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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启成先生新著《五十载自选文集》是作者五十余年来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和元明清时期若干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问题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性梳理和集中展示。是张启成先生极见功力的学术和文化业绩总结，研究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许多重要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诗经 文化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4－107－110
张启成先生的《五十载自选文集》新近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张启成先生五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艺术成就的一次系统性梳理与集中展示。《文集》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大小83篇文章，57万余字，集中从语言文字、八卦与周易、诗经、神话与文明及诸子百家到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和元明清时期各种学术、思想、观点及其流派的阐释、详说与考辨，再到古今中外名作赏析以及书序、书评和文艺随笔等等，古今中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赵庆增同志在该书的《代序》之二所说：“张启成教授登高望远，纵观古今得失，俯瞰人类斑驳的文化长卷，不为具体的、特殊的文化情绪缠绕，不被各种虚假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文化价值观所遮掩，用思想的翅膀，托起中国古代神话、诗经的研究，试图把古代智慧化为现代智慧，给东方文化以新的视角、新的发现。”
《文集》是张启成先生极见功力的学术和文化业绩总结。它清晰地展示了作者“学术兴趣”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轨迹，尤其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学的研究则是张启成先生学识渊深、厚重的集中体现。
早在十五、六年以前，我曾拜读过张启成先生的一本10余万字的《诗经入门》。当初看到这本著作时，认为不过是一本普及《诗经》教育的“小册子”，读后方知它并非是一般的普及读物，而是一部《诗经》研究“升堂入室”的力作。如《诗经阅读赏析指要》一章，其内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论述之精当，特别是作者对《诗经》习惯语、隐语和兴义之深层含义及其审美意识所作的分析和揭示，令人耳目一新，大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读先生《文集》中关于《诗经研究》及其运用《诗经》学识解说、辨析论证学术问题的文章，如《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周易〈本义探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质疑》和《〈大衍新解〉质疑》等等，无不佩服作者《诗经》研究的深邃精微和对《诗经》内容的娴熟，可谓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学就天成的境地。如在《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一文中，作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似的运用先秦、两汉典籍，论证《毛序》多从《左传》，并非子夏，且非一时一人之作。文章最雄辩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作者援引《史记·魏世家》、《荀子·大略篇》和西汉学者焦延寿之《易林》及《后汉书·班固列传》所载：受业于子夏的魏文侯以及苟卿、焦延寿和班固等人对《诗经·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之诗旨的理解，盖源于子夏，均为“自会召之”、“为王来呼”或“争归之勿遽”之意，竟与《毛诗序》：“《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壹氏不能掌其职也”的理解“全不相干”。因此张启成先生断定：“至少《毛诗·东方未明·序》非子夏所作”，明矣!
