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6年，刘大杰在《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中说：“在朋友中，谈锋无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热时，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他那种天真浪漫的面目。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写他自己的：李君志与秋天高，下视名公巨卿如草毛。读破万卷行万里，落笔奔腾似海涛。胸藏抑郁磊落之奇气，发为文章类楚骚。清于秋风吹锦水，快如春浪送轻篙。卖文得钱即沽酒，酒酣议论波滔滔。慷慨纵谈家国事，成败利钝折秋毫。愚顽在朝贤在野，乃知崎岖蜀道多蓬蒿。我谓李君举世混浊何不和其光而不同其曹？李君谓我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不如烂醉饮美酒，起顾四座皆贤豪。”[1]刘大杰是文学史家、作家和翻译家，曾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文中并未交代此诗作者，因此曾产生不少异议。
借 诗 言 志
李眉对此诗作者的看法是，“是年，刘大杰任四川大学教授，曾几次邀其去川大教书”，遭到李劼人的拒绝，“刘大杰为此著文为李劼人画像，云：‘李君志与秋天高，下视名公巨卿如草毛。……’”[2]（与刘大杰回忆李劼人文章所引诗相同）李眉认为诗作者是刘大杰。2011年《李劼人全集》出版时，编者将这首诗作为诗歌部分的“附录”辑录在第八卷《诗歌戏剧及其他》中，增加诗题为《李君志与秋天高》。编者认为文中说“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写他自己的”，据此而论，此诗“似应为李劼人之作”，[3]诗也是摘自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
然而，诗作者另有其人。在1935年上海《青年生活》第1卷第3期杂志上，作者赵毓松有一首题为《豪士行奉赠李劼人兄》的诗云：“李侯志与秋天高。下视名公巨卿皆草毛。读破万卷行万里。落笔奔腾似海涛。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发为文章类楚骚。清于秋风吹锦水，快如春浪送轻篙。卖文得钱即沽酒，酒甜议论波滔滔。慷慨纵谈家国事。成败利钝柝秋毫。愚顽在朝贤在野。乃知崎岖蜀道多蓬蒿。我谓李侯，举世混浊，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李侯谓我，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不如沉醉饮美酒。起顾四座皆贤豪。”[4]《青年生活》杂志为半月刊，据此推断赵毓松作诗时间应在1935年2月前。
刘大杰初读此诗在何时呢？刘大杰在文中谈及和李劼人的交往时说：“二十年前我已和他相识，除了极难得的机会到上海来见一两面外，他老是躲在成都的小笼子里，连书信也是写的很少的。”[5]在回忆中还说：“民国廿四年秋天，我随着任叔永先生到四川大学去教书，才和他共度了两年多的愉快生活。”[6]也就是说，刘大杰和李劼人交往很少，赴川大任教和李劼人相聚时为民国廿四年（1935年）秋天，随后曾多次邀请李劼人去川大任教。1935年10月10日李劼人《致舒新城》信中说：“大杰已晤见两次，曾来舍大嚼一次。”[7]这在刘大杰文中有印证：“到李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8]刘大杰去李劼人家“大嚼一次”的时间应在1935年9月至10月间，并初读此诗。
赵毓松所作诗与刘大杰所录诗只是在个别字词上有差异，基本雷同。比如赵毓松诗称为“李侯”，而刘大杰所录诗称为“李君”，此外，“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改为“胸藏抑郁磊落之奇气”，“下视名公巨卿皆草毛”改为“下视名公巨卿如草毛”，“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改为“何不和其光而不同其曹”，“不如沉醉饮美酒”改为“不如烂醉饮美酒”等。版本的细微差异无非是有意或无意的改动，究竟是谁改动的？刘大杰既然不是诗作者，肯定是从李劼人处得知此诗。李劼人和刘大杰酒酣耳热之际，因刘大杰一再邀请他去川大任教，一时兴起想起赵毓松的赠诗，于是将此诗告知刘大杰表明自己的志向和态度。或是由于自谦，李劼人将“李侯”改为“李君”，其他字词是谁改动则很难得知了。
诗作者既然是赵毓松，为什么刘大杰文中未曾提及？目前，李劼人的相关资料中也从未出现此人。赵毓松（1899—1971），贵州黎平人，中国青年党头目之一。赵毓松与李劼人在何时何地见面，笔者还未得知。诗中所称“李侯”就是李劼人，整首诗的后几句分明是问答语气，“我谓李侯，举世混浊，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李侯谓我，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李侯”是对李劼人的尊称，从问答诗句中表明了李劼人不愿同流合污、“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态度。中国青年党头目如曾琦、李璜等人在党未成立时，也与李劼人相识交好，还曾邀李劼人加入该党。从诗中问答看，或许当时赵毓松也有如此想法，但是被李劼人拒绝。抗战时期，赵毓松以青年党名义参加汪伪政府任要职，1940年《民锋》杂志社刊登特辑“中华民族的败类：汉奸群像”[9]中，赵毓松赫然在列。1935年秋天，李劼人和刘大杰共读此诗时，抗战尚未开始，李劼人是否告知刘大杰此诗作者不得而知。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劼人不愿和刘大杰提及自己与青年党的交往，所以未告知刘大杰诗作者，这与他一直对政治官场持排斥态度相关;二是李劼人曾告知刘大杰此诗的真正作者，只是1946年刘大杰写回忆文章时，赵毓松已有汪伪政府的汉奸劣迹，因此有意隐去诗作者，倒真是为李劼人的声名着想了。