象。虽然面试的日子杳无音讯，我却了解到一些关于莫扎特的情况：他的家里正住着一个九岁的门徒胡梅尔（Hummel）日夜跟他学习；作曲家本人正在创作一部伟大的歌剧《唐璜》；他平时作曲不是在钢琴旁边，而是在桌球台旁或是床上。我怀着忐忑的心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面试，然而三周后，却等来了爸爸的急件：母亲病危。我立即返回波恩，总算见到妈妈最后一面。这次旅行与伟大的莫扎特失之交臂，又永远失去了这世上最爱我的女人——妈妈，我经历了生命中第一个死荫的幽谷。
虽然我早就开始工作并补贴家用，但这个家一直在靠妈妈打理。现在，她走了，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和越发嗜酒如命的爸爸。我不得不向教堂要求把爸爸的一部分薪水转到我的名下，以免被他挥霍一空，同时加入自己的薪水来维持日常开销和两个弟弟的教育费用。不到十七岁，我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很累，但作为家中长子，我义不容辞。
在工作中，恩师尼费也愈加对我予以重任。现在，我不仅胜任了教堂音乐总监的全部职责，自己的钢琴演奏、即兴演奏水平也都非常引人注目。有一位布罗宁（Breunings）夫人请我到府上教她的四个孩子学钢琴，并介绍我进入第一个波恩上流社会的精英圈。从这里结识的一些人，包括布罗宁夫人的四个孩子，还有华德斯坦伯爵（Ferdinand Waldstein）等都将成为我一生的忠实朋友。 与此同时，我还担任选帝侯剧院乐队的中提琴手，参与演奏莫扎特、格鲁克的歌剧，这是我学习交响乐配器的最好机会。1790年，当伟大的约瑟夫二世驾崩时，剧院从维也纳接到一个为他写葬礼音乐的约稿，我奉命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大型作品《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Funeral Cantata on the Death of Emperor Joseph II，WoO.87）。没想到维也纳宫廷乐团竟然以“木管声部太难，无法演奏”为由而拒演。我真不明白堂堂音乐帝都的皇家宫廷乐队怎么会说出这样没有尊严的借口，但究竟是曲子真的太难还是那群自恃清高的维也纳人不屑于演奏一个波恩小镇青年的作品，我不得而知。
初到维也纳
1793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和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送上断头台。消灭专制、建立共和的呼声也传到了波恩。作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的胞弟，波恩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决定到维也纳，去哥哥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特二世的领地躲避风头，很多贵族与他同行。我虽然支持革命的精神，却厌恶革命的血腥，便也和他们一起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从此一去无归。
维也纳，音乐的帝都，处处歌舞升平。皇公贵戚家几乎每晚都有音乐会和舞会，市井平民也随时随地能在大街上看到杂技、魔术、木偶表演等。这个城市是那么的快乐，好像根本没有闻到法国革命的血腥味，仿佛不知道自己昔日的公主，后来的法国皇后已经在革命的断头台上掉了脑袋。这时，伟大的莫扎特已经仙逝，他的好朋友、交响乐之父海顿欣然收我为徒。几年前，海顿老爹从维也纳到伦敦演出时路经波恩，看了我那首被维也纳拒演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总谱后已经有意收我为徒，只叹时机不对。这次我能够在维也纳拜他为师，也算是水到渠成。海顿老爹是个谦逊、内敛的人，他音乐中的平和、乐观和幽默都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人格。得知我们再续师徒之缘，我的朋友和恩主华德斯坦伯爵在给我的告别信中写道：“希望你从海顿的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灵魂！”
