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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内学者就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进行积极探讨，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多维度的研究模式尚未形成。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施，聚焦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现状，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例，回溯其翻译传播过程，构建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基于马莱兹克社会系统模式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翻译学+传播学”的基础上，融入社会学的相关概念，构建了以“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为焦点的社会翻译传播学研究模式，并根据翻译生产及译后传播过程中主要任务及行动者的不同，分别构建出包括翻译、编辑、出版，以及流通、评论、认可的行动者网络。分析结果表明，在“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框架下，翻译生产过程中的译者、作者与传播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译讯的生产发展;译后传播过程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以及“非人类”行动者的转化，将直接影响媒介关注点、文章可读性以及受众接受度。构建出的社会翻译传播学研究模式切合当前研究热点，贯穿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全过程，其中各行动者网络独自运作又环环相扣，实现了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七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形象化表达，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社会翻译传播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模式
中图分类号：H 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12（2021）03-0356-07
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GAO Baoping，ZHANG 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domestic scholar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with certain achievements made but without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paradigm formed.With the Chinese overseas communicating status in view，a detailed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the current propag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using Malezk’s social system model and actornetwork theory.Based on the “transl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a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will be establish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cludes two processes，translation production and post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in which contains different main tasks and actors.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cess，the actor networks can be constructed，including translating，editing，publishing;circulation，comment and recognition network，each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while linking up with each other，thus forming a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Chinese literature;overseas communication;actornetwork theory;research mode
0引言
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文化“走出去”成为时代需求。文学是一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开始了有组织、有规模、有意识的海外传播之路，至今已70余年，但结果差强人意。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严重失衡，文学“出海”进程缓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而是聚焦于“如何切实有效地走出去”，并就当前海外传播的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范式、路径机制、受众分析、传播效果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吕俊作为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明确“翻译应属于传播学分支，其本质是传播”＼[1＼]。近年来，该理念已成为共识，形成一个海外传播研究新视角，即“翻译学+传播学”。
