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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麟士(1865-1930),字鹤逸、号西津、西津散人、西津渔父、鹤庐主人,室名鹤庐、海野堂、甄印阁。顾麟士为顾文彬之孙、顾承之子,著名书画家和藏书家,著有《过云楼续书画记》等。作为新一代的过云楼主人,其家收藏古今书画精品真迹甲于吴中,顾麟士继承祖业,家学精湛,山水画尤以临古为擅长,宗法清初四王(王时敏烟客、王鉴圆照、王翠石谷、王原祁麓台),故气韵深厚,笔致沈雄。顾麟士生于清末民国军阀混战之际,社会动荡,他幼年应试,见一老童生久跪不起,请考官将自己不慎弄污的试卷另换一张,遭考官厉叱,他从此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顾麟士在怡园以金石书画自娱,多次组织画家如吴昌硕、金心兰、吴清卿、顾若波、王胜之、陆廉夫、费屺怀、颜莼生等在怡园雅集,并创办国学社、怡园画集,一时文采风流,影响后世甚大。顾麟士除大量收藏书籍字画外,还喜欢收录金石、碑版、印玺等,极大地丰富了过云楼藏品。
顾文彬和顾承父子在家族收藏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顾氏家族对于后人的培养,在“藏不隔代”的历史规律面前有着清醒的认识,顾文彬为此对孙辈列举出详尽的教学计划,《过云楼书画记》载有“孙辈讲论书画,不可因循。每月六期,每期十件,先论其人,次论其书法、画理,再论其价值,诸孙各立一册,将所讲十件详记于册,自书,各执行之一年,皆成内行”的记述。在孙辈诸人中以顾麟士禀赋最高,承续起过云楼收藏的家族脉络。
注重递藏有绪的顾麟土
顾承因操劳过度于光绪八年(1882)病故,这给晚年的顾文彬带来巨大创痛,而继承人的断层也使过云楼的收藏活动暂告停顿。七年后(1889)顾文彬逝世,遗留的书画和家产被分传给各房,顾承的一份家产自然再传到其子顾麟士的名下,顾麟士此时通过古董掮客协调,把分传于另几房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光绪中叶到民国年间,顾家的文化财富在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麟士的经营下达到了“鉴赏名家登门接踵如市”的繁荣景象,其家族声望也随之被提升。在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中记录与费念慈(屺怀)(1855-1905)的鉴藏往来最多,而费念慈对晚辈顾麟士亦推崇有加:“博雅嗜古,吴中推收藏赏鉴者,自吾友顾鹤逸外,未能或之先也。”而与前辈藏家广泛的往来之外,不少吴门收藏前贤的旧藏成为了顾麟士收罗的主要对象,据现存顾氏收藏印鉴考察,可见过云楼颇多的藏品来源于苏州大宗藏家,如吴云、潘文勤、沈树镛、刘履芬、史蓉庄等旧藏,以其藏量来看,晚清吴门数大家的旧藏应为顾麟士整批接收,纳入过云楼庋藏,如顾麟士所收《陈眉公梅花卷》,就经刘蓉峰、吴云、秀水王氏等诸家递藏。而《元贤七君子图卷》经项元汴、乔崇修、蒋生沐、张叔未、李鸿裔诸家收藏。吴云在光绪初年去世后,藏品散出,顾麟士得知后便与古董掮客商定,出高价优先挑选吴云“两罍轩”收藏精品。顾麟士以流传有绪的书画资源作为收藏对象,除了使苏州大家收藏不致流散体现其对前贤同道的追念外,亦以此有了扩充过云楼收藏的丰富渠道和藏品质量的保障。
过云楼之所以能够成就“收藏甲江南”的美誉,与顾文彬、顾承、顾麟士三代竭尽全力搜罗珍品密不可分,他们采取的方针是:“过云楼收藏精益求精,中下之驷必须推陈出新。”即不断收进精品、珍品,同时把旧有中下等的藏品淘汰出售,终于使过云楼的藏品愈来愈走向高端,规模日益壮大。时至顾麟士晚年,其收藏之书画已由祖父250余件达到精品近千幅,并有《过云楼续书画记》成稿。此书生前未及刊刻,建国后先有排字线装本内部印行,20世纪80年代,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过云楼书画记·续记》合刊本公开发行。
