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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更是对文学作品背后反映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但文学作品中包含作家创作时的艺术手法和修饰杜撰，仅以作品本身作为研究材料难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为此，本研究引入档案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辅助方法，借助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提升文学研究的真实性，从而纵向挖掘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为我国文学艺术领域与历史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方法策略类的帮助。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档案;文学研究
引言：档案具体指档案文献，是各历史阶段政府机关（封建时期为宫廷）或社会组织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整理而成的文献总和，包括文学、艺术、军事、历史、宗教等多个领域的材料。中国当代文学是我国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实现通过文学研究国家发展历程的效果。将档案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能够切实提升文学研究的实用性与准确性，为我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提供较大的帮助。
一、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组织制度
档案文献相对于普通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文学修饰手法更少、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更高。我国北京市、上海市、各省省会的档案馆中保存着大量具备较高研究价值的文学档案，能够作为重要的研究依据[1]。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学艺术界以国家宣传部、全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主要组织单位，共同构成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组织制度。从这些部门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所倡导的“统一认识”理念在各文艺报刊的作品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例如，在“周扬派”掌控的《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关键刊物中，完全看不到任何对胡风冤案的解释与评价，但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文件中，却可看到有的人明确在党支部会议上提出：“鲁藜的诗解放以前是好的，胡风也有正确的地方。”机关干部胡立三在市团委会议上指出：“胡风问题是周扬和胡风闹矛盾，是在朝派和在野派的斗争，先别过早下结论，十年后，会证明胡风是正确的。”这些在当时被认定为反动言论的发言被档案记录下来，在后世逐渐证明了当时文学界的公正性，证明了档案研究对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组织制度的重要作用。档案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揭示，更体现在对研究思维的引导。例如，北京档案馆记录了时任北京市人民法院干部的张思之的言论：“胡风革命二十余年，闹这么一个下场（此人已被党校送回原单位处理）”。这表明胡风当时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合法的处理，而是用文学组织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都是本不应被保存下来的材料，证明档案研究对文学研究真实性的重要推动效果。
二、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生产
文本生产过程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衍生产物，在书籍发表后，其手稿、修订稿、编辑修改意见、修订记录等内容往往不会向广大读者公开。档案研究能将这些私密性较高的文件作为研究内容，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更加清晰地掌握作家在创作伟大文学作品时的心理活动与创作思路，能够帮助研究者探究作家创作的文本生产原理，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研究以真实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时，档案能够真实反应历史真相，从而评判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与创作思路。例如，《林海雪原》是作家曲波于1957年创作的一部以东北剿匪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通过查阅黑龙江省档案馆有关剿匪的档案，便可得知小说情节的真实性与作家修饰的情节，从而对曲波的艺术创作手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红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现实主题的作品研究过程都可沿用这一方法。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描绘的土地改革时期存在部分诚恳朴实的农民群众，但也存在狡猾邪恶的农民群众，这都在档案中有所对应。东庄子村的档案显示，县农会主任田某在该村地主家白吃白喝、奸淫妇女，则立即宣判地主童某无罪，公然违抗土改政策，利用职权犯下罪恶无数，与文学作品中的田遐志相符。这表明档案可为研究者提供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其与文学内容的对比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一直接受着国家的监督与管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为不同的管控力度[2]。在上海市档案馆中，有一份材料记录着时任上海市儿童艺术剧院编剧的王世镇的观点，他认为：“作家不能违背良心，生活和学生相关的问题多得很，应当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光靠积极的歌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表现出了我国文学工作者对当时过强的管控力度的不满。同时，我国当代文学也应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与管控，实现管控效果的主要手段是读者的来信和举报。上海市宣传部保存着一份有关周扬的档案，这些记录证明周扬认为当时的文学界崇洋媚外的风俗习惯已得到显著改善：“大学生下乡回来后，就开始批判西方文学遗产，对此表示赞成，因为他们对工农阶级发生了感情。”这表明人民群众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标准已逐渐将积极乐观的方向作为主要方向，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同时，他在讲话中指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是符合资本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孤芳自赏啦、个人奋斗啦、个人反抗啦，都和这些人的心理状态相符。”这表明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学依然具有受众，是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为我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帮助，许多在各阶段因受恶意控制而被历史忽略的真相都被档案记录下来，成为如今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宝贵材料，为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帮助。
结语
综上所述，上文探究了档案文献在组织制度研究、文本生产研究和文学传播與接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但实际上，档案文献能够在文学中发挥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能够帮助当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实现质的飞跃。档案文件像是一座未被开发的宝藏，需要无数文学研究者重视这些材料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其真实性利用到极致，充分发挥档案材料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春梅. 新时代文学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例[J]. 科技视界， 2020， No.328（34）：7-9.