结合当前国内有关海外传播研究的期刊文献，发现“翻译学+传播学”视角虽已取得成效，但“研究方法较单一、缺乏对整个译介环境与整体状况的把握”＼[2＼]，“海外传播的路径机制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不科学，未建立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指标体系”＼[3＼]。为此，在“翻译学+传播学”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借用马莱兹克社会系统模式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入社会学概念，以“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为研究对象，对我国重要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历程进行回溯，就其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2个过程，分别构建行动者网络，通过剖析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期形成适用于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促進中国文学“走出去”。 1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由来已久，2012年莫言诺贝尔奖的获得掀起了国内学者海外传播研究的高潮。对中国知网来源期刊进行检索，键入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经数据筛选，共发现“核心+CSSCI”来源期刊975篇。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更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设置“在当前结果中检索”，发现“核心+CSSCI”来源期刊58篇。将时间设定为2012—2020年，检索期刊得56篇，可见，2012年前相应论文仅2篇，表明国内学者尚未集中关注海外传播这一话题。
此外，对2012年后的“核心+CSSCI”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就期刊发文数量来看，《出版广角》刊登总量最多（图1），共10篇;《中国出版》及《出版发行研究》紧随其后，各4篇;《当代作家评论》刊文3篇。就发文量趋势而言（图2），2015年、2019年并列第一，各12篇;虽2016—2018年间出现下滑，但总体高于2015年之前，可见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领域的研究热度不减。针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前10名均为国内高等院校（图3），可见，高校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针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相应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①关注译者主体性（张汨2019）;②当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传播障碍及建议研究（包相玲2015;尚亚宁2015;张岩2017;侯秀然2016;刘立胜2017;胡安江2018，高玉2019）;③具体作家作品的传播路径及效果研究（肖金2015;褚云侠2015;管兴忠2016;储常胜2016;臧小艳2017;胡安江2017;付筱娜2018;黄立2019）;④海外传播策略研究（高玉兰2016;郭群2016;温曼露2019;马新强2020）;⑤海外传播范式构建研究（黄立2016;童兵2019）;⑥跨学科研究（程福干、毛忠明2018）。
以上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①研究内容偏重翻译层面，着力于探讨译作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等;②研究理论多为传统翻译理论;③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基于语料库分析、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影响因素为切入点行文;④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尝试与传播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结合;⑤尝试分析不同文学作品的传播内容、路径及传播效果。
基于上述5点，可见当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内容较宽泛，更多关注翻译维度，在传播学维度上过度纠缠传播内容。
2）研究理论上，虽已开始跨学科研究，但传播学领域探索深度不足。
3）研究范式较单一，一是采用传统译学研究范式，二是采用跨学科综合范式，该范式虽有所涉及，但多局限于“翻译学+传播学”。
4）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深入。
5）研究范式尚无法涵盖译本的生产传播全过程，未建立多维度指标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范式，并明确仅依靠“翻译学+传播学”理论是否能实现研究目的。
2社会翻译传播学
2.1“翻译学”+“传播学”理论
当前“翻译学+传播学”主要借用3种传播学理论：拉斯维尔“五W模式”、马莱兹克社会系统模式以及德福勒互动过程模式。其中，借用前2种理论者较多，故仅对此进行比对研究，其传播学模式比较见表1。表1传播学模式比较模式名称主要研究对象要素间关系优点缺点拉斯韦尔
“5W模式”传统5W模式：
①传播者-Who（控制分析）
②传播内容-say What（内容分析）
③传播渠道-In What Channel（媒介分析）
④向谁传播-to Whom（受众分析）
⑤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效果分析）构成线性关系：
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传播——产生何种效果1.能最直接展示传播过程;
2.便于译本的传播过程研究把信息传递的动态系统看成静态的单项运输，忽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马莱兹克社会
系统模式1.原要素：传播者（C）、信息（M）、媒介、受众（R）
2.与翻译结合后，要素发生细微变化，结合当前研究，具体表现为：传播者（C）、原讯（SM）、译者（T）、译讯（TM）、受众（R）相互制约，形成反馈机制1.考虑到了社会因素，将各要素置于社会框架中探讨;
2.详细的描述了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很好的解决了5W的弊端1.在与翻译学结合的过程中，要素产生变化;
2.无法明确社会如何制约各要素，未建立具体指标;
