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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意蕴、辩证法意蕴和唯物史观意蕴。从源头上探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意蕴，对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 哲学意蕴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史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096-04
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写在党的旗帜上，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从源头上探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意蕴，对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论意蕴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哲学课题，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期。原始文明时期，人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敬畏”、“顺从”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之间“还能保持着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和低水平的统一和原始性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脆弱的。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学会了驯化动物和培育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的矛盾对抗，但总体上还是和谐的。到了工业文明时期，机器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应运而生，人们依靠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了空前的征服、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也因此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和对抗，人类面临着整体性的生态危机。
我们追溯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及其出现的生态危机的原因得知，自然与人的关系，往往通过自然与人的思想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关系表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前，哲学处理生态环境的范式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们大多依据主客二元的本体论结构，依据以数学和实证知识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理性，依据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传统，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伦理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指导下，现代科学认为自然界是任人摆布和改造利用的客体，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所以，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繁荣起来了，就不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错误地和过分地看待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无视生态规律也可以更快地谋求社会发展，甚至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单一地发展物质生产力，以为可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生产力，而否定发展是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还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没有什么问题，先污染可以后治理，根本不懂得一些复杂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不可还原性，并不是都可以通过技术补救措施来解决的。因此，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生态环境灾难，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永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念产生怀疑，开始正视知识和技术在对待人类命运和精神生命痛苦上的无奈，开始发现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不是越来越有幸福感，相反地，却是越来越感到孤独、隔离和分裂。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认识的视野，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的反思，寻求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取代工业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是现代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他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属于自然，决定于自然，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人与自然的联系看作是自然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看作人的母亲和人的肉体，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各种社会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界中进行的，人和社会都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物质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破坏都是人对自己母亲和对自己肉体的伤害，人对自然界任何形式的保护必然会得到自然界的回报。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是利用自然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使自然界呈现出“人化”的过程，并在这种人化的过程中，使自然界发展到更加理想的状态。但人的实践是不能创造物质本身的，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大，都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通过实践活动扬弃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抽象的两极对立，达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面的统一。
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目前国际分工的经济环境中，我国出现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解决和缓解生态问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能源、土地、矿产和水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日益明显。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我党科学地坚持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我党首次把“生态文明”科学概念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胡锦涛的精辟论述蕴涵着两方面重要价值：一方面，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解决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发展的转型和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号召人们要从思想意识上屏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要求人类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把自己真正看成是大自然的一员，把自己与自然统一起来，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征服自然和向自然过度索取，转化为与自然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念转向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理念，最终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当然，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命运，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并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责任，我们要努力搞好自身的生态治理，又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并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法意蕴
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关系。我们面对的自然，是人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活动改造了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社会的自然。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自觉实践，不断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使自然界越来越适合于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这种自觉实践活动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改造着人类自身的自然，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参加到自然界的演化发展中去，成为推动自然界演化发展的新因素、新力量。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支撑，反过来说明人对社会和自然负有重大的责任。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人对社会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联系。他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就说明，生产力虽然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应该延伸到生产关系这一人与人的关系上加以说明。换言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统一是与人与人的关系密切相联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进行实践创造活动，都不能孤立、片面地只从人的视角或社会的视角来考察，还应该关注自然，必须把人、社会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目前出现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大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自然、社会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是一味地以人类为中心，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发展，过分注重物质文明，缺乏全局意识和长远的战略发展眼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人为地把人、社会和自然割裂开来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洞察出来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异化”的性质，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之间关系的分裂、对立乃至对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人与自然相互敌对的情况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异化劳动中，工人越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占有自然界，自然界越是成为工人发展的制约和障碍，人与自然处于极度紧张的关系中。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社会则仅仅成为个人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对个人来说，社会仅仅“只是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即“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要灭亡的社会，最终要被一个“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和解”的社会所取代。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为解决生态文明主张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文明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观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系统。它是由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生态结构组成的。这种生态结构是一切生命的生态过程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是生态结构和生态过程的统一体。生态文明既超越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又超越了近现代的工业文明。它是一种具有新的生存和发展意识的文明观，继承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在其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类的部分与整体、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着以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为基础、为前提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同样具有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的“伦理”意义。