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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时期,随着中国在对日作战中地位的加强,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出于战后世界政治的考虑美国制定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在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主张。中国的这一要求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本文拟从美国对中国收复香港的态度变化上进行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抗战后期;美国;中国;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所占领,英美卷入对日作战,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蒋介石利用这一时机,多次提出战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而英国作为殖民主义国家,拒绝战后放弃对香港的控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战后世界考虑,一度表示支持中国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中国对于美国的支持,一度寄予极大的希望。当战争结束之时,战后香港地位问题成为现实问题时,美国突然改变原有立场,同意英国在战后重新占据香港。美国政策的这一变化决定了战后香港的地位和命运。
一、中英新约签订前后
1941年7月,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赴任不久,就收到来自重庆的指示,要他了解和研究“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P14同时,重庆政府也在试探和了解美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特使居里访问中国。21日,他在重庆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英帝国主义将永远过去,此次战事结束之后,英国将成为一无能之国家,所谓香港与汇丰银行等皆将成为过去之陈迹矣。”[2]P5272居里的这一态度极大地鼓舞了蒋介石政府。
同年10月初,罗斯福又派遣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问中国。威尔基厌恶英国,10月5日,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明显表露反英立场,他说:“中国将为新世界之中心,英国老矣,控制其他民族已久,今已疲惫不能自振,正如尘结之蛛网,不胜任何人之一扫。”他指出,战争不久将以联合国家的胜利而结束,将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决定战后世界安排,他认为英国将不可能主动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一旦英国放弃殖民地,所余之三岛,安得再与其他三强争论短长”。但是他表示“美国立场,自当尽力协助中国,俾得在解决战后之讨论中,有平等发言之权[3]P766–767
对于居里和威尔基在访华期间表示支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非常满意,他认为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言论代表了美国的立场,这进一步坚定蒋介石着手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
威尔基访华时,中国正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缔结新约的谈判。中国和美国的谈判迅速取得进展,至10月底中美就有关事项达成基本协议。而中英之间围绕九龙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英国拒绝将归还九龙写入中英新约中,并要求美国向中国施压。迫于英国和日本诱降国民政府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美、中英条约能够同日签定,早日打破僵局。[4]P70–71 11月31日,英驻美大使电告英国政府,称美国已经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国“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5]P36412月30日,蒋介石决定作出让步,国民政府最终同意将九龙租借地问题与新约分开,留待战后解决。最终在1943年1月11日,《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同时签订并公布。
正如威尔基所说,美国政府一些人认为“远东问题涉及英国,英国今正在危难时期中,则我人此时任何举措,以避免干涉英国为宜。”[6]P762美国政府便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和英国早日打破僵局,使中美、中英条约能够同日签订。[7]P20-21。
二、开罗会议前后
1943年2月,世界各主要战场发生根本性转折,开始战略反攻,美国政府开始将安排战后世界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美国认为,在战后中国将在遏制苏联、防范日本再度侵略和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此,美国开始加紧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战后香港的地位问题上开始向英国施压。
3月13日,丘吉尔派外交大臣艾登访美,英美双方就战后世界政治安排交换了意见。此时宋子文也电告蒋介石,说“罗斯福向他表示,美国计划在艾登访美期间与英国商谈香港交还中国事,但望中国辟香港、九龙为自由港”[8]P42-44。美国的这一表态重新激起蒋介石对战后收回香港的巨大希望。
艾登访美期间,与罗斯福、赫尔、霍普金斯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根据霍普金斯的记录,战后远东问题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9]P343。3月27日,罗斯福明确告诉艾登,“他不想预先作出许诺,把所有在远东的殖民地统统归还给那些在战前就已经拥有或控制了这些殖民地的国家”[10]P351。
4月2日,宋子文再次向蒋介石发出密电,报告他近几日与罗斯福、赫尔、韦尔斯会谈的情况。电文称:“香港交还,总统谓可得英方同意,但英方宣布以前,应绝对守密,一面应于英方宣布后一、二星期,中国自动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事前亦绝对不宣泄于外,以维自动之本旨。”[11]P160宋子文的这份电报说明罗斯福政府在致力于支持战后中国收回香港的外交努力的同时,并不希望不顾英国的反对而明确支持中国对香港的立场。
11月22日,开罗会议召开。在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会谈中,“罗斯福谓香港、大连湾宜由中国收回,改作国际自由港。蒋表示同意,但以国际保证为条件。”[12]P4O-41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并对英国继续奉行殖民主义政策表示强烈不满”。[13]P121他还说,他已经敦促英国人归还香港,其条件是中国把它辟为自由港。[14]P121
然而,当罗斯福要求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为自由港,“一视同仁地向世界开放”[15]P887时,丘吉尔立即充满火药味的宣称:“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并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取任何东西”,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调解。正如舍伍德所说,在开罗会议上,“按照丘吉尔的观点,东南亚最重要的目标在于重建英国在新加坡和香港的权力”[16]P417因此,尽管罗斯福不断施加压力,英国仍拒绝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针对丘吉尔的强硬态度,最后罗斯福劝告蒋介石珍惜已达成的协议,集中尽力处理当务之急。经过罗斯福的调解,蒋介石以对“国际社会负责”态度让了步,让香港问题暂时放在一边。