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清楚表达了李劼人的志向和事业选择。此诗创作的背景是李劼人与赵毓松交往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诗句看，李劼人拒绝了赵毓松参与政治官场的邀请，随后李劼人又借用此诗拒绝刘大杰的邀请。整首诗首句“李侯志与秋天高”，其中的“志”应是什么？诗中已作解答：“读破万卷行万里。落笔奔腾似海涛。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发为文章类楚骚。”落笔为文进行文学创作正是李劼人的志向和事业选择。李劼人在留法勤工俭学前后曾经有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进行小说创作（1915—1918年，1923—1925年），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留法归国后又开始酝酿长篇小说创作，他选择文学事业是有长期创作积累的。李劼人的文学创作愿望不仅强烈而且颇具雄心，1930年7月3日李劼人《致舒新城》信中说：“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10]因此，他在赵毓松相邀时谈起自己的文学志向借此推辞，也在情理之中。随后，李劼人又借用此诗拒绝刘大杰去川大任教的邀请，更加表明了他对文学事业的坚守。围绕这首诗的内容及其背后隐匿的人际交往活动，可以明確李劼人志在“发为文章类楚骚”，同时表达了李劼人在事业选择上的态度：一是反对“摧眉折腰事权贵”，排斥政治官场;二是拒赴川大任教，不愿从事教师职业。这两个方面从他一生经历中多有反映。 “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诗中言：“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李劼人向来厌恶官场、拒绝参与政治活动，首先与他年轻时的事业选择有关。李劼人的第一份职业，就是政府文职人员。“1914年初，李劼人的舅父杨砚愚被委任为四川沪县知事，聘李劼人为该县知府第三科科长，办理统计并代舅父处理文牍。”“1915年春，杨砚愚调任雅安县知事，李劼人随往，仍任第三科科长。至8月，舅父卸任，随行返回成都。在泸县、雅安供职期间，目睹官场和社会种种弊端，积累不少社会知识，联系到前清末年的官场腐败现象，对辛亥革命的期望再一次受到冲击。回到成都后，有几次机会被亲戚约聘为科长，都被拒绝，并从此发誓‘此生不再跨入官场’。”[11]李劼人最初踏入社会时的事业选择带来的冲击，致使他内心一直对政治官场持拒绝、反对态度，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选择甚至文学创作。在卑污、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李劼人反而更加关心社会现实，他早期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为暴露和讽刺官场、军队的种种丑恶。
李劼人对政治官场的态度，一方面是早期事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受的中学教育及个性塑造分不开：“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声，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我曾经写过一篇追念文字，不足以述刘士志先生万一。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12]接受中学教育期间所塑造的个性，面对政治官场中的污浊和钩心斗角，他不仅无法接受，而且持坚决反对态度，并借小说创作表达自己憎恶、痛恨和讽刺的情感。
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目睹四川官场的所作所为，对当时的官场军阀之流愈加鄙视、不满甚至痛恨，对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也产生直接影响。1924年11月，李劼人致信何鲁之，对督理四川的军阀杨森痛恨不已，“杨森又喜好称是新文化的军人，不过把独立教育一概破坏，所有校长概任无耻无学之私人”[13]。1926年，李劼人兼任《新川报副刊》编辑时，在其中《乱谈》栏目中撰写多篇文章批评和抨击当时的军阀。1932年6月9日他在《致王介平》中言：“中国事何必说，三十年来无一英杰之士，国民党早已亡于军人，而汪先生始终说党治，不亦大可悲乎！”[14]他对四川政府、军人、党派、官场等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从早年誓愿不再踏入官场，到后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李劼人对政治官场的排斥是坚定的。他一生中除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外，并未加入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1947年在《〈华阳国志〉发刊词》中说：“光以我个人而言，得先表白：在政治上，我历来没有过党籍;就连什么社会贤达党，无党无派党，也从未做过参加的梦。”[15]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也与后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形势和斗争完全不符。1925年9月4日李劼人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在“‘对予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栏内填写：‘仍认本会是社会的学术集合团体’”[16]。李劼人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学术集合团体”，他因“少中”的“不言政治”加入其中，没想到“少中”最后因其成员政治思想的分歧而风流云散。
