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有命运，国家有国运。
　　但和平而有序的年代里，人们常感觉不到国运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和把持。这次采访陈锡添让我对国运和个人命运的联系有深切理解，也有更多感慨，所以至今都庆幸陈锡添接受我采访。他作为一个77岁长者、老一辈新闻人，以自身经历给我上了形象、生动而有趣的一课。当然，也庆幸自己的坚持和努力。采访陈锡添前，我打听到下属对他的评价是：有才，但也很有性格。
　　我一听“很有性格”就害怕，因为有才又很有性格的人通常不好打交道。此后，几天，我通过短信、微信不断联系他，但他说他不在深圳，出国了，过段时间才回。
　　之后，我继续和他保持沟通，时冷时热持续好几天后，终于敲定采访时间和地点。采访当天，我提前1小时赶到现场等待。在深圳一家茶楼的大堂里，当我在完善采访提问时，服务员叫了声“添叔，下午好。”我转身一看，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陈锡添的模样—就是那张儒雅但不乏刚毅的脸。
　　他对我叫了声，“是小韦吧？”我说是，然后没有客套，径直朝包厢走去。坐下了，他说，昨晚很晚才回到深圳，本来想推迟一天见我，但因为我截稿时间紧，就顺了我。
　　之后的开场白中，我举例四川一家媒体曾对他采访的内容时，他接过话说，“那家媒体过两天也来深圳采访我。我本来拒绝，但拗不过对方。”然后，他说，“记者就是要有这种精神，不服输，不放弃。”我顿悟，或许之前他对我的采访请求表现得“冷冷的”，现在看来，更像是长辈对晚辈的考验。
　　很多人“认识”陈锡添，大都从他《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大通讯开始。但事实上，他一直很优秀，直至今天，他依然是我们媒体同行的榜样和楷模：当年，他是优秀毕业生，因有“海外关系”，他的仕途、人生，跌跌撞撞，以至于，高中同学毕业20周年聚会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讲话时，他讲着讲着就放声痛哭了。

　　那不是只屬于他个人的悲伤，而是整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伤悲—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家庭成分不佳、有“海外关系”的学子们。
　　陈锡添没向命运折服，也没放弃对新闻的追寻和努力，42岁，他还申请调离高校，到一家副省级媒体做个“大龄小记者”，每天骑着单车在深圳街头巷尾找新闻，写人物典型。而此时，他同学中，有已是副部级干部的。但只要干了自己喜欢的事，陈锡添就很知足，不气馁、不放弃。
　　他随后的仕途也算顺利，属大器晚成：他从报社部门副主任、主任到副总编辑、总编辑，最后从正厅岗位退下……所有这一切，都从他回到广东这片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热土开启的，个体命运和国运如此紧密相连，让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自身所处时代际遇的重要性。
　　很多人认为陈锡添运气好，因为他有机会采写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稿件，也正是这一稿件成就他在新闻行业的巅峰，但很少有人会想到：为什么是陈锡添随访，而不是其他人？
　　陈锡添才气过人，又有韧性，不放弃—想想随访第二天就已宣布没有报道任务，但他还执拗地跟访5天，直到邓小平离开深圳。
　　正是这种不放弃、时刻准备着的精神，才成就那篇见证和推动时代变革的精彩文章。所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当然，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有顺畅人生，比如陈锡添的前半生，一路跌跌撞撞，几乎一事无成。所以，国运对个人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好的国运也不意味着人人成功，因为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