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娅·奥基夫(Georgia O'Keeffe，1887-1986)，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二十年代崛起于纽约，至1986年在新墨西哥州辞世，一生作画逾八十年。创自一人去新墨西哥州的荒原生活，毫不关心世事的变化，只专心于作画和体验生命。虽然她远离潮流，但她在圣塔菲的小屋却成了无数奥基夫崇拜者的朝圣地。
　　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兹(Alfred Stieglitz，1864-1946)，美国现代摄影之父、纽约“291”艺廊经纪人，奥基夫的导师和丈夫。
　　
　　在纽约和乔治湖
　　
　　没有哪个男人不向往情色。它们充满他的心中，在宁静中散发一重光辉。
　　 ---约翰·阿什伯瑞（John Ashbery）
　　乔治娅刚到纽约就病倒了。她发着烧、咳嗽着从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 径直赶到位于东59大街114号的伊莉莎白（注：Elizabeth，画家、性解放者。）画室。流感使她十分虚弱：看样子，接下来好几个月，她都好不了了。她一到就被安置到床上，由施蒂格利兹照顾。一周后，她的大半时间依然在床上度过：“今天几乎整天待在床上。”过了一段日子，阿尔弗雷德才允许她去外面走走。
　　施蒂格利兹在书信和绘画中所了解的奥基夫：坚强，独立，勇敢。现在，她却令人伤心地虚弱。这大大增加了她对施蒂格利兹的吸引力，因为这给了他一次充当保护者的机会。
　　尽管乔治娅生着病，在画室里的日子倒不算慵懒。加上这一年半以来相互间率真、日见热烈的书信往来，此时，每日亲密的会面使得施蒂格利兹和奥基夫在心理上达到热切的顶点。“我们具体谈了一切，”施蒂格利兹说，“我们已将许多年浓缩成了一星期。”
　　


　　乔治娅给交到了施蒂格利兹手里，为此他欣喜若狂。画家亚瑟·多弗叫人从农场将新鲜鸡蛋带给生病的那个人，施蒂格利兹欣喜地对他写道：
　　这十天非常充实——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日子……当然，奥基夫一直教人牵挂。她比我当初认为的还要出色。事实上，我相信再没有人可以与她相比。她的头脑和感觉都非常清晰——自自然然——具有神秘的美——简直让人心动不已。
　　施蒂格利兹对他的知心女友伊莉莎白说得更详细：
　　这简直就像童话故事——一切都与奥有关——为何我无法相信——我从未想到会有她那样的特质存在——绝对真理——清晰的洞察直至最高境界——以及神秘一般平衡的精微……有种全然的和谐——我觉得她比我精微得多——也直接得多……她很了不起——真的。
　　虽然施蒂格利兹写这些时处于情感眩晕状态，他却从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对他来说，奥基夫永远都是“绝对真理——清晰的洞察直至最高境界。”他的文字让人回忆起那些形象，那些由摄影家刻画出来的形象——一个身着白色服装，映衬着灰暗背景的女人形象——是纯洁的隐喻——它们对施蒂格利兹来说具有美学上的挑战性，而又在情感上无法抗拒。
　　施蒂格利兹也想在帮助她恢复健康时掌握温柔大权。一个是患者，一个是医生，让人回想起十九世纪的情形。“女患者依赖博学医生的故事曾打动过无数人……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戏剧的特点：女子的依附和男子的控制……”作为病人的她加强了她柔弱和精神的一面，这让施蒂格利兹仰慕她、敬重她。她可以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人物——纯洁，天真无邪，远离竞争、权力和世俗。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备受施蒂格利兹的景仰是当之无愧的：奥基夫对世界的看法纯净而不凌乱，很少有人能这样。她的洞察力格外清晰，她就按自己个人的、绝对道德的逻辑来生活。
　　


　　然而，严谨的道德准则却被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搅乱了。乔治娅道德上的明晰部分归因于：从十四岁离开太阳大草原(Sun Prairie)时，她就一直不属于任何一个社区。奥基夫家族一向自创社区，他们有自己标新立异的道德标准，家族里尽是些爱独处的人。年轻的妹妹艾达写道：“我独自一人度过了许多时光，因此，我想我的行为方式与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奥基夫再怎么勇敢独立，也当然不是女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持个人自由、审美标准和个性独立女性的施蒂格利兹，现在却甘于对她既表示尊重又施加父权。像多数人一样，施蒂格利兹对她的景仰逐渐上升，同时却又让她无处可逃。
