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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历史随笔而武侠小说
就我所知，在赣南—甚至在南方的一些深山老林里的庙堂古迹（如会昌的汉仙岩，崇义的聂都溶洞，寻乌的万安书院，石城的通天寨），总能听到有关明皇室朱氏领衔的抗清复明活动的传说，或看到相关古迹。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后，皇室朱家一支后裔流落赣南（南方），成为抗清复明的精神旗帜。这也表明由中原南迁的赣南客家人执守汉民族的正统正义理念，经文天祥生前身后顽强抗元的持恒磨砺，玉成源远流长的民族气节，成为一种“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姿态与精神底色。而赣南所在的南方边远之地，也是客家人聚集之地，山川秀美农耕发达，涵养着这种精神。赣南这些边远山林碎片化武侠功夫故事，蕴含着客家人的这一精神密码，将“赣南精神”播衍光大。
这也意味着，坊间这类功夫故事决不始于明末清初，可以上溯到赣南更久远的历史，比如明代执政赣南的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和平乱，宋代文天祥的秉正抗元以及文天祥身后经久不息的抗元斗争。这都是赣南历史的有机组成，也为“赣南性格”“赣南精神”注入了新质素。碎片化坊间武侠功夫故事后面是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河，边远的南赣依然置身于其中，“不可为而为”便是其中一种，且呈现着南赣的亮色。
应该说，具有蕴藉的史学修养，且在十年前以《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享誉读书界的年轻赣南学人李伟明，已然建立了他整体性中国文化观，沿着他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将上述赣南历史纳入视野，而且成为他文化研究的一块基石。从他的一些历史随笔以及他对赣南本土文学文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赣南精魂”及追寻已在他心中呼之欲出，“赣南功夫”水到渠成地成了他正面以对的文化对象。可以说，在史料和赣南田野作业上他做足了功课，创作油然转型或新变。新近出版的长篇武侠小说《祥瑞宝莲》（广东旅游出版社）就是其最新成果。
李伟明以武侠长篇小说这一重量型艺术样式让赣南历史故事化心灵化，而且把赣南文化精神上溯到更雄大悲壮的以宋代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源流，还勾连起当年在赣州任职，力主抗金，却一直未受到朝廷重用而发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悲愤之声的辛弃疾，这也推动他的创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对赣南历史的概括和提振上，在对民族精神、赣南精神的揭示上，《祥瑞宝莲》独擅风采，赣南文学有了新品种新成色。他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面貌—我宁可把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他历史文化研究艺术化与心灵化的新拓展。
如同伟明的历史研究，这部长篇小说不像有的作家“稀薄事实加丰富想象”，或编造事实天马行空一路穿越，而是始终建立在历史事实、文化事实和生活基础上，对南赣心灵进行挖掘再挖掘。他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叙写，服膺于整体性中国文化逻辑，也符合特定历史情境与特定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且用现代人文视野与精神进行观照和发掘（如对侠士聚啸山林不同心理的揭示），让人真切地感受南赣历史的体温和心灵。
伟明凭借这部长篇小说所展示的武侠世界，让赣南情境风生水响，赣南精灵真切腾跃，鲜活地表现了赣南秉承正义正气和“不可为而为”的历史心灵。
当年我在《扪触历史的体温和心灵》一文中展望：“伟明由生活随笔而历史随笔，无意中拓展了一个既有深度更有广度的精神世界。这在赣南是独步的，也为赣南散文写作注入了沉甸甸的思想质素。”而《祥瑞宝莲》是他有着开拓和实验意义即独步意味的新收获。
二、 真实历史人物传导的情感交响
35万言的《祥瑞宝莲》称得上一部皇皇巨著。贯穿着伟明历史研究的求真务实，深入而持恒的历史研究化作了他的创作动力，落笔于历史人物心灵的探寻。《祥瑞宝莲》立足并体现了“四真”，其人物的心灵世界—作品的艺术世界在这“四真”基础上悠然展开。
一是史实—历史节点之真。作品取材于宋末元初，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南方坚持抗元，兵败被俘慷慨就义，且在南赣激起长久回响这一史实。因文天祥曾执政赣州，他的事功业绩和命运对赣南有深刻的影响，文天祥成了南赣的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的精神符号。于是文天祥执政赣南的事功应当基于历史事实，作品的核心意象“祥瑞三宝”就与文氏血脉相连，与时代主流相连，也与赣南人的福祉相连。