3.不涉及译后传播过程不难发现，主流“翻译学+传播学”理论未贯穿译本生产传播全过程，难以明确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且未涵盖影响受众接受度及翻译生产的要素。
2.2社会翻译传播学的内涵
谢柯、廖雪汝＼[4＼]融合“翻译学”+“传播学”，提出“翻译传播学”一词，并对该交叉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性及有效性进行论证，将其定义为“运用传播学原理研究翻译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学科”。该学科对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要素进行补充，新增翻译传播目的、环境两大要素，以此七方面作为研究对象。
以“翻译传播学”为模型，规定“社会翻译传播学”是引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传播学中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关注翻译生产传播全过程的学科，与“社会翻译学”相区别。“社会翻译学”强调以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过程，聚焦翻译的社会属性，以翻译的外部研究为侧重点，偏向翻译的生产过程研究。而“社会翻译传播学”以“翻译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为框架，强调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相互作用”为基点建立研究范式，聚焦翻译生产传播过程的整体性，属于翻譯内外部的联合研究。 3社会翻译传播学的模式构建
3.1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的组成
在与翻译学融合的过程中，马莱兹克社会系统论的研究要素变为传播者（C）、原讯（SM）、译者（T）、译讯（TM）及受众（R）＼[5＼]，本质是对媒介做出限定，加入译者对信息的处理，但在传播者及受众影响因素的分析上仍存在局限，行动者网络理论可对此进行补充分析，该理论聚焦于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以“人类”和“非人类”为研究对象，贯穿翻译研究全过程。其中“非人类”可包括器械、技术、文本、动物以及其他杂合物等＼[6＼]，这也使得行动者网络理论区别于与其他社会学理论。
社会翻译传播学的模式构建以此2种理论为依托，将分析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此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内化为分析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间的相互作用。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为基点，对中国文学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过程进行网络构建，明确各网络中的行动者组成，对各行动者间的影响、促进与制约作用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实现7要素间相互作用力的形象化表达，如图4所示。
3.2翻译生产过程
翻译生产过程主要涉及译作的翻译、编辑及出版，其行动者包括作者、译者、出版商、编辑等，四者相互作用，构成翻译、编辑、出版行动者网络。“由谁来译”为学界热点，因译者本身有其资本符号，其国际认可度、社会链的不同，会直接作用于译作传播过程。汪宝荣＼[7＼]对“由谁译+谁出版”进行深刻剖析，明确“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西方汉学家翻译”为当前最佳模式，其次为“由汉学家自主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因“语言差”、“时间差”的存在＼[8＼]，西方汉学家在翻译时具有天然优势。故在此以“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为背景，进行模型的构建与讨论。
3.2.1翻译行动者网络
这里的翻译过程指出版商尚未形成干涉的译者独立翻译过程。该过程往往涉及译者的一系列决策行为＼[9＼]，因其翻译时存在主观性与随机性，学界往往于译作出版后，对翻譯过程进行逆向建构，以试图将其还原。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以“逆向工程”分析法＼[10＼]为指导，以译者为切入点，聚焦译者本身。王洪涛＼[11＼]进行《诗大序》英译对比时，以汉学场域、翻译惯习、翻译策略、译本特点等为非人类行动者，对宇文所安、理雅各（T）进行译者分析。刑杰＼[12＼]在分析《蛙》译本时，通过分析葛浩文惯习、资本、场域的特点，考察其翻译策略的成因。译者（T）受翻译惯习、场域、资本等影响，对原讯（SM）进行翻译得到译讯（TM）。
独立翻译过程中，译者难免遇到阅读障碍，可向原作者（W）或熟悉原讯（SM）的第三者（O）寻求沟通。葛浩文、林丽君（T）在翻译《推拿》时，曾与原作者毕宇飞多次通过邮件交流，围绕创作意图、词句含义、矛盾求证等共提出131个问题＼[12＼]，实现了译作者的良好沟通。当然也可发挥译者主体性，《废都》中存在大量英文中无法对应的词汇，葛浩文在文化场域及惯习作用下，进行翻译改写得到译讯（SM）。此外，该过程中原作者（W）对译者（T）的态度极其重要，若作者无法对作品放权，译者将大受约束。
故在此，译者惯习、译作者间的沟通及原作者对译者的态度，可形成翻译行动者网络，该网络行动者包括：译者（T）、原作者（W），熟悉原讯（SM）的第三者（O）。
3.2.2编辑行动者网络
译本完成后应交由编辑审核，出版商、编辑往往会与译者、原作者就译稿进行交流、协商甚至争论。在《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中，就“干校”一词的翻译，葛浩文与2位编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讨论，并征求闽福德、宋淇等人意见，最终采用归化译法，将其译为“Downunder”＼[13＼]。西方出版商往往倾向于选择批判社会现实一类的作品，而出版商要求的归化翻译与译者的异化策略相违背，这就导致了编辑过程中的争论＼[14＼]。这一过程需要原作者（W）参与，有时出版商会对原作提出修改意见，再将改后的稿件交由译者翻译，如葛浩文《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的重译。另外，此过程中出版商应与原作者交涉版权问题。当然也不乏出版商对译稿不做干预的情况，在《土门》的翻译过程中，出版商Valley Press（英国山谷出版社）全权受权胡宗峰团队，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与翻译内容的调整，故胡宗峰团队得以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土门》中的中国特色。现今提出文学代理人的概念，可帮助译者与出版商进行协商沟通。可见，该过程主要涉及出版商（C）、编辑（C）、译者（T）、原作者（W）等行动者，其中也包含阅读习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诗学观念）等非行动者，与马莱兹克社会系统论相结合，这里统称出版商、出版社编辑为传播者（C），由此构成编辑行动者网络。
