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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人都看出碧山共同体与乡村、村民的隔阂，不过欧宁的看法并不悲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话语系统对接不上，不一定要迁就他们，可以用新的话语带去冲击。
出安徽黟县县城西郊，直行三公里左右到达碧山村，沿途尽是稻田和桑田。青山满目，村落粉墙黛瓦，交相掩映徽派田园风光。8月26日至28日，由一群艺术家策动的碧山丰年庆系列活动在这一带亮相。
此前，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欧宁向媒体描绘了这一基于艺术构想的乌托邦项目——碧山共同体。欧宁身兼多职，作为艺术家、策展人、杂志主编，常年奔走于国内外各类展览与活动中，这场由他和策展人左靖发起的活动，声称在思想脉络上承袭乡建派代表人物晏阳初，被看作乡村建设的新尝试。
碧山丰年庆的海报颜色选择白底绿字，有意抗拒追求视觉冲击的乡村习惯，没有顺从乡人的审美趣味。针对如此细枝末节的考虑，艺术家们强调，是为了“谦虚地进入乡村”。
他们一看就是外人
碧山丰年庆的主会场设在碧山村汪氏祠堂，开幕时间定在上午11点，与村民早起习惯不符合，7点多已有村民前来逡巡。负责安保的副县长刘继敏很担心安全问题，交警在8点钟就到粮站门外设防，现场还有武警执勤。
9点多钟的太阳很刺眼，村民躲在粮站的各处阴凉里等，很多人等不及就离开了。欧宁注意到村民久候的不利影响，让同事临时写了一张布告贴在粮站大门口，注明开幕时间。
来自黄山五东殿工业区的査丽华看了电视广告，也来丰年庆观礼。她等了三个多小时，与另外三个姐妹用方言议论，指着欧宁及其他艺术家笑言：他们一看就是外人。
在等候的过程中，65岁的姚立兰始终是热情的旁观者，他与欧宁、左靖等人很早相识，是他们在当地置业的中间人，被邀请来参与丰年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姚老师一直热心地向外来人介绍碧山村史，但他与在粮站里的布展志愿者没有交流，和看热闹的村民也没有多少话说。他说，村里人总认为他收了钱才帮外人做事。
11点，丰年庆终于迎来县委书记宣布开幕，数百名村民一下子聚集到祠堂门口，但是被守门的警察拦住，现场很快就起了争吵，五六个警察与同样气愤的村民争吵。欧宁说，要是有铁马（施工铁护栏）和“大声公”（喇叭）就好了，不至于混乱。
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推搡争吵后，硬是挤开了大门。祠堂空间大，容纳现场人群并无问题。锣鼓响起，人群安静下来，丰年庆的重头戏终于开始。
粮站里有了很多笑声
碧山丰年庆最初名为“碧山丰年祭”，当地人觉得“祭”字不吉利，就改为“庆”。因为叫“丰年祭”，要有一个“祭”的仪式，左靖和欧宁跟当地文化官员的沟通中，找到了“出地方”这一黟县独有的民俗活动。
“出地方”的核心仪式类似于一种不戴面具的傩戏，表演者从村民中遴选，道具和装扮据说都是据古书记载重现。表演者不清楚手中所拿的祭祀道具叫什么，县文化馆的人也不知道。
表演持续十分钟，结束后村民被劝离祠堂，另外两个附属粮仓里，村民还可以观看艺术家安排的展览。孩子们在一个奇怪的竹制品上跳来跳去，这是一把作为艺术品展出的椅子。老照片和视频吸引最多的人，有阿姨认出年轻时参加碧山篮球队的自己，粮站里有了很多笑声。中午，祠堂空了下来，活动邀约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诗人、导演、设计师、音乐人和当地学者吃了自助餐。
除了主题展览，碧山丰年庆的其他活动都在县城里的剧院举行，有徽州戏曲表演，也有邀请的民谣乐队。国内乡建运动的代表人物何慧丽觉得，这样的安排会降低村民参与感，她的经验是要在村里举行，要让村民参与。
