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四川汶川地区作调查的时候，问过很多地震灾民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有预防地震的意识，答案几乎都是否定的。是否这个地区很少发生地震呢？我们翻开地方志和历史资料，可知茂县、汶川一带发生的地震，在20世纪就有9次之多，特别是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和1976年的松潘、平武大地震，震级都达到7级以上。叠溪地震震后还引起洪水，造成二次灾害。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给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呈文中写道：“前次川西屯区茂县属叠溪地方，因地震剧烈，山崩镇陷，岩石横江，积水深涵成大闸者一处，深约一百余丈，地名沙湾，成深潭者四处，深不等，其地名大桥、小桥、松平沟、鱼儿寨。沿江居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计数。毁损屯属公路值洋七八万以上。”而在人迹稀少的松潘、平武等地区，地震也造成了死亡41人、重伤156人、房屋倒塌500余间、耕地被毁达15000多亩的损失。
　　但是，为什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防灾意识呢？结论是，这些灾害的历史仅仅是被记录下来存放在资料馆、档案馆里，而没有在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出现、时刻提醒人们灾害可能来临。这就是说，有记录，但是没有记忆。

灾害经验与知识的保存

　　一个社会该如何记录和记忆灾害，并不止是历史学家应该关心的问题，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为灾害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未来的受灾者”。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重灾区岩手县宮古市姉由地区，有一个记录明治29年（1896年）和昭和8年（1933年）海啸水位的警示碑，这个碑树立在当年海啸水位的最高处，标示出海啸到达的海拔高度。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听从祖先教训，把房屋建在这个警示碑标示的高度以上，结果在这次海啸中无一人伤亡。
　　日本的灾害记忆传承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今天。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的一个村落树立的教训碑的碑文介绍了这次地震海啸的情况之后，总结道：“大震之后必有大海啸。不要犹豫，尽快登高。千万不要返回。”
　　这个教训看似平淡，但却是用很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已经登高到了安全的地方，但是，他们忽然想到家里还有贵重的东西没拿，或者惦记其他家人，就又返回家中，结果遭遇海啸而遇难。这些教训和经验，用这样在日常空间建立表象物的方式，来让灾害记忆不断再生产和消费，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在中国，过去的灾害经验成为后来防灾行为指针的例子也有不少。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有人避灾时被楼道里停放的自行车绊倒。之后人们接受了教训，楼道里不再停放自行车，即使是盗贼猖獗的年月。1920年 的甘 肃 海 原 大 地 震造 成 了27万多人死亡，地震之后，当地也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比 如 炒 豆 子——每 年，在 大地 震 发 生 的 11 月 初 七前后，当地人把扁豆或者黄豆等原粮炒熟了吃。据说当年地震时，很多人被压在砖瓦下面，就是靠吃原粮活下来的。另外，地震过后，很多人家都习惯性地在门背后放一把铁锹，以备今后万一被埋在下面，能够藉此自救。
　　很多类似的习俗最后因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而被人们忘却。由此可知，灾害记忆的传承不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它在不断的记忆与忘却中做出选择。

记住还是忘却？

　　记住的另一面是忘却。权力的交替、社会的变迁、文化导向的转移，都会导致某些记忆被抹消或忘却，灾害记忆也是如此。在现实中，大部分灾害废墟是被抹消的，一是出于重建的需要，二是出于人类希望忘却伤痛的本能。但是，在记住与忘却之间，人类又始终处在矛盾的状态。思念逝去的亲人，每年在特定的时候去和他们的灵魂相聚，何尝又不是人类的本能？因此，受灾的共同体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围绕如何处理灾害的记忆表象，又有可能成为地域社会的对立之场，最终如何解决矛盾、达成妥协，则是考察一个地域共同体的试金石。 　　所谓灾害记忆，是人们通过文本、口头传承（神话、故事、传说等）和纪念碑、纪念馆等记忆空间，以及纪念、悼念仪式等方法，重构灾害、呈现灾难意义的过程和结果。它和战争、事件等构成一个社会公共记忆的核心部分。灾害记忆的作用在于：为社会保留灾害知识和应对经验，解释灾害的成因和意义（如天谴论等），为受灾者以及全社会提供消解灾害创伤的文化装置（比如纪念碑、纪念仪式、灵异故事、梦境等）。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肯尼斯·福特（Kenneth. E. Foote）提出，人类处理历史遗存至少有4种方式，这4种方式分别是：圣化、选择、复旧、抹消。

