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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洁步入文坛并非高擎着女性主义大旗而创作，但女作家天生的性别意识、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在作品中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张洁早期小说是对男性为中心的男性神话的解构。张洁的小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妇女解放更深层面上的问题。
【关键词】：张洁小说;女性主义;男性神话
女作家张洁作带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时，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用美好的心灵、善良的愿望、纯洁的目光，执着于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寻觅以及对精神文明的礼赞。张洁在谈到自已对创作的理解时曾说：创作是追求，不仅是事业的追求，而且是作家生活中追求的继续。在生活中尚未实现的理想往往在作品中先得到表现。她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被无限“丰富的痛苦”所萦绕的精神之旅的笔记。但在用一种新的乌托邦话语完成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民族寓言的叙述中，张洁的创作是痛苦的，她已深深地意识到男性并非神话的主角，但她的女主人公也没能成为主角，她与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都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从“文革”的劫难中归来的作家来说，他们创作的一个共同主题便是复现过去的追求，复现理想的真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上，作家的整体写作都是为了民族再生构筑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寓言（或历史神话）。对于这个神话的构筑，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已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男作家们的心中，当他们拿起笔时，他们的叙述依然是那延续千年的神话，他们塑造高大的男人，让这个男人承担起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责任。女作家稍微走得远了点，性别立场和历史真实使他们认识到男性并非拯救一切的救世主，男性也不可使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她们自觉地否定和解构着男性神话，然而找不到女性自身话语的写作，使她们也陷入了性别与写作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张洁在她的人物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性中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形象与模式的反叛。与那种美丽、温柔、贤慧、内向而又无私的被男权文化臆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相对照，张洁笔下几乎全是或老或丑，没多大魅力的女性角色，“把她们扔到大马路上，也不必担心有人拣了去，一个个像块风干牛肉”（《方舟》）。这仿佛是对男性中心意识强加于“女性”的不真实所指的极端反叛。她从人的平等的本能角度悟出男性中心意识的虚伪，张洁的女主人公不接受男性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她们想证明“她们是什么”而不是听从“她们应该是什么”的男性指令。她们不凭姿色取胜，而是凭智慧在男女两性的斗争中占有一席不败之地。对于女性而言，这份强烈的社会异己感的产生和坚持，无疑是女性性别的自觉。张洁的小说通过男性的缺席、女性以智慧的无性状态进入现实社会对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巧妙的解构。男权制世界的“自然性”“神圣性”“不可动摇性”及建立这个世界所凭借的男性优越的信念在张洁小说里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怀疑与否定。
在张洁作品中，始终存在着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如果说前者是人间的圣殿，后者则是现实的地狱;而灵与肉的统一和谐、爱情与婚姻的同生共存却无疑是女人和男人唯一可能获得的拯救与尘世的天国。而在张洁的作品中地狱与天国之间却无桥无舟。张洁的固执于灵魂与爱情，抗拒肉体与婚姻的跋涉是一个使她不断远离她所投奔又不断在奔逃中的迫近的怪圈，她陷入了一种话语和女性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张洁所能做的只有逃遁了。女性的惶然、压抑与不满被一层更圣洁更虚幻的光环遮蔽了。这是一次明智的逃遁。在女性之真未被正视之前，这种天国的幸福、精神的升华也只能是一种叙事、一种虚构。女性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张洁的逃遁还表现在对性的回避上，她幻想以无性别身份进入社会，把持进而改变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她竭力消除女性美的意义，总是把丑陋的长相与富有才智归于一类女性身上，这种外貌与才情的巨大反差“反映出作家对女性仪表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1]：女性追求仪表美难道仅仅是“为悦己者容”么？难道不是自尊自爱的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女性？与此同时，她用另一类美貌和精神平庸的女性对应：钟雨与刻骨铭心相恋的爱人连手都没握过;。张洁这种对性的回避来千来男性中心意识的性压迫政治带给女性的恐惧心理。张洁还没能找到既消除耻辱又面对现实的女性话语，那么她只有逃避。张洁曾说，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这表明作者创作时女性意识不足甚或缺失，男性眼光构成一种潜在的观照视角。