3.2.3出版行动者网络
因译作的出版过程涉及“商业机密”，无法进行编辑访问，而大多译者也不愿详谈细节，故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十分罕见。以韦利翻译《西游记》的过程为例，斯坦利·昂温请韦利推荐人才担任《猴》的护封与扉页设计师，韦利向其推荐了英国艺术家格兰特＼[15＼]。成功聘请后，斯坦利·昂温将剩余工作交由出版社生产部，生产部主管戴维·昂温负责《猴》的排版与印刷，其准备了2套排版交由韦利确认，确认无误后印刷。当然《猴》的印刷过程因为雕刻模板的人私自更改图案而发生波折，这里不再探讨，仅关注一般性出版过程。
显然，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出版商（传播者）、译者、原作者、设计师等行动者，如若考虑印刷过程，还可能包含雕刻模板制造者、印刷工人以及装订工人。这一过程中可以引入设计师（D），以形成出版行动者网络。
3.3译后传播过程
当译本正式流通发行，即进入译后传播过程。基于当前理论，发现影响译后海外传播的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馆藏量、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以及书评数量、海外获奖情况、畅销书的排名情况。 3.3.1流通行动者网络
译作出版后，译者（T）、出版商（传播者C）凭借其自身资本助力译本流通，这里的资本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由前3种转化而来的象征资本。
例如，《三体》能获得世界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离不开译者的助推。《三体》第一部译者是美籍华裔科幻家刘宇昆，其曾凭《手中纸，心中爱》《物哀》接连获得雨果奖，具有丰富的科幻小说写作背景，除《三体》外，还将《北京折叠》推向了世界舞台;第二部译者Joel Martinson长期居住在中国，翻译经验丰富;第三部译者Eric Abrahamsen为“纸托邦”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兼任《路灯》杂志编辑部主任＼[16＼]。这3位译者均拥有坚实的专业背景及丰富的知识面，文化资本丰富，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保障了译本的可读性。同时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可信度较高，这使得译作更易得到出版商及其他宣传渠道的青睐，受众（R）也更易获得译本。另第三部译者作为平台创始人，可凭借自身社会资本通过“纸托邦”进行宣传，加大译作的流通率。
在这过程中，传播者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仍以《三体》为例，它由权威小说出版商托尔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曾推出Robert Jordan，Brandon Sanderson等顶级科幻大师，在英语世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群。此外，其他传播者，如纸托邦、亚马逊等网络平台，伦敦、伊斯坦布尔等国际书展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介都为《三体》提供助力，极大增加了译作曝光度。
因此，在流通行动者网络中，人类行动者主要为传播者（C）和译者（T），其资本则为非人类行动者，实现文学作品的流通，并直接影响受众对其认可度以及作品的可读性。
3.3.2评论行动者网络
文学作品发行出版后，除却媒介的促进流通，仍需关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以及书评。出版商利用社会资本招募书评人及大众传播媒介，举办各类推介活动，如书展、交流会等。而这些书评人也乐于对较为主流的出版社发布的作品进行评价，这是职业惯习的驱动。这里将大众传播媒体、书评人以及其他推介活动统一归结为媒介。
出版商（C）、译者（T）资本越雄厚，媒介数量越多，媒介的声望和认可度越高，作品就越受关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例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对《浮躁》发表评论，谈及“虽两国文化、政治存在差异，但该书中“人性”的纯粹依然可以引发共鸣”＼[17＼];另著名新书推介杂志《科克斯》，也曾表达了“乡土风俗和一些神怪意象大大丰富了这个发生在变革时期新旧交替的中国的传奇故事”的观点＼[18＼];主流海外媒体对《浮躁》的接受度较乐观，可推动受众（R）的自发阅读与评论，继而提高作品的流传度。同样，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都对《三体》发表了书评，许多西方知名人士也公开表示了对这本书的喜爱，包括《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马丁、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等＼[16＼]。当然原作者（W）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也不可忽视，比如就当前而言，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世界的推崇度是超过贾平凹作品的，这一点杨一铎已进行论证＼[19＼]。
在这一过程中，出版商、译者、原作者作为行动者，媒介的惯习以及资本为非行动者，共同构成评论者行动者网络。
3.3.3认可行动者网络
以贾平凹的作品《高兴》和《土门》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的译本认可度判定标准。从国际顶级期刊来看，《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Publishers》《Weekly，Kirkus Reviews》《Washington Independent Review of Books》＼[20＼]等都表达了对《高兴》的赞美之词，而《土门》尚未有权威期刊对其进行述评。另外，就读者评论量以及好评率来看，《高兴》在亚马逊和Good Reads上分别拥有378和948的评论量，好评率分别为76%、77%，而《土门》尚无任何数据显示。
畅销排名、大众媒体的报道量、评刊载量、论文研究量、获奖数量等均可作为衡量指标，而可以统计这些数据的网络平台、图书馆、教育系统、评奖协会、书评人等都可以作为行动者，对作品认可度產生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流通行动者网络”“评论行动者网络”以及“认可行动者网络”共同组成了“译后传播行动者网络”，决定了作品在海外的认可度。
