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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围绕“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科技助力云南文旅经济发展的“数字云南”和“IP战略”的实施、IP形象“云南云”的发布等，都为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践行导向信息流动和媒介平台应用的价值。然而，文化传播、文旅推广离不开文化自身的生态状况、文化主体的主体性内蕴，载体、媒介、受众和人们的精神想往。因此“赋能文旅”培育文化主体性价值自觉；理解、善用新媒介，注重文化传承、生产、创意，激发村镇寨原住民族群体、个体主动参与传播的热情；建立广泛的多元主体性连接，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去中心化、差异化传播彰显本土文化内涵价值及行动效能。
【关键词】特色村镇寨文化；“赋能文旅”；文化主体性；媒介赋权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5-108-03
【本文著录格式】孙衡.“赋能文旅”行动下的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文化主体性”融合“新媒介”带来传播新动能[J].中国民族博览，2021，08（15）：108-110.
基金项目：2019年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项目“‘赋能文旅’行动下的云南村镇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立项号：XK2019013）。
引言
云南村镇寨形态多样，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而成的人类文化奇葩和稀缺的文旅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成为文化体验客念想中的远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凭借自然天成的文化禀赋，只需要简单地传承和对传统习俗的遵守，通过大众传媒投放的广告就可以带大量的游客前往观光和体验。时至今日，由于媒体生态系统基因的变动，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和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加剧了文旅业态、文化载体、媒介间的竞争。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承扬，一方面，要求保持好它的历史性、传统性、个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它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承、传播践行与困境
云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大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之多。截至2020年1月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布的，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少数民族特色小镇”的数量分别为211个和19个。文化产业也主要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并在全省各地发展纲要中已经明确了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目前文化强省已经有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好成绩。不过，虽然云南各地文旅产品种类较多，内容丰富且有着无穷的发展潜力，但在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发展，助力云南文旅经济发展的传播行动中也遇到了种种的困境。
（一）区域性、整体性村镇寨文化发展差异明显
云南地处边疆、山区，原住少数民族族群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长久以来，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各地村寨处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自然社会的状态，形成了“一村一方”十里不同天的少数民族村镇寨生活样态及民俗、民风，这些都构成了云南文旅资源主要的部分和重要的元素。
多年来在国家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村镇寨文旅经济都呈现出较好、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区域性、整体性发展差异明显，有的能够很快就融入到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来，有的则在物质文化生产和精神创造的活动中显得较为被动，更有部分村落出现了“空心化”发展的趋势。
（二）“条件型”贫困与“素质性”贫困突出
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云南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优越的生存条件，地形破碎，没有理想的发展农牧业经济的场所。想要发展文旅经济，目前全省又还有部分县、村镇寨未通高等级公路，部分区域村寨通讯相对落后。条件贫困突出，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徘徊在六七年，文盲半文盲面大人多，从整体来看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条件型贫困”致使“素质性”贫困突出，尤其是杂居的“直过民族”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文化反应还没有来得及主动调适，便跳跃式地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素质”是反映经济文化现象，其首先是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固守和对眼前利益的短视；其次表现为对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生产、文化活动、文化传播认知模糊，主动参与到文化生产、创意的意愿不强。
（三）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式微与“现代主体性”
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也带来了云南村镇寨文化式微及生态环境危机，少数民族文化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村寨里，年轻人盲目追求外来文化的新奇，已经不再遵守固有的传统和习俗。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的式微，“历史感”与“民族感”逐渐消失，对自己文化认知和了解不够，就很难发现自己所处的文化和价值所在。
从现代传播技术应用的传播主体来看：他者传播与自我认同过于强调大众媒介。然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非个人化特性，也造成了社会中个人的人性丧失，阻碍了传播中人际交往的机会，减少了社会中亚文化群的多样化，使社会文化过分趋同[1]。
