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礼的往昔是由一连串的脚印构成的。来自边牧民、兵卒、商队、传教士等众多不同身份的异乡人，他们满载物资、福音及文化抵达此地，最终从崇礼带走的，为崇礼留下的种种，或消逝在风中，或掩埋于倒塌的夯土墙上。但是当中的文化基因早已深深烙印在崇礼的土地上，如今随着申奥成功，将会有更多不同来处、不同身份的人经由新的通道抵达崇礼，他们又将为崇礼赋予哪些新的城市精神？
　　长城在过去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始终扮演着防御的角色：长城以北，是游牧文化的疆域;长城以南，孕育着农耕文化。崇礼的历史脉络，也一直伴随着长城的影子，其地处燕山山脉边缘，古为匈奴、突厥、鮮卑等游牧民族放马牧羊之地，亦是重要的边防要塞。因此从战国至明代，皆有在此修筑长城之历史，《史记·匈奴列传》有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如今在崇礼境内依然可见燕国、秦、汉、北魏、北齐、唐代、明代等不同朝代修筑的长城遗迹或附属建筑，它们会让人想起那些剑拔弩张的交战场面，也能让人一窥历代长城的演变史。唐代初年，崇礼依然归属突厥、契丹;随着大辽建国，崇礼属西京归化州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辽则归于奉圣、归化二州，迁入稍多。由金及元，民物熙阜，生聚愈盛。明代浸弱，沦于瓯脱，汉民悉南迁，靡有孑遗;清朝奄有区夏，抚内宁外，由山地移出日众，庐舍田室，鸠居成村，户口繁衍，安官设吏，始有管辖。”军事防御的属性之外，崇礼因为另一批异乡人的到来被赋予了另一种较柔和的属性。公元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外国传教士将福音带入西湾子（今崇礼县西湾子镇），并建造了教堂作为传播福音的基地，如今崇礼周边依然留存着一些天主堂，祖辈生活在西湾子的崇礼人多数为天主教徒，他们在周末傍晚前往教堂祷告，至今这里依然是中蒙古教区的总堂。
　　除了军事、宗教，崇礼所扮演的另一重要角色还与“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息息相关。明清时期，无数老倌车队、骆驼商队从张家口出发，出大境门进入崇礼，经过啕赖庙、四杆旗子、摆擦、上寒清坝或者上麻泥坝进入张北县的大二台，再经过化德、镶黄旗、土牧尔台、二连，最终到达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或者俄罗斯的恰克图进行贸易。张库大道的兴盛也推动了崇礼的商业，精明的当地人从南方商人手上买进茶叶、布匹、瓷器或首饰，长途跋涉换回兽皮、羊毛、鹿茸等货物，也诞生了诸多富甲一方的商人。在物物交换的同时，异地的文化与风俗习惯也渐渐影响着崇礼人，从地名到日常饮食，总能透露出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蛛丝马迹。度过了明清的繁盛时期，随着民国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才逐渐走向没落。
　　尽管一直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崇礼却一直未曾单行建制，直到1934年，以“崇尚礼仪”之意将崇礼从张北县划出设立崇礼设置局，后改为崇礼县。新时期的崇礼从原先看似“无用之物”的冰雪寻找了新的发展之路。原先令当地人苦恼的漫长雪期却获得了滑雪爱好者的青睐，一批依据国际化标准建造的滑雪场使崇礼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滑雪场集群，滑雪所带来的冰雪产业以及以运动度假为主题的新生活方式，也在逐渐地影响着崇礼，而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奥成功则将崇礼推向了世界，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华北小城，慕名而来的滑雪者、户外爱好者、嗅到崇礼产业发展新机遇的新崇礼人，甚至是原先离开崇礼往张家口、北京寻求机遇的当地人，他们就如同往昔那些商队和传教士，再度被崇礼所吸引，汇聚于此，他们所贩售或赠与的或许不是单纯的物品或信仰，而是更符合当代生活的文化与模式，在这个具有悠久“互市”历史的小城内找到与其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方式，或许能重新定义崇礼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