开罗会议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的方向迅速发展,胜利日益临近。美国继续进行外交努力,试图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香港未来地位作出安排。
1944年6月20日,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使华。21日,蒋介石与华莱士进行第一次会谈并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曾说,“丘吉尔老了,一个新的英国政府会将香港交还中国,第二天中国就会将香港变成一个自由港”。[17]P6297这番话一方面表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继续支持中国,但是也暗示美国认为香港问题将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雅尔塔会议,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国和安排战后世界等重大问题。美国认为,这次会议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在会议的第二天,当讨论有关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丘吉尔首先提出了香港问题,“大不列颠可以通过使用否决权反对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决定来保卫自己。”显然,这里丘吉尔是想告诉罗斯福,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是绝不会让步的。为了促使英国人作出让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会谈中,提出使香港以某种国际控制的方式辟为自由港。希望英国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然后使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他私下向斯大林表示,他希望打破英帝国,甚至将香港还给中国。[18]P573-574然而,这一政策遭到了丘吉尔的坚决抵制,罗斯福自己也承认,丘吉尔强烈反对这个建议。[19]P120-121最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与英国在战后香港地位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三、抗战胜利前后
随着罗斯福的去世、杜鲁门的上台和二战临近结束,美苏矛盾迅速发展,冷战逐步开展,美国政府意识到它与苏联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不可避免,在这种对抗中,英国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国家不能代替的。为了维护美英关系,美国逐步放弃了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并最终转而同意英国战后重返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次日,杜鲁门总统颁布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规定:“在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高级司令官及一切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20]P530英国敏锐地发现了问题,8月16日,英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称:“英国政府希望中华民国主席阁下立即获知,本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香港主权。”[21]P500国民政府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按照第一号总命令,香港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
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8月18日,英国新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宣布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不能把他划入第一号总命令中的“中国境内”。杜鲁门当即改变香港由中国受降的原议,于同日复电艾德礼,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将指示麦克阿瑟就此作出安排。同时又指出,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就香港未来地位的态度。同一天,杜鲁门通知美国军方:“香港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22]P505
在美国改变态度的情况下,蒋介石为挽回一点面子,于23日致电杜鲁门,提出由中国战区统帅授权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受降,但英国不接受。27日蒋介石再次写信给杜鲁门“中国此时并无意派兵去占领香港。他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他去香港受降,纯粹出于保质盟国友好之忱----”[23]P225,杜鲁门表示“爱莫能助”,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再次求助。此时英国也看到了蒋介石的强硬立场,决定在形式上略作让步,由蒋介石委托哈考托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双重身份受降。中英在香港日军受降问题上获得了解决。由于美国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在收复香港的问题上再次受挫败,英国重占了香港。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对香港的态度发生屡屡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建立在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帝和反殖的正义原则上,而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时利益和战后利益基础上。
参考文献: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丛编:第11卷[Z].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
[3][6][1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1卷[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社,1994.
[4][7]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
[8]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9][10][16]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2]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1962.