　　乔治娅恢复了体力，此时她的形象对施蒂格利兹来说又是另外一种：她的精神又添加了庄重夺目的力量。奥基夫独自在简陋的房屋里呈现出西比尔（sibyl）（注：古希腊、罗马的女预言家。）庄重宁静的美。而数月来爱慕奥基夫作品和头脑的施蒂格利兹又深深迷恋上奥基夫的身体。那个“神秘般美丽”的乔治娅不再遥不可及、难以接近和独立不群；相反，他尽可以观赏这位与世隔绝的独自的她，这位依赖他送来食物、提供陪伴的她。在这安静、无人打搅的房屋里，他选择了她，她就像只被捕获的天鹅。
　　施蒂格利兹每天都来。他来时，乔治娅常常还未起身。她30岁，对自己的感情确有把握，也不害怕自己的情欲：这两者都很强烈。她认为爱情是贪婪的：“它会吞噬掉你的全部，”她提醒过安妮塔·波莉泽（注：奥基夫年轻时代的好友，通过她，施蒂格利兹发现了奥基夫的才华。）。乔治娅曾建议安妮塔与情人保持距离，而现在她却有意为自己选择了激情与恪守。
　　激情与孤独，病床散发出的懒洋洋的情欲，长久亲密的书信带来的情感悬念：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他们进一步的关系。而确确实实就在这里——这间空荡荡、有阳光的屋子里——两个人成了恋人。
　　施蒂格利兹开始将他热烈的感情演变为艺术。“我每拍一张照片，就等于做了一次爱，”施蒂格利兹毫不隐晦地说。在这些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开始用心记录奥基夫矜持、性感、优美的身体。“我已经拍了许多，现在更是如此，棒极了，”他给多弗写道。
　　他要我把头、手和手臂搁在枕头上——以不同的姿势。他也要我用不同的方式移动我的手——头也是如此——所以我得转动这转动那的。有些裸体看起来像是不同人的……有大的头像、大的侧影……这些照片是在一种激动和兴奋中完成的。
　　施蒂格利兹对奥基夫面孔和身体的关注成了一项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项目，将拍摄三百个形象，将拍出他最杰出的作品。
　　施蒂格利兹热切注视着乔治娅，这却视情势的自然发生而定：“决定是自然发生的，”他写道，“事实上，不存在什么决定。”当然，有些决定是要下的：正在五十号大街闲逛的乔治娅接到通知，要她返回坎宁去教暑期班。
　　接下来，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想在一年内做点什么。我马上说想花上一年时间画画。我喜欢教学工作，可我还是想画个一年时间。他想了想，说他可以安排一下。
　　施蒂格利兹为其他画家也做过类似的安排。奥基夫选择了不回德克萨斯州，并向坎宁递交了辞呈。她的行李被运送到画室。此时，她正与施蒂格利兹热恋着。这一次，她选择了无形的情感而不是有形的教学。
　　奥基夫已在纽约落脚，下一个决定是如何安排二人的生活。阿尔弗雷德和乔治娅刚刚沉浸在波希米亚式的幸福中，施蒂格利兹的母亲赫德威格就招呼他带上乔治娅去乔治湖的奥克劳恩。阿尔弗雷德的父亲早在1909年就去世了，从那以后，是赫德威格掌管整个家族。她不喜欢埃米（施蒂格利兹的妻子），因为这些年来她知道阿尔弗雷德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事实上，自四年前埃米大发脾气起，奥克劳恩就对她关上了大门，当然，他们的女儿基蒂仍然每年都来。赫德威格愿意接受这位让他儿子幸福的年轻女子。
　　那里当然有那里的优势。乔治湖很美——一望无际、波光粼粼。周围的乡村安宁，一直保持着它原有的风貌，草地上长满野花，狭小的山谷寂静无声。有几条森林小道弯弯曲曲通向山顶。那里的风景蕴含着丰富的质地：层层叠叠、郁郁葱葱。家里没什么事要让乔治娅做的，她只是散步、游泳、画画。临近傍晚时分，她就和阿尔弗雷德荡舟到湖中央，看落日余辉洒在湖面上，天天如此；赫德威格也天天晚上在门廊等候她最心爱的孩子归来。
　　乔治娅的出现，给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注入了清新、灿烂的活力。他焕然一新，对一切活动充满兴趣：他徒步旅行、荡舟、游泳，在漫长的夏日里野餐。“我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日子……每一刻都完整而饱满。”他写道。
