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记者不顾危险来到中国
　　1941年9月12日，在八路军115师所在地一山东沂蒙山区的临沭县蛟龙镇蛟龙湾村口，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正等待—个非常人物的到来。
　　“你终于来啦！欢迎你！”不一会儿，一队战士和一名蓝眼睛、大鼻子、高大魁梧的外国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罗荣桓上前一步，紧握“大鼻子”的手。大鼻子”同罗荣桓和陈光一一握手，蓝眼珠里闪动着喜悦的神色，他用中国话说：“我叫汉斯·希伯，你们好！能和山东抗日军民会见我很荣幸！这是亲人的会见！战友的会见！”
　　汉斯·希伯是一名国际知名记者和国际主义战士。1897年6月13日出生在原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上大学时加入德国共产党，通晓英、德、俄、波兰和中国等5国文字。他毕业后从事记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曾到过苏联并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
　　他很早就向往中国，对中国的时事十分关心。1925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时期，他第一次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并发表了名篇《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希伯愤而回到德国。1928年，他在德国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一书，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秋，希伯与同为德共党员的秋迪·芦森堡女士结婚。婚后不久，他就以记者身份再次来到上海。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希伯看到中华大地到处在怒吼、在战斗，激动不已，写出了《中国正越战越强》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赴延安采访后写的《西行漫记》一书轰动了世界。但斯诺不是共产主义者，书中一些观点也并非全部符合共产主义者的“口味”，激进的希伯曾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斯诺和《西行漫记》。但希伯没有想到，他对斯诺的批评成为他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38年春，希伯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他。毛泽东对他早有耳闻，首先感谢他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宣传工作，然后又委婉提醒他，斯诺是克服种种困难和险阻到延安采访的西方记者第一人，他将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了世界。斯诺不是共产党人，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现在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都在辱骂他，我们不能再给他们“帮这个忙”。
　　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对希伯产生了极大震动。从此，他停止了对斯诺的批评，并决定向斯诺学习，离开舒适的大城市，深入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报道他们坚持敌后抗战的第一手材料。
　　1941年秋，同夫人秋迪正在苏北新四军驻地采访的希伯，为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抗战情况，决心到山东去。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告诉他，到山东敌后路途艰难，且日军对山东的“大扫荡”估计快要开始，劝他暂勿北上，他却婉言谢绝了。刘少奇只好安排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护送他去山东。随后，希伯和夫人秋迪告别，秋迪回到上海。
　　他成为八路军战士
　　1941年10月4日晚上，山东沂蒙山区党政军民举行盛大茶会，热情欢迎希伯的到来。当时，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下，生活艰苦，斗争激烈，一个国际友人不顾安危来到这里，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为希伯的到来专门刊登消息说：“在抗战中，外国记者到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
　　刚到山东不久，希伯就写下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这篇著名通讯，生动记述了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他写道：他一路历尽艰险。他化了装，偷渡了古运河，冲过了敌人重重封锁线。日本人宣布“占领”了山东，但是他这个反法西斯的新闻记者，却在这里自由自在地旅行，却在这里见到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军民，却在这里到处瞥见“皇军”的破盔烂甲和碎裂的“太阳旗”……
　　希伯在山东的采访极其繁忙，他访问的面很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八路军指战员、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还有日本战俘，都成了他采访的对象。一支金笔，一个铅笔头和一个记录本，是他随身携带、须臾不离的“三件宝”。
　　他采访时常背一个牛皮图囊，图囊里有地图，还有一个单筒望远镜。他爱上了沂蒙山区的山山水水，更爱上了这里英雄的人民。他饶有兴味地参观过妇救会的军鞋组，看妇女们在铁鏊子上烙煎饼。他喜欢听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喜欢看他们拿着红缨枪神气十足站岗放哨，他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亲热地叫他“老希大爷”。