回避性，在实质意义上等于回避了性别，其结果只能是使女性重新陷入一种禁锢当中，只能是继续使用男性视点、立场，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继续以男性为主体的统治。这大概是张洁提出“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2]时始料不及的。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有诸多关于“人”（“大写的人”）、“人性”、自我、异化和潜在的关于性别的讨论。在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这些讨论，是以放逐个体体验的集体经验为前提的，所谓的“集体经验”与“历史”无疑都是男性为中心的。在这样的国忧民意识的浓重。就张洁自己而言，她步入文坛并非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女性之身份、高擎着女性主义大旗而创作，但女作家天生的性别意识、女性深微的独特的感受与体验仍在不知不觉中涌现出来。在1979年她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突破了当时爱情的禁区，她首先实现了“情主题”，表现出一种爱之于女性的不同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篇小说是反叛的，虽然小说只写到没有发展为肉体关系的婚外恋，但这种精神恋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对秩序的反叛力量。这种力量得到作家自身的认同，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女性在获得经济自主权后，妇女解放更深层面上的问题，这无疑是具有文化解构性质的力量。
张洁的解构还表现在她的小说中对男女形象塑造的巧妙的反叛。我们可以从她早期的三部最具女性主义意义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来看。张洁的小说是一个女人所讲述的关于女人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的故事。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妻子的）丈夫，没有（女儿的）父亲，只有被生活磨练成熟的女人，这些女主角大多是中年知识女性，有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现代文明武装了她们那个优秀的头脑，给了她们一双自己的真实的眼睛，而生活又教会她们如何识别真实与虚伪、高尚与拙劣，正因为如此她们成为痛苦者。因为她们身边的男性无法与之匹敌，无法与之对话、沟通。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女性来说，孤独的含义不是没有丈夫、情人、儿子，而是在于没有爱、思恋、交心的对象。所以最后她们不得不从心理上到精神上都超越了男性。男性在张洁的笔下仅仅成为一个性别符号，要么陋于质、寡于情，是个外表漂亮、内心苍白的公子哥;或者是个靠敲榨、投机钻营为生的高级无赖，前者如《方舟》中的白复山、《祖母绿》中的左崴，后者如《方舟》中的魏经理;要么男人只是一个一直不曾在本文中露面的精神上的幻影，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在这些从外表到灵魂都显得苍白的男子形象中，流露着作者对历史上男性神话的大胆与怀疑：人类文化异化着女性的同时也不断异化着男性，使之懦弱利己。张洁宣告了所谓来自男性之拯救的虚妄。由此我们更能看到张洁的反叛意识，其巧妙之处就在于让男性缺席，使男性在本文中被架空，然后沦为一种空洞能指。
参考文献：
[1]方长安、张文民：《走不出的男权阴影———张洁小说新论》，《文艺评论》 2006年第3期。
[2]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 1989年6月25日。
【关键词】：张洁小说;女性主义;男性神话
女作家张洁作带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时，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她用美好的心灵、善良的愿望、纯洁的目光，执着于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寻觅以及对精神文明的礼赞。张洁在谈到自已对创作的理解时曾说：创作是追求，不仅是事业的追求，而且是作家生活中追求的继续。在生活中尚未实现的理想往往在作品中先得到表现。她的作品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被无限“丰富的痛苦”所萦绕的精神之旅的笔记。但在用一种新的乌托邦话语完成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民族寓言的叙述中，张洁的创作是痛苦的，她已深深地意识到男性并非神话的主角，但她的女主人公也没能成为主角，她与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都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对于从“文革”的劫难中归来的作家来说，他们创作的一个共同主题便是复现过去的追求，复现理想的真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习惯于把注意力放在国家的前途和民族命运上，作家的整体写作都是为了民族再生构筑一个又一个的民族寓言（或历史神话）。对于这个神话的构筑，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已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男作家们的心中，当他们拿起笔时，他们的叙述依然是那延续千年的神话，他们塑造高大的男人，让这个男人承担起拯救民族、改造社会的责任。女作家稍微走得远了点，性别立场和历史真实使他们认识到男性并非拯救一切的救世主，男性也不可使女性得到真正解放。她们自觉地否定和解构着男性神话，然而找不到女性自身话语的写作，使她们也陷入了性别与写作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张洁在她的人物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男性中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形象与模式的反叛。与那种美丽、温柔、贤慧、内向而又无私的被男权文化臆造出来的“永恒的女性”相对照，张洁笔下几乎全是或老或丑，没多大魅力的女性角色，“把她们扔到大马路上，也不必担心有人拣了去，一个个像块风干牛肉”（《方舟》）。这仿佛是对男性中心意识强加于“女性”的不真实所指的极端反叛。她从人的平等的本能角度悟出男性中心意识的虚伪，张洁的女主人公不接受男性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她们想证明“她们是什么”而不是听从“她们应该是什么”的男性指令。她们不凭姿色取胜，而是凭智慧在男女两性的斗争中占有一席不败之地。对于女性而言，这份强烈的社会异己感的产生和坚持，无疑是女性性别的自觉。张洁的小说通过男性的缺席、女性以智慧的无性状态进入现实社会对男性中心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巧妙的解构。男权制世界的“自然性”“神圣性”“不可动摇性”及建立这个世界所凭借的男性优越的信念在张洁小说里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怀疑与否定。