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宋史》称其“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文天祥出身书香门第，故乡就在与赣州兴国县毗邻的吉州庐陵县富田。20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此后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荆湖南路提刑等职，以忠肝义胆、忧国忧民闻名于朝野。1274年，文天祥担任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州。其时赵宋政权风雨飘摇，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宋军长江线全线崩溃，南宋朝廷危在旦夕。远在赣州的文天祥手捧“勤王诏”，当即节衣缩食，率先捐献家资，在赣州、南安所辖各县及邻近的故乡庐陵等周边地区招兵买马……文天祥代表宋廷与元军谈判，被元军扣为人质，冒死逃脱。他又在南剑州和汀州开府，组织力量抗元。由于实力悬殊，文天祥部在兴国、永丰一带被击溃，不得不退出江西，败走南粤，后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两个月后，南宋军队在广东崖山与元军决战，全军覆没，宋末帝赵昺投海，南宋政权彻底灭亡（见第二章）。对文天祥的缅怀进入了赣人的心灵。
作為铺垫，作品还上溯至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设在赣州的江西提点刑狱的悲愤之士辛弃疾（见第三章）。家国悲愤在南赣由来有之，自然会影响南赣士风和民风。
作者熟悉这段史实，作品的武侠世界也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也是众多人物的思想行动基础。从作者写作的题材转型，也是逻辑自洽，贯穿了作者严肃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祥瑞宝莲》又是作者一次基于史学研究的文学实验。
所谓“三宝”，包括：文天祥从军事考虑，可以利用、委托专人妥为保管的“福寿沟地图”;文天祥在赣州招募的义军，由功夫师爷教授、整理成册的“武功秘诀”;文天祥在赣州招募义兵留下的“可观军费”。简言之就是军费宝藏、福寿沟地图和武功秘诀（见第二章），它们构成了“祥瑞三宝”，藏在赣南的宝莲山。 “祥瑞三宝”既是实物，也是有着文天祥印记的精神象征。文天祥就义后，各级官府、武林门派、江湖匪盗都想据为己有。而在赣南追随文天祥的义侠陈子敬则千方百计守护“三宝”。于是一连串故事展开。因文天祥字宋瑞，祥、瑞便成了文天祥精神的表征。
寻宝、抢宝和护宝构成了全书的故事主干，合理的想象就此展开，赣南形胜地气跃然。因而，书名又可理解为：祥，文天祥精神;瑞，作动词，取“降临、庇护”之意，也与“遂”相通，含合与满足之意;宝莲，即宝莲山，主体故事的发生地，各式人物追宝、觅宝、抢宝、争宝、亮宝的聚焦之地，当为赣南的缩影。
这是个寻宝未果的故事，但又给人“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的无限想象。人生际遇及冲突、南赣风物一一展现，到头来却是人生启迪的感悟。某种程度上，各式人物出于各种目的，从不同的人生层次，演绎了一场“现实版”的“不可为而为”的人生大戏。这也是作品主题所蕴含的三个层次。从作品的艺术展现—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属于第二个层次，它包含着第三层次却没能跃上第三层次（后面我会分析）。
二是坊间抗元核心故事之真。上犹李梓发英勇抗元遭屠城是赣南坊间抗元的典型，是本书的核心故事，也是全书情节或隐或现的连接线，还是作品情感基调的酵母。就像一幕影视，其情感基调一开始就流露，中途低回，后来人事黯然散场成了一种回应。
李梓发悲壮抗元作为全书一条隐线，而陈子敬护宝是全书的显线。
第二章“祥瑞三宝”，正戏拉开序幕，也是“现实故事”的展开。“文天祥委托陈子敬、李梓发与几位武林名宿将各派提供的武功秘诀整理成册，以方便在军队中普遍学习。”
接着引出李梓发线索：“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没想到，在上犹这样的偏僻小城，居然碰上了硬钉子。李梓发率军民以区区数千人顽强守城，元军围城七十二天无果，令曾经镇守大城要津的吕师夔惭愧不已……”这是合理的想象，包含元军屠城、李梓发殉国这一史实。不过后来史志对它的介绍大大简化了，而《祥瑞宝莲》披露得比较翔实。
上犹古今几个版本的县志对“李梓发抗元”都有记载。最详细的，要数清康熙版（1697年）《上犹县志》（此县志原藏于日本，近年在大陆影印出版）。从这版县志的几篇序言，可知李梓发其人其事早在明朝初年就有“脚本”—被当地人详细记载，只不过没刊刻成书。明朝的吴镐（本县人）说上犹没修志，并说在元朝大德年间（1297）曾有过县志的收集，上犹故老耆旧“仅存一帙”，主政上犹的安远邑人黄文杰“惜无全书”，可见“李梓发英勇抗元”成了赣南士人的心结，完全有必要铸文留传。文天祥赣南举事在1274年，而1297年上犹人就记载了李梓发事迹，相关记载与时代同步，保存了这段史实的炙热温度，“绝死抵抗”和“毅然决然”成了坊间的精神力量。
这段有着形而下和形而上指谓的壮烈史实在清康熙年间终于被录入县志—