二、“文化主体性”内涵与新型信息传播格局的形成
村寨文化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所在和最基本的展示单元，是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并集体遵循和认同的行为模式，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共同心理机制，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草根文化[2]。村寨文化还是“作为过程的民族文化生活”和“作为符号的民族文化事象”，其不仅展现特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特质，还是各个民族聚居的一个文化核心和精神支柱。
（一）“文化主體性”与“主体文化自觉”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涉及面较广和复杂的概念，但在本文的辨识里主要是指：与云南特色文旅经济、本土性文化相关的，文化生产原则及其实践活动过程中赋予客体以意义；主体以主体尺度进行活动的结构规定、唯我倾向、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传统稳定性等。包含物质文化创造、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行为，反映的是原住民族对精神需求的渴求和对文化载体的借用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环境。 “主体文化自觉”是确证主体性的表现和过程。是人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理性探询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正视和提升人的自我的精神存在和主体价值选择，实现人积极而自由的生存状态，为认知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3]。就本题意而言，其包括村镇寨少数民族群体、个体对自己文化起源、发展、当下状态和未来趋势的理性认知，是一个集传承、实践、创新于一体的文化自省行为。亦可以理解为“自身文化事象”与当代语境相契合，依据自身习俗进行活动；亦可理解为在传统与现代化要求难以结合的情景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基本规则和技术，在自觉行动中强化自身的文化个性。
（二）“参与式发展概念”与媒介赋权
针对乡村、村镇文化的传播媒介赋权和行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便开始进行内部反思，不再认为只要拥有现代媒介技术就能促进人的现代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年至1982年的中期规划中指出“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参与式发展概念”成为基本战略，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地整合外来媒介与本地媒介等多种资源，用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目的[4]。
“参与式发展概念” 的基本战略，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村镇寨文旅经济发展的传播践行，鼓动原住民群体、个体主动参与物质文化传承、生产为媒介提供素材、元素。媒介不仅仅能够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构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发展将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5]
1.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之人
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之人；只有当他们之间达成了特定的文化共识后，各种文化性的共同体才会形成。从这点上看，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体对自己文化价值自觉基础上对物质文化的生产、创造与对非物质文化继承上的行为、行动。
从媒体生态现实来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媒介赋权”功能都将得到释放。这一赋权概念，即是旨在突出互联网背景下个体能力从被动到主动的激发与聚合，个人凭借其独立性，反而在“个人”与“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行动效率。每个人都有可能从家庭、组织、机构等身份中脱离出来，以独立个体的姿态，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拥有自我表达、自我主张、甚至采取行动的可能[6] 。
2.将“媒介赋权”的对象视为能动的主体
与“媒介赋权”相关联的是“用户使用场景”这一概念。文化主体被赋予高度自由的信息权力，身份也进行了重新赋权，人人都可以是话语主导者，都有可能成为某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在这样的场景里，受众可获得现实世界无法得到的依赖感与满足感。网络新媒介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交流汇集的家园。
实质上，少数民族生活中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和细节才是云南村镇寨文化真实和特色之所在。数字化语境下，多元媒介主体形成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新型信息传播格局，将赋权的对象视为能动的主体，呼吁关注边疆、村寨、少数民族，自力更生、解放与本土对话的重要性，如通过主播、直播、网红、微博，微信、抖音、小程序等媒介平臺获得云南特色村寨文化更为广阔的话语实践空间。
三、赋能行动带来云南村镇寨文化传播新的动能
“赋能”就是为谁或某个主体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赋能最早出现在积极心理学中，旨在通过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给予他人正能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智和潜能。就文化扬传而言，是主体通过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先后形成了主体性的充分觉醒、文化启蒙得以完成，以及文化自觉对主体的反作用力，而只有能够形成新的行动动能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
（一）“文化主体性价值自觉”与外在活力激活内生动力
有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由此从文化振兴的主体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振兴中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的关系出发，原住民族作为村镇寨文化的主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村镇寨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村镇寨文化振兴的外在激活力。
