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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根据秦西垂第一陵园出土文物及考古资料，《秦风》产生的时代，当从秦非子以下至秦康公之世。《秦风》产生于今甘肃东部天水与今陕西西部的“西府”，即宝鸡地区。而《秦风》十首中主要的、有影响的篇目则产生于天水地区。如从历史的角度讲，《诗经》中在今陕西境内产生的诗歌，应该是《周南》、《召南》，而不应该是《秦风》。“秦”是秦人东进时由天水带过去的名称。
关键词：时代 地域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5－4
《秦风》在《诗经》十五国风中独具一格。是最有特色的国风之一。《秦风》共十篇，其中一些诗篇在《诗经》中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如《蒹葭》诗意深婉清致，高超淡雅，被认为是《国风》中第一篇缥缈文字；《小戎》被认为是研究古代车制的首篇资料；《无衣》所表现出的果敢勇猛、豪迈奔放的尚武精神，是反映民族精神的名篇；而像《黄鸟》那样谴责野蛮的殉葬制度的诗歌，也只有在《秦风》中才有。《秦风》虽然只有十篇，但较完整概括地反映了秦人早期的社会生活面貌与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秦人早期的历史被尘封地下，导致学界对《秦风》的认识有所偏差。一般人认为《秦风》是最早产生于陕西地域的诗歌，是“春秋初秦襄公至秦穆公这一百五六十年间的诗。”当然，对《秦风》产生的地域与成诗时代，现代许多学者如张启成、程俊英、金启华等先生，也都有着相当的真知灼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甘肃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是考古学上探讨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为探讨秦文化的发祥地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我们研究《秦风》提供了历史的质素。
对于秦文化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足的限制，对秦人早期阶段(文公以前)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留有许多空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新的考古学资料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振奋。首先是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的西周至春秋战国秦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远在殷周之际，秦人就已在天水一带繁衍生息。其文化面貌不同于甘肃地区远古的一些部族文化，而与周文化关系密切，是大量吸收周文化因素的早期秦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石破天惊，被尘封于地下几千年的秦早期历史终于撩起了神秘的面纱。1993年，由于盗墓者的乱挖乱盗，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古墓被意外发现，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甘肃省文物考古所随即在大堡子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探明了在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的墓葬区内，共有中字型大墓两座，瓦刀型车马坑两座。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湾，有规模地分布着间距为5至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大堡子山的陵墓座西向东，墓主头西脚东，与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始皇陵园完全一样。而长达100多米的中字型墓葬也显示出秦人好建巨陵大墓的特点。这些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有的青铜器上明确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等铭文。从地理位置看，大堡子山“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形也完全符合先秦皇家陵园“风水”取向。国内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一致认定，大堡子山古墓就是被历史尘封2800年左右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对这一发现，专家誉为是20世纪继敦煌藏经洞、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