4结语
1）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为焦点，先后作用于中国文学的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2个过程。根据各过程主要任务以及行动者的不同，分别构建3个行动者网络（包括翻译、编辑、出版;流通、评论、认可），各网络独自运作又环环相扣。
2）在“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框架下，对中国部分文学海外传播过程进行重建，发现在翻译生产过程中，译者、作者与传播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译讯的生产发展。发现在译后传播过程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以及“非人类”行动者的转化，将直接影响媒介关注点、文章可读性以及受众接受度等。
3）构建出的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切合当前研究热点，贯穿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全过程，可以将各行动者网络融为一体，对各网络中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进行明确界定，并对各行动者间如何相互影响、促进、制约进行可行性分析，真正建立了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反馈机制;该模式除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外，还实现了此7要素间如何相互作用的形象化表达，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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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GAO Baoping，ZHANG 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domestic scholars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with certain achievements made but without a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paradigm formed.With the Chinese overseas communicating status in view，a detailed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the current propag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using Malezk’s social system model and actornetwork theory.Based on the “translation+communication” theory，a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will be establish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the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cludes two processes，translation production and post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in which contains different main tasks and actors.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rocess，the actor networks can be constructed，including translating，editing，publishing;circulation，comment and recognition network，each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while linking up with each other，thus forming a 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social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Chinese literature;overseas communication;actornetwork theory;research mode
0引言
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升，文化“走出去”成为时代需求。文学是一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学开始了有组织、有规模、有意识的海外传播之路，至今已70余年，但结果差强人意。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比例严重失衡，文学“出海”进程缓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而是聚焦于“如何切实有效地走出去”，并就当前海外传播的现状、问题、对策、研究范式、路径机制、受众分析、传播效果等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吕俊作为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明确“翻译应属于传播学分支，其本质是传播”＼[1＼]。近年来，该理念已成为共识，形成一个海外传播研究新视角，即“翻译学+传播学”。