虽然，李劼人与当时的一些政治人物也有交往，他们其中有各种党派、团体背景，但这种交往与政治无关。李劼人与中国青年党一些成员的交往，是建立于同学同乡情谊和文艺爱好基础之上的。中国青年党的头目曾琦是他的同班同学，曾琦也当他是良友，曾在日记中记述：“饭后与李君往咖啡店闲谈，渠力劝予改变狷全之性，稍与流俗周旋并举其祖某所作对联：情事如棋，让一着不为输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算容人。以为予最，其意诚挚可感，洵不可多得之良友也。”[17]在法国时，李劼人也与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头目的李璜交好，对法国文艺的共同爱好让他们经常在李璜处相聚，“而我与大姐寓所，从此成为好友每月两次周末聚餐之所，座中常客为徐悲鸿、蒋碧薇、陈登恪、周太玄、李劼人、陈洪、常玉诸爱好法国文艺的同学”[18]。但是李劼人与他们志不同道不合，不愿加入他们的党派和组织，对他们的主张也不赞成，“大约在1922年吧，曾琦、李璜几个人在德国柏林成立了国家主义组织，曾经写信给我和周太玄，要求我们参加。我们商量之后，拒绝了”。[19]
李劼人与政治官场的联系，在1949年后发生了改变。1950年，他被新中国任命为成都市副市长，他说：“我这一生参加政治工作，开始于1950年解放以后。我在解放前，不但没有参加过政治工作，甚至也未作过政治活动。我的这种对政治抱厌恶态度和冷淡态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有了，五四运动后，不过更加鲜明。”[20]但是，人生的事业选择往往身不由己，迫于生计、现实等种种原因，在选择时很难随心所欲，甚至完全偏离自己的预想。李劼人很快就对自己副市长任上的政治处境直言不讳，他认为自己在副市长任上几近于花瓶和摆设，心中有不满，但是随后在全国性的流沙河“草木篇”事件、1957年反右运动中，开始逐渐阐明正确的政治立场、自我反思检查，再到自我批判进行思想改造。[21]他说：“我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说到我在成都市副市长职位上，从有职有权到有职无权：‘从1954年夏天，我从朝鲜回来后，就逐渐走入真空地带。’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迹近诬蔑;一笔抹杀了党为了照顾我写作而特别批准我抽出全部时间和全副精力，不以繁琐行政事务来纷扰我的良图。”[22]从这点看，相比1949年后停止创作的一些现代作家，李劼人在文学事业上确实获得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他在成都市副市长任上一直到1962年去世，但也未与他坚守的志向和文学事业相违背。正是在此期间，他改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不为人师，而为人役”
李劼人为什么会借诗拒绝刘大杰赴川大任教的邀请？首先从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而言，他从法国回来后，确有从事教育事業的打算。只是目睹军阀控制下教育环境的污浊，已心生不满，虽然他后来为谋生计不得不从事教师职业，但又遭遇种种困境和矛盾。因此，李劼人多次和朋友提及并心生厌恶的就是教师职业。 中国现代作家们从事过教师职业的不少，像李劼人这般厌恶教师职业的恐怕不多。这既有他在特定时间内坚守自己的事业选择有关，如占据他一生大部分精力的文学创作和实业活动，也有当时的教育环境乃至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1924年夏，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对军阀杨森行为不耻，他因现实政治氛围和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不愿从事教师职业，就此在他内心深处扎下根，以致后来十多年里，他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为人师”的排斥甚至厌恶。
1925年，李劼人担任编辑的《川报》被查封。迫于生计，“在张澜任成大校长期间（1926年12月一1930年暑假），李劼人在成大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并兼预文科主任。此外，还在公立四川大学兼授文科课程”[23]。这是他任教最长的一段时间。关于李劼人从成都大学辞职一事，李眉《李劼人年谱》中的描述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李眉认为此事主要与学校合并有关[24]。然而，李劼人辞职的真正原因并非如此，起因虽小，但是人事环境复杂、谣言四起，他难以忍受，时任校长张澜想挽留他，可是李劼人去意已决，并于数月后最终离开成大和放弃教职。李劼人离开成大，表达的是他对这件小事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现实环境“用心之处亦愈显明”的不满。1930年7月3日他《致舒新城》信中说：“弟现在已将成都大学教授头衔，及预科主任职务，都并辞去。” 失望愤懑之后，为谋生计考虑去经营小餐馆，“从此不为人师，而为人役，亦人生一快事也”[25]。他宁可以大学教授身份去做堂倌，也不愿再“为人师”。
然而，“小雅”倒闭后，李劼人为生活又不得不违心地再次任教职，却不愿受缚于特定环境中，只想以打零工的状态来教书。1932年6月9日他在《致王介平》中说：“愚则为生活计，不能不出而教书，四川大学找我教小说，因不悦张重民之卖大学，及一般混账东西，力拒不受聘，只在各中级学校教零钟点，每周教上二十四小时，精神极疲，而所得每周不过二十余元，勉足支持。”[26]李劼人“精神极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操心于嘉乐纸厂事务。1926年，嘉乐纸厂成立，他是嘉乐纸厂的发起人之一。此后，他无论是从事教师职业还是文学事业，基本未与嘉乐纸厂完全脱离联系。嘉乐纸厂的发展举步维艰，改善自身生活更无从谈起。加上日纸倾销，纸厂销售极难，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因抵制日货，纸厂经营才出现转机，李劼人于其中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1933年6月8日，他在《致王介平》中又言：“教书本已生厌，改行适获我心。”[29]李劼人宁可去从事大大小小的实业活动，殚精竭虑、苟延残喘，也不愿充任教师角色，心里对教书实已到了“生厌”的地步。