德祐元年（1275）（李梓发）以世族举为南安三□□□……元丞相塔出及吕师统兵围上犹城。明年朝廷改景炎元年（1276），二月围尚不解。梓发从邑令李中巽及邑中诸义士唐仁刘渊子辈坚守不懈。塔出亲率兵攻门，城上裸而操弓弩锐炮齐发，元兵死者数千人，炮几中，塔出元兵曰：此城甚小，人心固结，乃尔遂从寨木南而退。当是时围城，凡七十二日，不克解去，人皆壮之。文丞□□督兵在兴国闻之悲且喜表。梓发为团导使督府□议□之，幕下少选申异请梓发往来，南□间为战守计逾二年为祥兴。己卯三月，元政贾居贞复统兵数万至城下。梓发与邑令及诸义士誓众城□坚，士益愤。时文丞相兵败于岭外，行朝至□□□。邑人黄桂□□之又闻元兵残忍，所过屠杀，欲自外入城，救父母云，为元兵所获。贾谓□绂曰，汝能卖榜入城招降，不但全尔父母，桂绂入城□，贾指且传崖山之变。梓发大怒，谓妖言惑众，戮桂绂无何城厝。是月之十五日也，城既破，梓发犹率众巷战，知不敌，曰：吾方竭矣，然不可辱，于贼归家刺□□□□□□□子，姓四十七人皆自焚，烟熠五色，元兵见之皆诧异。俄而□刘渊子等遂屠城，同刻死者一千一百一十六，家年入十以上及襁褓俱无还者。
文天祥在“岭外”（梅岭南）兵败让李梓发失去可能的后援，与城共存亡，“不可为而为”更显壮烈。伟明把它曲植入了《祥瑞宝莲》，像交响，在一幕幕献宝、寻宝、抢宝、守宝大戏中不时响起。第八章宝莲山庄，李梓发侄子李庆庚（实为黄庆庚）出现，也就是让这条核心线索延续，“不可为而为”这一悲壮精神氛围悄然弥漫。
三是武侠功夫之真。《祥瑞宝莲》有多处细密地描述格斗功夫，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功夫较量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显示人物性灵的重要舞台。人物的腾跃尽显眼前。当然也显示了作者的从容和耐心。从作品“武侠功夫小说” 的定位，“功夫”展示不可掉以轻心，这方面作者颇为用心，融入了功夫情境。
比如第三章客栈夜斗。朱掌柜强敌当前，临危不乱，大喝一声：“鼠辈们只管上来！”精神一振，左手忽地从脚跟一探，拔出一柄短剑。只见他双剑在手，剑法为之一变，左剑剑尖上挑，一招“凌云笔健”向巴如台的面部划去;右剑剑光轻晃，一招“醉里挑灯”连击向三通和刘梦凌。三人各自出招化解朱掌柜的招数，随后爪剑齐进，合力向朱掌柜进攻。
第八章宝莲山庄。“拈花飞叶”功：“眼看高世祥再击几掌，惠空和尚便要站立不稳，重伤倒地。忽然，数丈外传来几声怪異的呼呼声，似有什么东西破空而来。高世祥听得真切，侧目一看，但见几片绿色的小东西分别向自己和綦有光、曾雄、张顺江疾飞而来……自己迅速侧身，让过其中一枚暗器，右掌一抄，将另一枚暗器接在手里，只觉得手掌一震，这暗器轻且薄，却力道非凡。”这暗器竟然只是一片鲜绿的竹叶！
在真实真切的武功较量中感悟人生。文天祥精神的传人陈子敬说：“武功之道，重在融会贯通。当然，功底、悟性至关重要。我看了这些门派的秘诀，便深切感受到，每一块都有用，但都难以将作用发挥到极致;而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它的威力就非同一般了。”（第二十四章）
功夫和武侠世界的展示，也是人物性格心灵在交遇中展现，但草根侠义人物背后那股源自文天祥正气的文化精神始终是有力的支撑。当然他们也会有心里的“小算盘”，目标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的高远。 四是故事场域之真。伟明踏遍赣南，踏访过赣南所有圩镇，熟悉赣南名胜。如在赣州城西北贺兰山的郁孤台，远望赣水滔滔北去，想象当年抗金英雄辛弃疾良策不被朝廷采纳，“胸中愁绪无处宣泄。下得楼台……拔出佩剑狂舞”，《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新词出口成章（见第三章）。“这福寿沟分为福沟和寿沟两部分，迂回于城区地下，城西北之水受于寿沟，城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福寿二沟与城内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三大池及清水塘、花园塘、荷包塘等数十口水塘相连通……”（见第二章）“宝华禅院乃江南名寺，创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创始人是马祖道一与他的高足—赣县人智藏。寺庙建成后，马祖道一在此开坛宏传禅学，各方学者云集于龚公山听法……”（见第十二章）
于是，有真实和真切的依托，“赣南心灵”或“赣南精神”之真也就具体而确切。
三、 “不可为而为”：赣南精神新传人
在史料、人物故事、名胜组成的南赣天地大戏场，众多人物各具怀抱身负重任，上演了一场场人生大戏。也许武侠功夫正是草根小民自我性灵展示的恰当方式，在这些人物身上—尤其在赣南武侠较量的展示中，我们感受到了赣南历史心灵的腾跃，他们是赣南土地上活的精灵。伟明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把握，而对南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深入发掘，必定落笔于人物心灵—赣南精神而凸显，这是他武侠小说《祥瑞宝莲》的创作路径。
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基本的艺术要求。因而，人物刻画或人物塑造成了作品品质的关键，主要人物心灵展示的程度决定了作品的高下格调。像我在前面提到的，主要人物塑造也是作品主题升华—《祥瑞宝莲》成功的关键要素。这对伟明而言是艺术形式转换，他凭借《祥瑞宝莲》迈出了第一步。
