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进音乐厅里，你真的是在听音乐吗？“
　　也许你会说，“废话，去音乐厅不听音乐去干什么？”
　　如果我再问，“你真的只是在听音乐吗？”
　　稍作回想，你便会发觉，在聆听之际，时常会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思绪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小说里的对话、电视里的情节、生活中的景、感情上的经历……这些联翩的浮想都是你与音乐之间的共鸣。而这奇妙的共鸣来自于人文。
　　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所感所知、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在“人文”大地上有心栽花或无心插柳，虽只为情有独钟的小天地，却拼绘出包罗万象的大世界。当你伴着乐声“出神入画”时，牵引你思绪的便是由你亲手编织的“人文”。所以，我们在聆听音乐的同时，还在体味“人文”，有作曲家倾注于乐谱间的，也有台上每一位艺术家凝神于弹拨吹奏间的，当然还有萌发于自身经历的。这多重“人文”的交集，便是“共鸣”。
　　然而，这由交集而产生的共鸣得来不易。上海民族乐团自王甫建上任艺术总监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精心开垦、耕耘、培育和观众之间的“人文”交集，“经典演释”系列音乐会正是其中十分成功的品牌之一。从吴玉霞、王次恒、张强、于红梅、罗小慈、唐俊乔、郭雅志等演奏家，到曹鹏、叶聪等指挥家，再到赵季平、郭文景、顾冠仁等作曲家，民乐团通过不同的创意和编排，以不同的主题和形式，引导观众品味“经典”中的独特人文魅力，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共鸣。2013年12月7日的唐建平作品音乐会，更试图让每一位观众透过音乐背后的人文精神，领悟人类既作为个体、更作为群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开场的打击乐协奏曲《仓才-风云决》，以京剧锣鼓的“仓才”二声为基础，组合、展开、变形出各种可能。青年演奏家王音睿在这首乐曲中兼奏由京剧锣鼓与架子鼓、钢片琴、马林巴构成的打击乐组。从开场铿锵有力、粗犷激烈的爆发，到“急急风”式的快板，从中段与乐队各声部节奏性动机的竞奏，到最后活跃而充满力量的收尾，准确地传递出由高亢到迷茫、再从徘徊到坚定的情绪转变。通过他手中不断变换的鼓棒，“仓才”在传统音乐语汇和西方交响音色的交融中，生动诠释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万物”的奥妙。
　　笛子协奏曲《飞歌》巧妙运用了苗族飞歌和彝族民歌的元素，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唐建平作品中最具亲和力的一首，因而也最易被观众接受和喜爱，许多笛子演奏家都将之作为保留曲目，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当晚上海民族乐团笛子演奏家金锴的演释。引子部分苗族飞歌的滑音自然而不做作，之后段落中，煽情之处投入而不泛滥，炫技之处精湛而不炫耀，热烈之处活泼而不俗套，无论是笛声、目光、肢体，整体状态都与乐曲的爽朗和朴实保持着一致，这也正是我喜欢金锴的原因。不似有些演奏家，演奏任何曲子都鲜明地刻着自己的印记，他总是和善地与音乐对话，让自己的气质与音乐的气质相融、统一。其实，这才是享受音乐应有的快乐和幸福，对演奏者而言是这样，对欣赏者而言也是这样，对创作者而言更是这样。
　　古琴协奏曲《云水》追求的是忘我境界。古琴清朗朴拙的独特音色淡然雅致，快速滑动的泛音更营造出悠远空灵的意境。然而，作曲家试图在乐谱间营造的返璞归真、物我两忘的境界毕竟太超脱，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和身后所有乐队演奏家们虽心向往，却不能至。让古琴这样一个源于自省的文人音乐，与如此庞大且功在娱人的现代民乐“合拍”，着实有些彼此牵绊。
　　下半场琵琶协奏曲《春秋》和民族管弦乐《后土》两首曲目分量颇重。“春秋”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代名词，凝聚着国人对古老辉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崇拜。“后土”作为孕育生命的象征，寄托着国人对土地的依赖和对生命传承的赞颂。这两者探讨的是“人文”范畴中最神圣和宏大的命题。《春秋》中担任琵琶独奏的是上海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汤晓风。尽管他获奖无数并成功举办过个人独奏音乐会，但这部作品却并不好拿捏掌控。一系列高难度的演奏技巧自然不是问题，但风云变幻之霸气与高风亮节之傲气，却还需要演奏者自身的气度、阅历、人文素养的内在支撑。相信过几年再听他的演奏，必定更加沉重老道。
　　《后土》用笛声、埙、葫芦笙、巴乌等极具历史感的乐器音色及拍弦、嘘声等非常规的音响来表现厚重大地与自然之声。彝族打歌、撒尼族情歌、地母祭祀歌和彝族海菜腔四首民歌录音穿插于乐曲的四个部分，分别表达追念远古、情感升华、感恩大地、祈福未来四个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人文内容。应该说，这是整场音乐会中信息量最大的一部作品，令人回味无穷，作为终曲尤为合适。正如唐建平所说，“《后土》不仅是指我们脚下客观的土地，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主观的概念，是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自然观”。
　　在我看来，“后土”何尝不是今人的价值观？又何尝不被今人所尊敬与供奉？上海民族乐团在团长王甫建的带领下，集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之八音，探寻挖掘民族乐队之潜力，在积累与创新传统乐曲的同时，亦首开民族乐队演奏现代作品之先河，又何尝不是一块为中国民乐培育新人、滋养新曲、开拓新市的“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