结合当前国内有关海外传播研究的期刊文献，发现“翻译学+传播学”视角虽已取得成效，但“研究方法较单一、缺乏对整个译介环境与整体状况的把握”＼[2＼]，“海外传播的路径机制研究较少”“研究范式不科学，未建立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指标体系”＼[3＼]。为此，在“翻译学+传播学”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借用马莱兹克社会系统模式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入社会学概念，以“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为研究对象，对我国重要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历程进行回溯，就其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2个过程，分别构建行动者网络，通过剖析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期形成适用于分析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促進中国文学“走出去”。 1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由来已久，2012年莫言诺贝尔奖的获得掀起了国内学者海外传播研究的高潮。对中国知网来源期刊进行检索，键入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经数据筛选，共发现“核心+CSSCI”来源期刊975篇。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更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设置“在当前结果中检索”，发现“核心+CSSCI”来源期刊58篇。将时间设定为2012—2020年，检索期刊得56篇，可见，2012年前相应论文仅2篇，表明国内学者尚未集中关注海外传播这一话题。
此外，对2012年后的“核心+CSSCI”来源期刊进行分析，就期刊发文数量来看，《出版广角》刊登总量最多（图1），共10篇;《中国出版》及《出版发行研究》紧随其后，各4篇;《当代作家评论》刊文3篇。就发文量趋势而言（图2），2015年、2019年并列第一，各12篇;虽2016—2018年间出现下滑，但总体高于2015年之前，可见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领域的研究热度不减。针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前10名均为国内高等院校（图3），可见，高校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针对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发现相应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①关注译者主体性（张汨2019）;②当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传播障碍及建议研究（包相玲2015;尚亚宁2015;张岩2017;侯秀然2016;刘立胜2017;胡安江2018，高玉2019）;③具体作家作品的传播路径及效果研究（肖金2015;褚云侠2015;管兴忠2016;储常胜2016;臧小艳2017;胡安江2017;付筱娜2018;黄立2019）;④海外传播策略研究（高玉兰2016;郭群2016;温曼露2019;马新强2020）;⑤海外传播范式构建研究（黄立2016;童兵2019）;⑥跨学科研究（程福干、毛忠明2018）。
以上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①研究内容偏重翻译层面，着力于探讨译作的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等;②研究理论多为传统翻译理论;③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基于语料库分析、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影响因素为切入点行文;④采用跨学科研究范式，尝试与传播学、社会学、生态学等结合;⑤尝试分析不同文学作品的传播内容、路径及传播效果。
基于上述5点，可见当前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1）研究内容较宽泛，更多关注翻译维度，在传播学维度上过度纠缠传播内容。
2）研究理论上，虽已开始跨学科研究，但传播学领域探索深度不足。
3）研究范式较单一，一是采用传统译学研究范式，二是采用跨学科综合范式，该范式虽有所涉及，但多局限于“翻译学+传播学”。
4）传播路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深入。
5）研究范式尚无法涵盖译本的生产传播全过程，未建立多维度指标体系。
针对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范式，并明确仅依靠“翻译学+传播学”理论是否能实现研究目的。
2社会翻译传播学
2.1“翻译学”+“传播学”理论
当前“翻译学+传播学”主要借用3种传播学理论：拉斯维尔“五W模式”、马莱兹克社会系统模式以及德福勒互动过程模式。其中，借用前2种理论者较多，故仅对此进行比对研究，其传播学模式比较见表1。表1传播学模式比较模式名称主要研究对象要素间关系优点缺点拉斯韦尔
“5W模式”传统5W模式：
①传播者-Who（控制分析）
②传播内容-say What（内容分析）
③传播渠道-In What Channel（媒介分析）
④向谁传播-to Whom（受众分析）
⑤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效果分析）构成线性关系：
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传播——产生何种效果1.能最直接展示传播过程;
2.便于译本的传播过程研究把信息传递的动态系统看成静态的单项运输，忽视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马莱兹克社会
系统模式1.原要素：传播者（C）、信息（M）、媒介、受众（R）
2.与翻译结合后，要素发生细微变化，结合当前研究，具体表现为：传播者（C）、原讯（SM）、译者（T）、译讯（TM）、受众（R）相互制约，形成反馈机制1.考虑到了社会因素，将各要素置于社会框架中探讨;
2.详细的描述了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很好的解决了5W的弊端1.在与翻译学结合的过程中，要素产生变化;
2.无法明确社会如何制约各要素，未建立具体指标;
3.不涉及译后传播过程不难发现，主流“翻译学+传播学”理论未贯穿译本生产传播全过程，难以明确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且未涵盖影响受众接受度及翻译生产的要素。
2.2社会翻译传播学的内涵
谢柯、廖雪汝＼[4＼]融合“翻译学”+“传播学”，提出“翻译传播学”一词，并对该交叉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性及有效性进行论证，将其定义为“运用传播学原理研究翻译现象和有关问题的学科”。该学科对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要素进行补充，新增翻译传播目的、环境两大要素，以此七方面作为研究对象。