李劼人最终放弃教师职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间的矛盾在他看来只能选其一，这种情况也非李劼人独有。鲁迅也曾在教书和写作事业的选择上苦恼和彷徨：“鲁迅后来准备从厦门离开时，也曾说过他心头的彷徨：‘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28]
因此，刘大杰到川大任教后数次邀请李劼人，但由于李劼人在教育事业上的挫折加上对文学事业的坚守，拒绝刘大杰的邀请则毫无商量余地。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是李劼人文学创作的重要酝酿期和成熟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35年到1937年，李劼人进入文学创作高峰期，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死水微澜》等长篇“三部曲”。文学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对刘大杰邀请任教当然拒绝甚至不满。他坚决不去任教，除已对教师职业生厌外，当时他在文学事业上已入佳境，既得到舒新城、周太玄等朋友赞许和支持，又自信能创作出优秀作品。
李劼人不仅拒绝刘大杰的邀请，还颇为反感，在《致舒新城》信中说：“刘大杰处，不必提及我。彼与我不同道，没甚好话也。”[29]李劼人为自己坚守的事业已经认为刘大杰非同道中人。正如前述诗中所言“卖文得钱即沽酒，酒酣议论波滔滔”。对李劼人来说，卖文喝酒的自由比“为人师”酣畅淋漓得多。在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矛盾中，他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学事业。
以上所述，主要是从有关李劼人一首诗的内容和隐现的人际交往活动中，探究他在事业选择时所排斥、拒绝和坚守、矛盾的方面，可见李劼人是热爱和坚守文学事业的，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无疑是文学事业。李劼人创作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儿时影》《盗志》《同情》《好人家》《湖中旧画》《编辑室的风波》等，最杰出的当属1935—1937年间创作的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等。
他一生所从事和文字相关的事业，还有报刊编辑、文学翻译等。他1915年任《四川群报》主笔，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后又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星期日》周刊编辑、《新川报》文艺副刊主编、文协分会刊物《笔阵》编委等。正是在亲身经历的报刊编辑活动中，他目睹了民族纸业的衰弱和艰难，促使他产生兴办实业、振兴民族纸业的想法，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成为他心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理想。对他来说造纸等实业活动，既是他的事业理想，也是他在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说，除文学事业外，他坚守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实业活动。但是，他在实业活动和文学事业间的精力分配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创办纸厂的初衷是振兴民族工业，抵制洋货，“九一八”事变后，嘉乐纸厂成为四川唯一机械纸厂，纸厂的经营压力与时代社会责任共存。李劼人1949年前消耗在嘉乐纸厂经营中的精力超出了他在文学事业中所投入的精力。嘉乐纸厂历经波折和风雨，直到1952年3月嘉乐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李劼人才完全脱离了为之付出27年精力的纸厂事务。”[30]李劼人在面对诸项事业的矛盾时能坚守自己的文学事业，但是在文学和实业间却未找到处理二者矛盾的方法。文学事业和实业活动都是他坚守的理想事业，他没有为文学事业放弃实业活动，在实业活动中又仍然坚守文学事业。或许，李劼人不谋实业，他的文学创作会有更高的成就，毕竟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文学事业中个人价值的坚守比在实业活动中社会责任的坚守要更为简单和纯粹。也正因如此，可见李劼人将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并于一肩，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坚守自己理想事业的价值和意义。庆幸的是他到晚年还能有主要精力改寫长篇“三部曲”，结局有未完成改写的遗憾，但最终他还是因文学事业让人铭记。
参考文献：
[1][5][6][8]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文坛》1946年第1卷第1期。
[2][11][21][23][24][30]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3][22]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八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0、177页。
[4]赵毓松：《豪士行奉赠李劼人兄》，《青年生活》 1935年第1卷第3期。