大发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指出：“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饰文、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上海博物馆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的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认为，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秦公壶器主“应该就是庄公”。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则认为“营造大墓者，非秦仲、庄公莫属”。综合起来看，从秦仲到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四代人，甚至从秦仲上溯好多代，都可能葬于西垂陵园。事实证明，秦的第一陵园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甘肃东部是秦族、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秦人首领非子被封为附庸在“秦”建立城邑后，“秦不仅成为其名号和国号，而且在天水地区秦人长期活动的据点，水有秦水，谷称秦谷，亭为秦亭，县名秦安，城日秦城，州呼秦州。随着秦人的东进，关中的大、小秦岭等山、水、地名无不渊源于秦人受封于天水秦邑。而陕西省简称秦，历史上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继建立的前秦、后秦和鲜卑族乞伏氏据有秦州称西秦，乃至国外称中国为china，其名称也同样源于秦。这些以秦命名的国名、地名等，正是天水作为秦人发祥地的历史标志。”
一、《秦风》产生的时代
《秦风》的创作时间，按照《毛诗序》的说法，是秦仲、秦襄公、秦穆公至秦康公时期的诗。古代的学者多从《毛诗序》，认为《秦风》作于“秦仲之世”，当“周宣王之时”。但现当代学者则多数认为偏晚。周冯《诗经译释》说：“《秦风》产生的时代，都是东周春秋时代的诗。”“《秦风》全都产生于春秋初年秦襄公到秦穆公(最晚不过秦康公)这一个半世纪中间。”蒋立甫《诗经选注》：“《秦风》产生的时代，大致说来是自春秋初至秦穆公(死于前622年)这一百五、六十年间的诗。”对于具体的每首诗的创作时代，说法各异，但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地自出新意，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秦风》创作的时代问题，脉络还是清晰的。
先说《车邻》。《毛诗序》：“《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之好焉。”清以前的学者大致无疑义，都支持《毛诗》说。杜预注曰：“秦本在西戎汗、渭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服虔说：“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但清人及现当代学者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却拿不出怀疑的依据。我们分析，怀疑《车邻》非秦仲时期创作之诗的缘因，可能是出于对秦仲时期礼乐真实情况的认识有误，也就是对秦文化的发达情况在认识上有偏见。
西周是我国先秦时期古乐舞发展的重要阶段，乐舞作为礼仪的一个部分，即所谓的“礼乐”被后世推崇。乐和于礼是礼仪制度的一个特点，同时也赋予乐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时的音乐有俗乐与雅乐之分，西周中期懿王、夷王时期出现雅乐与民间音乐(风)风格的革新，即所谓的“变风变雅”，从而促进了新音乐的成长和音乐的大发展。秦人音乐大约即产生于此时，也就是非子受封建立秦邑前后。传统认为秦人音乐是“穆公时，取风西音，作为秦音。秦之有音乐，盖始于此。”但事实上秦人音乐是秦人早在天水一带生活期间就发展起来的。
秦人的音乐称为秦声、秦音，是秦人在天水等地古老的西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殷商时整甲始作西音，后周昭王时，辛馀靡有功，被封为诸侯，立国于西翟之地的西山，继承了整甲的西音传统。秦穆公时，又把西音发展成了秦音。这说明，辛馀靡之后，西音的继承者就是活动于天水地区的秦人，后经秦人的改造发展，秦穆公时终于成为秦人化的秦音。史载秦仲封为大夫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人变风 始作。”《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见“歌秦日此之谓夏声”。杜预注云：“秦本在西戎汗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可以说，秦人在秦仲时开始了革新民间音乐的“变风”，秦仲是秦人革新民间音乐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变风”的始作俑者。从中我们也可以得知，秦人在天水地区与戎狄杂处中，音乐的发展已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也表明秦人音乐在掺杂有不少戎狄“西音”的基础上，开始了音乐民族化的步伐。《车邻》篇中“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就反映了秦仲时秦地音乐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人认为，“瑟”、“簧”(笙)是诸夏之乐，而不是秦国的本土音乐，因此断定《车邻》一诗的创作时代要比秦仲时晚。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击缶，而歌呜呜。”据此，多数人认为秦国的传统乐器是缶、瓮、筝，而不是瑟、笙；而代表诸夏之乐的瑟、笙传人秦国的时间要晚了。这种认识显然有胶柱鼓瑟之憾。