《祥瑞宝莲》出场的众多人物，都有一定的个性化展示，言行举止也符合其社会身份。明显区分了忠奸善恶，但没有黑白脸谱化，更没妖魔化，就是对获胜者元军如巴如台、向三通、额尔克、贺多琪等，也没有刻意丑化。对坊间聚伙名胜古寺的各路侠士，如朱掌柜、锦衣汉子、陆花脸、刁八月、叶南潭、蓝火龙、高世祥、曾雄等的不同心理和生活追求（包括对官方的态度），刻画得较为绵密。他们有着共同的抗元之正气，正义在胸，“上山入伙”则各有目的，对寻找和占有“祥瑞三宝”动机不尽相同。比如，同是崆峒门弟子，一种意见认为南方武林、汉人子弟，大宋既亡，当守节操，不应与蒙古人为伍，不与官府相从过密;另一种意见认为，武林中人不在乎谁坐天下，与官府和乡绅商贾应保持良好关系（见第二章）。
总的说来，人物有些类型化（武侠小说都存在人物类型化），而对作为文天祥精神传人、聚集各路坊间精英的灵魂式人物、赣南精神的体现者陈子敬的刻画，失之于他总在细处小处纠缠。就是说，这个承接历史开创新局、贯穿于全书的最重要人物，在刻画上有些弱化。
陈子敬是义士们心中的领袖人物，遇事大家希望“陈庄主”拿主意。一定程度上他具有做领袖的基质，比一般人站得更高思考得更深，如攻取赣州城，“三宝”在手，立即意识到同伙们会起异心，不思进取，反而贪图享乐，自行断绝自己的后路（见第二十四章）。
最后当巴如台决定“血洗宝莲山”，以陈子敬为首的宝莲山领导层因不能统一意见而显涣散之相，陈子敬只有发出愿景之言：“只要我们这一代人不丢了这个志向，而且坚持一代代将它传递下去，终究有人能将大好江山取回来！”（第二十五章，结尾章）与其说是作品思想的升华之笔，不如说是因无力而放弃的叹惋。这时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李梓发护城的悲绝之音。显然，在精神的烈度上，陈子敬逊色多了。
陈子敬是本书的灵魂人物，他的作为和思想气度支撑起作品主题。本书封底的导读也这样强调：追随文天祥的义士陈子敬千方百计保护“祥瑞三宝”，并利用它们继续开展抗元斗争。最后，陈子敬利用“祥瑞三宝”为诱饵，使义军成功占领赣州城。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陈子敬等人的预料……应该说，作者在创作之初已经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全书的分量，创作中倾注了笔墨。
然而，在作品中，我却察觉出作品呈现了不为作者所意识到的“宏旨”—更为深刻高远的主题或意蕴，作品思想艺术境界可以更深邃、深刻地展现，但却止步于一般武侠小说的精神格局。
像文天祥、辛弃疾、李梓发等南赣历史人物，陈子敬也是他们“不可为而为”民族精神与人类精神的传人，“不可为而为”是“民族—人类”命运的写照，既是民族的、地域的，也是人类和世界的，南赣与此相通。伟明多年沉浸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深深感受到了历史和人的这种旋律，在对陈子敬的刻画中已流露出来。在宝莲寺，陈子敬回首十余年来，当年并肩作战的师友兄弟，绝大多数早已不知魂归何处。恩师文天祥以一曲《正气歌》激励他务必坚守到最后，数年来他不敢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见第十三章）。悲凉之雾腾起，它不仅是陈子敬的，也是整个作品的。
若以此为宏旨，“不可为而为”就成了作品的内在基调，悲壮会体现得更为深刻，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为之一新。陈子敬就是其承载者和体现者。
客观情势，“蒙古人虽然暂时退兵，但他们对南方的觊觎并不会放弃”，“宋元之间形势日紧”。家庭原因，“双亲先后染病身亡……陳子敬虽为平民却心系天下，行侠仗义，声名日隆，对个人之事反而无暇顾及”。他的好友王玥的生活方式与他不同，认识到“赵家天下都亡了十年了，难道还真有希望扳回这个局面？”她劝他功成身退（见第二十一章）。悲凉之雾弥漫。
从历史事实看，义侠或义军“占领赣州城”只是短暂的，他们终归落败。在这“不可为而为”的命运展示面前，义侠—赣南人展现出血性、智慧和决绝精神。如上所说，陈子敬和他的义士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原皇权节节败退、为外族所替代的时代，与辛弃疾、文天祥、李梓发们的“不可为而为”精神一脉相传。从生活现象（形而下）看，他们怀揣民族大义，抵抗外族入侵或凌辱;从人类的精神现象（形而上）看，他们体现了“不可为而为”精神。
就是说，作品内含并显露的“不可为而为”这一宏旨，已蕴含在作品的“人物命运”和文势逻辑中，但从作品的艺术效果看，它却是淡化、弱化的。在写作中，作者没有充分而强烈地意识到愈加明晰起来的这个题旨。在作品最后，笔触虽扣紧了陈子敬，但笔力涣散，没能聚集更强有力的艺术能量，顺势把作品推向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
在我看来，原因是作者在主题定位上有所闪忽和游移。最初，作者是想把这个有价值的历史故事附丽于外在的旅游宣示中，所谓“价值”就是体现民族气节（其实还包含体现人类精神），所以作品就穿插了赣南景观特产的介绍，一些人物武侠行径不是趋于作品的宏旨，而是为了显示景观特产。这样不但分散了笔力，还冲击了主题。在写作中作者没有抓住新的感悟，对初定的题旨做必要的调整，接着调整艺术布局，这也就辜负了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思想文化价值。
所以，对于军费宝藏、福寿沟地图和武功秘诀之“祥瑞三宝”，作品多是从物质世界即形而下进行展示，而没有从精神世界即形而上进行提振，“不可为而为”这一赣南人—人类的精神品性，犹如一座山峰隐现在《祥瑞宝莲》中。