[7][10][13][14][25][26][27][29]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十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2—43、19—20、9、27、19、26、28、53页。
[9]《中华民族的败类：汉奸群像》，《民锋》1940年第2卷第8期。
[12][15][19]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七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4、182、297—298页。
[16][20]《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1期。
[17]曾琦：《日记中的李劼人》，《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4期。
[18]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第69页。
[28]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67页。
借 诗 言 志
李眉对此诗作者的看法是，“是年，刘大杰任四川大学教授，曾几次邀其去川大教书”，遭到李劼人的拒绝，“刘大杰为此著文为李劼人画像，云：‘李君志与秋天高，下视名公巨卿如草毛。……’”[2]（与刘大杰回忆李劼人文章所引诗相同）李眉认为诗作者是刘大杰。2011年《李劼人全集》出版时，编者将这首诗作为诗歌部分的“附录”辑录在第八卷《诗歌戏剧及其他》中，增加诗题为《李君志与秋天高》。编者认为文中说“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写他自己的”，据此而论，此诗“似应为李劼人之作”，[3]诗也是摘自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
然而，诗作者另有其人。在1935年上海《青年生活》第1卷第3期杂志上，作者赵毓松有一首题为《豪士行奉赠李劼人兄》的诗云：“李侯志与秋天高。下视名公巨卿皆草毛。读破万卷行万里。落笔奔腾似海涛。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发为文章类楚骚。清于秋风吹锦水，快如春浪送轻篙。卖文得钱即沽酒，酒甜议论波滔滔。慷慨纵谈家国事。成败利钝柝秋毫。愚顽在朝贤在野。乃知崎岖蜀道多蓬蒿。我谓李侯，举世混浊，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李侯谓我，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不如沉醉饮美酒。起顾四座皆贤豪。”[4]《青年生活》杂志为半月刊，据此推断赵毓松作诗时间应在1935年2月前。
刘大杰初读此诗在何时呢？刘大杰在文中谈及和李劼人的交往时说：“二十年前我已和他相识，除了极难得的机会到上海来见一两面外，他老是躲在成都的小笼子里，连书信也是写的很少的。”[5]在回忆中还说：“民国廿四年秋天，我随着任叔永先生到四川大学去教书，才和他共度了两年多的愉快生活。”[6]也就是说，刘大杰和李劼人交往很少，赴川大任教和李劼人相聚时为民国廿四年（1935年）秋天，随后曾多次邀请李劼人去川大任教。1935年10月10日李劼人《致舒新城》信中说：“大杰已晤见两次，曾来舍大嚼一次。”[7]这在刘大杰文中有印证：“到李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乐园，菜好酒好环境好。开始是浅斟低酌，继而是高谈狂饮，终而至于大醉。”[8]刘大杰去李劼人家“大嚼一次”的时间应在1935年9月至10月间，并初读此诗。
赵毓松所作诗与刘大杰所录诗只是在个别字词上有差异，基本雷同。比如赵毓松诗称为“李侯”，而刘大杰所录诗称为“李君”，此外，“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改为“胸藏抑郁磊落之奇气”，“下视名公巨卿皆草毛”改为“下视名公巨卿如草毛”，“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改为“何不和其光而不同其曹”，“不如沉醉饮美酒”改为“不如烂醉饮美酒”等。版本的细微差异无非是有意或无意的改动，究竟是谁改动的？刘大杰既然不是诗作者，肯定是从李劼人处得知此诗。李劼人和刘大杰酒酣耳热之际，因刘大杰一再邀请他去川大任教，一时兴起想起赵毓松的赠诗，于是将此诗告知刘大杰表明自己的志向和态度。或是由于自谦，李劼人将“李侯”改为“李君”，其他字词是谁改动则很难得知了。
诗作者既然是赵毓松，为什么刘大杰文中未曾提及？目前，李劼人的相关资料中也从未出现此人。赵毓松（1899—1971），贵州黎平人，中国青年党头目之一。赵毓松与李劼人在何时何地见面，笔者还未得知。诗中所称“李侯”就是李劼人，整首诗的后几句分明是问答语气，“我谓李侯，举世混浊，何不和其光而同其曹”，“李侯谓我，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李侯”是对李劼人的尊称，从问答诗句中表明了李劼人不愿同流合污、“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态度。中国青年党头目如曾琦、李璜等人在党未成立时，也与李劼人相识交好，还曾邀李劼人加入该党。从诗中问答看，或许当时赵毓松也有如此想法，但是被李劼人拒绝。抗战时期，赵毓松以青年党名义参加汪伪政府任要职，1940年《民锋》杂志社刊登特辑“中华民族的败类：汉奸群像”[9]中，赵毓松赫然在列。1935年秋天，李劼人和刘大杰共读此诗时，抗战尚未开始，李劼人是否告知刘大杰此诗作者不得而知。有两种可能：一是李劼人不愿和刘大杰提及自己与青年党的交往，所以未告知刘大杰诗作者，这与他一直对政治官场持排斥态度相关;二是李劼人曾告知刘大杰此诗的真正作者，只是1946年刘大杰写回忆文章时，赵毓松已有汪伪政府的汉奸劣迹，因此有意隐去诗作者，倒真是为李劼人的声名着想了。