村镇寨文化振兴需要外在激活力去激发内生动力，而外在激活力的作用发挥又要以文化的内生动力为行动基础。从功能主义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村镇寨文化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文化内生动力源于文化拥有者对自己的文化渊源、特色、日常生活样态的态度，“是否切实感受到无形文化的有形价值”“认识到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而，从培养文化自觉到实现文化自信，为村镇寨文化内生动力提供常规化、可持续性的动力；在对自身文化个性价值的自觉后，为了生产更多、更丰富的特色文化产品及讯息，展开与文化创意相关的行动，增强了原住民在文化活动当中的获得感，村镇寨文化的内生动力得以被外力激活。
（二）广泛的多元主体连接，整合资源、获得更大的文化推广力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振兴云南文旅经济，除需要在国家、政府层面通过颁布相关赋能政策加以扶持和多方力量的支持外，“文化主体性”内含融合新媒介，构建文旅新业态、科技赋能更符合当下文化发展、传播的趋势。
诸多力量如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载体变动和市场经济等作用于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不仅仅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其需要文化传承者、媒体、政府、大众文化者多方协调，整合资源，注重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村镇寨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对村镇寨经济社会经济活动运行规则的建立，注重村镇寨原住民族群体及个体在传播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去中心化”媒体传播格局的形成，“内容至上”和以视觉媒介、个人移动信息终端为主要传播的策略，将极大地促成文化主客体间的转换并加深它们之间与媒介间的糅合度，且有助于差异化发展传播，增加群体文化交流的频度，拓展交流的深度与空间。由此，云南村镇寨文化之“特色”将获得更大的推广力，带来行动的效益。
四、结语
“赋能文旅”作为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的当代性理念，在本文其主要是指：以“媒介赋权”为支点，融合“科技赋权”“文化赋权”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扬行动的效能。
当然，想要厘清云南特色村镇文化、传承发展中的行动重点及传播中与现代契合的要素，实属不易。但今天人们心中所向往边疆、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境遇，联系当下语境中的文化载体、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动。从 “文化主体性自觉”行动开始，结合“新媒介”特性功能，围绕云南少数民族村镇寨社会生产、生活，特色文化产业及创新力的突破为重点的 “IP战略”的实施，抓紧实现从“做平台”向“做内容”转变，将工作重心放在引导、组织、筛选、推广以及精品内容生产的方面；关注日常中的细节和个体在传播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关注草根，同时也为文化体验客体提供二次传播的材料、素材并引发体验客体产生行动的可能，促使更多游客到云南实地来观光、旅游和体验，实现本土文化传播衍生式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49.
[2]许琳，刘爽，蔡文娟，朱国强.民族生态学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传承与保护探究[J].社会科学，2016（1）：280-281.
[3]王希鹏，丁三青，陈斌. 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J]. 学术论坛，2010（3）：15-20.
[4]沙垚.乡村文化传播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103-110.
[5]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50 .
[6]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孙衡（1966-），云南普洱，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影像艺术。
【关键词】特色村镇寨文化；“赋能文旅”；文化主体性；媒介赋权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5-108-03
【本文著录格式】孙衡.“赋能文旅”行动下的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文化主体性”融合“新媒介”带来传播新动能[J].中国民族博览，2021，08（15）：108-110.
基金项目：2019年云南艺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项目“‘赋能文旅’行动下的云南村镇文化传播研究”（项目立项号：XK2019013）。
引言
云南村镇寨形态多样，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是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化而成的人类文化奇葩和稀缺的文旅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成为文化体验客念想中的远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凭借自然天成的文化禀赋，只需要简单地传承和对传统习俗的遵守，通过大众传媒投放的广告就可以带大量的游客前往观光和体验。时至今日，由于媒体生态系统基因的变动，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和人们的“数字化生存”加剧了文旅业态、文化载体、媒介间的竞争。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承扬，一方面，要求保持好它的历史性、传统性、个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它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承、传播践行与困境
云南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大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近三分之一之多。截至2020年1月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布的，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少数民族特色小镇”的数量分别为211个和19个。文化产业也主要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并在全省各地发展纲要中已经明确了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目前文化强省已经有了较大的产业规模和较好成绩。不过，虽然云南各地文旅产品种类较多，内容丰富且有着无穷的发展潜力，但在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发展，助力云南文旅经济发展的传播行动中也遇到了种种的困境。