　　阿尔弗雷德和乔治娅为彼此的了解而欣喜，发现他们有内在的和谐。“音乐真的是上天的语言。”阿尔弗雷德一年前就这样写道，这和乔治娅的感受挺合拍。看起来一切都注定促成他们的结合。“我们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施蒂格利兹写道，“她完全是我的再现——另外的百分之十也许真的只是太多余的猜测——可这点差异实在微不足道。”乔治娅坦言，“我们在这里非常快乐——我一生中从没有这样快乐过。”
　　


　　他们之间的情欲从未间断过，他们也不隐藏：施蒂格利兹既骄傲又无耻，还在下午，他就会站起来，明目张胆地把她领到楼上。“我们会说上去小睡一会儿，”乔治娅说，“然后我们会做爱，接下来他就给我拍照。”
　　施蒂格利兹视线中的乔治娅包涵了他们关系中的方方面面。在开头几年中，他眼中的她极富女性气质、成熟、灵秀、沉静：是一个灵魂和肉体同等重要的女人，二者都具有精微和无限的魅力。
　　施蒂格利兹拍的第一组照片，乔治娅看了受宠若惊。她兴高采烈地将照片拿给在坎宁的学生们看：“以前我们的世界里从未有过这些。”
　　乔治娅很愿意配合他，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些照片构成了，也纪念了爱的行为。她也对他的艺术抱有很深的敬意，而她是他艺术中重要的合作者。正如简·马尔科姆所说，“照片……属于奥基夫，也属于施蒂格利兹。”奥基夫的个性是这些摄影的关键；正是它——就像她的身体一样——是施蒂格利兹所要记录的。
　　施蒂格利兹记录着他逐渐认识的奥基夫：庄重、沉默、沉思、坚定和热切。他是带着激情和审美来看她的。虽然他平日言谈中无不透出伤感，但在摄影作品中却无此痕迹，它们始终体现了艺术家苛刻的眼光。它们开始记录着一场发生在两位艺术家之间，以及发生在艺术家与他们的艺术作品之间的恋情。
　　乔治娅从小到大从未把自己当作美人来看。她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一张爱尔兰人的圆脸，它被一对深深的、可恨的酒窝给毁了——她小时候这样认为。是施蒂格利兹向奥基夫展示了她无以伦比的美。“我总是惊奇地发现我的形象。你瞧，我从来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也从不多想。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面孔原来是精干、有棱有角的，而我以前一向以为是圆乎乎的。”
　　然而，直到三十岁，乔治娅才学会欣赏自己。事实上，让乔治娅引以为豪的是她那双柔软、纤细的手，以及一头乌发。她从中发现了美，至于面孔，随它去吧。可她的自我形象是建立在更大的力量上：个性，品德，决心和才气。而施蒂格利兹这位摄影大师，正是捕捉到了这些内在的力量，以及她那令人魂牵梦绕、却又昙花一现的体态美。
　　乔治娅决定留在纽约时，她派人到德克萨斯取东西。一桶东西来了，里面装着她以前画的素描和油画。她曾喜欢这些在德克萨斯画的作品，而如今这些都已成为过去。抛弃是乔治娅的才能之一，她将它们统统抛弃。那天晚上，当她和施蒂格利兹回家时，这些垃圾已被搁在门外。风很大，这些画被吹得满街都是。
　　和阿尔弗雷德同住对乔治娅来说宣告了新生活的开始。弗吉尼亚的蜀葵花已留在了过去，如同德克萨斯的大平原。乔治娅正在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她选择自己的生活时不在乎成规陋习。
　　乔治娅高兴也是有意将自己的命运交在这位比她年长二十三岁人的手里。就形象而言，他不落俗套。他浓密的头发得意洋洋、执拗地乱成一团。他随意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衣服，衣服被弄得皱巴巴、可怜兮兮的。他的鼻子小时候就被撞坏了，现在永久性地弯曲着，一只鼻孔还被堵塞了。他常把手帕放在牙齿之间（张着的嘴巴使呼吸变得更容易些），就让它倾斜地挂在下巴边上。
　　他举止局促，目光狂热。他是个难处的伙伴：自以为是、固执、反复无常、古怪、自相矛盾，“也许……我就是常常有点难对付。”他承认道。
　　


　　乔治娅对他着了迷。
　　他们的年龄差异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她完全接受他现在这个样子——阿尔弗雷德依然魅力无比、富有活力。她毫无掩饰地向他表示爱慕，让他的家人看了都不好意思，比如，她会拍拍阿尔弗雷德的面孔，天真地问：“瞧他可爱不？”