四子分房,过云楼文物云聚云散
顾麟士先生对“过云楼”的书画做了大量的补充,使其庋藏富甲江南。而顾麟士有四子,即公可、公雄、公柔和公硕。当顾麟士步入晚年时,便依旧规,将“过云楼”藏品分为四份,分别由四子继承。
顾公可(1892-1944),东吴大学肄业,在银行任职。从俞粟庐学昆曲,时有“一龙二虎”之称(公可生肖属龙;二虎为俞锡侯、俞振飞,同肖虎)。顾公可所藏一部分书画质量最好,其中有宋代杨无咎的《四梅花图卷》、《范仲淹与尹师鲁帖》等。解放前,因做生意亏了本,出卖一小部分归陆汉邦,而大部分于1955年,在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的联系下,最后由故宫博物院出资收归国有。
顾公柔与其父一样擅画,曾参加筹组苏州赛画会、苏州美术会及苏州美专,不幸早逝。所藏书画一部分由其后人带去台湾,一部分诸如《元贤七君子图卷》、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遗留在苏州,最后苏州博物馆通过过云楼第五代后人与台湾顾公柔后人取得联系,通过协商收归博物馆永久收藏。
顾氏后人顾公硕,为文博事业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解放后,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冶秋为了征集文物,曾特意来到江南,并找到顾家洽商。顾公硕当即便将祖传的珍品包括元代赵孟頫《二赞二图》、《福仁寺观》、《酒德颂》在内的书画多件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时,顾公硕先生任副馆长。在动员他人捐献文物之时,他自己作为表率,陆续向苏州市政府捐献了124件文物。其中书画方面最著名的就有元代王蒙的《竹石图轴》,明代戴进《归舟图》卷、唐寅《龙头诗》轴、《唐六如观杏图》轴、文徵明《五月江深图》、《小楷落花诗》卷、祝允明《行草九愍诗卷》、董其昌《楷书晁文公语》轴以及刺绣等文物,价值不可估量。1966年秋,“文革”狂飙大作,顾公硕先生主动请博物馆同志到家,处理过云楼传下的善本古籍。不料一剧团造反派组织闯入,把顾氏夫妇揪出大门横加批斗。顾公硕先生自感受尽凌辱,又见许多正直之士惨遭横祸,一时百感交集,留条写下“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于夜半至虎丘一号桥投河自尽而死。1978年平反。
化私为公,可以说是过云楼百余年收藏的最后归宿。顾氏后人顾公雄这一房的藏品,最后亦捐献给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国家的蓬勃气象,1951年时已病重的顾公雄向妻子沈同樾道出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把我们珍藏的那份书画献给国家吧。私人收藏难免如过眼云烟聚而散之,总是靠不住的。”顾公雄逝世后,家人根据其意愿,将珍藏献给国家,以期望保存永远。随后,便有了两次轰动之举:1951年、1959年,沈同樾女士暨子女顾笃碹、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秉承一代收藏家顾公雄遗志,将相传四代的三百余件书画以及明正德、万历、崇祯时期善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价值无法估量。