（一）区域性、整体性村镇寨文化发展差异明显
云南地处边疆、山区，原住少数民族族群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长久以来，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各地村寨处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自然社会的状态，形成了“一村一方”十里不同天的少数民族村镇寨生活样态及民俗、民风，这些都构成了云南文旅资源主要的部分和重要的元素。
多年来在国家与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云南各地少数民族村镇寨文旅经济都呈现出较好、较快的发展态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区域性、整体性发展差异明显，有的能够很快就融入到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来，有的则在物质文化生产和精神创造的活动中显得较为被动，更有部分村落出现了“空心化”发展的趋势。
（二）“条件型”贫困与“素质性”贫困突出
由于地理环境的缘故，云南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优越的生存条件，地形破碎，没有理想的发展农牧业经济的场所。想要发展文旅经济，目前全省又还有部分县、村镇寨未通高等级公路，部分区域村寨通讯相对落后。条件贫困突出，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另外，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徘徊在六七年，文盲半文盲面大人多，从整体来看全省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条件型贫困”致使“素质性”贫困突出，尤其是杂居的“直过民族”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文化反应还没有来得及主动调适，便跳跃式地入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素质”是反映经济文化现象，其首先是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固守和对眼前利益的短视；其次表现为对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生产、文化活动、文化传播认知模糊，主动参与到文化生产、创意的意愿不强。
（三）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式微与“现代主体性”
在现代性的发展中，也带来了云南村镇寨文化式微及生态环境危机，少数民族文化正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村寨里，年轻人盲目追求外来文化的新奇，已经不再遵守固有的传统和习俗。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的式微，“历史感”与“民族感”逐渐消失，对自己文化认知和了解不够，就很难发现自己所处的文化和价值所在。
从现代传播技术应用的传播主体来看：他者传播与自我认同过于强调大众媒介。然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非个人化特性，也造成了社会中个人的人性丧失，阻碍了传播中人际交往的机会，减少了社会中亚文化群的多样化，使社会文化过分趋同[1]。
二、“文化主体性”内涵与新型信息传播格局的形成
村寨文化作为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所在和最基本的展示单元，是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并集体遵循和认同的行为模式，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共同心理机制，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的草根文化[2]。村寨文化还是“作为过程的民族文化生活”和“作为符号的民族文化事象”，其不仅展现特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特质，还是各个民族聚居的一个文化核心和精神支柱。
（一）“文化主體性”与“主体文化自觉”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涉及面较广和复杂的概念，但在本文的辨识里主要是指：与云南特色文旅经济、本土性文化相关的，文化生产原则及其实践活动过程中赋予客体以意义；主体以主体尺度进行活动的结构规定、唯我倾向、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传统稳定性等。包含物质文化创造、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行为，反映的是原住民族对精神需求的渴求和对文化载体的借用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环境。 “主体文化自觉”是确证主体性的表现和过程。是人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理性探询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正视和提升人的自我的精神存在和主体价值选择，实现人积极而自由的生存状态，为认知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3]。就本题意而言，其包括村镇寨少数民族群体、个体对自己文化起源、发展、当下状态和未来趋势的理性认知，是一个集传承、实践、创新于一体的文化自省行为。亦可以理解为“自身文化事象”与当代语境相契合，依据自身习俗进行活动；亦可理解为在传统与现代化要求难以结合的情景下，主动参与、学习和适应现代化基本规则和技术，在自觉行动中强化自身的文化个性。
（二）“参与式发展概念”与媒介赋权
针对乡村、村镇文化的传播媒介赋权和行动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便开始进行内部反思，不再认为只要拥有现代媒介技术就能促进人的现代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7年至1982年的中期规划中指出“人类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参与式发展概念”成为基本战略，村民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地整合外来媒介与本地媒介等多种资源，用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目的[4]。
“参与式发展概念” 的基本战略，促进云南少数民族村镇寨文旅经济发展的传播践行，鼓动原住民群体、个体主动参与物质文化传承、生产为媒介提供素材、元素。媒介不仅仅能够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构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的发展将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5]
1.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之人