秦人用盛水、盛食物的瓮、缶作为乐器，奏鸣时，敲打盆缶，弹起秦筝，拍着大腿，放喉歌呼。这种最能体现秦地百姓精神风貌的音乐，其实是秦人对西戎器乐借鉴的产物。因为“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它被中原诸国视为“秦音”的标志，又被他们所轻视。所以才有渑池会上，因秦王恃强凌弱，逼赵王奏瑟，遭赵国大夫蔺相如针锋相对，以性命相胁，秦王勉强为一击缶的事情发生。其实，考古资料证明，秦人的音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的多。在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乐器编钟和石磬发现。这套编钟大小相次，现存九只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石磬也应是一套，现礼县博物馆存有两件，大者长约50厘米上下，小者30厘米左右，呈曲尺状，由大小比例看也是“大小相次，编而悬之”的编磬。另外，有两套编钟共八件被盗，流失于日本。据陈泽《秦子钟与西垂嘉陵》一文所言，2000年7月下旬，在甘肃礼县召开的《秦人西垂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座谈会》期间，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展示了他在日本讲学时，从滋贺县MIHO美术馆拍回的四件编钟彩片。“上述四件彩片，分别是两套编钟的一部分。一套是‘秦公钟’四件，最大的一件高76.9厘米，钲部有‘秦公作和钟’五字铭文。一套是‘秦子钟’，也是四件，最大的一件高40厘米，钲部有‘秦子作和钟肇右嘉陵’九字铭文。”“秦公钟”为秦襄公时所作，这套编钟规模较大；“秦子钟”为非子所作，这套编钟的规模略小一些。秦子即非子。“子”为西周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第四等。非子的子爵位为周孝王时所封，具体时间在公元前903年。据盗墓贼供述，1992年在大堡子山秦公墓M4中，先出土了七件无名列鼎(其中一件还有一个晋字)和两只作为嘉陵守护神的金犬，后又出土了七件编钟，流失到日本滋贺县的“秦子钟”即是其中的四件。“据《文博》1994年第5期韩伟先生文称：1993年12月12日，经EIH苏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由莫尔夫人精心操作，从‘金虎’双爪中提取了两件木质标本(即主体木芯——引者注)，用碳14测定，并以树轮校正的碳14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085—825±60和公元前943—791±60。两件标本的碳14年代，上限属殷末帝乙时代，下限属西周晚期宣王时代，跨度294年。因此按上限或下限计算，都不能说明金犬的制作年代。若折中计算，应是公元前911年。这一年代正与非子在世的年代相吻合。所以说，金犬与秦子钟两器应为同时所作。”我们知道，在秦汉以前，编磬和编钟是帝王宫廷乐队中最主要的乐器，它们以其庄严肃穆、典雅纯正的“金石之声”在贵族宫廷的宗庙祭祀、朝会宴飨、婚丧冠射等重要场合礼乐奏鸣。由“秦子钟”可证，“始有车马礼乐之好”者实自非子始。张启成先生说：“故从音乐与文物的角度看，《秦风》最早的创作时期可上推至非子时期。”退一步来讲，“周宣王即位是公元前827年，自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622年(《黄鸟》是公元前621年左右的事——引者注)历时二百余年，以此推断《秦风》从产生到结束的时间，可能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车邻》中涉及的瑟、簧问题。一般人认为，瑟、簧是诸夏之乐，秦人所用之瑟、簧是东传而来。这种看法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陈陈相因，谬传误人。唐代赵鳞在《因话录》里说：“筝，秦乐也，乃瑟之流(一作琴)。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朝的丁度在《集韵》中也写道：“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之为名。”(指筝之名来历——引者注)在这些记述中，明确写到瑟为秦人最早所有，而筝只是瑟之流而已。又《竹书纪年》载：伏羲“造琴瑟，作立基之乐。”《世本·作篇》：“伏羲作瑟、伏羲作琴。”《广雅·释乐》：“伏羲氏瑟长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司马贞补写《史记》之《三皇本纪》日：“太皞庖牺氏……作三十五弦之瑟。”至于伏羲、黄帝是否真有其人，现代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说：“‘取牺牲以供庖厨’的伏羲氏和‘耕而作陶’的神农确是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对于伏羲的生地，众多的现当代学者如赵国华、何星亮、刘尧汉、杨和森、李晓伟、何光岳、宫玉海等均认为应当是今天的天水。如此说来，瑟这种乐器最早与秦地民族倒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瑟最早是由秦地传人中原诸夏的呢?至于笙簧乐器，《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帝王世纪》：“女娲氏，风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唐乐志》：“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这些都说明，笙簧乐器的发明仍与伏羲、女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至于伏羲与女娲的关系，这里就不论述了。
由上可知，秦地、秦人早期的音乐是很发达的，在非子、秦仲时代已有“车马礼乐之好”，《车邻》中鼓瑟、鼓簧的情形就是秦人本土音乐的鸣奏。
要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风》创作的上限时期是从非子到秦仲这一历史时期。