这首诗的意义在于清楚表达了李劼人的志向和事业选择。此诗创作的背景是李劼人与赵毓松交往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诗句看，李劼人拒绝了赵毓松参与政治官场的邀请，随后李劼人又借用此诗拒绝刘大杰的邀请。整首诗首句“李侯志与秋天高”，其中的“志”应是什么？诗中已作解答：“读破万卷行万里。落笔奔腾似海涛。胃藏抑郁磊落之奇气，发为文章类楚骚。”落笔为文进行文学创作正是李劼人的志向和事业选择。李劼人在留法勤工俭学前后曾经有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进行小说创作（1915—1918年，1923—1925年），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留法归国后又开始酝酿长篇小说创作，他选择文学事业是有长期创作积累的。李劼人的文学创作愿望不仅强烈而且颇具雄心，1930年7月3日李劼人《致舒新城》信中说：“且欲出其余力，制一长篇小说。……全书告成，大约在百万字以上。”[10]因此，他在赵毓松相邀时谈起自己的文学志向借此推辞，也在情理之中。随后，李劼人又借用此诗拒绝刘大杰去川大任教的邀请，更加表明了他对文学事业的坚守。围绕这首诗的内容及其背后隐匿的人际交往活动，可以明確李劼人志在“发为文章类楚骚”，同时表达了李劼人在事业选择上的态度：一是反对“摧眉折腰事权贵”，排斥政治官场;二是拒赴川大任教，不愿从事教师职业。这两个方面从他一生经历中多有反映。 “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诗中言：“男儿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下与群小龌龊争腥臊。”李劼人向来厌恶官场、拒绝参与政治活动，首先与他年轻时的事业选择有关。李劼人的第一份职业，就是政府文职人员。“1914年初，李劼人的舅父杨砚愚被委任为四川沪县知事，聘李劼人为该县知府第三科科长，办理统计并代舅父处理文牍。”“1915年春，杨砚愚调任雅安县知事，李劼人随往，仍任第三科科长。至8月，舅父卸任，随行返回成都。在泸县、雅安供职期间，目睹官场和社会种种弊端，积累不少社会知识，联系到前清末年的官场腐败现象，对辛亥革命的期望再一次受到冲击。回到成都后，有几次机会被亲戚约聘为科长，都被拒绝，并从此发誓‘此生不再跨入官场’。”[11]李劼人最初踏入社会时的事业选择带来的冲击，致使他内心一直对政治官场持拒绝、反对态度，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选择甚至文学创作。在卑污、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李劼人反而更加关心社会现实，他早期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为暴露和讽刺官场、军队的种种丑恶。
李劼人对政治官场的态度，一方面是早期事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受的中学教育及个性塑造分不开：“我个人对于中学时代的先声，所受影响最大，塑性最强的，有两位，一位是达县刘士志（讳行道）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以无畏之宏毅。我曾经写过一篇追念文字，不足以述刘士志先生万一。另一位便是双流刘豫波（讳咸荣）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12]接受中学教育期间所塑造的个性，面对政治官场中的污浊和钩心斗角，他不仅无法接受，而且持坚决反对态度，并借小说创作表达自己憎恶、痛恨和讽刺的情感。
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目睹四川官场的所作所为，对当时的官场军阀之流愈加鄙视、不满甚至痛恨，对他后来从事教育事业也产生直接影响。1924年11月，李劼人致信何鲁之，对督理四川的军阀杨森痛恨不已，“杨森又喜好称是新文化的军人，不过把独立教育一概破坏，所有校长概任无耻无学之私人”[13]。1926年，李劼人兼任《新川报副刊》编辑时，在其中《乱谈》栏目中撰写多篇文章批评和抨击当时的军阀。1932年6月9日他在《致王介平》中言：“中国事何必说，三十年来无一英杰之士，国民党早已亡于军人，而汪先生始终说党治，不亦大可悲乎！”[14]他对四川政府、军人、党派、官场等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从早年誓愿不再踏入官场，到后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李劼人对政治官场的排斥是坚定的。他一生中除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外，并未加入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1947年在《〈华阳国志〉发刊词》中说：“光以我个人而言，得先表白：在政治上，我历来没有过党籍;就连什么社会贤达党，无党无派党，也从未做过参加的梦。”[15]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初衷也与后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形势和斗争完全不符。1925年9月4日李劼人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在“‘对予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栏内填写：‘仍认本会是社会的学术集合团体’”[16]。李劼人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学术集合团体”，他因“少中”的“不言政治”加入其中，没想到“少中”最后因其成员政治思想的分歧而风流云散。