西汉学者焦延寿的《易林》，是一部文字简约，且多用比兴手法，其学术价值极高的奇书。内容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之事。但《大衍新解》的注释者却认为：《易林》的“四千多首哲理诗”像是“一幅四千多米长的历史画卷”，把西汉末期的天文地理、自然灾害、物质生产、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无不包罗在内。针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新解”，张启成先生作《(大衍新解)质疑》一文。其文通过对《尚书》(如《舜典》)、《史记》(如《五帝本纪》、《魏世家》)、《太平御览》(如《韩子》)、《周书》、《墨子》(如《尚贤》)、《庄子》(如《天地篇》)和刘向《说苑》以及《诗经》《风》、《雅》、《颂》诸篇(包括《毛传》)等的引证，并同《易林》卦辞一一分析对照，明确指出：“《易林》的四千多条卦辞，涉及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楚汉之争的约有三千条……涉及西汉的仅数十条，明确提到王昭君的只有几条。因此认为《易林》的四千多条卦辞主要是反映西汉末期社会风貌的论断，是没有确凿依据的。《新解》的注释者之所以作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判断，主要原因是学识不足，理解有误”所致。接着张启成先生便针对《新解》注释的错误，一一提出了质疑。例如：《易林·随之大壮》：“被服文德，升人大麓，四门隶穆，登受大福。”《新解》云：“全文大意是：穿上冠冕堂皇的官服，登上三公的高位，还要行更严肃的大礼。‘登受大福’，那就是叫旧君主让位，自己当皇帝了。这一条疑指王莽篡位。……”张启成先生按：“《尚书·舜典》载：‘帝舜日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宾于四门，四门肃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史记·五帝本纪》：‘英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人山林，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命舜摄行天子之政。’由上可见，所谓‘被服文德’，是指虞舜具有鉴识美德，而非指王莽‘穿上完冕堂皇的官服’；‘升人大麓’，是指虞舜进入山林，虽经历烈风雷雨不迷失方向，而非指王莽‘登上三公的高位’；‘四门肃穆恭敬’，而非指王莽‘行更严肃的大礼’；‘登受大福’，是指虞舜摄行天子之政，而非指王莽篡位。《新解》的注释者由于一不知出典，二不知焦氏因‘麓’、‘福’押韵之需而调整次序，竟然把歌颂帝舜的卦辞，而误码率解为讽刺王莽篡位的卦辞，实在是严重的判断失误。”
又如《易林·比之复》：“季去我东，发栉如蓬，展转空床，内怀忧伤”。《新解》云：“小妹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到我的住处的东边去了，使我独卧空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忧伤。”张启成先生按：这条卦辞，本是焦氏对《诗经·卫风·伯兮》一诗的理解与描述。原诗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之句，《易林·节之谦》卦辞云‘伯去我东，首如飞蓬。长夜不寐，展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伤。’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断定：‘《比之复》词意相同’。而《新解》的注释者因惑于一个‘季’字，竟然把情郎出征到东方，误解为小妹‘到我的住处的东边去了’，又把思妇的‘展转空床，内怀忧伤’，误解为男子的失恋。真可谓阴错阳差，乾坤颠倒。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足可看出张启成先生在《诗经》和先秦、两汉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底和渊博学识，真是令人佩服。
运用《诗经》和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来诠释和探求《周易》旨意，可谓是张启成先生的长处和学术上的优势，也是先生在《诗经》和先秦文学及其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之所以高于其他专家学者的地方。张启成先生同高亨先生的商榷文章——《〈周易〉本义探微》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高亨先生在其《周易古经今注》中将《易·乾·九三》的爻辞断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并将其释为：“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对此，张启成先生则以潘安仁《藉田赋》“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李善注引 《周易》：“君子夕惕若厉。”以及丁晏(《周易解故》)、闻一多(《古典新义》)等对该卦的句读和解释为证，将《易·乾·九三》的爻辞断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并以《诗经·思齐》：“烈假不遐。”《集韵》引作“厉假不瑕。南山烈烈。”《毛传》曰“犹栗栗也”。《尚书·汤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等等为例，将爻辞中的“厉”字释为“傈”’，并指明说：“古音”‘厉’、‘烈’、‘栗’相同，且‘栗’、‘傈’为异体字。爻辞“终日乾乾’，是君子黾勉自敬之貌，‘夕惕若厉’，是君子思危戒惧之貌。君子既‘敬之’，复‘忧之’，其结果当然是无咎”了。张启成先生将《乾》爻辞“终日乾乾”与“夕惕若厉”相对读断成文，并以《周易·临卦》：“既忧之，无咎。”和《周易·离卦·初九》：“敬之，无咎。”为内证来诠释《易·乾·九三》爻辞，这样不仅句读通顺流畅，其意义也显豁明白，而胜于高亨先生的判读和释义，远矣!