解决了《车邻》的时代问题，我们再来看其余几首诗的情况。《驷驖》、《小戎》、《蒹葭》、《终南》按照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认定是秦襄公时代的诗。《黄鸟》创作的时代较为明确，诗中所哀挽的子车氏三子殉葬秦穆公事发生在公元前621年。《左传·文公元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晨风》、《渭阳》、《权舆》基本可以认定是秦康公时期的诗，即公元前620年左右。唯《无衣》一首，古代注家多认为是“秦康公之世”诗。而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无衣》复王仇也。周宣王以兵七千，命秦庄公伐西戎，周从征之士赋此。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以此诗属之庄公，今从之。”清代许谦《诗总图》谓作于“秦襄公之世”，当“周幽王之时”，明代季本《诗说解颐》谓“必襄公始封为诸侯时诗也。”也有认为《无衣》是《诗经》中所收最迟的作品，李长之《诗经试译》：“王夫之 说，这是秦哀公在申包胥到秦求救时作，那就是公元前506年”，周冯《诗经译释》：“当是秦哀公以前秦穆公时代的民间歌谣。”这样看来，《无衣》的创作时代，上限可及秦庄公之世，下限可达秦哀公之时，其时长达250多年。
《无衣》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歌中表现了士兵们乐于用命，同仇敌忾的乐观精神和饱满旺盛的斗志。秦人士兵的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自然会得出比较合理的结果。秦自中涌至文公三百年间，沧桑多变，战火频繁。秦人为周保西垂，既与西戎各族有和平相处的年代，又有兵戎相见，相互攻伐的岁月，交织着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退守、围攻与反围攻、沦陷与光复的反复较量，是一个悲壮而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幕跌宕起伏的历史活剧。最惨重的是秦仲三年(公元前842年)，西戎灭犬丘，尽屠大骆子成一族。犬丘沦陷西戎之手长达二十余年。周宣王重用秦仲为周王朝的大夫，命伐西戎，死难。又召庄公昆弟五人兴兵七千人伐西戎获胜，光复了犬丘。庄公把中心都邑迁至西犬丘后，遂命长子世父居犬丘奉祀宗庙。庄公、襄公居西犬丘。襄公二年，西戎又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所俘，次年复归世父。回顾这段历史，当使我们认识到，秦仲、庄公、襄公之世，是秦人创基立业的非常时期，此时的秦人，真可以说是上下同欲，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乐于用命。而秦人逐渐东迁后，随着势力的强大，日益骄横，渐失民心，《无衣》中所体现的精神也逐渐衰微。根据穆公之世《黄鸟》诗中所反映出的情绪，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无衣》一诗绝非穆公以后的作品。姚际恒《诗经通论》：“《伪传》谓‘秦襄公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赋此。’近是；然不必云周人也。犬戎杀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姚际恒的这种说法是妥切的，符合诗意的。凡三章中的六个子皆指周人，所以，这诗无疑是庄、襄之世的秦兵士对周人的铿锵陈言。据此，判定《无衣》为庄、襄之世的作品是比较合理的。明代何楷的看法是正确的。
至此，我个人认为，《秦风》产生的时代，当是从秦非子以下至秦康公之世，这个结论是比较贴近历史的。
解决了《秦风》产生的时代问题，我们再来看《秦风》产生的地域，则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了。
二、《秦风》产生的地域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迁都关中，秦人以西垂即今天水一带为根据地，经14代历时三百多年。而自文公于公元前762年翻越陇山，抵达“汘渭之会”(今陕西宝鸡水莲寨附近)，其东进的过程是缓而且慢的。秦文公死后(归葬西垂)，其孙宪公继位，于公元前714年从“汘渭之会”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平阳村)；第六任君主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始迁雍城(今陕西凤翔县故都雍城)。从文公东迁的公元前762年到德公迁雍的公元前677年，共85年的时间，秦人徘徊于陇山东西，仍然与天水的地理关系紧密相联。大家知道，古时甘肃东部的天水、清水、张川等地区与陕西宝鸡、陇县、汘阳(这些地区被人们统称为“西府”)等地区土地相连，犬牙交错，时分时合，有史明证。文化上更是形成一体，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的神话传说在这一地区发生；西秦腔起源于这一地区，等等。许多历史上的东西实在无法分得清楚。秦穆公、秦康公两世皆以雍城(所在地凤翔属宝鸡辖)为都。直到第二十四任君主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始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秦人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关中。第二十五任君主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直到秦灭六国，建立一统。从历史的角度讲，《诗经》中在今陕西境内产生的诗歌，应该是《周南》、《召南》，而不应该是《秦风》。
