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茗香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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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外交流史上,“丝绸之路”闻名遐迩,“茶马古道”也为人们广泛知晓,而“万里茶道”近些年才受到人们的关注。先是内蒙古作家邓九刚先生的纪实之作《茶叶之路》出版,后有中央电视台《茶叶之路》的热播,由此引发了社会对于万里茶道及茶路沿线城市的热切关注。2013年3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谈到17世纪的“万里茶道”,强调“万里茶道”的历史意义,重新唤起了海内外对这条茶道的记忆。
  “万里茶道”万里长
  由于17世纪晋商到武夷山贩卖茶叶,“万里茶道”从福建武夷下梅村起,翻武夷山至江西铅山河口镇,装船顺信江穿鄱阳湖至九江转长江,先经水路运到“茶叶港”湖北汉口,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在有南船北马之称的中原商业重镇社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然后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纵贯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入蒙古国境内,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尔格(1778年改称库伦,1924年改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俄语КяхТа,“有茶的地方”之意)。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路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向西北方向经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到达圣彼得堡,至此共1.3万千米,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俄罗斯商人又将茶叶转售于欧洲其他国家,继续延伸这条国际商路,直抵欧洲腹地,成为贯通亚欧大陆的动脉。
  其时《山西历史地图集·清代晋商商路》记述:“大致在乾隆三十年(1765)起,在山西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陆上国际茶叶商路。在南方,又开辟了由福建崇安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人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这是一条重要的茶叶商路。”
  “万里茶道”的兴衰
  中国历史上有三条著名的茶叶之路,一是“茶马古道”,该通道是唐宋以来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云南、四川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另一条路是“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封建王朝用与西北少数民族以茶马交易为中心的贸易往来,维护了民族的和睦和国家的统一;再就是我们所说的“万里茶道”。
  说到“万里茶道”的起源,不得不说到俄罗斯人喝茶的爱好。俄罗斯人喝茶的习俗要追溯三百多年前,从中国的武夷茶说起。1567年,俄国就报道茶乃神奇的饮料,茶系哥萨克人传人。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国公使携数箱茶叶穿越西伯利亚,历经18个月的旅程,赠送给俄国沙皇,沙皇品尝之后如获至宝,于是,武夷茶的大名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以致在俄罗斯民族,有这样一句谚语:“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1638年,在蒙古的俄国公使买到茶叶,帝俄使臣墨索维也从中国带4普特(约64千克)茶叶至莫斯科,至1687年,中国茶叶经满蒙商队运往俄国,由此有了“万里茶道”的雏形。
  另外,“万里茶道”的起源也受当时政策的影响。自明代始,朝廷把茶列为“五利”之一而加以发展,武夷山脉南北两坡茶叶的生产与贸易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壮大。又因明初倭寇肆虐,严重威胁海上航行安全,明太祖朱元璋立下“寸板不得人海”的禁令,完全关闭了由东南海上出口的贸易通道。地处武夷山脉北麓信江河畔的河口,此刻便来到了茶叶生产与贸易历史的重大拐点。据《铅山乡土志》载:“清代铅山茶叶出口的路线分南北两路。北路是一条国际商路,乾隆二十三年(1758)
  后形成,从铅山河口至九江、武昌、樊城、张家口、越内蒙古过蒙古直达蒙俄边境恰克图;南路从河口运至鄱阳湖溯赣江而上到赣南,然后越南岭至广州,由广州十三行办理出口。”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旋即因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晋商被迫停止了福建采买茶叶,转移到湘鄂一带,武夷茶商只能转向五口通商处的三大通商口岸福州、厦门、广州等拓展贸易。同治元年(1862)《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在京签订,俄国终于打通了海参崴经天津至中国茶叶最大集散地汉口的水上通道,并得到直接到中国茶叶产区采办茶叶和兴建茶叶加工厂的权利,还得到比其他国家低三分之一的税率政策,俄商的轮船开始在汉口装运茶叶。至此,“万里茶道”开通以来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平衡被击破,中国商人在茶叶贸易的利润完全被俄国人夺走,短期内,恰克图买卖城数百家中国茶行字号锐减至十余家。加之中俄贸易中,清政府对中国商人收取的税收将近俄国商人纳税额的十倍,又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恰克图贸易口岸彻底关闭,辉煌了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从此失去了作用,这条历史著名的商业大道渐渐被人们淡忘。
  “万里茶道”第一镇——河口镇
  “万里茶道”起点是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下梅村,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先乘竹筏出下梅“当溪”,再顺梅溪至赤石,人崇阳溪后逆流北上至崇安城,又被小心翼翼地请上“鸡公车”(独轮车)或脚夫的挑担,沿200余里的闽赣古驿道,穿越武夷山的分水关,便达江西铅山县河口镇。
  铅山河口镇处在信江中上游,从怀玉山发脉的信江流至河口,由于注入了武夷山北坡的大量水源,具有水深、河宽、水流平缓特点,适合航运。正如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江右游日记》中记述:“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永平镇)至此人大溪(信江),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由于具有十分优越的水上交通之便利,河口镇迅速地发达起来。至清乾隆时,河口镇已是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地百货集散地,沿江十多处码头泊船达千艘,极盛时有店铺2000多家,大小纸店100多家,茶行近50家,晋、陕茶商每家资产均在30万银元以上,各地商人在河口建会馆十多家。清乾隆八年《铅山县志》记载:(河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辑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炊,沿江雾布;斯镇胜事,实铅山巨观。”民间有“买不尽的汉口,装不完的河口”之说。
  铅山制茶历史悠久,宋代铅山茶即为贡品。据明《铅书》载“铅邑凡石山带土者、两山夹岸者、阳岸者、阴峡者皆种以木(茶树)……宋即有周山茶,有白水团茶,小龙凤团茶,皆以佐建安而上贡。”明万历《信州府志》载:“河红茶乃国内红茶最著,为华夏首问世界之红茶。”衷斡《茶市杂咏》记:“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返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茶事毕,始结算别去。”《中国茶乡行》的作者R FORTUNE写道“河口是一个繁荣的大市镇,茶行林立,全国各地茶商云集于此。英国商人也来此采购河红茶。”
  明清时期,“小种河红茶”即是我国最早的红茶,也是最早出口西方的中国茶,被西人誉为“茶中皇后。”河红茶制作师傅成立有河口帮茶师会,足迹遍布全国的红茶产区,有语云“河红茶市通四海,河帮茶师走天下”。河口镇也因此而成为茶叶等商品贸易的主要市场。可谓“舟车驰百货,茶楮走群商”。如今被誉为“万里茶道”第一镇。
  “万里茶道”的意义
  晋商主导的“万里茶道”,是活跃了两个多世纪的国际商业大道,也是继丝绸之路之后,中国通向欧洲的重要国际商道,它贯穿南北、连接起中国广大的茶区,是一条多网络的茶叶行销商路。通过这条商路,中国外销茶叶誉满欧亚大陆,是一条堪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国际贸易黄金商道,是一段曾经辉煌的国际商业传奇,在世界贸易史上谱写了宏伟的篇章。
  “万里茶道”也是一条文化交流、民族融汇的和谐之路,更是一条充满了艰辛和智慧,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传奇之路,中国的茶文化就是通过此路传遍世界各地的。
  如今,随着“万里茶道”各种活动的开展,重新唤起海内外对这条茶道的记忆,作为时代的符号,“万里茶道”因具有地域的连贯性、人文的包容性、商道的传承性等,蕴含着不容忽视的文化软实力。被唤醒的不仅是沉寂的古商道,更是其厚重的人文内涵。
  (责任编辑:马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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