应当看到，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属性使人适应自然、依赖自然，按自然规律行事，易于做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独立于自然，按社会规律行事，易于导致和自然的对立。因此，人类自身所具有的两重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对立不等于对抗，统一也不意味着完全同一。人来自自然、从属于自然，又与自然相对立。在后一种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两个不同质的异类。如果要求人与自然完全同一，就是要让人像其他物种一样消极地适应自然。那么，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呢?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人既能在孤立、片面、不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破坏自然，自陷被动；也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正确地、积极地、有效地创造条件脱离被动，通过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科学合理消费方式、强化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等措施，自觉地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发展目标：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与自然共在、人与人共在的和谐的生存方式，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辩证规律相统 一的自由王国。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史观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使人们以一定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介、为背景的社会关系的体系。这样，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也就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亦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与制度，人真正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但是，工业文明在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的同时，却过度贬低了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力量。工业文明作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只顾眼前功利、轻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只有建设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才能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有四个特点：首先，在生产方式上，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其次，在生活方式上，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物欲需求的满足，反对过度消费；再次，在社会价值上，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世界的中心，生态伦理有了一定的道德价值；最后，在社会结构上，努力实现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保障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些特点表明，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发展。
那么，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内在统一。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作为现实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并规定为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任务。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公有制社会，才能最终在人类本身和解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真正和谐的标志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疑是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消除、人性复归的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而且揭示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指明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统一性，并把两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最高价值目标。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昭示着：自觉、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达到高度协调发展，将会建立和呈现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自然环境优化宜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答案。
注释：
1 李祟富《历史唯物主义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创造运用和发展深化》，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
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12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6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69—470页。
6 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7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第60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关键词]生态文明 哲学意蕴 唯物论 辩证法 唯物史观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096-04
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写在党的旗帜上，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从源头上探析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意蕴，对深刻理解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全民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论意蕴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哲学课题，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文明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时期。原始文明时期，人们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敬畏”、“顺从”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之间“还能保持着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和低水平的统一和原始性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脆弱的。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学会了驯化动物和培育植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的矛盾对抗，但总体上还是和谐的。到了工业文明时期，机器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度提高。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应运而生，人们依靠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了空前的征服、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也因此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和对抗，人类面临着整体性的生态危机。
我们追溯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及其出现的生态危机的原因得知，自然与人的关系，往往通过自然与人的思想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关系表现出来，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人们对自然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前，哲学处理生态环境的范式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们大多依据主客二元的本体论结构，依据以数学和实证知识为基础的近现代科学理性，依据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传统，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伦理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指导下，现代科学认为自然界是任人摆布和改造利用的客体，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所以，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少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繁荣起来了，就不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时错误地和过分地看待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无视生态规律也可以更快地谋求社会发展，甚至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单一地发展物质生产力，以为可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发展生产力，而否定发展是系统的、整体的发展。还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没有什么问题，先污染可以后治理，根本不懂得一些复杂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不可还原性，并不是都可以通过技术补救措施来解决的。因此，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造成生态环境灾难，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永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念产生怀疑，开始正视知识和技术在对待人类命运和精神生命痛苦上的无奈，开始发现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不是越来越有幸福感，相反地，却是越来越感到孤独、隔离和分裂。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认识的视野，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理性的反思，寻求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来取代工业文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对自然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尊重，是现代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体。他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人属于自然，决定于自然，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人与自然的联系看作是自然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看作人的母亲和人的肉体，人以及由人构成的各种社会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界中进行的，人和社会都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物质基础。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对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破坏都是人对自己母亲和对自己肉体的伤害，人对自然界任何形式的保护必然会得到自然界的回报。另一方面，人又具有能动性，人的实践活动是利用自然所进行的创造性的活动，使自然界呈现出“人化”的过程，并在这种人化的过程中，使自然界发展到更加理想的状态。但人的实践是不能创造物质本身的，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再大，都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人通过实践活动扬弃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抽象的两极对立，达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面的统一。