我们回顾了秦人早期的历史，对《秦风》产生的地域应当有个明晰的了解。准确地说，《秦风》产生于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与陕西西部的“西府”，即宝鸡地区，而《秦风》十首中主要的、有影响的篇目则产生于天水地域。陕西的简称“秦”，是秦人在东进过程中从天水带过去的，当然要晚了。这就如同秦族先祖最初由东方西迁时，是从山东曹县的犬丘开始的，到了河南永城滞留了一段时间，并与秦族的另一支“以佐殷国”的中衍之后有所联络，在永城留下了犬丘之名；胥轩再西徙至陕西兴平，在那里滞留的时间颇长，曾娶申郦山之女而生中潏，在兴平也留下了犬丘之名；到中潏率领秦族越过陇阪到达天水西南礼县之地定居后，遂出现了西犬丘的地名。明乎此，《秦风》产生的地域自然清楚了。
作者简介：李子伟，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教育督导室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张启成
关键词：时代 地域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3－5－4
《秦风》在《诗经》十五国风中独具一格。是最有特色的国风之一。《秦风》共十篇，其中一些诗篇在《诗经》中有着特殊的审美价值。如《蒹葭》诗意深婉清致，高超淡雅，被认为是《国风》中第一篇缥缈文字；《小戎》被认为是研究古代车制的首篇资料；《无衣》所表现出的果敢勇猛、豪迈奔放的尚武精神，是反映民族精神的名篇；而像《黄鸟》那样谴责野蛮的殉葬制度的诗歌，也只有在《秦风》中才有。《秦风》虽然只有十篇，但较完整概括地反映了秦人早期的社会生活面貌与秦文化的基本特征。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秦人早期的历史被尘封地下，导致学界对《秦风》的认识有所偏差。一般人认为《秦风》是最早产生于陕西地域的诗歌，是“春秋初秦襄公至秦穆公这一百五六十年间的诗。”当然，对《秦风》产生的地域与成诗时代，现代许多学者如张启成、程俊英、金启华等先生，也都有着相当的真知灼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甘肃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是考古学上探讨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为探讨秦文化的发祥地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也为我们研究《秦风》提供了历史的质素。
对于秦文化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文献和考古资料不足的限制，对秦人早期阶段(文公以前)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留有许多空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新的考古学资料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振奋。首先是甘谷县毛家坪和天水县董家坪的西周至春秋战国秦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远在殷周之际，秦人就已在天水一带繁衍生息。其文化面貌不同于甘肃地区远古的一些部族文化，而与周文化关系密切，是大量吸收周文化因素的早期秦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现，石破天惊，被尘封于地下几千年的秦早期历史终于撩起了神秘的面纱。1993年，由于盗墓者的乱挖乱盗，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古墓被意外发现，一些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甘肃省文物考古所随即在大堡子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探明了在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的墓葬区内，共有中字型大墓两座，瓦刀型车马坑两座。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湾，有规模地分布着间距为5至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发掘过程中考古专家发现，大堡子山的陵墓座西向东，墓主头西脚东，与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始皇陵园完全一样。而长达100多米的中字型墓葬也显示出秦人好建巨陵大墓的特点。这些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有的青铜器上明确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等铭文。从地理位置看，大堡子山“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形也完全符合先秦皇家陵园“风水”取向。国内历史学家和考古专家一致认定，大堡子山古墓就是被历史尘封2800年左右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对这一发现，专家誉为是20世纪继敦煌藏经洞、秦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