　　乔治娅平静、沉着地绕开他尖刻、顽梗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她不完全当他一回事。她逗乐的能力在他们的共处中对她很有用，这是个他们俩都承认的事实。“她的笑声让人振奋，”阿尔弗雷德写道。专横只有在被当成严肃时才管用，而幽默是瓦解它的第一武器。乔治娅对他的专横并不以为然。她发现施蒂格利兹的古怪只是骗骗人的，她意识到在他需要控制一场争论背后的焦虑和脆弱。“当我确知我正确时，我常常可以消磨他，但我很少跟他争辩，他是那种人——你要是不同意他，他就能被彻底摧毁。”
　　乔治娅那种欣赏而不判断的能力使她能够爱阿尔弗雷德身上最好的一面。他是极好的伙伴，迷人而有创造力。“他的反应比我敏捷，”乔治娅坦言道。他热情、真挚，是个温柔、忠诚的情人，也是位忠实、敏感、富有同情心的朋友。他对艺术和工作也很投入。“这种关系真的非常好，因为它不仅仅建立在情感需求上。我们都对对方做的事情感兴趣。”他们之间的纽带是最热烈和温情的，他们的艺术也随之在开花结果。
　　尽管乔治娅不在乎他们的年龄差异，可阿尔弗雷德却在私下里感到痛苦。他去野营地看望女儿时，与一位年轻的体育教练同住一个帐篷，“他——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有俊美的体魄——年轻——自信……我真的希望——为奥基夫的缘故——我有他那么一点点体格和自信。”
　　奥基夫对施蒂格利兹的支持就如同他对她那样：坚定、热诚、始终如一。
　　1919年，乔治娅以丰富、饱满的着色来画油画。这是个实验期，其作品互不相同。在“系列之一”和“音乐”作品中，奥基夫使用了大片令人心仪的玫瑰粉色和天蓝色，画面大而集中，由简洁、流动以及生物的形状构成。“音乐”系列使用了奥基夫反复使用的“洞孔”的意象。这个想法使她着迷，将它用在了她多数的抽象和写实作品中。《红色和橘色条状》（Red and Orange Streak）和“黑点”（Black Spot）系列使用了几何而非生态语言形式。流畅、清晰的形状与背景形成强烈反差。空间时而被涌起的或退去的色彩划定，时而不留一片色彩，空间被着意地变得模糊不清。深深浸染过的色彩——时常是暗色和刺目的：深绿色以及棕红色。强烈色彩的对照以及鲜明棱角和清晰、跳跃的形状营造出了扣人心弦的气氛。
　　同一年，奥基夫开始了以花为意象的创作，这将成为她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她中学时代起，她就把花作为主题来描绘，但却将弗吉尼亚和德克萨斯的蜀葵花中的粉色和土气去掉了。她保留的第一组花的作品是色彩浓烈的猩红色百合花。既大胆又温柔，这些花用流动、融化的色彩，用书法般的笔触捕捉了它们开放时的瞬间、线条以及活力。
　　三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赏心悦目的洞孔的意象、庄重的几何抽象绘画以及强烈而大胆的花的形象——这些都是乔治娅反复使用、不断发展的主题。
　　


　　施蒂格利兹希望奥基夫继续做黑白色的木炭画系列，因为他觉得这很强烈和自信。他的态度部分归于他们对色彩的不同意见。“他有极好的色彩感，比我敏感多了，”奥基夫坦率地说。“比较之下，我的色彩感过于明显和张扬，”她说。“我喜欢壮观的事物。”的确，猩红色百合花怒放着，而玫瑰和蓝色系列险些华丽得过分，然而此时的奥基夫不再胆怯，不再需要别人的指点，甚至不再需要像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兹这样杰出人物的指点。本着和平相处的精神，她画自己需要画的东西，别人要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假如我停下来去想别人会说什么——比如权威——会说什么……我就什么也做不了，”她说。
　　
　　心系圣塔菲
　　
　　在新墨西哥州……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生命被注入了强度，一种从生存的冲动中汲取的强度，并有一种神秘的信念静静滋养着这个生存。
　　 ——朱丽叶·席梅尔（Julie Schimmel），《新墨西哥州的艺术》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附近就一直吸引着艺术家们前来驻足——那里的光线很透明，空气很清新，当地的印第安人安静而沉默寡语。那里的风景和人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对在那里产生的艺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其它西方艺术强调戏剧性、冒险性和活动性时，新墨西哥的图画则注重气氛和个性而非行动。”那里的光线质量以及夺目、生动的色彩难以捉摸、令人激动。1918年去过那里的画家哈特列写信给施蒂格利兹说：“这里很美，也很难描绘……这不是光线洒在物体上的地方，而是一个沐浴在光里的地方，因此这是个有形的地方，要表现新的光线很难。”
