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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的时代巨变中，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念悄然发生着变化，自我价值在革命进程中的确立和消解促使每个人思考如何对待个体生命和社会理想两者间的关系。烈士化心态的出现是晚清知识群体的重要心理特征。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的大门，虽然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国贫民弱的困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更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时局雪上加霜，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亢奋的精神状态，飞扬的文字间充满了自信的豪情。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去国怀乡本是人生之哀，再加上变法大业失败更应该是牢骚满腹，但在去日本的途中，梁启超却写下了激扬的诗篇《去国行》：“……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诗中虽有块垒难浇的郁曲、恩仇未付的不平，但忧虑中彰显的是激越的情怀，建立伟业的渴望和期待。甲午战败后的忧惧正逐渐被昂扬的民族豪情所替代。这反映了时代的风貌，特别是知识分子内心的微妙变化。从自卑到自信，由忧惧到振奋。
试图通过激烈的行为来拯救时局说明了晚清士人心态的转变。谭嗣同在《仁学》中明言：“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不能做改变国运的华盛顿、拿破仑，也要做敢于反抗强权的陈涉、杨玄感，推崇任侠的谭嗣同成为了后世的偶像。谭嗣同用春秋时期扶救赵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倒幕志士西乡隆盛和僧人月照来比拟自己和梁启超，表明自己慷慨赴死的决心。日本友人劝谭嗣同避难海外，他毅然道：“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表现出的牺牲精神，给晚清士人以振奋，开启了他们崇尚流血、勇于献身的人生大幕。清廷举起屠刀本意是恫嚇知识阶层，结果是谭嗣同为变法引颈就戮使知识分子更清醒地意识到暴力对改变时局的必要性。
生死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舍生取义成为知识群体的人生选择。暗杀、自杀被赋予巨大的社会意义成为时代的特征，知识精英的人生轨迹被涂抹上一丝血色。1901年，李群在《清议报》发表了《杀人篇》一文，将“杀人”推崇到了极致：“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术，是惟杀人。”杀人流血被视为再造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济相倾相搏，而文明以生。”身处晚清乱世之中牺牲成了所有人都难以回避的人生抉择。对革命党人而言以极端激烈的手段塑就民族意识，改造国民精神，重建人生观念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必然手段，在他们看来，列强之强究其因在于其国魂强，革命党人汲汲以求的国魂，它的实现过程与铁血主义密不可分。
革命鼓吹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投身于革命事业，而革命的行动则需要革命的宣传赋予其合理性。当知识分子的笔端充盈着剑气，写下的文字都浸润着血色时，牺牲成了人生的重要选择。以谋刺出洋五大臣而闻名的吴樾写有《暗杀时代》一文，这是一篇时代奇文，不仅有着笔力千钧、豪情激荡的阳刚之气，还有着深沉悲愤、忧思满怀的慷慨之音。全文细致展现了一位革命党人的心路。他在文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将个人奋争凌驾于发动群众参与革命之上，是清末革命党人起义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赞扬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字又的确具有令天下志士豪杰相砥砺的感召力，现实的黑暗、民众的麻木都需要前行者具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情怀。英雄与时势的紧密相连，当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时代的焦虑中，特别是当国民精神陷入萎靡不振时，革命者采取激烈行为不仅仅是个人选择，更是道德宣示。晚清志士留在历史记忆中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形象，它的确反映知识阶层内心的激愤，这是一个讴歌牺牲、呼唤英雄的年代。
清末十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清廷并非不思振作，晚清新政不论是出于外部压力所迫还是出于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考虑，至少表明了清政府寻求变革自新的态度，但是没有得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把立宪视为清政府欺骗民众的把戏，出现这个结果与清政府试图通过恐怖镇压的手段扑灭革命火种密切相关。从“戊戌六君子”到“自立军”起义再到同盟会成立，清廷的屠刀挥舞得越猛烈，前仆后继者愈众。酷法严刑下血肉横飞的情景经过革命刊物的渲染，带来的效果不是恫吓而是义愤，政府与知识精英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两者严重对立。即便是不赞同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也写道：“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大变革成为时代的共识，抱残守缺的做法成为千夫所指，试图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变得极其困难，暴力革命成了不二之选，对烈士人生的向往成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纵死犹闻侠骨香”是晚清知识分子人生态度的写照，死并不恐怖，甚至残酷血腥的死亡都可以用诗意包裹成浪漫情怀。从实际效果来看革命党人并未达到目的，如吴樾这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者不在少数，即便是成功谋刺一二大员恐怕也很难改变时局。其实刺杀的结果只是革命党人考虑的一部分，以生命践行理想以达成人生价值则更为重要，烈士的称号是对这一方式的最高褒奖，《革命之心理》中写道：“得一英雄，诚不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以伪也。一以权谋胜，一以骨气胜。”英雄与烈士的区别在于是否敢于殒身不恤，革命行为的价值判定是以道德高下来决定的，身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侠骨香”这一人生信念。如果从这点考虑的话，晚清知识分子的激烈行为正是个体生命为了实现革命这一崇高理想所能贡献的最大价值。