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之人；只有当他们之间达成了特定的文化共识后，各种文化性的共同体才会形成。从这点上看，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体对自己文化价值自觉基础上对物质文化的生产、创造与对非物质文化继承上的行为、行动。
从媒体生态现实来看，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媒介赋权”功能都将得到释放。这一赋权概念，即是旨在突出互联网背景下个体能力从被动到主动的激发与聚合，个人凭借其独立性，反而在“个人”与“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行动效率。每个人都有可能从家庭、组织、机构等身份中脱离出来，以独立个体的姿态，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拥有自我表达、自我主张、甚至采取行动的可能[6] 。
2.将“媒介赋权”的对象视为能动的主体
与“媒介赋权”相关联的是“用户使用场景”这一概念。文化主体被赋予高度自由的信息权力，身份也进行了重新赋权，人人都可以是话语主导者，都有可能成为某个方面的“意见领袖”，在这样的场景里，受众可获得现实世界无法得到的依赖感与满足感。网络新媒介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交流汇集的家园。
实质上，少数民族生活中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和细节才是云南村镇寨文化真实和特色之所在。数字化语境下，多元媒介主体形成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新型信息传播格局，将赋权的对象视为能动的主体，呼吁关注边疆、村寨、少数民族，自力更生、解放与本土对话的重要性，如通过主播、直播、网红、微博，微信、抖音、小程序等媒介平臺获得云南特色村寨文化更为广阔的话语实践空间。
三、赋能行动带来云南村镇寨文化传播新的动能
“赋能”就是为谁或某个主体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赋能最早出现在积极心理学中，旨在通过言行、态度、环境的改变给予他人正能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智和潜能。就文化扬传而言，是主体通过建立在行动基础之上，先后形成了主体性的充分觉醒、文化启蒙得以完成，以及文化自觉对主体的反作用力，而只有能够形成新的行动动能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
（一）“文化主体性价值自觉”与外在活力激活内生动力
有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主体性”，即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由此从文化振兴的主体角度分析少数民族村镇寨文化振兴中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激活力的关系出发，原住民族作为村镇寨文化的主要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村镇寨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村镇寨文化振兴的外在激活力。
村镇寨文化振兴需要外在激活力去激发内生动力，而外在激活力的作用发挥又要以文化的内生动力为行动基础。从功能主义文化论出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村镇寨文化振兴离不开文化的主体。文化内生动力源于文化拥有者对自己的文化渊源、特色、日常生活样态的态度，“是否切实感受到无形文化的有形价值”“认识到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而，从培养文化自觉到实现文化自信，为村镇寨文化内生动力提供常规化、可持续性的动力；在对自身文化个性价值的自觉后，为了生产更多、更丰富的特色文化产品及讯息，展开与文化创意相关的行动，增强了原住民在文化活动当中的获得感，村镇寨文化的内生动力得以被外力激活。
（二）广泛的多元主体连接，整合资源、获得更大的文化推广力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振兴云南文旅经济，除需要在国家、政府层面通过颁布相关赋能政策加以扶持和多方力量的支持外，“文化主体性”内含融合新媒介，构建文旅新业态、科技赋能更符合当下文化发展、传播的趋势。
诸多力量如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载体变动和市场经济等作用于云南特色村镇寨文化传播，不仅仅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其需要文化传承者、媒体、政府、大众文化者多方协调，整合资源，注重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村镇寨各项活动的参与者对村镇寨经济社会经济活动运行规则的建立，注重村镇寨原住民族群体及个体在传播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新时代背景下，“去中心化”媒体传播格局的形成，“内容至上”和以视觉媒介、个人移动信息终端为主要传播的策略，将极大地促成文化主客体间的转换并加深它们之间与媒介间的糅合度，且有助于差异化发展传播，增加群体文化交流的频度，拓展交流的深度与空间。由此，云南村镇寨文化之“特色”将获得更大的推广力，带来行动的效益。
四、结语
“赋能文旅”作为助力地方文旅经济发展的当代性理念，在本文其主要是指：以“媒介赋权”为支点，融合“科技赋权”“文化赋权”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扬行动的效能。
当然，想要厘清云南特色村镇文化、传承发展中的行动重点及传播中与现代契合的要素，实属不易。但今天人们心中所向往边疆、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境遇，联系当下语境中的文化载体、媒介传播方式的变动。从 “文化主体性自觉”行动开始，结合“新媒介”特性功能，围绕云南少数民族村镇寨社会生产、生活，特色文化产业及创新力的突破为重点的 “IP战略”的实施，抓紧实现从“做平台”向“做内容”转变，将工作重心放在引导、组织、筛选、推广以及精品内容生产的方面；关注日常中的细节和个体在传播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关注草根，同时也为文化体验客体提供二次传播的材料、素材并引发体验客体产生行动的可能，促使更多游客到云南实地来观光、旅游和体验，实现本土文化传播衍生式发展。
参考文献：
[1][美]沃纳·塞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49.
[2]许琳，刘爽，蔡文娟，朱国强.民族生态学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传承与保护探究[J].社会科学，2016（1）：280-281.
[3]王希鹏，丁三青，陈斌. 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J]. 学术论坛，2010（3）：15-20.
[4]沙垚.乡村文化传播 [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12）：103-110.
[5]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50 .
[6]师曾志，胡泳.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孙衡（1966-），云南普洱，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影像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