在张洁作品中，始终存在着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如果说前者是人间的圣殿，后者则是现实的地狱;而灵与肉的统一和谐、爱情与婚姻的同生共存却无疑是女人和男人唯一可能获得的拯救与尘世的天国。而在张洁的作品中地狱与天国之间却无桥无舟。张洁的固执于灵魂与爱情，抗拒肉体与婚姻的跋涉是一个使她不断远离她所投奔又不断在奔逃中的迫近的怪圈，她陷入了一种话语和女性的进退维谷的困境。张洁所能做的只有逃遁了。女性的惶然、压抑与不满被一层更圣洁更虚幻的光环遮蔽了。这是一次明智的逃遁。在女性之真未被正视之前，这种天国的幸福、精神的升华也只能是一种叙事、一种虚构。女性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张洁的逃遁还表现在对性的回避上，她幻想以无性别身份进入社会，把持进而改变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她竭力消除女性美的意义，总是把丑陋的长相与富有才智归于一类女性身上，这种外貌与才情的巨大反差“反映出作家对女性仪表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1]：女性追求仪表美难道仅仅是“为悦己者容”么？难道不是自尊自爱的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女性？与此同时，她用另一类美貌和精神平庸的女性对应：钟雨与刻骨铭心相恋的爱人连手都没握过;。张洁这种对性的回避来千来男性中心意识的性压迫政治带给女性的恐惧心理。张洁还没能找到既消除耻辱又面对现实的女性话语，那么她只有逃避。张洁曾说，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这表明作者创作时女性意识不足甚或缺失，男性眼光构成一种潜在的观照视角。回避性，在实质意义上等于回避了性别，其结果只能是使女性重新陷入一种禁锢当中，只能是继续使用男性视点、立场，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继续以男性为主体的统治。这大概是张洁提出“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2]时始料不及的。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有诸多关于“人”（“大写的人”）、“人性”、自我、异化和潜在的关于性别的讨论。在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这些讨论，是以放逐个体体验的集体经验为前提的，所谓的“集体经验”与“历史”无疑都是男性为中心的。在这样的国忧民意识的浓重。就张洁自己而言，她步入文坛并非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女性之身份、高擎着女性主义大旗而创作，但女作家天生的性别意识、女性深微的独特的感受与体验仍在不知不觉中涌现出来。在1979年她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突破了当时爱情的禁区，她首先实现了“情主题”，表现出一种爱之于女性的不同的意义。从本质上说，这篇小说是反叛的，虽然小说只写到没有发展为肉体关系的婚外恋，但这种精神恋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对秩序的反叛力量。这种力量得到作家自身的认同，它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女性在获得经济自主权后，妇女解放更深层面上的问题，这无疑是具有文化解构性质的力量。
张洁的解构还表现在她的小说中对男女形象塑造的巧妙的反叛。我们可以从她早期的三部最具女性主义意义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方舟》来看。张洁的小说是一个女人所讲述的关于女人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的故事。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妻子的）丈夫，没有（女儿的）父亲，只有被生活磨练成熟的女人，这些女主角大多是中年知识女性，有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现代文明武装了她们那个优秀的头脑，给了她们一双自己的真实的眼睛，而生活又教会她们如何识别真实与虚伪、高尚与拙劣，正因为如此她们成为痛苦者。因为她们身边的男性无法与之匹敌，无法与之对话、沟通。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女性来说，孤独的含义不是没有丈夫、情人、儿子，而是在于没有爱、思恋、交心的对象。所以最后她们不得不从心理上到精神上都超越了男性。男性在张洁的笔下仅仅成为一个性别符号，要么陋于质、寡于情，是个外表漂亮、内心苍白的公子哥;或者是个靠敲榨、投机钻营为生的高级无赖，前者如《方舟》中的白复山、《祖母绿》中的左崴，后者如《方舟》中的魏经理;要么男人只是一个一直不曾在本文中露面的精神上的幻影，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在这些从外表到灵魂都显得苍白的男子形象中，流露着作者对历史上男性神话的大胆与怀疑：人类文化异化着女性的同时也不断异化着男性，使之懦弱利己。张洁宣告了所谓来自男性之拯救的虚妄。由此我们更能看到张洁的反叛意识，其巧妙之处就在于让男性缺席，使男性在本文中被架空，然后沦为一种空洞能指。
参考文献：
[1]方长安、张文民：《走不出的男权阴影———张洁小说新论》，《文艺评论》 2006年第3期。
[2]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 1989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