以“翻译传播学”为模型，规定“社会翻译传播学”是引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传播学中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关注翻译生产传播全过程的学科，与“社会翻译学”相区别。“社会翻译学”强调以社会学理论研究翻译过程，聚焦翻译的社会属性，以翻译的外部研究为侧重点，偏向翻译的生产过程研究。而“社会翻译传播学”以“翻译传播学”的研究路径为框架，强调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以“相互作用”为基点建立研究范式，聚焦翻译生产传播过程的整体性，属于翻譯内外部的联合研究。 3社会翻译传播学的模式构建
3.1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的组成
在与翻译学融合的过程中，马莱兹克社会系统论的研究要素变为传播者（C）、原讯（SM）、译者（T）、译讯（TM）及受众（R）＼[5＼]，本质是对媒介做出限定，加入译者对信息的处理，但在传播者及受众影响因素的分析上仍存在局限，行动者网络理论可对此进行补充分析，该理论聚焦于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以“人类”和“非人类”为研究对象，贯穿翻译研究全过程。其中“非人类”可包括器械、技术、文本、动物以及其他杂合物等＼[6＼]，这也使得行动者网络理论区别于与其他社会学理论。
社会翻译传播学的模式构建以此2种理论为依托，将分析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此七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内化为分析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间的相互作用。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为基点，对中国文学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过程进行网络构建，明确各网络中的行动者组成，对各行动者间的影响、促进与制约作用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实现7要素间相互作用力的形象化表达，如图4所示。
3.2翻译生产过程
翻译生产过程主要涉及译作的翻译、编辑及出版，其行动者包括作者、译者、出版商、编辑等，四者相互作用，构成翻译、编辑、出版行动者网络。“由谁来译”为学界热点，因译者本身有其资本符号，其国际认可度、社会链的不同，会直接作用于译作传播过程。汪宝荣＼[7＼]对“由谁译+谁出版”进行深刻剖析，明确“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发起+西方汉学家翻译”为当前最佳模式，其次为“由汉学家自主发起+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因“语言差”、“时间差”的存在＼[8＼]，西方汉学家在翻译时具有天然优势。故在此以“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为背景，进行模型的构建与讨论。
3.2.1翻译行动者网络
这里的翻译过程指出版商尚未形成干涉的译者独立翻译过程。该过程往往涉及译者的一系列决策行为＼[9＼]，因其翻译时存在主观性与随机性，学界往往于译作出版后，对翻譯过程进行逆向建构，以试图将其还原。在重新建构的过程中，部分学者以“逆向工程”分析法＼[10＼]为指导，以译者为切入点，聚焦译者本身。王洪涛＼[11＼]进行《诗大序》英译对比时，以汉学场域、翻译惯习、翻译策略、译本特点等为非人类行动者，对宇文所安、理雅各（T）进行译者分析。刑杰＼[12＼]在分析《蛙》译本时，通过分析葛浩文惯习、资本、场域的特点，考察其翻译策略的成因。译者（T）受翻译惯习、场域、资本等影响，对原讯（SM）进行翻译得到译讯（TM）。
独立翻译过程中，译者难免遇到阅读障碍，可向原作者（W）或熟悉原讯（SM）的第三者（O）寻求沟通。葛浩文、林丽君（T）在翻译《推拿》时，曾与原作者毕宇飞多次通过邮件交流，围绕创作意图、词句含义、矛盾求证等共提出131个问题＼[12＼]，实现了译作者的良好沟通。当然也可发挥译者主体性，《废都》中存在大量英文中无法对应的词汇，葛浩文在文化场域及惯习作用下，进行翻译改写得到译讯（SM）。此外，该过程中原作者（W）对译者（T）的态度极其重要，若作者无法对作品放权，译者将大受约束。
故在此，译者惯习、译作者间的沟通及原作者对译者的态度，可形成翻译行动者网络，该网络行动者包括：译者（T）、原作者（W），熟悉原讯（SM）的第三者（O）。
3.2.2编辑行动者网络
译本完成后应交由编辑审核，出版商、编辑往往会与译者、原作者就译稿进行交流、协商甚至争论。在《干校六记》的翻译过程中，就“干校”一词的翻译，葛浩文与2位编辑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讨论，并征求闽福德、宋淇等人意见，最终采用归化译法，将其译为“Downunder”＼[13＼]。西方出版商往往倾向于选择批判社会现实一类的作品，而出版商要求的归化翻译与译者的异化策略相违背，这就导致了编辑过程中的争论＼[14＼]。这一过程需要原作者（W）参与，有时出版商会对原作提出修改意见，再将改后的稿件交由译者翻译，如葛浩文《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的重译。另外，此过程中出版商应与原作者交涉版权问题。当然也不乏出版商对译稿不做干预的情况，在《土门》的翻译过程中，出版商Valley Press（英国山谷出版社）全权受权胡宗峰团队，包括翻译策略的选择与翻译内容的调整，故胡宗峰团队得以采用“异化”策略，保留《土门》中的中国特色。现今提出文学代理人的概念，可帮助译者与出版商进行协商沟通。可见，该过程主要涉及出版商（C）、编辑（C）、译者（T）、原作者（W）等行动者，其中也包含阅读习惯、价值取向、评价标准（诗学观念）等非行动者，与马莱兹克社会系统论相结合，这里统称出版商、出版社编辑为传播者（C），由此构成编辑行动者网络。
3.2.3出版行动者网络
因译作的出版过程涉及“商业机密”，无法进行编辑访问，而大多译者也不愿详谈细节，故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十分罕见。以韦利翻译《西游记》的过程为例，斯坦利·昂温请韦利推荐人才担任《猴》的护封与扉页设计师，韦利向其推荐了英国艺术家格兰特＼[15＼]。成功聘请后，斯坦利·昂温将剩余工作交由出版社生产部，生产部主管戴维·昂温负责《猴》的排版与印刷，其准备了2套排版交由韦利确认，确认无误后印刷。当然《猴》的印刷过程因为雕刻模板的人私自更改图案而发生波折，这里不再探讨，仅关注一般性出版过程。
显然，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出版商（传播者）、译者、原作者、设计师等行动者，如若考虑印刷过程，还可能包含雕刻模板制造者、印刷工人以及装订工人。这一过程中可以引入设计师（D），以形成出版行动者网络。
3.3译后传播过程
当译本正式流通发行，即进入译后传播过程。基于当前理论，发现影响译后海外传播的因素主要包括全球馆藏量、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以及书评数量、海外获奖情况、畅销书的排名情况。 3.3.1流通行动者网络
译作出版后，译者（T）、出版商（传播者C）凭借其自身资本助力译本流通，这里的资本主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由前3种转化而来的象征资本。
