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些学者说中国高层领导没有科学决策,中国没有决策科学。这是受美国决策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的观点的影响形成的西蒙说:越往高层领导越没有科学决策。我国有些学者食洋不化,得出了上述的错误结论。笔者在研究决策科学中,不断地说明,中国有决策科学,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绝大部分决策,都是科学决策,中国也有自己的决策科学家。
　　现在,经过三十年的研究,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目标,是中国决策科学最突出的特色。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过:在社会众多矛盾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特殊性,就是抓住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主要矛盾在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上的特殊性。
　　毛泽东就是根据他的哲学思想,在纷乱复杂的现象中,看出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矛盾的阶段性特点有了变化。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革命的力量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階级、国民党中的左派、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甚至包括国民党顽固派和拥护抗日的地主分子。只要是反对日寇侵略的中国人都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他们豢养的汉奸走狗。根据中日矛盾的特点,毛主席写了《论持久战》,把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防御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相持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史实证明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武工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劣势变为优势、由败转为胜利。这个史实证明了,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决策目标,的确是中国决策科学最突出的特色,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主要矛盾特殊性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决策最高智慧的体现。
　　邓小平杰出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决策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都是在最贫穷的国家中取得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再加上中国“文革”十年内乱,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经济上都大大地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邓小平把中国社会的性质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紧紧的抓住了三条:(一)要紧紧的抓住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这一富国要务。以后他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技兴、教育兴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三)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三条加在一起,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就是邓小平为我们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道路。他把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把中国建设成温饱型社会。二是把中国建设成小康型社会。三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在邓小平有生之年,他领导中国人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民中实现了温饱型社会。二是使中国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以后,他又提出了两条:一是到2020年建成惠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050年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江泽民最大的贡献是,他和朱镕基总理一起,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既宏现调控有序,又使微观搞活,使中国经济得以平稳较快的发展。到胡锦涛任总书记后,他不仅杰出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决策思想,又高高地举起邓小平所倡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胡锦涛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论,论述了发展到新世纪、新时期、新阶段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和特点,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各个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使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由上可见,毛泽东运用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决策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些历经百年的光辉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目标,是中国决策科学的最突出的特色。
　　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仍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仅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任务,也不仅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任务,同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一切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的任务,是所有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
　　只要真正掌握了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为特色的决策科学,就能解决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就能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