[13][19]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Z].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
[14]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5]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17]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丛编:第13卷[Z].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
[18]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0][21][22]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23]余绳武、刘蜀永.20世纪的香港[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关键词:抗战后期;美国;中国;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所占领,英美卷入对日作战,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大大提升。蒋介石利用这一时机,多次提出战后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而英国作为殖民主义国家,拒绝战后放弃对香港的控制。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和战后世界考虑,一度表示支持中国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要求,中国对于美国的支持,一度寄予极大的希望。当战争结束之时,战后香港地位问题成为现实问题时,美国突然改变原有立场,同意英国在战后重新占据香港。美国政策的这一变化决定了战后香港的地位和命运。
一、中英新约签订前后
1941年7月,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赴任不久,就收到来自重庆的指示,要他了解和研究“英国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P14同时,重庆政府也在试探和了解美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特使居里访问中国。21日,他在重庆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英帝国主义将永远过去,此次战事结束之后,英国将成为一无能之国家,所谓香港与汇丰银行等皆将成为过去之陈迹矣。”[2]P5272居里的这一态度极大地鼓舞了蒋介石政府。
同年10月初,罗斯福又派遣共和党领袖威尔基访问中国。威尔基厌恶英国,10月5日,他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明显表露反英立场,他说:“中国将为新世界之中心,英国老矣,控制其他民族已久,今已疲惫不能自振,正如尘结之蛛网,不胜任何人之一扫。”他指出,战争不久将以联合国家的胜利而结束,将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决定战后世界安排,他认为英国将不可能主动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因为“一旦英国放弃殖民地,所余之三岛,安得再与其他三强争论短长”。但是他表示“美国立场,自当尽力协助中国,俾得在解决战后之讨论中,有平等发言之权[3]P766–767
对于居里和威尔基在访华期间表示支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蒋介石非常满意,他认为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言论代表了美国的立场,这进一步坚定蒋介石着手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
威尔基访华时,中国正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缔结新约的谈判。中国和美国的谈判迅速取得进展,至10月底中美就有关事项达成基本协议。而中英之间围绕九龙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英国拒绝将归还九龙写入中英新约中,并要求美国向中国施压。迫于英国和日本诱降国民政府的压力,美国政府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中美、中英条约能够同日签定,早日打破僵局。[4]P70–71 11月31日,英驻美大使电告英国政府,称美国已经决定向中国政府指出,他们对中国“经常节外生枝感到不快,虽然租借地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事,但美国也关心此事,因为提出这一问题可能影响顺利解决治外法权问题。[5]P36412月30日,蒋介石决定作出让步,国民政府最终同意将九龙租借地问题与新约分开,留待战后解决。最终在1943年1月11日,《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同时签订并公布。
正如威尔基所说,美国政府一些人认为“远东问题涉及英国,英国今正在危难时期中,则我人此时任何举措,以避免干涉英国为宜。”[6]P762美国政府便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和英国早日打破僵局,使中美、中英条约能够同日签订。[7]P20-21。
二、开罗会议前后
1943年2月,世界各主要战场发生根本性转折,开始战略反攻,美国政府开始将安排战后世界正式列入议事日程。美国认为,在战后中国将在遏制苏联、防范日本再度侵略和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此,美国开始加紧推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战后香港的地位问题上开始向英国施压。
3月13日,丘吉尔派外交大臣艾登访美,英美双方就战后世界政治安排交换了意见。此时宋子文也电告蒋介石,说“罗斯福向他表示,美国计划在艾登访美期间与英国商谈香港交还中国事,但望中国辟香港、九龙为自由港”[8]P42-44。美国的这一表态重新激起蒋介石对战后收回香港的巨大希望。
艾登访美期间,与罗斯福、赫尔、霍普金斯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根据霍普金斯的记录,战后远东问题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9]P343。3月27日,罗斯福明确告诉艾登,“他不想预先作出许诺,把所有在远东的殖民地统统归还给那些在战前就已经拥有或控制了这些殖民地的国家”[10]P351。
4月2日,宋子文再次向蒋介石发出密电,报告他近几日与罗斯福、赫尔、韦尔斯会谈的情况。电文称:“香港交还,总统谓可得英方同意,但英方宣布以前,应绝对守密,一面应于英方宣布后一、二星期,中国自动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事前亦绝对不宣泄于外,以维自动之本旨。”[11]P160宋子文的这份电报说明罗斯福政府在致力于支持战后中国收回香港的外交努力的同时,并不希望不顾英国的反对而明确支持中国对香港的立场。
11月22日,开罗会议召开。在罗斯福与蒋介石的会谈中,“罗斯福谓香港、大连湾宜由中国收回,改作国际自由港。蒋表示同意,但以国际保证为条件。”[12]P4O-41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并对英国继续奉行殖民主义政策表示强烈不满”。[13]P121他还说,他已经敦促英国人归还香港,其条件是中国把它辟为自由港。[14]P121
然而,当罗斯福要求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为自由港,“一视同仁地向世界开放”[15]P887时,丘吉尔立即充满火药味的宣称:“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并对罗斯福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取任何东西”,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调解。正如舍伍德所说,在开罗会议上,“按照丘吉尔的观点,东南亚最重要的目标在于重建英国在新加坡和香港的权力”[16]P417因此,尽管罗斯福不断施加压力,英国仍拒绝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针对丘吉尔的强硬态度,最后罗斯福劝告蒋介石珍惜已达成的协议,集中尽力处理当务之急。经过罗斯福的调解,蒋介石以对“国际社会负责”态度让了步,让香港问题暂时放在一边。