约翰·约瑟夫·富克斯（Joha n n Joseph Fux）的《艺术津梁》（Gradus Ad Parnassum）曾经是海顿老爹和伟大的莫扎特公认的作曲宝典。海顿老爹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也能从中悟到作曲技法的真谛，于是，它就成为我们课程的核心。但其实，注重实践的我并没有从这本缺乏实战技巧的宝书和老爹毫无计划的课程中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瞒着老爹向这里的其他名师学艺：向阿尔布雷希茨贝格（Albrechtsberger）学习对位法；向伊格纳茨（Ignaz Schuppanzigh）学习小提琴；向萨列里学习意大利声乐作曲法。我尤其感谢歌剧大师安东尼奥·萨列里，坊间传说他是莫扎特的劲敌，是放毒杀害了伟大天才的凶手，但依我看来，他人品正直，对我慷慨、关爱、在教学上倾其所有，完全没有妒忌、排挤比他更有才华的年轻同行的迹象。所以，我不相信这种恶毒的谣言！
很快，我在沙龙里的即兴表演得到了维也纳贵族阶层的关注。洛布科维茨（Joseph Franz Lobkowitz）王子、李希诺夫斯基（ Karl Lichnowsky）王子和斯维滕（Gottfried van Swieten）争相成为我的恩主。在他们的宫殿，我把J.S.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作为沙龙的常青曲目，一是为了让这些附庸风雅的贵族们听一听伟大的巴赫虽然有小溪之名（Bach意为“小溪”）、却深似大海的音乐。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奏来探索他音乐中调性、旋律与和声组合的无限可能性，让自己醍醐灌顶。
1795年，我在维也纳举办了自己的首场音乐会，亲自演奏了新鲜出炉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紧接着，我出版了自己的作品第一号（Op.1），三首钢琴三重奏，题献给我的恩主李希诺夫斯基王子（1761–1814）。这笔版税让我发了一笔小财，可以一年不愁吃穿。接下来的几年，我迎来了创作的巅峰，先后出版了Op.18的六首弦乐四重奏、第一和第二交响曲、八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第八首《C小调“悲怆”奏鸣曲》引起了轰动。C小调之于我正如G小调之于莫扎特，我在十九岁时就用这个调性写了《皇帝约瑟夫二世葬礼康塔塔》，二十三岁写了钢琴三重奏Op.1，No.3（1793），钢琴奏鸣曲有Op.1，No.1和现在这首《悲怆》。将来，我还要不断地在这个调性中探索，写出C小调的交响曲（第五“命运”）、弦乐四重奏、钢琴协奏曲、钢琴变奏曲等等。我要用这个向来不被看好的调性在我的音乐中映射出我的信仰——“悲伤而不绝望，愤怒所以战斗”。
从波恩来到维也纳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两个弟弟被我接到了维也纳。从1802年起，比我小四岁的卡尔成为我正式的经纪人，负责整理我的作品，并和出版商打交道。他是我得力的助手，不仅帮我交涉版税事宜，还让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名作改编成其他器乐合奏形式，这样就能防止出版商雇佣拙劣的作曲家改编我的作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开发了旧作品的经济价值。
爱神降临
在约稿不断的同时，我也成为贵族家庭争相邀约的钢琴名师。其中匈牙利伯爵夫人布伦斯维克（Anna Brunsvik）的府邸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在那里，我遇见了约瑟芬（Josephine，1779–1821）。相遇时，我二十八，她二十。她跟随母亲和妹妹从匈牙利专程来维也纳拜我为师；我，作为维也纳最受欢迎的钢琴家，在繁忙的演出、社交生活的日日夜夜，孤独的灵魂正饥渴地等待着天使的救赎。坐在她身边，听她熟练地演奏我的奏鸣曲，看她闪闪发光的眼睛，高贵而俊俏的容颜，在琴键上轻盈跳动的手指，全情投入而轻轻摆动的婀娜身姿，我的心找到了归宿。她，约瑟芬·布伦斯维克将成为我的不朽恋人。