　　所谓“圣化”，就是构建一个“神圣空间”，比如建立纪念碑、纪念广场、遗址公园、烈士陵园、人物雕像等。将这个空间与世俗空间区隔开来，这个空间通常是献给伟人、英雄或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特定的人和事件被“圣化”，是因为其对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需要被大家记住。为此，在被“圣化”的空间中，往往会加入时间性的要素，比如设定纪念日，在这个时间举行纪念仪式或者祭祀活动。唐山抗震纪念碑和日本阪神大地震纪念碑就都通过空间“圣化”的方式建造了记忆的表象。
　　所谓“选择”，就是在诸多的遗迹或者废墟中选择某一部分保留下来，建立纪念馆或者标牌来说明其事件的来龙去脉。比如某名人故居、某个灾害的遗址。这一点和“圣化”相似。但不同的是，这类遗存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被神圣化，也没有纪念性仪式。这类遗存有流动性的特点，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它们有可能被“圣化”，也有可能被“抹消”。
　　所谓“复旧”，通常是把灾害和悲剧性的事件的现场恢复到事件发生之前的状态，因为人们不希望这些事件的记忆表象保留在公共空间当中，比如地震或者其他灾难毁掉的建筑、街区，灾后被重新修建起来，好像灾难从来没有发生一样。
　　而最后一个方式“抹消”，就是让某些记忆的表象在人们的生活空间和记忆共同体中彻底消失，比如某些人物纪念碑、雕像、建筑，改朝换代之后，被彻底摧毁、清空。
　　上述4种方式，在灾害记忆的构架中都被广泛地使用。选择哪些方式，取决于人们对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意义呈现和价值判断。比如，如果把这场灾害理解为对地域共同体的伤害，可能就会选择“复旧”或者“抹消”;如果希望对事件的人物进行彰显，那么“圣化”和“选择”则成为有效的手段。在更多的时候，这些方法是被混合使用的。这也非常符合记忆理论的基本原则——记忆与忘却都是主体性选择的结果。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给日本东北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灾后的废墟中，南三陆町的防灾对策厅舍的去留问题非常引人关注。它原来是地域的防灾中心，海啸摧毁了它，在屋顶上避难的30多人最后没能幸免。大水退去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这个钢铁骨架。围绕这个设施，有个动人的故事：地震引发的海啸即将袭来的时候，防灾中心有一位女播音员远藤未希，她反复呼叫，让大家赶快向高处逃难，直到这个声音戛然而止。后来人们才知道，远藤未希在广播室坚守到最后一刻，最终殉职。她的事迹被报道之后，有很多的人来这里献花。周围的环境也逐渐得到整理，修建了停车场。但是否保留这个废墟，当地人是有争论的。有的死难者家属希望能够拆毁，因为他们觉得看到它会勾起伤心和痛苦，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应该留下它来纪念远藤未希。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他们决定保留这个废墟20年，20年后再由大家来决定是继续保留还是把它拆毁。

　　当地人计划用长达20年的时间来互相妥协沟通，以期最后达成共识。由此可见，灾害记忆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围绕它的命运，各种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角力，使得“记忆之场”也成为地域社会对灾害认知的协商妥协的场域。灾后住宅、道路、公共设施等物理空间的重建相对容易，而意义和记忆空间的重建则因背负着情感和道德等重任而需要缓步前行。

天人之间，孰强孰弱？

　　灾害和战争不同，它的起因往往来自自然，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成为灾害记忆意义表达的重要场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机构，对天人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唐山大地震發生于1976年7月28日，震级为里氏7.8级，震中区烈度11度。地震造成24.2万余人死亡，16.4万余人重伤，轻伤者不计其数。1984年，唐山市政府决定建造唐山抗震纪念碑，连同抗震资料馆和抗震纪念广场，形成了记忆唐山大地震的神圣空间。 　　“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即奋挣扎之力，移伤残之躯，匍匐互救，以沫相濡，谱成一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已、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曲悲歌。”这是唐山抗震纪念碑上的一段文字。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共866字的碑文中，清晰体现出纪念碑名字的含义，它是“抗震纪念碑”而不是“地震纪念碑”，也就是说，记忆的重点不是灾害造成的创伤和悲痛，而是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国家、社会、军人以及受灾者的顽强精神。纪念碑设计者的意匠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再现地震造成的破坏，二是表现人恢复创伤的力量。从视觉感受来看，主碑的巨大的碑体形制给人以一种压倒性的“力”的心理感受。碑身的8幅浮雕的内容也几乎是表现震后救灾的情形。
　　日本阪神大地震发生于1995年1月17日，因受灾范围以兵库县的神户市、淡路岛以及神户至大阪间的都市为主而得名。震中在距离神户市西南方23公里的淡路岛，震级为里氏7.2级，造成6434人死亡、43792人受伤。震后，灾区各地都设置了慰灵碑和纪念碑，来悼念和纪念死者。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神户市的东游园地公园中，修建了一个纪念碑。这块碑安置在一个下沉式的空间中，碑的顶端正好到达地面的高度。碑的顶部有长明灯。碑文中写道：“我们人类是何其渺小，我们甚至无法预知一秒钟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这个灯火，连接了我们与失去生命的每一个灵魂。”
　　这个纪念碑传达的是在自然面前，人类是何其渺小，但是，在“示弱”的背后所流露的则是，面对灾害造成的创伤，靠着埋藏在人性根底的温情、关爱以及连带感，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勇气和力量。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唐山的抗震纪念碑和神户的阪神大地震纪念碑分别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个是面对自然的淫威不屈服的勇气，另一个是承认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承认在和自然对峙的过程中，人类也有失败的可能。这两种态度成为人类记忆灾难的不同面相。

