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季的一次跑动中，一只脚错误地踩到了另一只脚上，由于重力，大勇当时超过了两百斤的身体落向地面。摔倒时大勇的后脑勺最先着地，在落地前他的两臂在空中挥舞过，但面对他的体重，那种无效的挥舞只是带来了视觉上的滑稽。人群先是对大勇的笨拙发出嗤笑，接着才像蚂蚁遇到糖块一样围了上去。那时大勇躺在我们那里小学的球场上就像躺在他自己家平坦的床褥里，对于人群的呼喊没有回应。直到看见他微微翻动的白眼珠才有人想到呼叫救护车。那白色的汽车在使人紧张的音乐里行驶在我们那里灰色的街道上，毫不犹豫地钻进那所小学，在传达室老头恭敬地打开操场护栏以后继续前行，威严地停在了跑道上。跑道是红色塑胶铺砌的，夏季，经过太阳一天的照射它们踩上去是软绵绵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得太快，那白色的担架就像小船遇到了急流一样摇晃起来。就是在那种摇晃里，大勇收起了白色的眼珠，在自己的身体被推上汽车继续向医院运输以前及时地完成了苏醒，他挣扎着要起身。
　　他们几个都看愣了，真没见过翻白眼的，大勇说，我从担架上爬起来，什么感觉都没有，接着就想继续踢，他们都拦着我，我不干，他们不答应，都说你歇着吧，我不干，医生都生气了。
　　秋天，回到我们那里，用碗筷将过分油腻的饭菜送进胃里，我打着饱嗝，走出家门，游手好闲地站在巷子口，大勇首先就向我回忆了他的那次历险。他详细地讲述摔倒前的细节，先是右脚踩到了左脚，然后身体往左打转，大勇回顾当时的动作及时在我面前张开双臂，他宽厚的身体扭了一个角度，就要倒下去，他回头看着我，在一种自嘲的笑声里收起了四肢，恢复站立。风钻进我们那里秋天的巷子口，将尘土和灰色的树叶滚动在地上，几个只比狗大了一圈的儿童在风尘里一边移动一边呼喊，月亮在楼上高高升起。
　　结束了讲述，恢复站立，大勇和我如同履行义务一样继续停在巷子口，有时我们其中一人会鼓起腮部轻轻呼出一口气，那一口气在空中制造出微微的声响，像是某种交谈的礼仪，提醒了时间的前进。
　　在多年前的一次拆除和拆除带来的迁徙发生以前，巷子的长度是如今的两倍，我和体重只有如今一半的大勇各自守住巷子的一个出口，争夺中间的足球。很多时候我们将胶鞋踢到了组成巷子的水泥墙壁上，得到一次次的磨损。摔倒也很常见，它使我们的膝盖和手肘疤痕累累。有一回我在倒地前突发奇想地单手撑地，倒地后手臂带来的疼痛使我吐了出来。由于担心得到禁止踢球的惩罚，大勇建议我掩盖了那次受伤，悄悄带我去了一个诊所，我在大勇紧张的注视里捋起袖管，将颤抖的手臂和手臂上的静脉摆在桌上。应该是大勇为我支付了止痛膏的费用，走回狭长的巷子口，分别回家以前，他仍提醒我小心换药以免暴露。因为疼痛和懦弱带来的过分自怜，我担心我的骨头已经断裂，当晚就忘掉了大勇的交代，主动向父母申诉了我的痛苦。这事情本来和大勇无关，但第二天大勇的父亲借题发挥，及时挥起了剪刀，十分高兴地释放了足球里的空气。
　　歇着吧，好好养伤，在巷子口大勇的父亲带着某种胜利的笑容对我的受伤表示关切。我记得大勇站在一侧和我对视着，我们谁都没说话。少年的时光狭长又凄苦，如今我回想起来，想到的都是如深巷一样晦暗的色彩。
　　在巷子口又站了一会儿，我和大勇各自回家了。第二天晚上，我在阳台泡了茶，在只需要一嗓子就能完成的距离里，使用移动电话邀请了大勇。几分钟以后，在黑暗里，我听见巷子里的脚步声和接下来楼梯咚咚的震颤，大勇的脸就在灯光里带着阴影逐渐清晰了。他带着屋外的寒意坐在沙发上，在茶水的热气里那些寒意逐渐消失，他捏起滚烫的茶杯小心地抿了一口，接着后仰而去，他将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像一台货车掀起车斗，如释重负地将满满一车货物向无辜的沙发倾倒而去。沙发很聪明地微微一晃。
　　你现在多少斤了？比大勇早来十分钟，此刻坐在另外一个沙发上的我们巷子里另一个朋友飞哥问。从他提问时那由远而近的语气里，我明白他们也很久没有交谈了。飞哥在毕业后去了政府的某个部门，同时也搬离了巷子，后来驾驶他的汽车重新回来，下车的是女人、幼童和他日渐成熟的言谈与举止。他的汽车端庄地停在巷子口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和读书的时候一样，巷子里的人们继续将他以同龄人的榜样作为谈资。飞哥在冬天裹紧了一件银色的羽绒衣，仔细地将政府的拆迁信息带给站在他周围的老人。我也只是听说，说完以后他强调。这种谦卑的强调反而使他的信息显得更为权威。老人们将两臂抱在了胸前，继续盯紧了他，他们等待这个年轻人更多的披露，就像等待一条年轻的河流披露出更多的鱼虾。
