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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州窑“碎纹素地加青花者”
《景德镇陶录》(卷六)载:“碎器窑——南宋时所烧造者,本吉安之庐邑永和镇另一种窑。土粗坚,体厚质重,亦具米色,粉青样。用滑石配釉,走纹如块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黑纹痕,冰碎可观。亦有碎纹素地加青花者。”
笔者浅见以为,这里的细碎纹地“加”青花者,很可能是指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只不过这里的“加”字,是指以如剪纸贴花等方式在碎纹素地上“加”青花,而不是绘画。至于青料的问题,蒋玄怡偷著《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5月出版)已分析得很清楚,现摘录其文,以供读者参考。
1937年英国仆蓝柯司东在吉州窑拣得青花碎片,中国青瓷史稿中亦曾叙及。关于青花原料,据朱琰说:“黑赭石磨水画坯上,初无色,烧之成天蓝,呼为画烧青”。他描写使用土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这种黑赭石产于何地?据另一条引正字通“黑赭石出庐陵新建,一日无名子。用以绘画瓷器。”庐陵即古代的吉安(在清代新建属豫章道,故庐陵新建是指两个地名)。蓝浦在《陶录》卷十“论青料”节中:“新建从未闻产料,是产青料地在庐陵。”(黑赭石是铁质的黑色釉原料,而和青料的小石块表面上很难分,而且当地人的混称名目很多,而烧出效果,一为黑色,一为青色,名称是无法计较的。施愚山《矩斋杂记》:“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是庐陵即吉安古称。幕庭在《明青与康青》一文中谓:“瓷绘青色,自宋有之,最初得青,在赣之吉安”,近人所说谅亦有所本。日本尾崎洵盛对中国青料产地之研究:乐平、瑞州、永丰、玉山及吉安锡瓦山均出青料,是把产地也举明了。又渡边素舟所著《染付的发端》一文中也认为宋代吉州窑曾试制青花器。
四、吉州窑的青花瓷器
明代吉州窑青花瓷器较突出的是一种白地青花敞口瓶。这种风格的青花瓶,存世数量远较同时期的景德镇其他窑口青花瓷器少(注)。大多为浆胎,釉子肥润,有玉质感,带粉红色及无色开片纹,器内器底满釉,口沿施酱色釉。由于要突出青花色泽的效果,往往在青花部位加一层白色,然后再上透明釉,烧成后,在青花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出并摸到这层白色鼓起的釉层。上海博物馆藏有永和窑碎纹地青花加赭折枝花兽耳瓶,较特殊的是其枝叶部分绘青花、花朵部分则绘赭色(图6)。这种风格的青花瓷器,大多生产于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其器型较少,仅有香炉、小茶杯和瓶等,而且小件居多,部分为素地。明末吉州窑生产的这种浆胎开片青花瓷器,其典型的地方窑风格是明显的,特别是纹饰内容和绘画风格,与同时代的景德镇窑大异其趣。一般绘画者往往追求画中有诗的境界,明末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装饰花纹内容很多,减少了官窑器纯粹表达皇帝意志的规范图案,出现了活泼的草虫图如蟋蟀、飞蝶,各类动物纹如牛、羊、鱼、鸳鸯等,还有人物戏曲故事、山水景物等。这些画面多配以题画诗,绘画内容、意境和笔法与当时的文人水墨画风格一致,都着意表现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失意、寄情山水田园的隐逸思想。由于广泛采取分水和晕染技法,多有大写意的情趣,画面开阔,笔意潇洒酣畅(图7)。而上述吉州窑这类图案式的产品极可能受到其自身工艺的限制,即宋元以来剪纸贴花的工艺影响,只生产仿佛印上去的、简单的、图案化的青花纹饰器物。
至于年代更早的资料则有二例,其一为蒋玄怡先生在吉州窑蒐集的补充资料中发现的一件(图8)。该照片为黑白照,但也能清楚地看到其鸾凤、折枝花纹以及中心带“永和”二字的六角形图案的特殊风格,即剪纸贴印、剪刻并用,采取平视表现手法,寓意双凤呈祥,采用涩圈烧法(碟中心一圈露胎),与此青花盘装饰风格如出一辙的见之于南宋吉州窑碗(图9)。其二为1975年夏天唐昌模先生在调查吉州窑遗址时发现的怀疑为宋元吉州窑的青花瓷三件(图10)(见唐昌樸《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载《文物》1980年第4期)。