几乎所有人都看出碧山共同体与乡村、村民的隔阂。农村纪录片放映单元场地本应该设在村里，不少纪录片特别是吴文光主持的“从村民影像到民间记忆”放映＋讲座单元，和村民的生活以及历史记忆息息相关，因为担心观众不多，在地点上做了改动。
在黟县，除了县的主要领导和部分协助者，多数职能部门对碧山丰年庆活动缺乏了解，大多认为那是“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自娱自乐”。或沿袭一贯的“招商引资”等发展经济的思路。本来县里安排了一些涉农部门和乡村干部参加碧山丰年庆研讨会，最终未能与会。
碧山村最大的小超市坐落在碧山村交叉路口，店主姓王，他把碧山共同体理解为旅游项目，游客多，他能多赚点水钱。与他家相隔百米的猪栏酒吧，是闻名遐迩的客栈，至少600元一宿。
知识分子不一定要迁就农民
在大陆的乡建运动中，何慧丽跨越学界和政界，被认为是体制内的建设者。她现在挂职洛阳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
何慧丽这次带了几名村支书来观察碧山共同体。对碧山乌托邦与村民的疏离，她说：“政府、村民和干部是一个固定结构，欧宁他们是外来者，你没办法让人家迎合你。县城广告铺天盖地，但11点前，艺术家没有任何节目。这个乱不能全怨政府，共同体要有自己的思想内核，但形式上是人家的，这才好。”对汪氏祠堂前出现的混乱，以及将一些主体活动挪出碧山村，她希望理解官方立场，“出了事，还不得他们负责？”
县剧院上演的剧目，也被认为“上不来、下不来”，何慧丽介绍了在兰考的做法，“让老人和孩子都有节目，不许出现两人以下的节目。”“碧山是乡建的第一步，下一步要跟住，往前推动。艺术家的行动可以启发村民重新思考旧有的价值观。两方在磨合，不要猜忌。”
不过，艺术家们的角度有所不同，欧宁认为，乡建模式有很多种，有何慧丽那种从基层政权入手的，也有邱建生那种纯粹民间自发的推动者，他们都偏向于民生和政治领域。但此次碧山丰年庆，则重在表现文化，因此工作方法和角度都会不一样。对于发生在碧山的实际状况，欧宁的看法并不悲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话语系统对接不上，但不一定要迁就他们，可以用新的话语带去冲击。”“成熟的共同体应该是很多人在这里居住，做一些出版、修复古建筑，激发传统手工业，让它能够成为生产力，甚至介入乡村的政治。”
出生在本地的左靖也承认，让农民成为乡建的主体是最困难的事情，“怎么把乌托邦想象落地，是我们兴趣所在。过程非常艰难。活动初期，政府、农民和社会三方都在磨合，对彼此需求理解不透，目前只能依靠发起人的策略性动员，希望来年情况有所改观。”
反而长出新的眼光
碧山丰年庆不仅是大陆乡建人士聚会，也邀请了台湾的社运工作者，为碧山共同体增加了一个衡量的纬度，纠结与困惑也多了一个解释角度。
钟永丰是台湾资深的社运人士，在学术研讨会上，他介绍了台湾乡建的基础脉络，“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农村知识分子购买力快速下降，生存上难以为继，开始出现返乡潮。一开始，进行的是不涉及农村结构和农业生产力的社区营造运动，选择那些没争议的文化和历史项目，出现了很多文艺工作室。”
“2000年之后，直面农村政见的乡建才开始，与环保运动结合，反对征收土地做工业区或旅游区，这个运动还在进行。重要的是，返乡十多年的青年已经把自己建设成为‘知识分子农民’，把农业和农民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拿掉了发展主义观或现代主义论，在农村可以就地圆满。”
“他们可以跟他们的土地、父祖辈有一种生命上的衔接，既可以传统，也可以现代，甚至可以后现代，内心的焦虑都已经淡化掉。这些人有对话能力和衔接能力，重建了台湾的农村知识阶层。”钟永丰说。