[2]许永宁. "事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7（01）：114-119.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山东省泰安市 271000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档案;文学研究
引言：档案具体指档案文献，是各历史阶段政府机关（封建时期为宫廷）或社会组织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整理而成的文献总和，包括文学、艺术、军事、历史、宗教等多个领域的材料。中国当代文学是我国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可实现通过文学研究国家发展历程的效果。将档案作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能够切实提升文学研究的实用性与准确性，为我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提供较大的帮助。
一、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组织制度
档案文献相对于普通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文学修饰手法更少、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更高。我国北京市、上海市、各省省会的档案馆中保存着大量具备较高研究价值的文学档案，能够作为重要的研究依据[1]。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文学艺术界以国家宣传部、全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主要组织单位，共同构成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组织制度。从这些部门的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所倡导的“统一认识”理念在各文艺报刊的作品中体现的较为明显。例如，在“周扬派”掌控的《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关键刊物中，完全看不到任何对胡风冤案的解释与评价，但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文件中，却可看到有的人明确在党支部会议上提出：“鲁藜的诗解放以前是好的，胡风也有正确的地方。”机关干部胡立三在市团委会议上指出：“胡风问题是周扬和胡风闹矛盾，是在朝派和在野派的斗争，先别过早下结论，十年后，会证明胡风是正确的。”这些在当时被认定为反动言论的发言被档案记录下来，在后世逐渐证明了当时文学界的公正性，证明了档案研究对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组织制度的重要作用。档案研究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事实真相的揭示，更体现在对研究思维的引导。例如，北京档案馆记录了时任北京市人民法院干部的张思之的言论：“胡风革命二十余年，闹这么一个下场（此人已被党校送回原单位处理）”。这表明胡风当时并未按照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合法的处理，而是用文学组织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都是本不应被保存下来的材料，证明档案研究对文学研究真实性的重要推动效果。
二、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生产
文本生产过程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衍生产物，在书籍发表后，其手稿、修订稿、编辑修改意见、修订记录等内容往往不会向广大读者公开。档案研究能将这些私密性较高的文件作为研究内容，有助于现代文学研究者们更加清晰地掌握作家在创作伟大文学作品时的心理活动与创作思路，能够帮助研究者探究作家创作的文本生产原理，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研究以真实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时，档案能够真实反应历史真相，从而评判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与创作思路。例如，《林海雪原》是作家曲波于1957年创作的一部以东北剿匪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通过查阅黑龙江省档案馆有关剿匪的档案，便可得知小说情节的真实性与作家修饰的情节，从而对曲波的艺术创作手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红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现实主题的作品研究过程都可沿用这一方法。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描绘的土地改革时期存在部分诚恳朴实的农民群众，但也存在狡猾邪恶的农民群众，这都在档案中有所对应。东庄子村的档案显示，县农会主任田某在该村地主家白吃白喝、奸淫妇女，则立即宣判地主童某无罪，公然违抗土改政策，利用职权犯下罪恶无数，与文学作品中的田遐志相符。这表明档案可为研究者提供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其与文学内容的对比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通过档案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一直接受着国家的监督与管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为不同的管控力度[2]。在上海市档案馆中，有一份材料记录着时任上海市儿童艺术剧院编剧的王世镇的观点，他认为：“作家不能违背良心，生活和学生相关的问题多得很，应当把真实的情况写出来，光靠积极的歌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表现出了我国文学工作者对当时过强的管控力度的不满。同时，我国当代文学也应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与管控，实现管控效果的主要手段是读者的来信和举报。上海市宣传部保存着一份有关周扬的档案，这些记录证明周扬认为当时的文学界崇洋媚外的风俗习惯已得到显著改善：“大学生下乡回来后，就开始批判西方文学遗产，对此表示赞成，因为他们对工农阶级发生了感情。”这表明人民群众的文学价值与美学标准已逐渐将积极乐观的方向作为主要方向，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同时，他在讲话中指出：“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是符合资本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的，孤芳自赏啦、个人奋斗啦、个人反抗啦，都和这些人的心理状态相符。”这表明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学依然具有受众，是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中珍贵的历史文献。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为我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帮助，许多在各阶段因受恶意控制而被历史忽略的真相都被档案记录下来，成为如今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宝贵材料，为研究工作提供极大的帮助。
结语
综上所述，上文探究了档案文献在组织制度研究、文本生产研究和文学传播與接受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但实际上，档案文献能够在文学中发挥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能够帮助当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实现质的飞跃。档案文件像是一座未被开发的宝藏，需要无数文学研究者重视这些材料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其真实性利用到极致，充分发挥档案材料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春梅. 新时代文学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研究——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例[J]. 科技视界， 2020， No.328（34）：7-9.
[2]许永宁. "事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路径[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47（01）：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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