我们不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武侠样式书写赣南，也不是复制一个过去时代行走在赣南大地上的义侠人物，而是以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文化视野塑造赣南精神的新传人。在陈子敬等历史义侠身上，更应该有二十一世纪现代赣南人的精神呼吸。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犹县文联）
就我所知，在赣南—甚至在南方的一些深山老林里的庙堂古迹（如会昌的汉仙岩，崇义的聂都溶洞，寻乌的万安书院，石城的通天寨），总能听到有关明皇室朱氏领衔的抗清复明活动的传说，或看到相关古迹。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明朝被清朝取代以后，皇室朱家一支后裔流落赣南（南方），成为抗清复明的精神旗帜。这也表明由中原南迁的赣南客家人执守汉民族的正统正义理念，经文天祥生前身后顽强抗元的持恒磨砺，玉成源远流长的民族气节，成为一种“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姿态与精神底色。而赣南所在的南方边远之地，也是客家人聚集之地，山川秀美农耕发达，涵养着这种精神。赣南这些边远山林碎片化武侠功夫故事，蕴含着客家人的这一精神密码，将“赣南精神”播衍光大。
这也意味着，坊间这类功夫故事决不始于明末清初，可以上溯到赣南更久远的历史，比如明代执政赣南的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和平乱，宋代文天祥的秉正抗元以及文天祥身后经久不息的抗元斗争。这都是赣南历史的有机组成，也为“赣南性格”“赣南精神”注入了新质素。碎片化坊间武侠功夫故事后面是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河，边远的南赣依然置身于其中，“不可为而为”便是其中一种，且呈现着南赣的亮色。
应该说，具有蕴藉的史学修养，且在十年前以《领导干部读〈资治通鉴〉》享誉读书界的年轻赣南学人李伟明，已然建立了他整体性中国文化观，沿着他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将上述赣南历史纳入视野，而且成为他文化研究的一块基石。从他的一些历史随笔以及他对赣南本土文学文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赣南精魂”及追寻已在他心中呼之欲出，“赣南功夫”水到渠成地成了他正面以对的文化对象。可以说，在史料和赣南田野作业上他做足了功课，创作油然转型或新变。新近出版的长篇武侠小说《祥瑞宝莲》（广东旅游出版社）就是其最新成果。
李伟明以武侠长篇小说这一重量型艺术样式让赣南历史故事化心灵化，而且把赣南文化精神上溯到更雄大悲壮的以宋代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源流，还勾连起当年在赣州任职，力主抗金，却一直未受到朝廷重用而发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悲愤之声的辛弃疾，这也推动他的创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对赣南历史的概括和提振上，在对民族精神、赣南精神的揭示上，《祥瑞宝莲》独擅风采，赣南文学有了新品种新成色。他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出现了新的面貌—我宁可把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他历史文化研究艺术化与心灵化的新拓展。
如同伟明的历史研究，这部长篇小说不像有的作家“稀薄事实加丰富想象”，或编造事实天马行空一路穿越，而是始终建立在历史事实、文化事实和生活基础上，对南赣心灵进行挖掘再挖掘。他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叙写，服膺于整体性中国文化逻辑，也符合特定历史情境与特定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而且用现代人文视野与精神进行观照和发掘（如对侠士聚啸山林不同心理的揭示），让人真切地感受南赣历史的体温和心灵。
伟明凭借这部长篇小说所展示的武侠世界，让赣南情境风生水响，赣南精灵真切腾跃，鲜活地表现了赣南秉承正义正气和“不可为而为”的历史心灵。
当年我在《扪触历史的体温和心灵》一文中展望：“伟明由生活随笔而历史随笔，无意中拓展了一个既有深度更有广度的精神世界。这在赣南是独步的，也为赣南散文写作注入了沉甸甸的思想质素。”而《祥瑞宝莲》是他有着开拓和实验意义即独步意味的新收获。
二、 真实历史人物传导的情感交响
35万言的《祥瑞宝莲》称得上一部皇皇巨著。贯穿着伟明历史研究的求真务实，深入而持恒的历史研究化作了他的创作动力，落笔于历史人物心灵的探寻。《祥瑞宝莲》立足并体现了“四真”，其人物的心灵世界—作品的艺术世界在这“四真”基础上悠然展开。
一是史实—历史节点之真。作品取材于宋末元初，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南方坚持抗元，兵败被俘慷慨就义，且在南赣激起长久回响这一史实。因文天祥曾执政赣州，他的事功业绩和命运对赣南有深刻的影响，文天祥成了南赣的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正义的精神符号。于是文天祥执政赣南的事功应当基于历史事实，作品的核心意象“祥瑞三宝”就与文氏血脉相连，与时代主流相连，也与赣南人的福祉相连。