　　八路军战士为了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往往要跋涉于沂蒙山区高山峻岭、溪流河谷间，有时白天打仗，晚上急行军，常常整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希伯身穿八路军战士的灰色军装，在艰苦环境中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和战斗。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使希伯变得更加坚强，他很快适应了游击战争的流动生活，学会了射击，熟练掌握了行军和夜间联络暗号。在同敌人作战时，子弹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他总是沉着机智，一面战斗，一面观察，并记录战斗场面，为新闻报道积累资料。
　　每当到了宿营地，万籁俱寂，战士们已进入梦乡，他却忙于写作，“滴答”的打字机声不断响着，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他厚厚的文稿中，又增添了《反“扫荡”日记》等大量详尽生动描写八路军反“扫荡”的通讯和特写。
　　到山东仅一个多月，他就写出约八万字的《八路军在山东》、《为恢复山东而斗争》两组长稿，他在文中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他告诉世界人民：“没有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抗战坚持到今天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他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故意制造国共摩擦的情况，正告国民党反动派：“一切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的行为，不论采取何种口实，都只能有利于敌人。”
　　1941年10月，秋迪从上海来探望希伯。此时，日军正准备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为了确保希伯夫妇的安全，让他们赶快离开山东回上海，希伯说：“让秋迪先回去，我决不离开山东！”秋迪也希望希伯同她一块回上海，但她说不动丈夫，只好独自返回上海。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和丈夫的永别。 　　他为保卫中华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1年儿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烟俊六坐镇山东指挥“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摧毁沂蒙抗日根据地。11月5日晨，两万余日军分路向山东党政军机关驻地沂南县留田村发动突然袭击，党政军机关人员约两三千人处于敌人的“铁壁合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
　　115师政委罗荣桓提出向南突围，大家感到意外，因为南面正是畑俊六坐镇指挥的临沂。罗荣桓说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敢于向南突围，正可以出奇制胜。结果，几千人的队伍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当晚就跳出了日寇的三道包围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希伯亲身经历了这场“留田突围”。宿营后，他不顾疲劳，写出了著名的战地通讯《无声的战斗》，发表在115师的《战士报》上。文章写得风趣生动，在山东抗日军民中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可谁也不会想到，《无声的战斗》竟成了希伯的绝笔。敌人的“扫荡”日益残酷，包围圈越缩越紧，鉴于形势危急，为了确保希伯的安全，领导决定派武装小分队护送希伯>中出包围圈返回上海。当部队领导把这一决定通知他时，希伯坚定地拒绝了。部队首长劝他：“你的任务是采访，是用笔当枪。”希伯笑着晃了晃手中的笔，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说：“不，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
　　11月29日晚，山东分局机关接到命令，向沂南县和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转移，那里是抗大分校驻地，事先得到情报说那里没有敌情。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赶到了沂南县崖子乡的西梭庄一带，此时已是11月30日凌晨，天刚亮，周围山头上突然响起枪声，部队被日军一个混成旅团包围了，形势十分险恶。新四军指战员和所有随行人员，全力投入战斗，战斗异常惨烈。此时，希伯位于大青山五道沟下獾沟子附近，他的多名警卫员为掩护他先后牺牲。他持枪奋战，英勇顽强，击毙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敌人愈加疯狂，弹飞如雨，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他，他牺牲时年仅44岁。
　　希伯牺牲后，《大众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希伯殉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希伯的遗体最初葬在獾沟子，1944年移到沂南县双后区梭庄烈士陵园。解放后，山东省政府将希伯的灵柩迁葬于临沂革命烈士陵园（今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镌刻着罗荣桓元帅的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关部门找到希伯的妻子秋迪，将希伯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她悲痛不已，随后回国。1981年，秋迪女士再次来到中国，到山东临沂为希伯扫墓，并用德文题了词。
　　1997年，秋迪逝世，根据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送到中国与汉斯·希伯合葬在一起。分别56年，这对爱侣终于魂魄相依，幽冥相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