如果拿台湾的运动经验来评价碧山共同体，它恐怕必须承受苛刻的挑剔，但像一位台湾人士在交流中所说，“去了那里，知道在大陆做事的高度复杂与敏感，以及知识分子与农村的物理、心理距离，我反而长出新的眼光。我用‘长出’而非‘换成’，是因为运动的手法得适时适地从脉络中长出。”
策展人欧宁和左靖都表示将会继续延续碧山计划，“我未来就是要与碧山农民打成一片”，欧宁这样计划。
出安徽黟县县城西郊，直行三公里左右到达碧山村，沿途尽是稻田和桑田。青山满目，村落粉墙黛瓦，交相掩映徽派田园风光。8月26日至28日，由一群艺术家策动的碧山丰年庆系列活动在这一带亮相。
此前，活动发起人之一的欧宁向媒体描绘了这一基于艺术构想的乌托邦项目——碧山共同体。欧宁身兼多职，作为艺术家、策展人、杂志主编，常年奔走于国内外各类展览与活动中，这场由他和策展人左靖发起的活动，声称在思想脉络上承袭乡建派代表人物晏阳初，被看作乡村建设的新尝试。
碧山丰年庆的海报颜色选择白底绿字，有意抗拒追求视觉冲击的乡村习惯，没有顺从乡人的审美趣味。针对如此细枝末节的考虑，艺术家们强调，是为了“谦虚地进入乡村”。
他们一看就是外人
碧山丰年庆的主会场设在碧山村汪氏祠堂，开幕时间定在上午11点，与村民早起习惯不符合，7点多已有村民前来逡巡。负责安保的副县长刘继敏很担心安全问题，交警在8点钟就到粮站门外设防，现场还有武警执勤。
9点多钟的太阳很刺眼，村民躲在粮站的各处阴凉里等，很多人等不及就离开了。欧宁注意到村民久候的不利影响，让同事临时写了一张布告贴在粮站大门口，注明开幕时间。
来自黄山五东殿工业区的査丽华看了电视广告，也来丰年庆观礼。她等了三个多小时，与另外三个姐妹用方言议论，指着欧宁及其他艺术家笑言：他们一看就是外人。
在等候的过程中，65岁的姚立兰始终是热情的旁观者，他与欧宁、左靖等人很早相识，是他们在当地置业的中间人，被邀请来参与丰年庆。从小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后，姚老师一直热心地向外来人介绍碧山村史，但他与在粮站里的布展志愿者没有交流，和看热闹的村民也没有多少话说。他说，村里人总认为他收了钱才帮外人做事。
11点，丰年庆终于迎来县委书记宣布开幕，数百名村民一下子聚集到祠堂门口，但是被守门的警察拦住，现场很快就起了争吵，五六个警察与同样气愤的村民争吵。欧宁说，要是有铁马（施工铁护栏）和“大声公”（喇叭）就好了，不至于混乱。
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推搡争吵后，硬是挤开了大门。祠堂空间大，容纳现场人群并无问题。锣鼓响起，人群安静下来，丰年庆的重头戏终于开始。
粮站里有了很多笑声
碧山丰年庆最初名为“碧山丰年祭”，当地人觉得“祭”字不吉利，就改为“庆”。因为叫“丰年祭”，要有一个“祭”的仪式，左靖和欧宁跟当地文化官员的沟通中，找到了“出地方”这一黟县独有的民俗活动。
“出地方”的核心仪式类似于一种不戴面具的傩戏，表演者从村民中遴选，道具和装扮据说都是据古书记载重现。表演者不清楚手中所拿的祭祀道具叫什么，县文化馆的人也不知道。
表演持续十分钟，结束后村民被劝离祠堂，另外两个附属粮仓里，村民还可以观看艺术家安排的展览。孩子们在一个奇怪的竹制品上跳来跳去，这是一把作为艺术品展出的椅子。老照片和视频吸引最多的人，有阿姨认出年轻时参加碧山篮球队的自己，粮站里有了很多笑声。中午，祠堂空了下来，活动邀约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诗人、导演、设计师、音乐人和当地学者吃了自助餐。
除了主题展览，碧山丰年庆的其他活动都在县城里的剧院举行，有徽州戏曲表演，也有邀请的民谣乐队。国内乡建运动的代表人物何慧丽觉得，这样的安排会降低村民参与感，她的经验是要在村里举行，要让村民参与。
几乎所有人都看出碧山共同体与乡村、村民的隔阂。农村纪录片放映单元场地本应该设在村里，不少纪录片特别是吴文光主持的“从村民影像到民间记忆”放映＋讲座单元，和村民的生活以及历史记忆息息相关，因为担心观众不多，在地点上做了改动。
