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向认为，科技的进步能使我们更具有活力，但事实上它可能让我们更为脆弱。1853年2月10日，一艘名叫查尔斯·马洛里的轮船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仅用了13天的旅程就到达了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岛，对于一艘小型轮船来说，这是一个突破航程的新纪录。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查理·玛诺瑞成为了最新型的轮船之一，因为它令人惊奇的现代化工程技术和新颖设计能够将地球上大多数与世隔绝的小岛连接成岛屿链，与其它地方建立。然而，当轮船停靠在火奴鲁鲁岛的时候，任何值得庆祝的理由都被它悬挂在桅杆上的黄旗大打了折扣，因为它预示着了查尔斯·马洛里上带有一种毁灭性的可怕疾病——天花。
　　夏威夷群岛以前从未遭遇过这种疾病，尽管努力地采取了紧急检疫和接种措施，天花仍然肆虐了当地的人口。到了夏天，病毒感染了其中的瓦胡岛，并迅速开始蔓延到其它岛屿。毛伊岛上一名叫德怀特的当地医生，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行动试图保护小岛远离疾病。他跑到海岸向所有人大喊：“不要让任何人上岛！赶走他们！赶走他们！他们带来了可怕的疾病！”然而，经历了整个夏天和秋天，该岛人口由于天花的感染造成了大幅度地削减。1854年1月，当流行病的蔓延接近尾声时，瓦胡岛的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整个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
　　幸运的是，天花传染病已经过去了。乘着科技革命的浪潮驶进火奴鲁鲁岛的轮船同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从此以后，人们感受到空间距离在逐步缩短，日常生活速度在不断加快，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大多数情况下，科技的进步可以使我们感到更为安全：自1850以来，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仅1990年以来，全世界人均寿命又增加了六年。在第一世界国家，疫苗和抗菌药物的发展已经显著降低了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
　　消灭了天花，我们随之也消灭了脊髓灰质炎和麦地那龙线虫病。每次新生代的工程技术革命都带来了更轻的、更强大的、更安全的材料，从而生产了更为耐用的、更安全的汽车、飞机和基础设施。例如，200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新高速公路W35桥在2007年崩塌的废墟上建成，其中装有323个光纤传感器，为工程师们提供了桥梁承重力、腐蚀性和移动性的实时监测数据。
　　科技还有其它的好处：通过国际贸易、互联网和其它全球通信方式，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人类更加热爱和平。我们已经不愿视彼此为敌人，相反如著名的科普作家史提芬·平克认为的那样：“《我们的天性更加善良》（2011）”。由于科技的发展，距离的跨越和贸易合作的逐渐扩大促进了人类商品和思想的交流，人们不再愿意与自私邪恶的、不讲人道主义的人合作，而更愿意选择坚持互利互惠原则的人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从而也使得人们的生存感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随着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直线上升，大家都毋庸置疑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过去几十年中，科技的车轮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必将围绕科技进步的轴心一直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老的问题将逐渐被解决，甚至过去那些令人恐惧的自然灾难也正在逐步被人类驯服，例如大有前景的预警海啸探测系统也许很快就能阻止类似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曾经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痛。
　　由于科技给予自然界太多的回报，借用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和康德的话来说，科技因此而显得无比崇高。康德认为：“只要人类没有被某种力量所统治，大自然就会变得崇高”。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因为科技的万能，自然界曾经发生的那些可怕场景，在将来甚至可能不会再成为事实，而变成为一种超验的愉悦。崇高源于人的自我意识，即人类是独立于自然的并且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所谓崇高就是把危险的事情变得安全，这是人类对有能力将自己置于安全环境中的再次肯定，因此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会把我们朝着更为辉煌的时代推进。然而，事实上在一切表象之后却隐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危险。查尔斯·马洛里的故事证明了在最新的技术成就中往往有着不可估量的危险性。虽然夏威夷接种天花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好在由于该岛屿与大陆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才不至于有更大范围的蔓延。夏威夷虽然距离圣弗朗西斯科有近2400英里，但是由于与其他文明社会相距更加遥远，一般情况下任何携带天花的船只在病毒自身耗竭前都未能到达预期的目的地。然而，由于科技促使查尔斯·马洛里航行的速度太快，它根本无法摆脱这次传播疾病的旅行后果，从而为这些偏远的夏威夷群岛输送了前所未有的致命杀手。