　　不就是那次翻了白眼嘛，那以后我就开始跑步了，天天跑步，后来瘦了二十斤，大勇将身体往墙角移动了一下，歪了一下头，这个动作将他的讲述与我们拉开了距离，隔着茶水蒸腾出的冉冉雾气，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一眼，最后笑了出来——那笑声中带有的自嘲像是一种对自己落水后的打捞——他说，就是最近天一冷我就沒跑，马上又胖回去啦。
　　翻了什么白眼？飞哥顺从地走进了大勇在叙述里有意敞开的道路。
　　大勇继续笑着，似乎很无奈地将他在巷子口的转述再度讲出来，开口以前他看了我一眼，由于前一天已经听过一遍，当时我的表情就不得不含有某种同谋的色彩。
　　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说，后场的球传过来，传大了，按说以前我能接住，当然现在也没问题，我刚跑了两步，右脚跑到了左脚上，打了个转，大勇说着将自己的身体从沙发上抬起来，迈出一步，迈到阳台上远离茶桌的一小块空地上，更没想到的是我的后脑勺先着地了，要是放在以前估计就麻烦了，幸亏现在球场都是草地，大勇将自己的身体第三次往后仰去，几乎仰到了菩萨上。
　　几年前我妈将一尊白里透红的菩萨请到了墙角，摆在菩萨的面前的是由新鲜逐渐干瘪而去的水果和每个月都会点燃两次的香烛。菩萨立在染了红漆的木盒里，一只手端在胸前，另一只手托着一个宝瓶。在灯光里菩萨此刻颔首微笑，和飞哥一样，她是第一次听我的邻居大勇讲述自己不幸摔倒的故事。
　　我躺下就什么都忘了，直接翻了白眼了，醒过来就在担架上，真是捣蛋啊，大勇此时已经笑得有点眉飞色舞，他们几个人抬着我要往车上塞，我爬下来了，再想去踢，他们说什么都不答应，就是不让我踢了，说我翻白眼了，那些医生倒无所谓，就是白跑一趟，我看我真不能踢，我要再回去踢估计医生都得生气了。
　　大勇说到医生生气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大笑起来。我们笑的动作大得过分，我们晃动的嘴和脸带动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屁股下面的沙发也跟着晃动了，沙发的四角与瓷砖铺就的地面产生了摩擦，制造出“吱吱”的难听的声响。笑完了，沙发不响了，我才将已经冷掉的半壶茶水倒进水桶，重新倒满一壶，接着启动了电磁炉上烧水的按钮。水壶里的水吸收了热量，又制造出新的声响，有一会儿那个声响在整个屋里飘散着，使我们接下去的交谈有点听不清了，我们停下了嘴巴，只是互相看着，我们就像静候一列火车在我们面前扬长而去一样静候那水壶里的水停下它的声音。
　　使巷子被截去一半的那次拆迁发生在十几年前，大我两岁的大勇当时处于形销骨立的十八岁，在顽强和无奈的共同驱使下，大勇进行了两次复读，后来在一个清晨，他用一辆脚踏三轮车将两箱书本交给了废品站，接着前往本地一家影楼学习摄影。在年长者的反对里，第二年他就租下一公里外一栋沿街的楼房，在开业的鞭炮声里开始了自己作为影楼老板的事业，他使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站在一群身着工装的员工当中开会。影楼在第二年或者第三年歇业，大勇将各类设施变卖抵债，当时搬运工在楼下进进出出，楼房里最后空空如也，如同剪刀剖开足球，泄露了其中饱满的空气。
　　回到巷子里，我的朋友这几年没再出去工作，他坐到了电脑前，一心在网络上寻求生意的可能。和早年我们观看武侠电影时一样，大勇总是声称他又发现了事情背后的诀窍，这次是互联网——现在就得在网上赚钱——在为数不多的交谈里，他总是向我们申明这一点。我们互相之间无暇多问，因此我并不知道他的各种生意到底进行得怎样。如今的寒夜里，当我们在巷子口和茶桌上重新见面，我的朋友只是重复他不小心将如今过于肥胖的身躯摔倒在地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他躺在地上被人群团团围住，他翻起了白眼，他被人抬上担架，在担架上他苏醒后又爬了下来，总之那次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主角那样，对于这个故事我们最后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