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宋史》称其“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文天祥出身书香门第，故乡就在与赣州兴国县毗邻的吉州庐陵县富田。20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此后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荆湖南路提刑等职，以忠肝义胆、忧国忧民闻名于朝野。1274年，文天祥担任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州。其时赵宋政权风雨飘摇，元军大举进攻南宋，宋军长江线全线崩溃，南宋朝廷危在旦夕。远在赣州的文天祥手捧“勤王诏”，当即节衣缩食，率先捐献家资，在赣州、南安所辖各县及邻近的故乡庐陵等周边地区招兵买马……文天祥代表宋廷与元军谈判，被元军扣为人质，冒死逃脱。他又在南剑州和汀州开府，组织力量抗元。由于实力悬殊，文天祥部在兴国、永丰一带被击溃，不得不退出江西，败走南粤，后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两个月后，南宋军队在广东崖山与元军决战，全军覆没，宋末帝赵昺投海，南宋政权彻底灭亡（见第二章）。对文天祥的缅怀进入了赣人的心灵。
作為铺垫，作品还上溯至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设在赣州的江西提点刑狱的悲愤之士辛弃疾（见第三章）。家国悲愤在南赣由来有之，自然会影响南赣士风和民风。
作者熟悉这段史实，作品的武侠世界也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这也是众多人物的思想行动基础。从作者写作的题材转型，也是逻辑自洽，贯穿了作者严肃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祥瑞宝莲》又是作者一次基于史学研究的文学实验。
所谓“三宝”，包括：文天祥从军事考虑，可以利用、委托专人妥为保管的“福寿沟地图”;文天祥在赣州招募的义军，由功夫师爷教授、整理成册的“武功秘诀”;文天祥在赣州招募义兵留下的“可观军费”。简言之就是军费宝藏、福寿沟地图和武功秘诀（见第二章），它们构成了“祥瑞三宝”，藏在赣南的宝莲山。 “祥瑞三宝”既是实物，也是有着文天祥印记的精神象征。文天祥就义后，各级官府、武林门派、江湖匪盗都想据为己有。而在赣南追随文天祥的义侠陈子敬则千方百计守护“三宝”。于是一连串故事展开。因文天祥字宋瑞，祥、瑞便成了文天祥精神的表征。
寻宝、抢宝和护宝构成了全书的故事主干，合理的想象就此展开，赣南形胜地气跃然。因而，书名又可理解为：祥，文天祥精神;瑞，作动词，取“降临、庇护”之意，也与“遂”相通，含合与满足之意;宝莲，即宝莲山，主体故事的发生地，各式人物追宝、觅宝、抢宝、争宝、亮宝的聚焦之地，当为赣南的缩影。
这是个寻宝未果的故事，但又给人“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的无限想象。人生际遇及冲突、南赣风物一一展现，到头来却是人生启迪的感悟。某种程度上，各式人物出于各种目的，从不同的人生层次，演绎了一场“现实版”的“不可为而为”的人生大戏。这也是作品主题所蕴含的三个层次。从作品的艺术展现—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属于第二个层次，它包含着第三层次却没能跃上第三层次（后面我会分析）。
二是坊间抗元核心故事之真。上犹李梓发英勇抗元遭屠城是赣南坊间抗元的典型，是本书的核心故事，也是全书情节或隐或现的连接线，还是作品情感基调的酵母。就像一幕影视，其情感基调一开始就流露，中途低回，后来人事黯然散场成了一种回应。
李梓发悲壮抗元作为全书一条隐线，而陈子敬护宝是全书的显线。
第二章“祥瑞三宝”，正戏拉开序幕，也是“现实故事”的展开。“文天祥委托陈子敬、李梓发与几位武林名宿将各派提供的武功秘诀整理成册，以方便在军队中普遍学习。”
接着引出李梓发线索：“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没想到，在上犹这样的偏僻小城，居然碰上了硬钉子。李梓发率军民以区区数千人顽强守城，元军围城七十二天无果，令曾经镇守大城要津的吕师夔惭愧不已……”这是合理的想象，包含元军屠城、李梓发殉国这一史实。不过后来史志对它的介绍大大简化了，而《祥瑞宝莲》披露得比较翔实。
上犹古今几个版本的县志对“李梓发抗元”都有记载。最详细的，要数清康熙版（1697年）《上犹县志》（此县志原藏于日本，近年在大陆影印出版）。从这版县志的几篇序言，可知李梓发其人其事早在明朝初年就有“脚本”—被当地人详细记载，只不过没刊刻成书。明朝的吴镐（本县人）说上犹没修志，并说在元朝大德年间（1297）曾有过县志的收集，上犹故老耆旧“仅存一帙”，主政上犹的安远邑人黄文杰“惜无全书”，可见“李梓发英勇抗元”成了赣南士人的心结，完全有必要铸文留传。文天祥赣南举事在1274年，而1297年上犹人就记载了李梓发事迹，相关记载与时代同步，保存了这段史实的炙热温度，“绝死抵抗”和“毅然决然”成了坊间的精神力量。
这段有着形而下和形而上指谓的壮烈史实在清康熙年间终于被录入县志—