宋代吉州窑是否生产青花瓷器,应和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有一定关联。著名的“戴维特”瓶出现,离宋代仅73年。据说,日本有一鸾凤纹样的青花砚,青花带黑色,或有认为近饶州吉安产,系土青烧造的宋青花(见火志卓真《中国明初陶瓷图鉴》13页)。笔者十多年前曾在香港某私人处鉴赏一元代青花大罐,可贵之处是在器肩之如意海水云纹处(釉下)发现有一块残破之纸(布帛)状物粘附,上绘有与其下相同之纹饰。故此推断某些“至正型”元青花,在构图绘制极其繁缛的纹饰时,是否也借用了吉州窑的剪纸(刻花)技术。倘若仔细比较,不难发现“至正型”元青花中,确实有那么一类近乎剪纸印花风格的器物(图11)。姑且不说元代是否有吉州窑的工匠到景德镇从事陶瓷生产,事实上元青花某些典型纹饰如海水波浪纹、蔓草纹等,与吉州窑如出一辙。那么,既然古代景德镇的画工可以取百家之长,剪纸贴花的技术曾经被用在绘制青花也是可能的,比如在绘制时剪纸贴花、模印、绘花、剔花等互为辅助等等。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出现在那些纹饰相对规矩、相对图案化的密不透风的器物上。只是典型元青花一般人上手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带有剪纸残余物的极少数元青花(设若此可能存在的话),也将因其“瑕疵”而予销毁、打碎。因此,再发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近乎渺茫,这就有待同仁们的努力了。
遗憾的是,宋元以后,吉州窑瓷器的剪纸漏花装饰犹如昙花一现,在以后的几百年中并未得到发展。只是到了清代晚期,广东虎门炮台所用的陶制黑釉火药缸曾出现文字,系在长条纸上用阴线剪出,有些笔墨是不相连接的,烧出后字为黑色,纸面部分留有原陶的白胎。笔者以为,吉州窑剪纸贴花(漏花)陶瓷艺术在元代衰落,主要原因是剪纸贴花工艺的艺术表现范围始终不及釉下彩绘。除此以外或许还有战争等原因,从而使得一代名窑的传统绝技没落,而影响后来吉州窑青花瓷器在纹饰图案上的单调、剪纸图案化、时烧时停等现象。
注:这种青花瓶国内博物馆亦多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藏吉州窑“钦曙”铭青花花蝶纹瓶(详见汪庆正主编《青花釉里红》图版178,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祉,1986年)。同类型器物亦见于江西明益王墓出土青花瓷,但有人认为是景德镇窑产(详见彭适凡/尹青兰《江西明益王墓青花瓷》,载《文物天地》2007年第2期61页)。笔者个人倾向于前说。
(责编:雨 岚)
《景德镇陶录》(卷六)载:“碎器窑——南宋时所烧造者,本吉安之庐邑永和镇另一种窑。土粗坚,体厚质重,亦具米色,粉青样。用滑石配釉,走纹如块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黑纹痕,冰碎可观。亦有碎纹素地加青花者。”
笔者浅见以为,这里的细碎纹地“加”青花者,很可能是指宋代吉州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只不过这里的“加”字,是指以如剪纸贴花等方式在碎纹素地上“加”青花,而不是绘画。至于青料的问题,蒋玄怡偷著《吉州窑·剪纸纹样贴印的瓷器》(文物出版社1958年5月出版)已分析得很清楚,现摘录其文,以供读者参考。
1937年英国仆蓝柯司东在吉州窑拣得青花碎片,中国青瓷史稿中亦曾叙及。关于青花原料,据朱琰说:“黑赭石磨水画坯上,初无色,烧之成天蓝,呼为画烧青”。他描写使用土青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这种黑赭石产于何地?据另一条引正字通“黑赭石出庐陵新建,一日无名子。用以绘画瓷器。”庐陵即古代的吉安(在清代新建属豫章道,故庐陵新建是指两个地名)。蓝浦在《陶录》卷十“论青料”节中:“新建从未闻产料,是产青料地在庐陵。”(黑赭石是铁质的黑色釉原料,而和青料的小石块表面上很难分,而且当地人的混称名目很多,而烧出效果,一为黑色,一为青色,名称是无法计较的。施愚山《矩斋杂记》:“宋时江西窑器,出庐陵之永和市……”是庐陵即吉安古称。幕庭在《明青与康青》一文中谓:“瓷绘青色,自宋有之,最初得青,在赣之吉安”,近人所说谅亦有所本。日本尾崎洵盛对中国青料产地之研究:乐平、瑞州、永丰、玉山及吉安锡瓦山均出青料,是把产地也举明了。又渡边素舟所著《染付的发端》一文中也认为宋代吉州窑曾试制青花器。
四、吉州窑的青花瓷器