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书画精品中有宋魏了翁《文向帖》卷,宋巨然《海野图》卷,元赵孟頫《秋兴赋》卷,赵孟頫崔复《吴兴清园图》卷,倪瓒《真书江南春词文徵明补图》卷、《春宵听雨图》轴,陆游《谷山图》轴,明王绂《浒溪四贤图》卷,沈周《临大痴山水》轴、《江云溪月图》卷、《送行图》卷,文徵明《风雨重阳诗画》卷、《花游图》卷、《写生十幅》册,唐寅《黄茅渚小景图》卷,祝允明《行书怀知书》卷,杜琼、沈周、刘珏三家《寿徐天全合卷》,董其昌《楷书诰身》册、《对题山水巨册》,徐渭《墨花》卷,王时敏《设色山水》轴、《仿一峰山水》散页,王鉴《仿子久浮岚暖翠图》轴,王翠《松庵调息图》轴、《黄鹤传镫图》轴,王原祁《仿大痴白石清谷图》轴、《仿云林山水》散页,恽寿平《行书七言联》、《秋江图》卷,四王吴恽《山水扇册》等,其中还有顾公雄父亲顾麟士的绘画多幅,如《无量寿佛图》轴、《溪桥策仗图》轴、《风木图》卷、《山水》册页等。这些见证了过云楼百年风云的文化遗产,在历经云聚云散之后,寻得了最好的归宿。
顾文彬和顾承父子在家族收藏活动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顾氏家族对于后人的培养,在“藏不隔代”的历史规律面前有着清醒的认识,顾文彬为此对孙辈列举出详尽的教学计划,《过云楼书画记》载有“孙辈讲论书画,不可因循。每月六期,每期十件,先论其人,次论其书法、画理,再论其价值,诸孙各立一册,将所讲十件详记于册,自书,各执行之一年,皆成内行”的记述。在孙辈诸人中以顾麟士禀赋最高,承续起过云楼收藏的家族脉络。
注重递藏有绪的顾麟土
顾承因操劳过度于光绪八年(1882)病故,这给晚年的顾文彬带来巨大创痛,而继承人的断层也使过云楼的收藏活动暂告停顿。七年后(1889)顾文彬逝世,遗留的书画和家产被分传给各房,顾承的一份家产自然再传到其子顾麟士的名下,顾麟士此时通过古董掮客协调,把分传于另几房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光绪中叶到民国年间,顾家的文化财富在过云楼第三代主人顾麟士的经营下达到了“鉴赏名家登门接踵如市”的繁荣景象,其家族声望也随之被提升。在顾麟士《过云楼续书画记》中记录与费念慈(屺怀)(1855-1905)的鉴藏往来最多,而费念慈对晚辈顾麟士亦推崇有加:“博雅嗜古,吴中推收藏赏鉴者,自吾友顾鹤逸外,未能或之先也。”而与前辈藏家广泛的往来之外,不少吴门收藏前贤的旧藏成为了顾麟士收罗的主要对象,据现存顾氏收藏印鉴考察,可见过云楼颇多的藏品来源于苏州大宗藏家,如吴云、潘文勤、沈树镛、刘履芬、史蓉庄等旧藏,以其藏量来看,晚清吴门数大家的旧藏应为顾麟士整批接收,纳入过云楼庋藏,如顾麟士所收《陈眉公梅花卷》,就经刘蓉峰、吴云、秀水王氏等诸家递藏。而《元贤七君子图卷》经项元汴、乔崇修、蒋生沐、张叔未、李鸿裔诸家收藏。吴云在光绪初年去世后,藏品散出,顾麟士得知后便与古董掮客商定,出高价优先挑选吴云“两罍轩”收藏精品。顾麟士以流传有绪的书画资源作为收藏对象,除了使苏州大家收藏不致流散体现其对前贤同道的追念外,亦以此有了扩充过云楼收藏的丰富渠道和藏品质量的保障。
过云楼之所以能够成就“收藏甲江南”的美誉,与顾文彬、顾承、顾麟士三代竭尽全力搜罗珍品密不可分,他们采取的方针是:“过云楼收藏精益求精,中下之驷必须推陈出新。”即不断收进精品、珍品,同时把旧有中下等的藏品淘汰出售,终于使过云楼的藏品愈来愈走向高端,规模日益壮大。时至顾麟士晚年,其收藏之书画已由祖父250余件达到精品近千幅,并有《过云楼续书画记》成稿。此书生前未及刊刻,建国后先有排字线装本内部印行,20世纪80年代,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过云楼书画记·续记》合刊本公开发行。
四子分房,过云楼文物云聚云散
顾麟士先生对“过云楼”的书画做了大量的补充,使其庋藏富甲江南。而顾麟士有四子,即公可、公雄、公柔和公硕。当顾麟士步入晚年时,便依旧规,将“过云楼”藏品分为四份,分别由四子继承。