德祐元年（1275）（李梓发）以世族举为南安三□□□……元丞相塔出及吕师统兵围上犹城。明年朝廷改景炎元年（1276），二月围尚不解。梓发从邑令李中巽及邑中诸义士唐仁刘渊子辈坚守不懈。塔出亲率兵攻门，城上裸而操弓弩锐炮齐发，元兵死者数千人，炮几中，塔出元兵曰：此城甚小，人心固结，乃尔遂从寨木南而退。当是时围城，凡七十二日，不克解去，人皆壮之。文丞□□督兵在兴国闻之悲且喜表。梓发为团导使督府□议□之，幕下少选申异请梓发往来，南□间为战守计逾二年为祥兴。己卯三月，元政贾居贞复统兵数万至城下。梓发与邑令及诸义士誓众城□坚，士益愤。时文丞相兵败于岭外，行朝至□□□。邑人黄桂□□之又闻元兵残忍，所过屠杀，欲自外入城，救父母云，为元兵所获。贾谓□绂曰，汝能卖榜入城招降，不但全尔父母，桂绂入城□，贾指且传崖山之变。梓发大怒，谓妖言惑众，戮桂绂无何城厝。是月之十五日也，城既破，梓发犹率众巷战，知不敌，曰：吾方竭矣，然不可辱，于贼归家刺□□□□□□□子，姓四十七人皆自焚，烟熠五色，元兵见之皆诧异。俄而□刘渊子等遂屠城，同刻死者一千一百一十六，家年入十以上及襁褓俱无还者。
文天祥在“岭外”（梅岭南）兵败让李梓发失去可能的后援，与城共存亡，“不可为而为”更显壮烈。伟明把它曲植入了《祥瑞宝莲》，像交响，在一幕幕献宝、寻宝、抢宝、守宝大戏中不时响起。第八章宝莲山庄，李梓发侄子李庆庚（实为黄庆庚）出现，也就是让这条核心线索延续，“不可为而为”这一悲壮精神氛围悄然弥漫。
三是武侠功夫之真。《祥瑞宝莲》有多处细密地描述格斗功夫，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功夫较量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显示人物性灵的重要舞台。人物的腾跃尽显眼前。当然也显示了作者的从容和耐心。从作品“武侠功夫小说” 的定位，“功夫”展示不可掉以轻心，这方面作者颇为用心，融入了功夫情境。
比如第三章客栈夜斗。朱掌柜强敌当前，临危不乱，大喝一声：“鼠辈们只管上来！”精神一振，左手忽地从脚跟一探，拔出一柄短剑。只见他双剑在手，剑法为之一变，左剑剑尖上挑，一招“凌云笔健”向巴如台的面部划去;右剑剑光轻晃，一招“醉里挑灯”连击向三通和刘梦凌。三人各自出招化解朱掌柜的招数，随后爪剑齐进，合力向朱掌柜进攻。
第八章宝莲山庄。“拈花飞叶”功：“眼看高世祥再击几掌，惠空和尚便要站立不稳，重伤倒地。忽然，数丈外传来几声怪異的呼呼声，似有什么东西破空而来。高世祥听得真切，侧目一看，但见几片绿色的小东西分别向自己和綦有光、曾雄、张顺江疾飞而来……自己迅速侧身，让过其中一枚暗器，右掌一抄，将另一枚暗器接在手里，只觉得手掌一震，这暗器轻且薄，却力道非凡。”这暗器竟然只是一片鲜绿的竹叶！
在真实真切的武功较量中感悟人生。文天祥精神的传人陈子敬说：“武功之道，重在融会贯通。当然，功底、悟性至关重要。我看了这些门派的秘诀，便深切感受到，每一块都有用，但都难以将作用发挥到极致;而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它的威力就非同一般了。”（第二十四章）
功夫和武侠世界的展示，也是人物性格心灵在交遇中展现，但草根侠义人物背后那股源自文天祥正气的文化精神始终是有力的支撑。当然他们也会有心里的“小算盘”，目标不是那样整齐划一的高远。 四是故事场域之真。伟明踏遍赣南，踏访过赣南所有圩镇，熟悉赣南名胜。如在赣州城西北贺兰山的郁孤台，远望赣水滔滔北去，想象当年抗金英雄辛弃疾良策不被朝廷采纳，“胸中愁绪无处宣泄。下得楼台……拔出佩剑狂舞”，《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新词出口成章（见第三章）。“这福寿沟分为福沟和寿沟两部分，迂回于城区地下，城西北之水受于寿沟，城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福寿二沟与城内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三大池及清水塘、花园塘、荷包塘等数十口水塘相连通……”（见第二章）“宝华禅院乃江南名寺，创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创始人是马祖道一与他的高足—赣县人智藏。寺庙建成后，马祖道一在此开坛宏传禅学，各方学者云集于龚公山听法……”（见第十二章）
于是，有真实和真切的依托，“赣南心灵”或“赣南精神”之真也就具体而确切。
三、 “不可为而为”：赣南精神新传人
在史料、人物故事、名胜组成的南赣天地大戏场，众多人物各具怀抱身负重任，上演了一场场人生大戏。也许武侠功夫正是草根小民自我性灵展示的恰当方式，在这些人物身上—尤其在赣南武侠较量的展示中，我们感受到了赣南历史心灵的腾跃，他们是赣南土地上活的精灵。伟明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把握，而对南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深入发掘，必定落笔于人物心灵—赣南精神而凸显，这是他武侠小说《祥瑞宝莲》的创作路径。
人物塑造是长篇小说基本的艺术要求。因而，人物刻画或人物塑造成了作品品质的关键，主要人物心灵展示的程度决定了作品的高下格调。像我在前面提到的，主要人物塑造也是作品主题升华—《祥瑞宝莲》成功的关键要素。这对伟明而言是艺术形式转换，他凭借《祥瑞宝莲》迈出了第一步。
《祥瑞宝莲》出场的众多人物，都有一定的个性化展示，言行举止也符合其社会身份。明显区分了忠奸善恶，但没有黑白脸谱化，更没妖魔化，就是对获胜者元军如巴如台、向三通、额尔克、贺多琪等，也没有刻意丑化。对坊间聚伙名胜古寺的各路侠士，如朱掌柜、锦衣汉子、陆花脸、刁八月、叶南潭、蓝火龙、高世祥、曾雄等的不同心理和生活追求（包括对官方的态度），刻画得较为绵密。他们有着共同的抗元之正气，正义在胸，“上山入伙”则各有目的，对寻找和占有“祥瑞三宝”动机不尽相同。比如，同是崆峒门弟子，一种意见认为南方武林、汉人子弟，大宋既亡，当守节操，不应与蒙古人为伍，不与官府相从过密;另一种意见认为，武林中人不在乎谁坐天下，与官府和乡绅商贾应保持良好关系（见第二章）。