开罗会议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的方向迅速发展,胜利日益临近。美国继续进行外交努力,试图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香港未来地位作出安排。
1944年6月20日,罗斯福派遣副总统华莱士使华。21日,蒋介石与华莱士进行第一次会谈并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曾说,“丘吉尔老了,一个新的英国政府会将香港交还中国,第二天中国就会将香港变成一个自由港”。[17]P6297这番话一方面表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继续支持中国,但是也暗示美国认为香港问题将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了雅尔塔会议,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国和安排战后世界等重大问题。美国认为,这次会议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所。在会议的第二天,当讨论有关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丘吉尔首先提出了香港问题,“大不列颠可以通过使用否决权反对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决定来保卫自己。”显然,这里丘吉尔是想告诉罗斯福,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是绝不会让步的。为了促使英国人作出让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会谈中,提出使香港以某种国际控制的方式辟为自由港。希望英国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然后使它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他私下向斯大林表示,他希望打破英帝国,甚至将香港还给中国。[18]P573-574然而,这一政策遭到了丘吉尔的坚决抵制,罗斯福自己也承认,丘吉尔强烈反对这个建议。[19]P120-121最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与英国在战后香港地位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三、抗战胜利前后
随着罗斯福的去世、杜鲁门的上台和二战临近结束,美苏矛盾迅速发展,冷战逐步开展,美国政府意识到它与苏联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不可避免,在这种对抗中,英国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国家不能代替的。为了维护美英关系,美国逐步放弃了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并最终转而同意英国战后重返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次日,杜鲁门总统颁布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号总命令,规定:“在中国境内(东北地区除外)、台湾和北纬16度线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高级司令官及一切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20]P530英国敏锐地发现了问题,8月16日,英国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称:“英国政府希望中华民国主席阁下立即获知,本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国军队去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香港主权。”[21]P500国民政府立即表示反对,因为按照第一号总命令,香港日军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投降”。
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8月18日,英国新首相艾德礼致电杜鲁门,宣布香港是英国的领土,不能把他划入第一号总命令中的“中国境内”。杜鲁门当即改变香港由中国受降的原议,于同日复电艾德礼,宣布“美国的立场是并不反对由一名英国军官在香港受降。”将指示麦克阿瑟就此作出安排。同时又指出,这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就香港未来地位的态度。同一天,杜鲁门通知美国军方:“香港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22]P505
在美国改变态度的情况下,蒋介石为挽回一点面子,于23日致电杜鲁门,提出由中国战区统帅授权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受降,但英国不接受。27日蒋介石再次写信给杜鲁门“中国此时并无意派兵去占领香港。他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代表他去香港受降,纯粹出于保质盟国友好之忱----”[23]P225,杜鲁门表示“爱莫能助”,婉言拒绝了蒋介石的再次求助。此时英国也看到了蒋介石的强硬立场,决定在形式上略作让步,由蒋介石委托哈考托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双重身份受降。中英在香港日军受降问题上获得了解决。由于美国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在收复香港的问题上再次受挫败,英国重占了香港。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对香港的态度发生屡屡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建立在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帝和反殖的正义原则上,而是建立在美国自身战时利益和战后利益基础上。
参考文献: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丛编:第11卷[Z].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
[3][6][1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1卷[Z].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版社,1994.
[4][7]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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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Z].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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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梁敬.开罗会议与中国[M].香港:香港亚洲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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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17]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丛编:第13卷[Z].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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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余绳武、刘蜀永.20世纪的香港[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