又如高亨先生将《周易·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中的“亢”释为“沆”，即“大泽，泽水浅而幅员或小，草多而淖或深。龙处其中，为境所困之象也。人为境所困，是为有悔，故曰，亢龙有悔。”对高亨先生三谬，张启成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乾卦·九四》曰‘(龙)或跃在渊，无咎’。‘渊“泽’相同，既然在渊之龙为’无咎‘，何以在泽之龙又’有悔‘呢?一卦之内，自相矛盾，故其说不可取。此是其一。其二，亢，高也……”接着张启成先生即引《庄子》：“豚之有亢鼻者”和焦延寿《易林·乾之屯》：“阳孤亢极”等训“亢”为“高”之后，进而指出二“此‘亢’字，乃高极、盈极、盛极之意。高亨释‘亢’为‘沆’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如高亨先生将《周易·贲卦·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中的“丘园”释为“女家所居”之地并释此爻辞之意为“贲于丘园，谓纳征之日，女家结亲以饰其门也。……束帛纳征所用，戋戋当为少貌。……男家致其戋戋之束帛，女家嫌其少而起争议，终以媒妁亲友之调解，而归于谐和。故日，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对此，张启成先生则以张衡《东京赋》：“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洁，旅束帛之戋戋。”李善注：“言丘园中有隐士，贞洁清白之人。束帛，谓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陆机《辨亡伦》：“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于陋巷。”及其《演连珠》之三：“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文选》刘孝标注引王肃云：“失位无应，隐处丘园，盖象衡门之人，道德著明，必有束帛之聘。戈戈，委积貌也。”刘孝标注又引郑玄之言日：“秀士，有德行道义者也。”以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苟爽日：“责饰丘林，以为园圃”等孝为证，释“丘园”为“隐士所居之地”，并释此卦之意为：“丘园之隐士，为栖迟衡门的贫穷之士，因其道德著明，故有朝廷的束帛之聘。先有‘失位无应，隐处丘园’之忧，故称‘吝’；后有束帛之聘，旌命之喜，故称‘终吉’。张启成还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悔吝不生”一语，李善注引《周易》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为据，释“吝”为“忧”，进而指出高亨先生释“吝”为“少”；释‘丘园’为“女家所居之地”，并将此卦理解为“迎亲”之意，显然不符《周易》本义，“纯属主观臆测”。
《文集》中的《诗经研究》、《八卦与〈周易〉研究》和《先秦两汉若干问题研究》等等反映了作者学识之精深与博大，而《神话与文明研究》、《中外名作赏析》和《文艺随笔》等等则反映了作者兴趣和知识而之宽广与多才多艺；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敢于坚持真理，也于求真务实，“敢于面临风险与挑战”和“通过冷静而理智的思考”，“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所付出的艰辛。
一个人要取得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功，首先必须勤学苦练，学会“百步穿杨”的本领；其二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和“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只有这样方能达到成功之颠。我们从《五十年人生历程的感悟》中深深感知到张启成先生就是这样走到今天的。《文集》收录的好些文章，如《蒋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以及《重温张毕来先生45年前的复信有感——再谈对〈老残游记〉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代表。
同张毕来先生谈对《老残游记》的评价时，张启成先生是一位未出茅庐的高中学生。他在当年的《文艺学习》上读到了大教授张毕来评《老残游记》的文章，便致函《文艺学习》编辑部对教授的文章提出异议，并旗帜鲜明地说：“《老残游记》有暴露黑培的进步作用。”‘在艺术性方面也有他独到成功的一面。’结果张启成先生的正确观点却被斥为“阶级立场”和“原则”错误而遭到了严厉批评。如果说同张毕来的争论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出于“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感情冲动”，那么1958年11月已是复旦学生的张启成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蒋孔阳的(美学)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并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学术争鸣”的文章，则已绝非是出自作者“初生之犊”的“感情冲动”了。这篇在当年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文痞姚文元点名批判为“第三种人”的文章。今天我们重读它不仅可以看出当年还是青年学子的张启成其文章之犀利老辣和据理不让的雄辩力；而且还可看出作者敢于坚持真理和勇敢无畏的斗士英气。其文章的结尾云：“总之一句话：不带有任何阶级性的艺术作品是客观存在的!”这简直像是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与雷鸣。
总而言之，张启成先生的《文集》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百科书，它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文化爱好者、学术界同仁和理论研究者扩大视野、拓宽知识和研究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资参考、借鉴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作者五十余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正如作者《后记》所言。“翻阅《文集》中的各类文章，就像观看往日的老照片一样，会很自然地感受到很多历史时期那种特有的时代缤纷的折光，那种人与人之间因利害关系呈现出来的千姿百态的现象，人生的许多喜怒哀乐，都包融其中。这些旧文，既有浓郁的怀旧的韵味，又能对美好的明天产生更多更新的憧憬。”
曹丕云：“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者，抑张先生《文集》出版用意之谓也欤?!