然而，虽然我用才华征服了这个世界，却不敢向我心爱的女孩表示爱恋，因为这个世道容不下我和她的爱情。她若嫁我，必然被贵族社会所遗弃。不忍心毁掉她的一生，我只有强忍妒火，眼睁睁地看着她在一年后嫁给了年迈的戴姆（Deym）伯爵。爱的魔咒让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为了继续见到她，我到她新婚的伯爵府继续做她的钢琴老师。1803年，我写了一首《F大调行板》，默默倾诉我对她的纯真爱意。由于我在各大沙龙反复弹奏这首爱的回旋曲，我的学生车尔尼为其取名为“最爱的行板”（Andante favori）。在约瑟芬生怀六甲、准备迎接第四个孩子降生之时，伯爵突然去世，我的爱人成了寡妇。于是，压抑已久的热情迸发了——我每日一封情书，告诉她“你是我战胜危机和耳聋的力量，我生命的眷恋”；我频繁地登门造访，把刚刚出炉的乐谱献给她弹奏。其中最著名的是《F小调热情奏鸣曲》（1805）。爱情激发了我的灵感，这个时期创作的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Rasumovsky，1806）和《第五交响曲“命运”》（1808年首演）都成为了我的代表作。借助音乐的力量，我终于虏获了她的芳心，但因为怕母亲的反对和夫家剥夺她对四个贵族子女的监护权，她不愿公开我们的关系。 1810年，迫于各方压力，她嫁给了一个并不富裕的爱沙尼亚贵族斯塔克贝格（Stackelberg）伯爵，但两人的婚姻一直不快乐，生完两个女儿后他们就分居了。1812年7月3日，在前往特普利兹（Teplitz）和伟大诗人歌德相见的路上，我经过布拉格，和约瑟芬久别重逢。经过岁月的洗涤，她更加迷人了。我们互诉衷肠，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从前。我再一次确信，她就是“我的女神，我的一切，我灵魂的倒影”。眼看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而我却依然被挡在由阶级和财富所搭建的堡垒后，无法给她一个安全的港湾。在雨夜回到住所后，我被兴奋、痛苦、思念和焦灼所煎熬，连续两天两夜给“我的爱，我的天使，我的真我”、我的“不朽恋人”写下了十页爱的告白。在寄与不寄间几番踌躇，我最终决定把这十页信纸锁进抽屉，留给后世做此生真爱的见证。
1813年4月8日，约瑟芬生下了一个女儿莫妮卡（Monica）。我一直怀疑这个孩子是我的亲骨肉，但约瑟芬不说，我也不敢追问。毕竟，对一个女孩来说，做贵族小姐总比做平民的私生女要来得光彩。但这种屈辱对我的折磨致命的。无处发泄，我只有在音乐中寻求解脱，完成了我用十年谱写的唯一一部歌剧《菲岱里奥》。剧中男主人公弗洛伦斯坦蒙冤入狱，在绝望中苦苦等待着爱的救赎。他的妻子、女主人公菲岱里奥用爱、智慧和勇气最终战胜了恶人，解救了丈夫。这个完美结局，是我，歌剧的作者，一个在爱的牢狱里终生监禁的囚徒此生难圆的梦想。
1816年，我们再一次相约在巴登密谋私奔，但她最后还是碍于对孩子们的眷顾和唯恐被上流社会诛罚而退缩了。这次的失败为这段纠结我一生的恋情划上了句号。
除了约瑟芬，我的生命中还曾经闪现过其他几个缪斯女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医生乔瓦尼·马尔法蒂（Giovanni Malfatti）的表妹特蕾莎·马尔法蒂（Therese Malfatti，1792–1851），她的年轻美丽和对我的天真崇拜感动我写下了隽永清纯的《致爱丽丝》。约瑟芬的姐姐特蕾莎·冯·布伦斯维克（Therese von Brunswick，1775-1861）是我和约瑟芬爱情的最大支持者，我不清楚她是不是为了我而终生未嫁。虽然没有爱意，但我衷心感谢她的忠诚正直，把《升F大调第二十四钢琴奏鸣曲》（Op.78）题献给她，取名“A Thérèse”。还有一个缪斯女神是约瑟芬和特蕾莎的表妹，美丽动人的朱丽埃塔（Giulietta Guicciardi，1782– 1856）。在约瑟芬婚后的第二年，是她把我从爱情的绝望中唤醒。虽然我们一样无缘，但那一刻的美好重新点燃了我对生的希望。1803年，我把被后人称为《“月光”奏鸣曲》的《升C小调奏鸣曲》（Op.27， No.2）题献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