虽然，李劼人与当时的一些政治人物也有交往，他们其中有各种党派、团体背景，但这种交往与政治无关。李劼人与中国青年党一些成员的交往，是建立于同学同乡情谊和文艺爱好基础之上的。中国青年党的头目曾琦是他的同班同学，曾琦也当他是良友，曾在日记中记述：“饭后与李君往咖啡店闲谈，渠力劝予改变狷全之性，稍与流俗周旋并举其祖某所作对联：情事如棋，让一着不为输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算容人。以为予最，其意诚挚可感，洵不可多得之良友也。”[17]在法国时，李劼人也与后来成为中国青年党头目的李璜交好，对法国文艺的共同爱好让他们经常在李璜处相聚，“而我与大姐寓所，从此成为好友每月两次周末聚餐之所，座中常客为徐悲鸿、蒋碧薇、陈登恪、周太玄、李劼人、陈洪、常玉诸爱好法国文艺的同学”[18]。但是李劼人与他们志不同道不合，不愿加入他们的党派和组织，对他们的主张也不赞成，“大约在1922年吧，曾琦、李璜几个人在德国柏林成立了国家主义组织，曾经写信给我和周太玄，要求我们参加。我们商量之后，拒绝了”。[19]
李劼人与政治官场的联系，在1949年后发生了改变。1950年，他被新中国任命为成都市副市长，他说：“我这一生参加政治工作，开始于1950年解放以后。我在解放前，不但没有参加过政治工作，甚至也未作过政治活动。我的这种对政治抱厌恶态度和冷淡态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有了，五四运动后，不过更加鲜明。”[20]但是，人生的事业选择往往身不由己，迫于生计、现实等种种原因，在选择时很难随心所欲，甚至完全偏离自己的预想。李劼人很快就对自己副市长任上的政治处境直言不讳，他认为自己在副市长任上几近于花瓶和摆设，心中有不满，但是随后在全国性的流沙河“草木篇”事件、1957年反右运动中，开始逐渐阐明正确的政治立场、自我反思检查，再到自我批判进行思想改造。[21]他说：“我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说到我在成都市副市长职位上，从有职有权到有职无权：‘从1954年夏天，我从朝鲜回来后，就逐渐走入真空地带。’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迹近诬蔑;一笔抹杀了党为了照顾我写作而特别批准我抽出全部时间和全副精力，不以繁琐行政事务来纷扰我的良图。”[22]从这点看，相比1949年后停止创作的一些现代作家，李劼人在文学事业上确实获得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他在成都市副市长任上一直到1962年去世，但也未与他坚守的志向和文学事业相违背。正是在此期间，他改写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不为人师，而为人役”
李劼人为什么会借诗拒绝刘大杰赴川大任教的邀请？首先从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而言，他从法国回来后，确有从事教育事業的打算。只是目睹军阀控制下教育环境的污浊，已心生不满，虽然他后来为谋生计不得不从事教师职业，但又遭遇种种困境和矛盾。因此，李劼人多次和朋友提及并心生厌恶的就是教师职业。 中国现代作家们从事过教师职业的不少，像李劼人这般厌恶教师职业的恐怕不多。这既有他在特定时间内坚守自己的事业选择有关，如占据他一生大部分精力的文学创作和实业活动，也有当时的教育环境乃至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1924年夏，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对军阀杨森行为不耻，他因现实政治氛围和复杂的人事关系，而不愿从事教师职业，就此在他内心深处扎下根，以致后来十多年里，他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为人师”的排斥甚至厌恶。
1925年，李劼人担任编辑的《川报》被查封。迫于生计，“在张澜任成大校长期间（1926年12月一1930年暑假），李劼人在成大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并兼预文科主任。此外，还在公立四川大学兼授文科课程”[23]。这是他任教最长的一段时间。关于李劼人从成都大学辞职一事，李眉《李劼人年谱》中的描述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李眉认为此事主要与学校合并有关[24]。然而，李劼人辞职的真正原因并非如此，起因虽小，但是人事环境复杂、谣言四起，他难以忍受，时任校长张澜想挽留他，可是李劼人去意已决，并于数月后最终离开成大和放弃教职。李劼人离开成大，表达的是他对这件小事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现实环境“用心之处亦愈显明”的不满。1930年7月3日他《致舒新城》信中说：“弟现在已将成都大学教授头衔，及预科主任职务，都并辞去。” 失望愤懑之后，为谋生计考虑去经营小餐馆，“从此不为人师，而为人役，亦人生一快事也”[25]。他宁可以大学教授身份去做堂倌，也不愿再“为人师”。
然而，“小雅”倒闭后，李劼人为生活又不得不违心地再次任教职，却不愿受缚于特定环境中，只想以打零工的状态来教书。1932年6月9日他在《致王介平》中说：“愚则为生活计，不能不出而教书，四川大学找我教小说，因不悦张重民之卖大学，及一般混账东西，力拒不受聘，只在各中级学校教零钟点，每周教上二十四小时，精神极疲，而所得每周不过二十余元，勉足支持。”[26]李劼人“精神极疲”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操心于嘉乐纸厂事务。1926年，嘉乐纸厂成立，他是嘉乐纸厂的发起人之一。此后，他无论是从事教师职业还是文学事业，基本未与嘉乐纸厂完全脱离联系。嘉乐纸厂的发展举步维艰，改善自身生活更无从谈起。加上日纸倾销，纸厂销售极难，直到“九一八”事变后，因抵制日货，纸厂经营才出现转机，李劼人于其中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1933年6月8日，他在《致王介平》中又言：“教书本已生厌，改行适获我心。”[29]李劼人宁可去从事大大小小的实业活动，殚精竭虑、苟延残喘，也不愿充任教师角色，心里对教书实已到了“生厌”的地步。
李劼人最终放弃教师职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热爱。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间的矛盾在他看来只能选其一，这种情况也非李劼人独有。鲁迅也曾在教书和写作事业的选择上苦恼和彷徨：“鲁迅后来准备从厦门离开时，也曾说过他心头的彷徨：‘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28]