人们常说：知识是浩翰无际的海洋，任何学者，哪怕是顶级的博学鸿儒所能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张启成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比如他在《十二生肖与十二生肖图腾》和《端午节探源》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如“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约可推至春秋后期”；黄帝“为土星，镇守二十八宿，黄帝又为北斗星，临制少方。”以及《端午节探源》所云：“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屈原自投汨罗江的时间应是初夏四月”等等，这些似乎仍有讨论的余地。然瑕不掩瑜，《文集》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为张启成先生《文集》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玉在山而草木润”，我们将从张启成先生的《文集》中得到丰富的知识和教育。
关键词：诗经 文化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I2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4－107－110
张启成先生的《五十载自选文集》新近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张启成先生五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艺术成就的一次系统性梳理与集中展示。《文集》内容极其丰富，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大小83篇文章，57万余字，集中从语言文字、八卦与周易、诗经、神话与文明及诸子百家到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和元明清时期各种学术、思想、观点及其流派的阐释、详说与考辨，再到古今中外名作赏析以及书序、书评和文艺随笔等等，古今中外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问题，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赵庆增同志在该书的《代序》之二所说：“张启成教授登高望远，纵观古今得失，俯瞰人类斑驳的文化长卷，不为具体的、特殊的文化情绪缠绕，不被各种虚假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文化价值观所遮掩，用思想的翅膀，托起中国古代神话、诗经的研究，试图把古代智慧化为现代智慧，给东方文化以新的视角、新的发现。”
《文集》是张启成先生极见功力的学术和文化业绩总结。它清晰地展示了作者“学术兴趣”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成熟轨迹，尤其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学的研究则是张启成先生学识渊深、厚重的集中体现。
早在十五、六年以前，我曾拜读过张启成先生的一本10余万字的《诗经入门》。当初看到这本著作时，认为不过是一本普及《诗经》教育的“小册子”，读后方知它并非是一般的普及读物，而是一部《诗经》研究“升堂入室”的力作。如《诗经阅读赏析指要》一章，其内容之新颖，见解之独到，论述之精当，特别是作者对《诗经》习惯语、隐语和兴义之深层含义及其审美意识所作的分析和揭示，令人耳目一新，大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读先生《文集》中关于《诗经研究》及其运用《诗经》学识解说、辨析论证学术问题的文章，如《论〈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周易〈本义探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质疑》和《〈大衍新解〉质疑》等等，无不佩服作者《诗经》研究的深邃精微和对《诗经》内容的娴熟，可谓是达到了炉火纯青、学就天成的境地。如在《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一文中，作者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似的运用先秦、两汉典籍，论证《毛序》多从《左传》，并非子夏，且非一时一人之作。文章最雄辩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作者援引《史记·魏世家》、《荀子·大略篇》和西汉学者焦延寿之《易林》及《后汉书·班固列传》所载：受业于子夏的魏文侯以及苟卿、焦延寿和班固等人对《诗经·东方未明》：“东方未明，颠倒衣裳”之诗旨的理解，盖源于子夏，均为“自会召之”、“为王来呼”或“争归之勿遽”之意，竟与《毛诗序》：“《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壹氏不能掌其职也”的理解“全不相干”。因此张启成先生断定：“至少《毛诗·东方未明·序》非子夏所作”，明矣!
西汉学者焦延寿的《易林》，是一部文字简约，且多用比兴手法，其学术价值极高的奇书。内容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之事。但《大衍新解》的注释者却认为：《易林》的“四千多首哲理诗”像是“一幅四千多米长的历史画卷”，把西汉末期的天文地理、自然灾害、物质生产、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文化传统等，无不包罗在内。针对这种毫无根据的“新解”，张启成先生作《(大衍新解)质疑》一文。其文通过对《尚书》(如《舜典》)、《史记》(如《五帝本纪》、《魏世家》)、《太平御览》(如《韩子》)、《周书》、《墨子》(如《尚贤》)、《庄子》(如《天地篇》)和刘向《说苑》以及《诗经》《风》、《雅》、《颂》诸篇(包括《毛传》)等的引证，并同《易林》卦辞一一分析对照，明确指出：“《易林》的四千多条卦辞，涉及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楚汉之争的约有三千条……涉及西汉的仅数十条，明确提到王昭君的只有几条。