　　


　　自从1917年第一次逗留圣塔菲附近，它就再没有离开过奥基夫的意识，对新墨西哥州的印象时时地、或是不期然地出现在她的脑海中。但直到1929年4月，她才重归新墨西哥，同行的伙伴是贝基。
　　对乔治娅来说，置身于高山、蓝天以及低矮、土砌的房舍的感受无以伦比。她的心像小鸟一样飞翔。她写信给女友说：“我再次来到了西部，它跟我记忆中的一样好——也许还要好——对它真是无可挑剔，除了一个事实——就是它对我来说是惟一的地方。”
　　她离开纽约时的身体和情感状况都很脆弱，贝基向东部捎去安慰的消息。“乔治娅有了很大的改观，”贝基写道，“她的气色已经很好了——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真正的安宁在流动。告诉施蒂格利兹这些——自从我们到了陶斯，她浑身没有一点疼痛和焦虑……她成了一个全新的女人。”
　　到了陶斯的第二天，这位焕然一新的女人便大胆地开始了一项危险的事情，来证明她新的独立性——学习驾驶。贝基高兴地汇报说：“乔治娅开得很好，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乔治娅的行为显然是大胆的：第一堂课后不到一周，贝基激动地宣布她和乔治娅购买了一辆黑色福特车。经讨论，她们给她取名为“你好”。
　　到达陶斯后的第六天，她开始画画。高高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地平线、没有建筑物的遮挡等都给人自由的感受。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给布法罗的女友梅布尔的信中，她写道：“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些日子对于我有多重要，可我觉得是这样。它们就像锤子，重重地发出声响。”
　　她将自己的感受融入这个崭新的世界。她首先尝试画树、木制的“圣塔女”和梅布尔用瓷做的公鸡。她的下一幅画似乎是陶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是她在六月初开始动笔的。印第安人并不喜欢白人记录他们的生活和房舍，所以，乔治娅不得不付上一笔费用。
　　如果说这年夏天对乔治娅是种兴奋，对施蒂格利兹就是害怕。贝基五月份从圣塔菲写信给他，描述了乔治娅获得了“一股力量，它来自发现她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阿尔弗雷德沾沾自喜地暗示说整个注主意都是他出的，但他最后一些话流露出了他真实的感情：
　　至于乔治娅，当她自由自在时就总是成了另外一个人——一点也没有了平常的责任心——当她在宜人的环境中（乡村生活），以及当她真的受到激发，感觉好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去欧洲旅行是很愚蠢的事——可我没发表意见直到别人这样做了——我知道西南——就是她在的地方——正是适合她的地方——我以前就看出这迟早要发生……当然，我很高兴。明天你们俩离开正好三周了。
　　阿尔弗雷德努力要跟乔治娅的潇洒一比高低：他摆阔气，买了一辆崭新雅致的Victrola轿车，并且也学习开车。开始他还强打精神，六月份他从乔治湖写信给好友说：“乔治娅继续过得很开心，照我看，我充分意识到今夏让她来这里是多么傻。”可到了月底，他向伊莉莎白承认了自己的不开心。“自从我来这里，我一直在经受一种危机，”他写道。
　　乔治娅原打算七月一日前回乔治湖的，可没有如期回来。对此，阿尔弗雷德感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抑郁和乏味的情绪：“奇迹发生了。我想我终于没受到所有这些伤害……我无疑经受住了这两周地狱般的生活。”
　　三周后，他欣喜若狂地写到一种精神的再次联合：
　　今早我收到了乔治娅美妙的电报——她与我心有灵犀。一时间，我像在恍惚中——她要留在陶斯，画一段时间，然后很快会回来——如果我老老实实地保证照顾好自己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们团聚时会是什么样的——她觉得我们重逢会比以往更美妙——在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第一次纯粹的重逢！
　　