因此，刘大杰到川大任教后数次邀请李劼人，但由于李劼人在教育事业上的挫折加上对文学事业的坚守，拒绝刘大杰的邀请则毫无商量余地。更重要的是，1930年代是李劼人文学创作的重要酝酿期和成熟期。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35年到1937年，李劼人进入文学创作高峰期，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死水微澜》等长篇“三部曲”。文学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对刘大杰邀请任教当然拒绝甚至不满。他坚决不去任教，除已对教师职业生厌外，当时他在文学事业上已入佳境，既得到舒新城、周太玄等朋友赞许和支持，又自信能创作出优秀作品。
李劼人不仅拒绝刘大杰的邀请，还颇为反感，在《致舒新城》信中说：“刘大杰处，不必提及我。彼与我不同道，没甚好话也。”[29]李劼人为自己坚守的事业已经认为刘大杰非同道中人。正如前述诗中所言“卖文得钱即沽酒，酒酣议论波滔滔”。对李劼人来说，卖文喝酒的自由比“为人师”酣畅淋漓得多。在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矛盾中，他仍然坚守自己的文学事业。
以上所述，主要是从有关李劼人一首诗的内容和隐现的人际交往活动中，探究他在事业选择时所排斥、拒绝和坚守、矛盾的方面，可见李劼人是热爱和坚守文学事业的，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无疑是文学事业。李劼人创作了很多中短篇小说《儿时影》《盗志》《同情》《好人家》《湖中旧画》《编辑室的风波》等，最杰出的当属1935—1937年间创作的长篇“三部曲”《死水微澜》等。
他一生所从事和文字相关的事业，还有报刊编辑、文学翻译等。他1915年任《四川群报》主笔，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后又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星期日》周刊编辑、《新川报》文艺副刊主编、文协分会刊物《笔阵》编委等。正是在亲身经历的报刊编辑活动中，他目睹了民族纸业的衰弱和艰难，促使他产生兴办实业、振兴民族纸业的想法，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成为他心中不可磨灭的一个理想。对他来说造纸等实业活动，既是他的事业理想，也是他在社会发展的基础。可以说，除文学事业外，他坚守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实业活动。但是，他在实业活动和文学事业间的精力分配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创办纸厂的初衷是振兴民族工业，抵制洋货，“九一八”事变后，嘉乐纸厂成为四川唯一机械纸厂，纸厂的经营压力与时代社会责任共存。李劼人1949年前消耗在嘉乐纸厂经营中的精力超出了他在文学事业中所投入的精力。嘉乐纸厂历经波折和风雨，直到1952年3月嘉乐公司被批准公私合营。“李劼人才完全脱离了为之付出27年精力的纸厂事务。”[30]李劼人在面对诸项事业的矛盾时能坚守自己的文学事业，但是在文学和实业间却未找到处理二者矛盾的方法。文学事业和实业活动都是他坚守的理想事业，他没有为文学事业放弃实业活动，在实业活动中又仍然坚守文学事业。或许，李劼人不谋实业，他的文学创作会有更高的成就，毕竟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文学事业中个人价值的坚守比在实业活动中社会责任的坚守要更为简单和纯粹。也正因如此，可见李劼人将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并于一肩，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坚守自己理想事业的价值和意义。庆幸的是他到晚年还能有主要精力改寫长篇“三部曲”，结局有未完成改写的遗憾，但最终他还是因文学事业让人铭记。
参考文献：
[1][5][6][8]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文坛》1946年第1卷第1期。
[2][11][21][23][24][30]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3][22]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八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0、177页。
[4]赵毓松：《豪士行奉赠李劼人兄》，《青年生活》 1935年第1卷第3期。
[7][10][13][14][25][26][27][29]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十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2—43、19—20、9、27、19、26、28、53页。
[9]《中华民族的败类：汉奸群像》，《民锋》1940年第2卷第8期。
[12][15][19]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七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4、182、297—298页。
[16][20]《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档案与史学》1994年第1期。
[17]曾琦：《日记中的李劼人》，《郭沫若学刊》2011年第4期。
[18]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第69页。
[28]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