因此认为《易林》的四千多条卦辞主要是反映西汉末期社会风貌的论断，是没有确凿依据的。《新解》的注释者之所以作出这个不切实际的判断，主要原因是学识不足，理解有误”所致。接着张启成先生便针对《新解》注释的错误，一一提出了质疑。例如：《易林·随之大壮》：“被服文德，升人大麓，四门隶穆，登受大福。”《新解》云：“全文大意是：穿上冠冕堂皇的官服，登上三公的高位，还要行更严肃的大礼。‘登受大福’，那就是叫旧君主让位，自己当皇帝了。这一条疑指王莽篡位。……”张启成先生按：“《尚书·舜典》载：‘帝舜日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宾于四门，四门肃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史记·五帝本纪》：‘英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人山林，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命舜摄行天子之政。’由上可见，所谓‘被服文德’，是指虞舜具有鉴识美德，而非指王莽‘穿上完冕堂皇的官服’；‘升人大麓’，是指虞舜进入山林，虽经历烈风雷雨不迷失方向，而非指王莽‘登上三公的高位’；‘四门肃穆恭敬’，而非指王莽‘行更严肃的大礼’；‘登受大福’，是指虞舜摄行天子之政，而非指王莽篡位。《新解》的注释者由于一不知出典，二不知焦氏因‘麓’、‘福’押韵之需而调整次序，竟然把歌颂帝舜的卦辞，而误码率解为讽刺王莽篡位的卦辞，实在是严重的判断失误。”
又如《易林·比之复》：“季去我东，发栉如蓬，展转空床，内怀忧伤”。《新解》云：“小妹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到我的住处的东边去了，使我独卧空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忧伤。”张启成先生按：这条卦辞，本是焦氏对《诗经·卫风·伯兮》一诗的理解与描述。原诗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之句，《易林·节之谦》卦辞云‘伯去我东，首如飞蓬。长夜不寐，展转空床。内怀惆怅，忧摧肝伤。’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断定：‘《比之复》词意相同’。而《新解》的注释者因惑于一个‘季’字，竟然把情郎出征到东方，误解为小妹‘到我的住处的东边去了’，又把思妇的‘展转空床，内怀忧伤’，误解为男子的失恋。真可谓阴错阳差，乾坤颠倒。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足可看出张启成先生在《诗经》和先秦、两汉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底和渊博学识，真是令人佩服。
运用《诗经》和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来诠释和探求《周易》旨意，可谓是张启成先生的长处和学术上的优势，也是先生在《诗经》和先秦文学及其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之所以高于其他专家学者的地方。张启成先生同高亨先生的商榷文章——《〈周易〉本义探微》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高亨先生在其《周易古经今注》中将《易·乾·九三》的爻辞断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并将其释为：“君子日则黾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对此，张启成先生则以潘安仁《藉田赋》“今圣上昧旦丕显，夕惕若栗。”李善注引 《周易》：“君子夕惕若厉。”以及丁晏(《周易解故》)、闻一多(《古典新义》)等对该卦的句读和解释为证，将《易·乾·九三》的爻辞断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并以《诗经·思齐》：“烈假不遐。”《集韵》引作“厉假不瑕。南山烈烈。”《毛传》曰“犹栗栗也”。《尚书·汤诰》：“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等等为例，将爻辞中的“厉”字释为“傈”’，并指明说：“古音”‘厉’、‘烈’、‘栗’相同，且‘栗’、‘傈’为异体字。爻辞“终日乾乾’，是君子黾勉自敬之貌，‘夕惕若厉’，是君子思危戒惧之貌。君子既‘敬之’，复‘忧之’，其结果当然是无咎”了。张启成先生将《乾》爻辞“终日乾乾”与“夕惕若厉”相对读断成文，并以《周易·临卦》：“既忧之，无咎。”和《周易·离卦·初九》：“敬之，无咎。”为内证来诠释《易·乾·九三》爻辞，这样不仅句读通顺流畅，其意义也显豁明白，而胜于高亨先生的判读和释义，远矣!
又如高亨先生将《周易·乾卦·上九》：“亢龙有悔”中的“亢”释为“沆”，即“大泽，泽水浅而幅员或小，草多而淖或深。龙处其中，为境所困之象也。人为境所困，是为有悔，故曰，亢龙有悔。”对高亨先生三谬，张启成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乾卦·九四》曰‘(龙)或跃在渊，无咎’。‘渊“泽’相同，既然在渊之龙为’无咎‘，何以在泽之龙又’有悔‘呢?一卦之内，自相矛盾，故其说不可取。此是其一。其二，亢，高也……”接着张启成先生即引《庄子》：“豚之有亢鼻者”和焦延寿《易林·乾之屯》：“阳孤亢极”等训“亢”为“高”之后，进而指出二“此‘亢’字，乃高极、盈极、盛极之意。高亨释‘亢’为‘沆’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如高亨先生将《周易·贲卦·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中的“丘园”释为“女家所居”之地并释此爻辞之意为“贲于丘园，谓纳征之日，女家结亲以饰其门也。……束帛纳征所用，戋戋当为少貌。……男家致其戋戋之束帛，女家嫌其少而起争议，终以媒妁亲友之调解，而归于谐和。故日，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对此，张启成先生则以张衡《东京赋》：“招有道于侧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洁，旅束帛之戋戋。”李善注：“言丘园中有隐士，贞洁清白之人。