情感寄托的表象：有形与无形

　　通常情况下，墓地和墓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埋葬死者和标示墓地位置，另一个是作为祭祀的空间，让亡故者的家人能够在如清明节等一些特殊的日子，来这里祭奠他们。在这个意义上说，墓地和墓碑是连接生死境界的重要的记忆之场。因此，当这些地方遭受灾害破坏的时候，人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家屋一样去关照这些墓地、墓碑、纪念碑。
　　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域的一个海边的墓地，墓石大多被海啸冲毁，这块地一般来说会被市政当局清理掉。而作为和逝去亲人沟通的记忆之场，墓地和墓碑的清理，意味着和亡灵再会的空间消失，对活着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海边的墓地和墓碑，很多是埋葬海难事故亡者的场所。而海啸到来，让这些亡灵的栖身之所再次蒙难。凄惨的光景，令人唏嘘。
　　唐山大地震过去40多年了，在那面刻满了死难者姓名的纪念墙前，每逢7月28日，依然是悲情的世界。在这里，人们献花留言，表达对亲人的哀思。更多的人是伫立在纪念墙面前，注视亲人的名字，心中默默呼唤。这面纪念墙是2008年修建的，虽然已有1984年修建的唐山抗震纪念碑，但是，人们依然渴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祭祀空间，因为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灾害中失去的亲人，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而不是死难者总数的24万分之一。在唐山抗震纪念碑所代表的公共记忆的另一面，灾害记忆表象的建构还应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如很多国家的战争纪念碑，都用镌刻每个死者的名字，来让记忆具象化。
　　除了上述有形的表象物之外，灾害记忆还可能通过传说、梦境等方式表现出来。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金菱清团队，在东日本大地震灾区进行口述访谈，这些访谈最后以《被唤醒的灵性地震学——生死之隙》为名结集出版。其中一章的内容是日本宫城县石卷市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的幽灵现象。这些灵异现象先是刊登在宫城县石卷市的报纸上，后来在社交网站公布并且迅速传开。仅仅3天之内，“脸书”（Facebook）上的转发量就超过了2万次。调查者向石卷市的出租车司机询问是否遇到灵异事件，结果是很多受访者说他们遇到乘客上车后突然消失的事情。比如有司机描述说，在仲夏的深夜，他发现了一个穿着冬装的小学生样子的女孩，觉得有点可疑，就问道：“小姑娘，你的爸爸和妈妈呢？”女孩回答说：“我自己一个人。”司机以为是个迷路的小孩，就询问了家里的地址，想把她送回去。刚送到女孩家附近，女孩说完“谢谢叔叔”，在下车瞬间就消失了。
　　另一个司机说，有一天他接到一个年轻的客人，虽然是8月炎热的天气，可他穿的是3月寒冷季节的衣服。“上车以后，他让我拉他去海边的一个地方。我确认了地点之后提醒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问他是否肯定要去那里。这个年轻人说‘没错’ ，但到了目的地，我一转头，发现后座空无一人。”
　　金菱清教授并不探究这些幽灵现象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司机们的幻觉，他关心的，是那些自称遇到过“幽灵”的司机们讲述这些经历时候的态度。他们不但不惧怕和厌恶那些“幽灵”，反而表示如果下次再能遇到的话，仍旧欢迎他们乘坐。
　　为什么司机完全不避讳与“幽灵”接触，甚至还十分欢迎呢？金菱清教授的解释是，这些司机都是当地人，他们对自己故乡的灾害死难者的情感，使得他们把这些“幽灵”的到来看作是那些还带着对亲人无限眷恋的死难者渴望回到故土人间，故而借助他们的出租车来寻找亲人或者再看一眼他们故乡的执念。这些幽灵传说，成为连接灾区生死间的纽带。
　　梦境也是一样，调查中采集到的很多幸存者会在梦中见到死去的亲人。少年哲也常常梦见他的妹妹，妹妹出现在梦里的时候多是哲也社团活动和学习比较累的时候。尤其是在柔道比赛的前一天夜里，哲也一定会做关于柔道的梦，观众声援席上妹妹和母亲经常出现——她们俩生前都很期待到现场给哲也加油。哲也说：“也许妹妹是在给我加油，在鼓励我。我想在柔道比赛前她们出现在我梦中，代表着即使到现在她们还在好好地关注着我。” 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母亲牵着女兒的手逃难的时候，海啸袭来，结果女儿被冲走。这个母亲陷入了深度的自我谴责的忧郁状态而无法自拔。后来，她3次梦见自己的女儿，梦中的女儿一次比一次干净健康，最后一次微笑着向她挥手告别。这个母亲相信这是女儿来告诉她自己有了幸福的归宿，让她不要担心。她从此慢慢恢复了正常。 　　无论是有形的纪念碑、墓碑，还是无形的幽灵传说和梦境，都是人们保持和死亡亲人关系的纽带。在这里，灾害记忆是慰藉，是治愈，也是救赎。