　　可是，一周后他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虑，他担心乔治娅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给她的信里充满了悲苦和需要。好象这些信还不够似的，他还给她发电报，发出他痛苦感受的信号。
　　乔治娅和阿尔弗雷德之间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他们差不多每天都写，累积达一千八百封信件和电报。尽管数量很多，他们之间的沟通却不完满。因为多萝茜·诺曼（Dorothy Norman）（注：施蒂格利兹晚年一度迷恋她，为她拍了不少照片。）这个关键问题插在他们中间，那个夏天他们的交流显得表面而模糊。乔治娅的书信体在任何时候都是抽象的，不会触及细节问题，而施蒂格利兹对这件特别的事情并没有想得起来提及。她走后将近四个月，阿尔弗雷德依然没有意识到乔治娅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在搅扰她，或者他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了。
　　当阿尔弗雷德对这些苦思冥想时，乔治娅则已从城市的搅扰中解放出来，从每日眼见阿尔弗雷德的愚蠢中摆脱出来，她开始逐渐向一个新的、更安宁的方向改变。其中一个原因是预料之外的。乔治娅下决心理解和接受阿尔弗雷德的现状，她采取的态度既成全阿尔弗雷德，又解放自己。
　　我知道许多人——无论男女——都爱着施蒂格利兹——并需要他不得不给予的东西——我感到我要做两件事---我自己的事——以及帮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做到位——说到帮助他，我有时是指——我不想碍他的事——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乔治娅承认自己的态度必须是互换的，她要施蒂格利兹让她过自己的生活，就要让施蒂格利兹过自己的生活。她决心不去用嫉妒来妨碍他，不去把他“往死里整”。这是一个明智、令人钦佩的决定。
　　8月25日，长期而艰难的分离终于结束了，重逢实现了每一种期望。“啊，七十二小时过去了，”阿尔弗雷德在给伊莉莎白的信中以无比喜悦的口吻说道。“乔治娅非常非常开心。你知道当她高兴时我会是什么样的。奇迹发生了。”他又说道，“乔治娅美极了。”乔治娅的情绪是超然的：“她光彩照人，”阿尔弗雷德五天后写道。“大家见到乔治娅都很高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好。”
　　乔治娅和丈夫一样喜悦。
　　回到我可爱有趣的施蒂格利兹身边真是太好了。他太好了，以致我似乎抽不出身去看望家人或做别的什么——看来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我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离开他这么久。一切看起来都好极了——我感觉我必须醒来起床，发现这是场梦——这简直不是人间发生的事——他真好——很开心重新回到他身边……他在我看来是我所知道的最美的人。
　　至于他们的关系，乔治娅觉得：“多年来积在我心里的许多事正在调整——以及重新调整——对施蒂格利兹也是一样——当我们重逢时……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最美妙的事。”
　　充满喜悦和活力的阿尔弗雷德重操十年前的旧业：开始拍奥基夫。这一年拍的是乔治娅倚靠她那辆崭新黑色福特车的形象。她的头发整齐而庄重地向后梳理，黑色衣裳只在喉咙部露出一个淡淡的V字型。一只手神气地搭在臀部，脊背挺着，像西班牙的舞者。这一形象骄傲而具有力量，虽然面孔冷淡，但却很美。显然，这是摄影家喜爱的主题，他对她力量的着笔煞费苦心，也倾注了他对此的钦佩和珍爱。
　　十月底，阿尔弗雷德写道，“我和乔治娅真的想在这里过完整个冬天——可能去城里三到四周。”“大屋子”（The Room）已经关闭，阿尔弗雷德没什么特别原因呆在纽约。然而，彻底放弃都市生活对阿尔弗雷德来说是困难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他们决定不与纽约脱节。
　　“有时我觉得——乔也一样——我们应该与城市保持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只是去看看——所以三周内，我们会再度成为纽约人——也许会有一间新的“大屋子”（或更多“屋子”）——也许天知道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