束帛，谓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于上……”陆机《辨亡伦》：“束帛旅于丘园，旌命交于陋巷。”及其《演连珠》之三：“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文选》刘孝标注引王肃云：“失位无应，隐处丘园，盖象衡门之人，道德著明，必有束帛之聘。戈戈，委积貌也。”刘孝标注又引郑玄之言日：“秀士，有德行道义者也。”以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苟爽日：“责饰丘林，以为园圃”等孝为证，释“丘园”为“隐士所居之地”，并释此卦之意为：“丘园之隐士，为栖迟衡门的贫穷之士，因其道德著明，故有朝廷的束帛之聘。先有‘失位无应，隐处丘园’之忧，故称‘吝’；后有束帛之聘，旌命之喜，故称‘终吉’。张启成还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悔吝不生”一语，李善注引《周易》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为据，释“吝”为“忧”，进而指出高亨先生释“吝”为“少”；释‘丘园’为“女家所居之地”，并将此卦理解为“迎亲”之意，显然不符《周易》本义，“纯属主观臆测”。
《文集》中的《诗经研究》、《八卦与〈周易〉研究》和《先秦两汉若干问题研究》等等反映了作者学识之精深与博大，而《神话与文明研究》、《中外名作赏析》和《文艺随笔》等等则反映了作者兴趣和知识而之宽广与多才多艺；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敢于坚持真理，也于求真务实，“敢于面临风险与挑战”和“通过冷静而理智的思考”，“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所付出的艰辛。
一个人要取得学术和事业上的成功，首先必须勤学苦练，学会“百步穿杨”的本领；其二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和“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只有这样方能达到成功之颠。我们从《五十年人生历程的感悟》中深深感知到张启成先生就是这样走到今天的。《文集》收录的好些文章，如《蒋孔阳的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以及《重温张毕来先生45年前的复信有感——再谈对〈老残游记〉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作者在这方面的代表。
同张毕来先生谈对《老残游记》的评价时，张启成先生是一位未出茅庐的高中学生。他在当年的《文艺学习》上读到了大教授张毕来评《老残游记》的文章，便致函《文艺学习》编辑部对教授的文章提出异议，并旗帜鲜明地说：“《老残游记》有暴露黑培的进步作用。”‘在艺术性方面也有他独到成功的一面。’结果张启成先生的正确观点却被斥为“阶级立场”和“原则”错误而遭到了严厉批评。如果说同张毕来的争论仅仅是一名中学生出于“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感情冲动”，那么1958年11月已是复旦学生的张启成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蒋孔阳的(美学)观点是否是修正主义》并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学术争鸣”的文章，则已绝非是出自作者“初生之犊”的“感情冲动”了。这篇在当年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并被文痞姚文元点名批判为“第三种人”的文章。今天我们重读它不仅可以看出当年还是青年学子的张启成其文章之犀利老辣和据理不让的雄辩力；而且还可看出作者敢于坚持真理和勇敢无畏的斗士英气。其文章的结尾云：“总之一句话：不带有任何阶级性的艺术作品是客观存在的!”这简直像是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与雷鸣。
总而言之，张启成先生的《文集》不仅是一部难得的学术百科书，它为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文化爱好者、学术界同仁和理论研究者扩大视野、拓宽知识和研究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资参考、借鉴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作者五十余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正如作者《后记》所言。“翻阅《文集》中的各类文章，就像观看往日的老照片一样，会很自然地感受到很多历史时期那种特有的时代缤纷的折光，那种人与人之间因利害关系呈现出来的千姿百态的现象，人生的许多喜怒哀乐，都包融其中。这些旧文，既有浓郁的怀旧的韵味，又能对美好的明天产生更多更新的憧憬。”
曹丕云：“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者，抑张先生《文集》出版用意之谓也欤?!
人们常说：知识是浩翰无际的海洋，任何学者，哪怕是顶级的博学鸿儒所能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张启成先生自然也不例外。比如他在《十二生肖与十二生肖图腾》和《端午节探源》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如“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的对应关系，约可推至春秋后期”；黄帝“为土星，镇守二十八宿，黄帝又为北斗星，临制少方。”以及《端午节探源》所云：“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屈原自投汨罗江的时间应是初夏四月”等等，这些似乎仍有讨论的余地。然瑕不掩瑜，《文集》的学术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我为张启成先生《文集》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玉在山而草木润”，我们将从张启成先生的《文集》中得到丰富的知识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