明代吉州窑青花瓷器较突出的是一种白地青花敞口瓶。这种风格的青花瓶,存世数量远较同时期的景德镇其他窑口青花瓷器少(注)。大多为浆胎,釉子肥润,有玉质感,带粉红色及无色开片纹,器内器底满釉,口沿施酱色釉。由于要突出青花色泽的效果,往往在青花部位加一层白色,然后再上透明釉,烧成后,在青花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出并摸到这层白色鼓起的釉层。上海博物馆藏有永和窑碎纹地青花加赭折枝花兽耳瓶,较特殊的是其枝叶部分绘青花、花朵部分则绘赭色(图6)。这种风格的青花瓷器,大多生产于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其器型较少,仅有香炉、小茶杯和瓶等,而且小件居多,部分为素地。明末吉州窑生产的这种浆胎开片青花瓷器,其典型的地方窑风格是明显的,特别是纹饰内容和绘画风格,与同时代的景德镇窑大异其趣。一般绘画者往往追求画中有诗的境界,明末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装饰花纹内容很多,减少了官窑器纯粹表达皇帝意志的规范图案,出现了活泼的草虫图如蟋蟀、飞蝶,各类动物纹如牛、羊、鱼、鸳鸯等,还有人物戏曲故事、山水景物等。这些画面多配以题画诗,绘画内容、意境和笔法与当时的文人水墨画风格一致,都着意表现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失意、寄情山水田园的隐逸思想。由于广泛采取分水和晕染技法,多有大写意的情趣,画面开阔,笔意潇洒酣畅(图7)。而上述吉州窑这类图案式的产品极可能受到其自身工艺的限制,即宋元以来剪纸贴花的工艺影响,只生产仿佛印上去的、简单的、图案化的青花纹饰器物。
至于年代更早的资料则有二例,其一为蒋玄怡先生在吉州窑蒐集的补充资料中发现的一件(图8)。该照片为黑白照,但也能清楚地看到其鸾凤、折枝花纹以及中心带“永和”二字的六角形图案的特殊风格,即剪纸贴印、剪刻并用,采取平视表现手法,寓意双凤呈祥,采用涩圈烧法(碟中心一圈露胎),与此青花盘装饰风格如出一辙的见之于南宋吉州窑碗(图9)。其二为1975年夏天唐昌模先生在调查吉州窑遗址时发现的怀疑为宋元吉州窑的青花瓷三件(图10)(见唐昌樸《江西吉州窑发现宋元青花瓷》,载《文物》1980年第4期)。
宋代吉州窑是否生产青花瓷器,应和元代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有一定关联。著名的“戴维特”瓶出现,离宋代仅73年。据说,日本有一鸾凤纹样的青花砚,青花带黑色,或有认为近饶州吉安产,系土青烧造的宋青花(见火志卓真《中国明初陶瓷图鉴》13页)。笔者十多年前曾在香港某私人处鉴赏一元代青花大罐,可贵之处是在器肩之如意海水云纹处(釉下)发现有一块残破之纸(布帛)状物粘附,上绘有与其下相同之纹饰。故此推断某些“至正型”元青花,在构图绘制极其繁缛的纹饰时,是否也借用了吉州窑的剪纸(刻花)技术。倘若仔细比较,不难发现“至正型”元青花中,确实有那么一类近乎剪纸印花风格的器物(图11)。姑且不说元代是否有吉州窑的工匠到景德镇从事陶瓷生产,事实上元青花某些典型纹饰如海水波浪纹、蔓草纹等,与吉州窑如出一辙。那么,既然古代景德镇的画工可以取百家之长,剪纸贴花的技术曾经被用在绘制青花也是可能的,比如在绘制时剪纸贴花、模印、绘花、剔花等互为辅助等等。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可能出现在那些纹饰相对规矩、相对图案化的密不透风的器物上。只是典型元青花一般人上手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带有剪纸残余物的极少数元青花(设若此可能存在的话),也将因其“瑕疵”而予销毁、打碎。因此,再发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近乎渺茫,这就有待同仁们的努力了。
遗憾的是,宋元以后,吉州窑瓷器的剪纸漏花装饰犹如昙花一现,在以后的几百年中并未得到发展。只是到了清代晚期,广东虎门炮台所用的陶制黑釉火药缸曾出现文字,系在长条纸上用阴线剪出,有些笔墨是不相连接的,烧出后字为黑色,纸面部分留有原陶的白胎。笔者以为,吉州窑剪纸贴花(漏花)陶瓷艺术在元代衰落,主要原因是剪纸贴花工艺的艺术表现范围始终不及釉下彩绘。除此以外或许还有战争等原因,从而使得一代名窑的传统绝技没落,而影响后来吉州窑青花瓷器在纹饰图案上的单调、剪纸图案化、时烧时停等现象。
注:这种青花瓶国内博物馆亦多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藏吉州窑“钦曙”铭青花花蝶纹瓶(详见汪庆正主编《青花釉里红》图版178,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祉,1986年)。同类型器物亦见于江西明益王墓出土青花瓷,但有人认为是景德镇窑产(详见彭适凡/尹青兰《江西明益王墓青花瓷》,载《文物天地》2007年第2期61页)。笔者个人倾向于前说。
(责编:雨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