大发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朝远指出：“从秦公器的形制、铭文、饰文、铸造特点以及相关的史实看，上海博物馆新获的秦公诸器应为秦襄公、文公之器；礼县大堡子山的两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初期，墓主分别为襄公、文公”。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认为，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秦公壶器主“应该就是庄公”。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则认为“营造大墓者，非秦仲、庄公莫属”。综合起来看，从秦仲到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四代人，甚至从秦仲上溯好多代，都可能葬于西垂陵园。事实证明，秦的第一陵园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甘肃东部是秦族、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秦人首领非子被封为附庸在“秦”建立城邑后，“秦不仅成为其名号和国号，而且在天水地区秦人长期活动的据点，水有秦水，谷称秦谷，亭为秦亭，县名秦安，城日秦城，州呼秦州。随着秦人的东进，关中的大、小秦岭等山、水、地名无不渊源于秦人受封于天水秦邑。而陕西省简称秦，历史上氐族苻氏、羌族姚氏相继建立的前秦、后秦和鲜卑族乞伏氏据有秦州称西秦，乃至国外称中国为china，其名称也同样源于秦。这些以秦命名的国名、地名等，正是天水作为秦人发祥地的历史标志。”
一、《秦风》产生的时代
《秦风》的创作时间，按照《毛诗序》的说法，是秦仲、秦襄公、秦穆公至秦康公时期的诗。古代的学者多从《毛诗序》，认为《秦风》作于“秦仲之世”，当“周宣王之时”。但现当代学者则多数认为偏晚。周冯《诗经译释》说：“《秦风》产生的时代，都是东周春秋时代的诗。”“《秦风》全都产生于春秋初年秦襄公到秦穆公(最晚不过秦康公)这一个半世纪中间。”蒋立甫《诗经选注》：“《秦风》产生的时代，大致说来是自春秋初至秦穆公(死于前622年)这一百五、六十年间的诗。”对于具体的每首诗的创作时代，说法各异，但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地自出新意，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秦风》创作的时代问题，脉络还是清晰的。
先说《车邻》。《毛诗序》：“《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之好焉。”清以前的学者大致无疑义，都支持《毛诗》说。杜预注曰：“秦本在西戎汗、渭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服虔说：“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但清人及现当代学者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却拿不出怀疑的依据。我们分析，怀疑《车邻》非秦仲时期创作之诗的缘因，可能是出于对秦仲时期礼乐真实情况的认识有误，也就是对秦文化的发达情况在认识上有偏见。
西周是我国先秦时期古乐舞发展的重要阶段，乐舞作为礼仪的一个部分，即所谓的“礼乐”被后世推崇。乐和于礼是礼仪制度的一个特点，同时也赋予乐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时的音乐有俗乐与雅乐之分，西周中期懿王、夷王时期出现雅乐与民间音乐(风)风格的革新，即所谓的“变风变雅”，从而促进了新音乐的成长和音乐的大发展。秦人音乐大约即产生于此时，也就是非子受封建立秦邑前后。传统认为秦人音乐是“穆公时，取风西音，作为秦音。秦之有音乐，盖始于此。”但事实上秦人音乐是秦人早在天水一带生活期间就发展起来的。
秦人的音乐称为秦声、秦音，是秦人在天水等地古老的西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传殷商时整甲始作西音，后周昭王时，辛馀靡有功，被封为诸侯，立国于西翟之地的西山，继承了整甲的西音传统。秦穆公时，又把西音发展成了秦音。这说明，辛馀靡之后，西音的继承者就是活动于天水地区的秦人，后经秦人的改造发展，秦穆公时终于成为秦人化的秦音。史载秦仲封为大夫时，“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人变风 始作。”《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见“歌秦日此之谓夏声”。杜预注云：“秦本在西戎汗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可以说，秦人在秦仲时开始了革新民间音乐的“变风”，秦仲是秦人革新民间音乐的第一个关键性人物，是“变风”的始作俑者。从中我们也可以得知，秦人在天水地区与戎狄杂处中，音乐的发展已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也表明秦人音乐在掺杂有不少戎狄“西音”的基础上，开始了音乐民族化的步伐。《车邻》篇中“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就反映了秦仲时秦地音乐的发展和普及。许多人认为，“瑟”、“簧”(笙)是诸夏之乐，而不是秦国的本土音乐，因此断定《车邻》一诗的创作时代要比秦仲时晚。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报孙会宗书》：“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击缶，而歌呜呜。”据此，多数人认为秦国的传统乐器是缶、瓮、筝，而不是瑟、笙；而代表诸夏之乐的瑟、笙传人秦国的时间要晚了。这种认识显然有胶柱鼓瑟之憾。
