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中学教材中的名篇，其“名”就在于鲁迅在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人格分裂式的人物形象——孔乙己。孔乙己的悲剧命运深深地憾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灵。这种艺术穿透力就源自孔乙己自身所特有的矛盾统一。
　　孔乙己穿长衫而又站着喝酒，这是他自身经济地位与自身精神定位的矛盾。经济地位的低下，让他无法真正成为咸亨酒店的“长衫主顾”，那有形的“曲尺柜台”所筑起的无形高墙是孔乙己永远无法逾越的，但实现这种跨越又是他所梦绕魂牵的，他无法脱下的那又脏又破的长衫，实际就是他内心渴求的物化。精神追求的错位无疑是孔乙己人生最大的悲剧，他追求了他不该追求或者说他追求了他永远追求不到的东西。在这“站喝”与“长衫”的矛盾中，鲁迅为我们揭开了孔乙己人生悲剧的序幕。
　　孔乙己健全的身体与病态的心理之间的矛盾可谓是对封建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血泪控诉与无情鞭挞。他身材高大，却四体不勤，他识文断字，却难以谋生，究其根源所在——迂腐的教育思想、无用的教学内容。在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的熏染下，我们怎能去苛求孔乙己“世人皆浊，唯我独清”。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永远脱不下他的“长衫”，那是孔乙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没有这件“长衫”遮罩的孔乙己就不再是真正的孔乙己。我们由此可知，孔乙己只是一个凡人，一个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读书人，因此，正如众多在封建教育思想的阴魂下挣扎的读书人一样，他也就不可能认清他所学的所谓的“知识”只是毒杀他的慢性毒药，这些“经”“文”，让他深陷其中而无法自拔，也无力自拔。他的精神因此而麻醉，他的灵魂因此而扭曲。至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孔乙己的死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谋杀，一种社会性的大谋杀，是谁杀死了孔乙己？这个答案不言而喻。在这个矛盾中，鲁迅先生为我们解读了“孔乙己的人生悲剧”——一个无法逃避的“社会悲剧”。
　　孔乙己一个人格分裂的矛盾统一体。他从不拖欠，即便是拖欠也必定还清；他不理会我冷漠的面孔，认真地教“我”识字；他真诚地与小孩们分享着那一小碟茴香豆，这一切的一切，无不透射出孔乙己内心的纯真与良善。及至他最后的一次喝酒所付出的“四个现钱”，更是孔乙己追求人格操守的最好实证。然而，他却又以好吃懒做，小偷小摸，自命清高，迂腐穷酸来践踏自己的人格尊严。这种人格的分裂看似让人难以理喻，实则是鲁迅先生对孔乙己悲剧的最合理设计。正是孔乙己的这种纯真与良善激起了我们内心对他的悲悯，而这种纯真与良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又是多么的无力与苍白。在掌柜的无情嘲讽中，它在“短衣帮”的快活的笑声中，在“我”这个少不更事的伙计的冷眼中被撕裂，又在丁举人的毒打下灰飞烟灭。在封建教育思想的浸染下，这纯真与良善又是如此的荒诞与可笑：追求清高而沦为小偷，追求诚信而信口狡辩，追求自己想追求的却又被想追求的所扼杀。这种对纯真与良善的漠视，这种对纯真与良善的撕裂，这种对纯真与良善的扼杀，不正是鲁迅先生对“悲剧”的最好诠释——把美的东西毁给别人看。
　　孔乙己的悲剧命运在笑与哭的矛盾统一得到深化。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在笑声中生活，又在笑声中死去。透过这些快活的笑声，我们不敢想像当时国人的心态。恣意的笑声中又有谁在意孔乙己内心的在滴血，又有谁看到了鲁迅先生背后的眼泪。他们，那些短衣帮，同样是被曲尺柜台阻隔在咸亨酒店外的“站喝客”，和圍观“砍头”的看客相比，其冷漠与麻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充当的不只是看客而是整个“谋杀”中的帮凶，他们对孔乙己的笑无疑是一种最富有想像力的无罪恶的杀戮。麻木的面孔中冷漠的笑容，其笑声何其凄凉与刺耳。孔乙己悲在不知其悲，他是在迷醉中麻木地死去，这些身着短衣的闲人们又何尝不是悲在不知其悲，他们也必将像孔乙己一样在自己笑声中麻木地死去，他们不懂什么叫“五十步笑一百步”，因此孔乙己的悲剧已不再是他个人的悲剧，也不再是封建社会下层读书人的悲剧，而是，国人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孔乙己，一个矛盾的悲剧命运统一体，就这样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诞生，是矛盾性构架了这个鲜活的文学生命。当我们剥掉他那又脏又破的长衫时，我们分明地看到那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他的肢体上刻写着血淋淋的两个大字：悲剧。但当我们一看到那令人作呕的长衫时，我们内心的悲悯却又渐渐地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愤怒，难怪鲁迅先生对他发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叹，也或许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才成就了这样一个在矛盾中统一的文学形象——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