例如，《三体》能获得世界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离不开译者的助推。《三体》第一部译者是美籍华裔科幻家刘宇昆，其曾凭《手中纸，心中爱》《物哀》接连获得雨果奖，具有丰富的科幻小说写作背景，除《三体》外，还将《北京折叠》推向了世界舞台;第二部译者Joel Martinson长期居住在中国，翻译经验丰富;第三部译者Eric Abrahamsen为“纸托邦”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兼任《路灯》杂志编辑部主任＼[16＼]。这3位译者均拥有坚实的专业背景及丰富的知识面，文化资本丰富，拥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保障了译本的可读性。同时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可信度较高，这使得译作更易得到出版商及其他宣传渠道的青睐，受众（R）也更易获得译本。另第三部译者作为平台创始人，可凭借自身社会资本通过“纸托邦”进行宣传，加大译作的流通率。
在这过程中，传播者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仍以《三体》为例，它由权威小说出版商托尔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曾推出Robert Jordan，Brandon Sanderson等顶级科幻大师，在英语世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群。此外，其他传播者，如纸托邦、亚马逊等网络平台，伦敦、伊斯坦布尔等国际书展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介都为《三体》提供助力，极大增加了译作曝光度。
因此，在流通行动者网络中，人类行动者主要为传播者（C）和译者（T），其资本则为非人类行动者，实现文学作品的流通，并直接影响受众对其认可度以及作品的可读性。
3.3.2评论行动者网络
文学作品发行出版后，除却媒介的促进流通，仍需关注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以及书评。出版商利用社会资本招募书评人及大众传播媒介，举办各类推介活动，如书展、交流会等。而这些书评人也乐于对较为主流的出版社发布的作品进行评价，这是职业惯习的驱动。这里将大众传播媒体、书评人以及其他推介活动统一归结为媒介。
出版商（C）、译者（T）资本越雄厚，媒介数量越多，媒介的声望和认可度越高，作品就越受关注，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例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对《浮躁》发表评论，谈及“虽两国文化、政治存在差异，但该书中“人性”的纯粹依然可以引发共鸣”＼[17＼];另著名新书推介杂志《科克斯》，也曾表达了“乡土风俗和一些神怪意象大大丰富了这个发生在变革时期新旧交替的中国的传奇故事”的观点＼[18＼];主流海外媒体对《浮躁》的接受度较乐观，可推动受众（R）的自发阅读与评论，继而提高作品的流传度。同样，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都对《三体》发表了书评，许多西方知名人士也公开表示了对这本书的喜爱，包括《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马丁、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等＼[16＼]。当然原作者（W）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也不可忽视，比如就当前而言，莫言的作品在西方世界的推崇度是超过贾平凹作品的，这一点杨一铎已进行论证＼[19＼]。
在这一过程中，出版商、译者、原作者作为行动者，媒介的惯习以及资本为非行动者，共同构成评论者行动者网络。
3.3.3认可行动者网络
以贾平凹的作品《高兴》和《土门》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的译本认可度判定标准。从国际顶级期刊来看，《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Publishers》《Weekly，Kirkus Reviews》《Washington Independent Review of Books》＼[20＼]等都表达了对《高兴》的赞美之词，而《土门》尚未有权威期刊对其进行述评。另外，就读者评论量以及好评率来看，《高兴》在亚马逊和Good Reads上分别拥有378和948的评论量，好评率分别为76%、77%，而《土门》尚无任何数据显示。
畅销排名、大众媒体的报道量、评刊载量、论文研究量、获奖数量等均可作为衡量指标，而可以统计这些数据的网络平台、图书馆、教育系统、评奖协会、书评人等都可以作为行动者，对作品认可度產生影响。
因此，可以认为“流通行动者网络”“评论行动者网络”以及“认可行动者网络”共同组成了“译后传播行动者网络”，决定了作品在海外的认可度。
4结语
1）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为焦点，先后作用于中国文学的翻译生产与译后传播2个过程。根据各过程主要任务以及行动者的不同，分别构建3个行动者网络（包括翻译、编辑、出版;流通、评论、认可），各网络独自运作又环环相扣。
2）在“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的框架下，对中国部分文学海外传播过程进行重建，发现在翻译生产过程中，译者、作者与传播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译讯的生产发展。发现在译后传播过程中，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以及“非人类”行动者的转化，将直接影响媒介关注点、文章可读性以及受众接受度等。
3）构建出的社会翻译传播学模式切合当前研究热点，贯穿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全过程，可以将各行动者网络融为一体，对各网络中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进行明确界定，并对各行动者间如何相互影响、促进、制约进行可行性分析，真正建立了立体化、多维度的研究范式，形成了反馈机制;该模式除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涉及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效果、传播受众、传播目的、传播环境7要素外，还实现了此7要素间如何相互作用的形象化表达，为研究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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