秦人用盛水、盛食物的瓮、缶作为乐器，奏鸣时，敲打盆缶，弹起秦筝，拍着大腿，放喉歌呼。这种最能体现秦地百姓精神风貌的音乐，其实是秦人对西戎器乐借鉴的产物。因为“古者西戎用缶以为乐”，它被中原诸国视为“秦音”的标志，又被他们所轻视。所以才有渑池会上，因秦王恃强凌弱，逼赵王奏瑟，遭赵国大夫蔺相如针锋相对，以性命相胁，秦王勉强为一击缶的事情发生。其实，考古资料证明，秦人的音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发达的多。在天水西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乐器编钟和石磬发现。这套编钟大小相次，现存九只收藏在甘肃省博物馆；石磬也应是一套，现礼县博物馆存有两件，大者长约50厘米上下，小者30厘米左右，呈曲尺状，由大小比例看也是“大小相次，编而悬之”的编磬。另外，有两套编钟共八件被盗，流失于日本。据陈泽《秦子钟与西垂嘉陵》一文所言，2000年7月下旬，在甘肃礼县召开的《秦人西垂文化保护开发利用座谈会》期间，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展示了他在日本讲学时，从滋贺县MIHO美术馆拍回的四件编钟彩片。“上述四件彩片，分别是两套编钟的一部分。一套是‘秦公钟’四件，最大的一件高76.9厘米，钲部有‘秦公作和钟’五字铭文。一套是‘秦子钟’，也是四件，最大的一件高40厘米，钲部有‘秦子作和钟肇右嘉陵’九字铭文。”“秦公钟”为秦襄公时所作，这套编钟规模较大；“秦子钟”为非子所作，这套编钟的规模略小一些。秦子即非子。“子”为西周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第四等。非子的子爵位为周孝王时所封，具体时间在公元前903年。据盗墓贼供述，1992年在大堡子山秦公墓M4中，先出土了七件无名列鼎(其中一件还有一个晋字)和两只作为嘉陵守护神的金犬，后又出土了七件编钟，流失到日本滋贺县的“秦子钟”即是其中的四件。“据《文博》1994年第5期韩伟先生文称：1993年12月12日，经EIH苏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由莫尔夫人精心操作，从‘金虎’双爪中提取了两件木质标本(即主体木芯——引者注)，用碳14测定，并以树轮校正的碳14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085—825±60和公元前943—791±60。两件标本的碳14年代，上限属殷末帝乙时代，下限属西周晚期宣王时代，跨度294年。因此按上限或下限计算，都不能说明金犬的制作年代。若折中计算，应是公元前911年。这一年代正与非子在世的年代相吻合。所以说，金犬与秦子钟两器应为同时所作。”我们知道，在秦汉以前，编磬和编钟是帝王宫廷乐队中最主要的乐器，它们以其庄严肃穆、典雅纯正的“金石之声”在贵族宫廷的宗庙祭祀、朝会宴飨、婚丧冠射等重要场合礼乐奏鸣。由“秦子钟”可证，“始有车马礼乐之好”者实自非子始。张启成先生说：“故从音乐与文物的角度看，《秦风》最早的创作时期可上推至非子时期。”退一步来讲，“周宣王即位是公元前827年，自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622年(《黄鸟》是公元前621年左右的事——引者注)历时二百余年，以此推断《秦风》从产生到结束的时间，可能是比较稳妥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车邻》中涉及的瑟、簧问题。一般人认为，瑟、簧是诸夏之乐，秦人所用之瑟、簧是东传而来。这种看法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陈陈相因，谬传误人。唐代赵鳞在《因话录》里说：“筝，秦乐也，乃瑟之流(一作琴)。古瑟五十弦。自黄帝令素女鼓瑟，帝悲不止，破之。自后瑟二十五弦。秦人鼓瑟，兄弟争之，又破为二。筝之名自此始。”宋朝的丁度在《集韵》中也写道：“秦人薄义，父子争瑟而分之，因之为名。”(指筝之名来历——引者注)在这些记述中，明确写到瑟为秦人最早所有，而筝只是瑟之流而已。又《竹书纪年》载：伏羲“造琴瑟，作立基之乐。”《世本·作篇》：“伏羲作瑟、伏羲作琴。”《广雅·释乐》：“伏羲氏瑟长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司马贞补写《史记》之《三皇本纪》日：“太皞庖牺氏……作三十五弦之瑟。”至于伏羲、黄帝是否真有其人，现代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李学勤先生在《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说：“‘取牺牲以供庖厨’的伏羲氏和‘耕而作陶’的神农确是历史进程中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对于伏羲的生地，众多的现当代学者如赵国华、何星亮、刘尧汉、杨和森、李晓伟、何光岳、宫玉海等均认为应当是今天的天水。如此说来，瑟这种乐器最早与秦地民族倒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认为瑟最早是由秦地传人中原诸夏的呢?至于笙簧乐器，《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帝王世纪》：“女娲氏，风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唐乐志》：“女娲作笙，列管于匏上，纳簧其中。”这些都说明，笙簧乐器的发明仍与伏羲、女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至于伏羲与女娲的关系，这里就不论述了。
由上可知，秦地、秦人早期的音乐是很发达的，在非子、秦仲时代已有“车马礼乐之好”，《车邻》中鼓瑟、鼓簧的情形就是秦人本土音乐的鸣奏。
要之，我们有理由认为，《秦风》创作的上限时期是从非子到秦仲这一历史时期。
解决了《车邻》的时代问题，我们再来看其余几首诗的情况。《驷驖》、《小戎》、《蒹葭》、《终南》按照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认定是秦襄公时代的诗。《黄鸟》创作的时代较为明确，诗中所哀挽的子车氏三子殉葬秦穆公事发生在公元前621年。《左传·文公元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晨风》、《渭阳》、《权舆》基本可以认定是秦康公时期的诗，即公元前620年左右。唯《无衣》一首，古代注家多认为是“秦康公之世”诗。而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无衣》复王仇也。周宣王以兵七千，命秦庄公伐西戎，周从征之士赋此。据金履祥《通鉴前编》以此诗属之庄公，今从之。”清代许谦《诗总图》谓作于“秦襄公之世”，当“周幽王之时”，明代季本《诗说解颐》谓“必襄公始封为诸侯时诗也。”也有认为《无衣》是《诗经》中所收最迟的作品，李长之《诗经试译》：“王夫之 说，这是秦哀公在申包胥到秦求救时作，那就是公元前506年”，周冯《诗经译释》：“当是秦哀公以前秦穆公时代的民间歌谣。”这样看来，《无衣》的创作时代，上限可及秦庄公之世，下限可达秦哀公之时，其时长达250多年。