记忆表象的意义变迁

　　在宁夏海原县西安镇西华山北麓哨马营村小河床上，有一棵古柳树，1920年12月16日海原县发生里氏8.5级大地震，这棵古柳树因处在地震断裂带上而被撕裂成两半，撕裂的躯干位移达0.4米。这棵中间裂开但是依然不倒不死的树，被当地人奉为神树，后来又被称为“柳爷”，柳树上面流的水，也被人们当作神药。这棵自然界的植物，被赋予了神性，完成了它的第一次意义转换。
　　后来，地震学家看到了这棵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汪一鹏考察后回去对同行说：“到宁夏海原的哨马营，我们一看，哎呀！太精彩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震现象，那么大一棵柳树，把它劈成两半，而且它错动的方式反映了地震中间的一般规律。”由此，这棵古柳被专家们定名为“震柳”，成为研究地震的活标本。同时，海原县人民政府将它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点。从神树变成了科学的标本，“柳爷”实现了第二次华丽转身。

　　2009年，命运再一次眷顾的这棵老树，新修订的《海原县志》开始把它誉为“震柳精神”的表征，赋予它“不屈不挠、互济互助、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价值。2010年，海原地震博物馆开馆，“震柳”按照1：1的标准制作成模型，成为地震博物馆的重要展示物，并以“震柳精神”的铭牌进行介绍。
　　从“柳爷”到“震柳精神”，这个海原大地震的象征物的意义被不断改写和升华，成为灾害记忆的表象。
　　无独有偶，在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区，也有一棵树被奉为神奇：海啸过后，旁边的树都被冲毁，而这棵树没有倒下。作为一个抗灾的奇迹，它被赋予了坚强不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意义。这棵树后来因为海水侵蚀而枯死了，但是人们给它注入了一种化学药水，让它变成了一个永远不会倒的树形雕塑，就像纪念碑一样。不过，保护这棵树耗资不菲，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应该把这个钱转用来救灾。
　　但是，最后大家选择保留了它，把它变成了一个记忆的表象。这个空间有多重功能，比如树旁有鲜花台，来访的人可以用鲜花表达纪念和祭祀的心意。另外还设置了标志牌，上面有地域的避难地介紹，起到了防灾宣传的作用，告诉人们灾害发生的时候可以到哪里去避难，避难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等等。此外，它所营造的景观本身，让人一看到它就想起灾害，想起应该记住那些死难的人们。
　　日本学术会议公布的保留灾害遗址的报告书《将文化财产传承给下一代——以灾害发生为前提的保护对策的构建》明确地界定了灾害遗址保存的价值：“灾害遗址，是大量生命和生活被剥夺的铁证，其作用体现在镇魂、记录历史事实、反思灾害的教训和作为复兴的象征等方面。具有向后代传承下去的历史的和文化方面的遗产价值。”
　　在这里，灾害记忆的表象，被赋予了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在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今天，我们作为“未来的受灾者”，都需要通过灾害记忆的保持与传承来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以应对未来的灾难。“灾害并不是在我们忘记它的时候发生，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它而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