总的说来，人物有些类型化（武侠小说都存在人物类型化），而对作为文天祥精神传人、聚集各路坊间精英的灵魂式人物、赣南精神的体现者陈子敬的刻画，失之于他总在细处小处纠缠。就是说，这个承接历史开创新局、贯穿于全书的最重要人物，在刻画上有些弱化。
陈子敬是义士们心中的领袖人物，遇事大家希望“陈庄主”拿主意。一定程度上他具有做领袖的基质，比一般人站得更高思考得更深，如攻取赣州城，“三宝”在手，立即意识到同伙们会起异心，不思进取，反而贪图享乐，自行断绝自己的后路（见第二十四章）。
最后当巴如台决定“血洗宝莲山”，以陈子敬为首的宝莲山领导层因不能统一意见而显涣散之相，陈子敬只有发出愿景之言：“只要我们这一代人不丢了这个志向，而且坚持一代代将它传递下去，终究有人能将大好江山取回来！”（第二十五章，结尾章）与其说是作品思想的升华之笔，不如说是因无力而放弃的叹惋。这时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李梓发护城的悲绝之音。显然，在精神的烈度上，陈子敬逊色多了。
陈子敬是本书的灵魂人物，他的作为和思想气度支撑起作品主题。本书封底的导读也这样强调：追随文天祥的义士陈子敬千方百计保护“祥瑞三宝”，并利用它们继续开展抗元斗争。最后，陈子敬利用“祥瑞三宝”为诱饵，使义军成功占领赣州城。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超出了陈子敬等人的预料……应该说，作者在创作之初已经意识到这个人物在全书的分量，创作中倾注了笔墨。
然而，在作品中，我却察觉出作品呈现了不为作者所意识到的“宏旨”—更为深刻高远的主题或意蕴，作品思想艺术境界可以更深邃、深刻地展现，但却止步于一般武侠小说的精神格局。
像文天祥、辛弃疾、李梓发等南赣历史人物，陈子敬也是他们“不可为而为”民族精神与人类精神的传人，“不可为而为”是“民族—人类”命运的写照，既是民族的、地域的，也是人类和世界的，南赣与此相通。伟明多年沉浸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深深感受到了历史和人的这种旋律，在对陈子敬的刻画中已流露出来。在宝莲寺，陈子敬回首十余年来，当年并肩作战的师友兄弟，绝大多数早已不知魂归何处。恩师文天祥以一曲《正气歌》激励他务必坚守到最后，数年来他不敢忘记自己身上的使命（见第十三章）。悲凉之雾腾起，它不仅是陈子敬的，也是整个作品的。
若以此为宏旨，“不可为而为”就成了作品的内在基调，悲壮会体现得更为深刻，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为之一新。陈子敬就是其承载者和体现者。
客观情势，“蒙古人虽然暂时退兵，但他们对南方的觊觎并不会放弃”，“宋元之间形势日紧”。家庭原因，“双亲先后染病身亡……陳子敬虽为平民却心系天下，行侠仗义，声名日隆，对个人之事反而无暇顾及”。他的好友王玥的生活方式与他不同，认识到“赵家天下都亡了十年了，难道还真有希望扳回这个局面？”她劝他功成身退（见第二十一章）。悲凉之雾弥漫。
从历史事实看，义侠或义军“占领赣州城”只是短暂的，他们终归落败。在这“不可为而为”的命运展示面前，义侠—赣南人展现出血性、智慧和决绝精神。如上所说，陈子敬和他的义士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原皇权节节败退、为外族所替代的时代，与辛弃疾、文天祥、李梓发们的“不可为而为”精神一脉相传。从生活现象（形而下）看，他们怀揣民族大义，抵抗外族入侵或凌辱;从人类的精神现象（形而上）看，他们体现了“不可为而为”精神。
就是说，作品内含并显露的“不可为而为”这一宏旨，已蕴含在作品的“人物命运”和文势逻辑中，但从作品的艺术效果看，它却是淡化、弱化的。在写作中，作者没有充分而强烈地意识到愈加明晰起来的这个题旨。在作品最后，笔触虽扣紧了陈子敬，但笔力涣散，没能聚集更强有力的艺术能量，顺势把作品推向更为高远的艺术境界。
在我看来，原因是作者在主题定位上有所闪忽和游移。最初，作者是想把这个有价值的历史故事附丽于外在的旅游宣示中，所谓“价值”就是体现民族气节（其实还包含体现人类精神），所以作品就穿插了赣南景观特产的介绍，一些人物武侠行径不是趋于作品的宏旨，而是为了显示景观特产。这样不但分散了笔力，还冲击了主题。在写作中作者没有抓住新的感悟，对初定的题旨做必要的调整，接着调整艺术布局，这也就辜负了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思想文化价值。
所以，对于军费宝藏、福寿沟地图和武功秘诀之“祥瑞三宝”，作品多是从物质世界即形而下进行展示，而没有从精神世界即形而上进行提振，“不可为而为”这一赣南人—人类的精神品性，犹如一座山峰隐现在《祥瑞宝莲》中。
我们不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武侠样式书写赣南，也不是复制一个过去时代行走在赣南大地上的义侠人物，而是以二十一世纪的思想文化视野塑造赣南精神的新传人。在陈子敬等历史义侠身上，更应该有二十一世纪现代赣南人的精神呼吸。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犹县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