《无衣》是一首慷慨激昂的军歌。歌中表现了士兵们乐于用命，同仇敌忾的乐观精神和饱满旺盛的斗志。秦人士兵的这种精神，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考察，自然会得出比较合理的结果。秦自中涌至文公三百年间，沧桑多变，战火频繁。秦人为周保西垂，既与西戎各族有和平相处的年代，又有兵戎相见，相互攻伐的岁月，交织着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退守、围攻与反围攻、沦陷与光复的反复较量，是一个悲壮而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幕跌宕起伏的历史活剧。最惨重的是秦仲三年(公元前842年)，西戎灭犬丘，尽屠大骆子成一族。犬丘沦陷西戎之手长达二十余年。周宣王重用秦仲为周王朝的大夫，命伐西戎，死难。又召庄公昆弟五人兴兵七千人伐西戎获胜，光复了犬丘。庄公把中心都邑迁至西犬丘后，遂命长子世父居犬丘奉祀宗庙。庄公、襄公居西犬丘。襄公二年，西戎又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所俘，次年复归世父。回顾这段历史，当使我们认识到，秦仲、庄公、襄公之世，是秦人创基立业的非常时期，此时的秦人，真可以说是上下同欲，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乐于用命。而秦人逐渐东迁后，随着势力的强大，日益骄横，渐失民心，《无衣》中所体现的精神也逐渐衰微。根据穆公之世《黄鸟》诗中所反映出的情绪，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出《无衣》一诗绝非穆公以后的作品。姚际恒《诗经通论》：“《伪传》谓‘秦襄公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赋此。’近是；然不必云周人也。犬戎杀幽王，乃周人之仇；秦人言之，故曰‘同仇’。‘子’指周人也。”姚际恒的这种说法是妥切的，符合诗意的。凡三章中的六个子皆指周人，所以，这诗无疑是庄、襄之世的秦兵士对周人的铿锵陈言。据此，判定《无衣》为庄、襄之世的作品是比较合理的。明代何楷的看法是正确的。
至此，我个人认为，《秦风》产生的时代，当是从秦非子以下至秦康公之世，这个结论是比较贴近历史的。
解决了《秦风》产生的时代问题，我们再来看《秦风》产生的地域，则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了。
二、《秦风》产生的地域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迁都关中，秦人以西垂即今天水一带为根据地，经14代历时三百多年。而自文公于公元前762年翻越陇山，抵达“汘渭之会”(今陕西宝鸡水莲寨附近)，其东进的过程是缓而且慢的。秦文公死后(归葬西垂)，其孙宪公继位，于公元前714年从“汘渭之会”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东平阳村)；第六任君主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始迁雍城(今陕西凤翔县故都雍城)。从文公东迁的公元前762年到德公迁雍的公元前677年，共85年的时间，秦人徘徊于陇山东西，仍然与天水的地理关系紧密相联。大家知道，古时甘肃东部的天水、清水、张川等地区与陕西宝鸡、陇县、汘阳(这些地区被人们统称为“西府”)等地区土地相连，犬牙交错，时分时合，有史明证。文化上更是形成一体，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的神话传说在这一地区发生；西秦腔起源于这一地区，等等。许多历史上的东西实在无法分得清楚。秦穆公、秦康公两世皆以雍城(所在地凤翔属宝鸡辖)为都。直到第二十四任君主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始迁都栎阳(今陕西临潼)；秦人从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关中。第二十五任君主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直到秦灭六国，建立一统。从历史的角度讲，《诗经》中在今陕西境内产生的诗歌，应该是《周南》、《召南》，而不应该是《秦风》。
我们回顾了秦人早期的历史，对《秦风》产生的地域应当有个明晰的了解。准确地说，《秦风》产生于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与陕西西部的“西府”，即宝鸡地区，而《秦风》十首中主要的、有影响的篇目则产生于天水地域。陕西的简称“秦”，是秦人在东进过程中从天水带过去的，当然要晚了。这就如同秦族先祖最初由东方西迁时，是从山东曹县的犬丘开始的，到了河南永城滞留了一段时间，并与秦族的另一支“以佐殷国”的中衍之后有所联络，在永城留下了犬丘之名；胥轩再西徙至陕西兴平，在那里滞留的时间颇长，曾娶申郦山之女而生中潏，在兴平也留下了犬丘之名；到中潏率领秦族越过陇阪到达天水西南礼县之地定居后，遂出现了西犬丘的地名。明乎此，《秦风》产生的地域自然清楚了。
作者简介：李子伟，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教育督导室高级讲师。
责任编辑 张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