在黟县，除了县的主要领导和部分协助者，多数职能部门对碧山丰年庆活动缺乏了解，大多认为那是“一群知识分子艺术家自娱自乐”。或沿袭一贯的“招商引资”等发展经济的思路。本来县里安排了一些涉农部门和乡村干部参加碧山丰年庆研讨会，最终未能与会。
碧山村最大的小超市坐落在碧山村交叉路口，店主姓王，他把碧山共同体理解为旅游项目，游客多，他能多赚点水钱。与他家相隔百米的猪栏酒吧，是闻名遐迩的客栈，至少600元一宿。
知识分子不一定要迁就农民
在大陆的乡建运动中，何慧丽跨越学界和政界，被认为是体制内的建设者。她现在挂职洛阳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
何慧丽这次带了几名村支书来观察碧山共同体。对碧山乌托邦与村民的疏离，她说：“政府、村民和干部是一个固定结构，欧宁他们是外来者，你没办法让人家迎合你。县城广告铺天盖地，但11点前，艺术家没有任何节目。这个乱不能全怨政府，共同体要有自己的思想内核，但形式上是人家的，这才好。”对汪氏祠堂前出现的混乱，以及将一些主体活动挪出碧山村，她希望理解官方立场，“出了事，还不得他们负责？”
县剧院上演的剧目，也被认为“上不来、下不来”，何慧丽介绍了在兰考的做法，“让老人和孩子都有节目，不许出现两人以下的节目。”“碧山是乡建的第一步，下一步要跟住，往前推动。艺术家的行动可以启发村民重新思考旧有的价值观。两方在磨合，不要猜忌。”
不过，艺术家们的角度有所不同，欧宁认为，乡建模式有很多种，有何慧丽那种从基层政权入手的，也有邱建生那种纯粹民间自发的推动者，他们都偏向于民生和政治领域。但此次碧山丰年庆，则重在表现文化，因此工作方法和角度都会不一样。对于发生在碧山的实际状况，欧宁的看法并不悲观，“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话语系统对接不上，但不一定要迁就他们，可以用新的话语带去冲击。”“成熟的共同体应该是很多人在这里居住，做一些出版、修复古建筑，激发传统手工业，让它能够成为生产力，甚至介入乡村的政治。”
出生在本地的左靖也承认，让农民成为乡建的主体是最困难的事情，“怎么把乌托邦想象落地，是我们兴趣所在。过程非常艰难。活动初期，政府、农民和社会三方都在磨合，对彼此需求理解不透，目前只能依靠发起人的策略性动员，希望来年情况有所改观。”
反而长出新的眼光
碧山丰年庆不仅是大陆乡建人士聚会，也邀请了台湾的社运工作者，为碧山共同体增加了一个衡量的纬度，纠结与困惑也多了一个解释角度。
钟永丰是台湾资深的社运人士，在学术研讨会上，他介绍了台湾乡建的基础脉络，“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农村知识分子购买力快速下降，生存上难以为继，开始出现返乡潮。一开始，进行的是不涉及农村结构和农业生产力的社区营造运动，选择那些没争议的文化和历史项目，出现了很多文艺工作室。”
“2000年之后，直面农村政见的乡建才开始，与环保运动结合，反对征收土地做工业区或旅游区，这个运动还在进行。重要的是，返乡十多年的青年已经把自己建设成为‘知识分子农民’，把农业和农民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拿掉了发展主义观或现代主义论，在农村可以就地圆满。”
“他们可以跟他们的土地、父祖辈有一种生命上的衔接，既可以传统，也可以现代，甚至可以后现代，内心的焦虑都已经淡化掉。这些人有对话能力和衔接能力，重建了台湾的农村知识阶层。”钟永丰说。
如果拿台湾的运动经验来评价碧山共同体，它恐怕必须承受苛刻的挑剔，但像一位台湾人士在交流中所说，“去了那里，知道在大陆做事的高度复杂与敏感，以及知识分子与农村的物理、心理距离，我反而长出新的眼光。我用‘长出’而非‘换成’，是因为运动的手法得适时适地从脉络中长出。”
策展人欧宁和左靖都表示将会继续延续碧山计划，“我未来就是要与碧山农民打成一片”，欧宁这样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