历史的脚步迈进20世纪的大门，虽然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国贫民弱的困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更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时局雪上加霜，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亢奋的精神状态，飞扬的文字间充满了自信的豪情。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去国怀乡本是人生之哀，再加上变法大业失败更应该是牢骚满腹，但在去日本的途中，梁启超却写下了激扬的诗篇《去国行》：“……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诗中虽有块垒难浇的郁曲、恩仇未付的不平，但忧虑中彰显的是激越的情怀，建立伟业的渴望和期待。甲午战败后的忧惧正逐渐被昂扬的民族豪情所替代。这反映了时代的风貌，特别是知识分子内心的微妙变化。从自卑到自信，由忧惧到振奋。
试图通过激烈的行为来拯救时局说明了晚清士人心态的转变。谭嗣同在《仁学》中明言：“吾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不能做改变国运的华盛顿、拿破仑，也要做敢于反抗强权的陈涉、杨玄感，推崇任侠的谭嗣同成为了后世的偶像。谭嗣同用春秋时期扶救赵孤的程婴和公孙杵臼、倒幕志士西乡隆盛和僧人月照来比拟自己和梁启超，表明自己慷慨赴死的决心。日本友人劝谭嗣同避难海外，他毅然道：“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表现出的牺牲精神，给晚清士人以振奋，开启了他们崇尚流血、勇于献身的人生大幕。清廷举起屠刀本意是恫嚇知识阶层，结果是谭嗣同为变法引颈就戮使知识分子更清醒地意识到暴力对改变时局的必要性。
生死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舍生取义成为知识群体的人生选择。暗杀、自杀被赋予巨大的社会意义成为时代的特征，知识精英的人生轨迹被涂抹上一丝血色。1901年，李群在《清议报》发表了《杀人篇》一文，将“杀人”推崇到了极致：“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术，是惟杀人。”杀人流血被视为再造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民贼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济相倾相搏，而文明以生。”身处晚清乱世之中牺牲成了所有人都难以回避的人生抉择。对革命党人而言以极端激烈的手段塑就民族意识，改造国民精神，重建人生观念是实现国家复兴的必然手段，在他们看来，列强之强究其因在于其国魂强，革命党人汲汲以求的国魂，它的实现过程与铁血主义密不可分。
革命鼓吹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投身于革命事业，而革命的行动则需要革命的宣传赋予其合理性。当知识分子的笔端充盈着剑气，写下的文字都浸润着血色时，牺牲成了人生的重要选择。以谋刺出洋五大臣而闻名的吴樾写有《暗杀时代》一文，这是一篇时代奇文，不仅有着笔力千钧、豪情激荡的阳刚之气，还有着深沉悲愤、忧思满怀的慷慨之音。全文细致展现了一位革命党人的心路。他在文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将个人奋争凌驾于发动群众参与革命之上，是清末革命党人起义屡屡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赞扬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字又的确具有令天下志士豪杰相砥砺的感召力，现实的黑暗、民众的麻木都需要前行者具有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情怀。英雄与时势的紧密相连，当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时代的焦虑中，特别是当国民精神陷入萎靡不振时，革命者采取激烈行为不仅仅是个人选择，更是道德宣示。晚清志士留在历史记忆中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形象，它的确反映知识阶层内心的激愤，这是一个讴歌牺牲、呼唤英雄的年代。
清末十年中国的政治形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清廷并非不思振作，晚清新政不论是出于外部压力所迫还是出于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考虑，至少表明了清政府寻求变革自新的态度，但是没有得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把立宪视为清政府欺骗民众的把戏，出现这个结果与清政府试图通过恐怖镇压的手段扑灭革命火种密切相关。从“戊戌六君子”到“自立军”起义再到同盟会成立，清廷的屠刀挥舞得越猛烈，前仆后继者愈众。酷法严刑下血肉横飞的情景经过革命刊物的渲染，带来的效果不是恫吓而是义愤，政府与知识精英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两者严重对立。即便是不赞同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也写道：“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国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变革且赞成大变革始。”大变革成为时代的共识，抱残守缺的做法成为千夫所指，试图在体制内解决问题变得极其困难，暴力革命成了不二之选，对烈士人生的向往成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纵死犹闻侠骨香”是晚清知识分子人生态度的写照，死并不恐怖，甚至残酷血腥的死亡都可以用诗意包裹成浪漫情怀。从实际效果来看革命党人并未达到目的，如吴樾这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者不在少数，即便是成功谋刺一二大员恐怕也很难改变时局。其实刺杀的结果只是革命党人考虑的一部分，以生命践行理想以达成人生价值则更为重要，烈士的称号是对这一方式的最高褒奖，《革命之心理》中写道：“得一英雄，诚不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真，烈士不可以伪也。一以权谋胜，一以骨气胜。”英雄与烈士的区别在于是否敢于殒身不恤，革命行为的价值判定是以道德高下来决定的，身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侠骨香”这一人生信念。如果从这点考虑的话，晚清知识分子的激烈行为正是个体生命为了实现革命这一崇高理想所能贡献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