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万万没想到，十天就得到了解决。”永川区朱沱镇居民李平哽咽地说。
　　在一场心脏支架手术中，他的妻子因“事故”而离他而去。
　　李平怒气冲冲地找医院理论。
　　“我原本对索赔没报一点希望。”李平说，“可我万万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医院的4.1万元赔偿。”
　　这起医患纠纷之所以能快速得到解决，是因为永川建立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调解之困
　　
　　“噼里啪啦、咚咚锵……”
　　2009年5月22日，永川某医院门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一条横幅出现在众人眼前：“还我公道、还我生命……”
　　30多人组成的队伍，与医院保安发生冲突，领头的熊轩哭喊着。
　　十几天前，熊轩儿子因咳嗽发热住院治疗，其间病情突然加重，心跳骤停，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由此引发医患争议。
　　永川区副区长许宁闻讯赶往医院，与熊轩等人进行第十次座谈。
　　“大家先冷静一下，对于该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有三条路径……”许宁解释说。
　　但是很遗憾，第十次调解还是失败了。
　　直到第12次座谈，双方才勉强达成一致。
　　“马拉松式的调解，让我瘦了好几斤。”许宁说。
　　这种停尸闹事的医疗纠纷，仅在2010年，永川就有十起，而一般医疗纠纷则超过100例。
　　发生医疗纠纷后，患者及家属一般都直接找医院扯皮，而不愿进行医疗事故鑒定或走司法途径。
　　“处理医疗纠纷，政府身份十分尴尬，患方认为政府和医院存在管理关系，是一伙的，所以不太相信政府。”永川区副区长孔萍说，“所以我们急需探索创新一套新的调解机制。”
　　
　　“第三方”出场
　　
　　2010年3月，孔萍带队抵达四川资阳。
　　随行者，有永川区卫生局副局长陈战及司法局的相关负责人。
　　此行目的是为了“取经”。
　　“资阳之行，我们收获很多，学习他们的经验，准备创建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陈战说。
　　回渝后，永川区卫生局在司法局帮助下，制定了《永川区医疗纠纷预防处置调解试行办法》、《永川区医疗风险专用基金管理办法》两份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担任“第三方调解”的卫生、司法、公安、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10年11月22日，永川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
　　“医调会就是依法设立的独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孔萍说，医调会从体制上与卫生局及医疗卫生单位进行了分离，从根本上保证了调解委员会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确保调解的公平公正。
　　医调会聘用了十名人民调解员，并落实一名法律专业人员和一名医学专业人员为日常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受理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法解决纠纷。
　　“第三方的出现，给剑拔弩张的局面带来缓冲，为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孔萍说。
　　“我们会主动介入可能或正在发生的纠纷，在医患双方都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调解。”调解员聂勋放说。
　　
　　效应初显
　　
　　2011年9月9日，医调会办公室。
　　“由院方向患方王丽赔偿4.8万元……”聂勋放宣读调解协议书。
　　患方王丽与院方负责人，分别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仅仅17天，一起医患纠纷就得以圆满解决。
　　8月23日，王丽到医院做安环手术，意外发生：医生操作失误，致其子宫右侧角破口。
　　“后经检测，王丽宫腔深度八厘米，探测针探测超过八厘米。事故原因很明确，医生操作失误造成。”聂勋放说，“那么，接下来的焦点就在于赔多少。”
　　“按其他医院惯例，我们愿意补偿一万元。”院方说。
　　而按照政策，王丽属于城镇户口，各方面赔偿金算下来应比农村户口多2.5万元，但王丽并不知道其中的差别——院方一直认定王丽是农村户口。
　　医调会在调解中，发现王丽属于城镇户口，于是指导其提供相关证据，最终得到了相应赔偿。“对于王丽来讲，她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在纠纷过程中哪些政策是可以争取和运用的，那么医调会就会尽责对她进行指导。”医调会法律专家伍健说。
　　成立十个月来，医调会已成功调解22起医患纠纷，大大减少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受到患者及医疗机构的好评。
　　“下一步，医调会还会补充人力、财力，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陈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