　　事实上，曾经使我们生活变得更轻松的科技经常带来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1859年9月1日，英国天文学家李察·卡林顿目睹了一个日冕物质抛射现象（CME）——一场从日冕中逃逸出来的太阳风和太阳磁能产生了喷发。卡林顿事件，不仅是第一个有记载的CME，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喷发，它不仅带来了一场光与磁效应的奇妙显示，同时也释放出一种不祥的强烈预感。而现在的太阳耀斑“卡林顿现象”的规模，据科学家观测估计，在2022年前它有百分之十二的机会会撞击地球。这种事件一旦发生，其结果就会对我们的先进文明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果一个CME带着相同的强度正面撞击地球，可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摧毁。据2008年一个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报告估计：卡林顿事件如果再次发生，将导致美国基础设施的毁坏，这可能需要花四年到十年的时间和消耗数万亿美元来进行恢复。特别脆弱的是，由于大量的变压器作为整个电力系统的依赖，太阳磁能中巨大的通量很容易使变压器的磁芯负担过重，导致铜芯的高热和熔化。由于基础设施的严重损毁，将导致人类社会灾难性的崩溃。这种情形对于我们“未开化”的祖先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想象得到的。
　　尽管科技进步平抚了曾经发生的危险事件，但有时候人类文明并不一定按我们预设的方向行进。如果一件事物由安转危，那么我们将重新定义它的崇高性。或许我们对这点一直都有认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想象中总是充满了世界末日式的灾难。我们对反映人类狂妄及其后果的故事题材乐此不疲，正例如电影《后天》，总想通过灾难性背景来反映平凡人对抗狂妄的典型事例。借此，我们总是提醒自己：我们所创造的每一件物品，都有它脆弱的本质，我们应该为它造成的后果时刻做好准备。或许，那只是一种途经坟墓的警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忧患意识，我们很容易忘记曾经发生的危险。我们曾经从对灾难性疾病的恐惧中获得了免疫力，接受了他们正在一次次扼杀我们的事实。由于对病毒传播方式的误传和偏见，疫苗使用的有效性在部分西方国家一度受到质疑，导致了病毒感染的再次复苏。1995年，美国百日咳的死亡率从1950年的1100人降到了6人。但是在过去十年来又急剧爆发，根据2013年报道的数据，已经超过48000人被感染，其死亡率也比1995年明显增长了5137例。 　　与此同时，对使用抗菌素的错误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过量使用培育了新生代抗菌素产品，然而它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对地球上的人口造成浩劫。从前的可治愈性疾病如淋病可能不久将再次失控。正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瑞登在2013年的书中写到：“由于人类对抗菌素管理不善，绝大多数抗药性微生物已经在医院涌现。”
　　毕竟，我们生活在因遭受骨髓灰质疾病祸患或曾经感染天花的社区已经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长期脱离疾病威胁的警醒，我们甚至在灾难性的现实面前变得麻木不仁，较少严肃地考虑我们如何保护自己远离这些威胁。海瑞·裴斯克在《宽恕设计》一书中有关于设计师失误的分析：尽管有着重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建筑和桥梁仍然在发生倒塌，飞机和轿车仍然有坠毁，这并不是因为科技本身，而是因为设计师未能记住前辈们的根本教训。“不幸的是”，裴斯克写到：“在对成功反复强调的时代，由于来自失败的教训太容易被遗忘，才塑造了科技进步的强大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今天我们对错误的感知能力与3万年前或3千年前一样，估计将来也同样不会进步。失败成为了科技社会的必然产物。”尽管我们取得了技术成就，但是人类的文明并没有取得我们所期望的进展。如果科技按照线性发展，它将致使人类置身于遗忘、愚蠢和失败的循环境地。我们可能不会陷入黑暗时代的危险，但我们发现一代代人不断地被上着生或死的课程。
　　为了保护我们免遭最坏的影响，我们不经意地建构了自己的恐慌，而无视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可以这样说，任何科技的能耐，由于受到设计本身和执行者的个体限制，一定总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回顾一下股票市场：1929年，道·琼斯指数开始跌落，不少人试图阻止其下滑，包括几个主要银行的负责人，为了维护市场的信心，他们在1929年10月24日公开地购买了一批高于他们采购价格的零散股票。虽然最终没有产生多大的效力，但是这样做至少减缓了五天的指数下滑，同时各界人士开始起来阻止这场危机。然而现在，就算是这种保护措施也无济于事。2010年3月6日，当股市开始下跌的时候，一个计算机程序的失误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金融危机”，道·琼斯指数在一分钟之内超过了600个点的起落。起初分析学家完全无法对这件事情的发生作出解释，最终发现是由于所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在高速运转中扮演了交易的角色，它其实对人类自身的直觉、自信或愚钝等影响行为决定的因素并不能进行感知。然而，由人类设计出来的规范操作程序仍然扮演了同样的恐慌，而且按照一种更快的、不可控的规模在自行演进。
　　最终，我们周围的科技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事实上它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正如佩特罗斯基所写的那样：“所有的东西，尤其是任何设计系统中的人与事是相互作用的，失败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它们是必然包含失败的，甚至带有非常严重的缺陷。”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仪可以纠正人的错误，却无法弥补自己设计师的失误。也许一个光明的未来科技较少依赖于新设备，而在于如何学会更好地了解人类自身，尤其是不要忘记从教训中获取能力。科技的未来如果没有对过去的长远回顾将一无是处，亦即我们在向前耕耘的同时，应让历史的错误和教训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