生态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目前国际分工的经济环境中，我国出现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不断提高解决和缓解生态问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能源、土地、矿产和水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源利用、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日益明显。面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我党科学地坚持运用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我党首次把“生态文明”科学概念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胡锦涛的精辟论述蕴涵着两方面重要价值：一方面，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为解决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 与人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发展的转型和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号召人们要从思想意识上屏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要求人类要有勇气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向度，把自己真正看成是大自然的一员，把自己与自然统一起来，将人的价值向度由征服自然和向自然过度索取，转化为与自然平等存在的客观向度；通过取消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将自然视为平等对话与交流的伙伴，进而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价值观念转向为人类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不能离开自然而发展的理念，最终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思维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当然，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命运，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并不是单个国家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责任，我们要努力搞好自身的生态治理，又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并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法意蕴
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关系。我们面对的自然，是人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活动改造了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社会的自然。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自觉实践，不断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使自然界越来越适合于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这种自觉实践活动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改造着人类自身的自然，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参加到自然界的演化发展中去，成为推动自然界演化发展的新因素、新力量。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支撑，反过来说明人对社会和自然负有重大的责任。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人对社会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联系。他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这就说明，生产力虽然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应该延伸到生产关系这一人与人的关系上加以说明。换言之，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和统一是与人与人的关系密切相联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进行实践创造活动，都不能孤立、片面地只从人的视角或社会的视角来考察，还应该关注自然，必须把人、社会和自然有机地统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目前出现的世界性生态危机大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自然、社会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只是一味地以人类为中心，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发展，过分注重物质文明，缺乏全局意识和长远的战略发展眼光。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人为地把人、社会和自然割裂开来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洞察出来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异化”的性质，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之间关系的分裂、对立乃至对抗。“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在人与自然相互敌对的情况下，“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在异化劳动中，工人越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占有自然界，自然界越是成为工人发展的制约和障碍，人与自然处于极度紧张的关系中。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社会则仅仅成为个人满足其私欲的工具，对个人来说，社会仅仅“只是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即“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要灭亡的社会，最终要被一个“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和解”的社会所取代。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为解决生态文明主张的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文明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观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系统。它是由一个具有普遍联系的生态结构组成的。这种生态结构是一切生命的生态过程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生态系统是生态结构和生态过程的统一体。生态文明既超越了传统的农业文明，又超越了近现代的工业文明。它是一种具有新的生存和发展意识的文明观，继承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虽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在其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人类的部分与整体、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着以实践关系和理论关系为基础、为前提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同样具有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的“伦理”意义。应当看到，人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属性使人适应自然、依赖自然，按自然规律行事，易于做到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社会属性使人独立于自然，按社会规律行事，易于导致和自然的对立。因此，人类自身所具有的两重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对立不等于对抗，统一也不意味着完全同一。人来自自然、从属于自然，又与自然相对立。在后一种意义上，人与自然是两个不同质的异类。如果要求人与自然完全同一，就是要让人像其他物种一样消极地适应自然。那么，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呢?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人既能在孤立、片面、不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时破坏自然，自陷被动；也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正确地、积极地、有效地创造条件脱离被动，通过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科学合理消费方式、强化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等措施，自觉地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发展目标：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文明形态，是人与自然共在、人与人共在的和谐的生存方式，它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基于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和自然发展的辩证规律相统 一的自由王国。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唯物史观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使人们以一定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以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社会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介、为背景的社会关系的体系。这样，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也就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之亦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出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与制度，人真正成为“自然的统治者”，人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但是，工业文明在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的同时，却过度贬低了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和力量。工业文明作为一种以人类为中心、只顾眼前功利、轻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只有建设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才能走出工业文明的困境。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有四个特点：首先，在生产方式上，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其次，在生活方式上，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物欲需求的满足，反对过度消费；再次，在社会价值上，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世界的中心，生态伦理有了一定的道德价值；最后，在社会结构上，努力实现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保障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些特点表明，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生态文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真正的和谐发展。
那么，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内在统一。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作为现实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并规定为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任务。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公有制社会，才能最终在人类本身和解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真正和谐的标志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疑是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消除、人性复归的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而且揭示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和解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指明了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统一性，并把两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和最高价值目标。对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满怀豪情地写道：“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昭示着：自觉、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达到高度协调发展，将会建立和呈现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自然环境优化宜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这种社会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相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答案。
注释：
1 李祟富《历史唯物主义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创造运用和发展深化》，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
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12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6页。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69—470页。
6 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7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第60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