顾公可(1892-1944),东吴大学肄业,在银行任职。从俞粟庐学昆曲,时有“一龙二虎”之称(公可生肖属龙;二虎为俞锡侯、俞振飞,同肖虎)。顾公可所藏一部分书画质量最好,其中有宋代杨无咎的《四梅花图卷》、《范仲淹与尹师鲁帖》等。解放前,因做生意亏了本,出卖一小部分归陆汉邦,而大部分于1955年,在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的联系下,最后由故宫博物院出资收归国有。
顾公柔与其父一样擅画,曾参加筹组苏州赛画会、苏州美术会及苏州美专,不幸早逝。所藏书画一部分由其后人带去台湾,一部分诸如《元贤七君子图卷》、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遗留在苏州,最后苏州博物馆通过过云楼第五代后人与台湾顾公柔后人取得联系,通过协商收归博物馆永久收藏。
顾氏后人顾公硕,为文博事业做出了莫大的贡献。解放后,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冶秋为了征集文物,曾特意来到江南,并找到顾家洽商。顾公硕当即便将祖传的珍品包括元代赵孟頫《二赞二图》、《福仁寺观》、《酒德颂》在内的书画多件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时,顾公硕先生任副馆长。在动员他人捐献文物之时,他自己作为表率,陆续向苏州市政府捐献了124件文物。其中书画方面最著名的就有元代王蒙的《竹石图轴》,明代戴进《归舟图》卷、唐寅《龙头诗》轴、《唐六如观杏图》轴、文徵明《五月江深图》、《小楷落花诗》卷、祝允明《行草九愍诗卷》、董其昌《楷书晁文公语》轴以及刺绣等文物,价值不可估量。1966年秋,“文革”狂飙大作,顾公硕先生主动请博物馆同志到家,处理过云楼传下的善本古籍。不料一剧团造反派组织闯入,把顾氏夫妇揪出大门横加批斗。顾公硕先生自感受尽凌辱,又见许多正直之士惨遭横祸,一时百感交集,留条写下“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于夜半至虎丘一号桥投河自尽而死。1978年平反。
化私为公,可以说是过云楼百余年收藏的最后归宿。顾氏后人顾公雄这一房的藏品,最后亦捐献给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有感于国家的蓬勃气象,1951年时已病重的顾公雄向妻子沈同樾道出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把我们珍藏的那份书画献给国家吧。私人收藏难免如过眼云烟聚而散之,总是靠不住的。”顾公雄逝世后,家人根据其意愿,将珍藏献给国家,以期望保存永远。随后,便有了两次轰动之举:1951年、1959年,沈同樾女士暨子女顾笃碹、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秉承一代收藏家顾公雄遗志,将相传四代的三百余件书画以及明正德、万历、崇祯时期善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其价值无法估量。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书画精品中有宋魏了翁《文向帖》卷,宋巨然《海野图》卷,元赵孟頫《秋兴赋》卷,赵孟頫崔复《吴兴清园图》卷,倪瓒《真书江南春词文徵明补图》卷、《春宵听雨图》轴,陆游《谷山图》轴,明王绂《浒溪四贤图》卷,沈周《临大痴山水》轴、《江云溪月图》卷、《送行图》卷,文徵明《风雨重阳诗画》卷、《花游图》卷、《写生十幅》册,唐寅《黄茅渚小景图》卷,祝允明《行书怀知书》卷,杜琼、沈周、刘珏三家《寿徐天全合卷》,董其昌《楷书诰身》册、《对题山水巨册》,徐渭《墨花》卷,王时敏《设色山水》轴、《仿一峰山水》散页,王鉴《仿子久浮岚暖翠图》轴,王翠《松庵调息图》轴、《黄鹤传镫图》轴,王原祁《仿大痴白石清谷图》轴、《仿云林山水》散页,恽寿平《行书七言联》、《秋江图》卷,四王吴恽《山水扇册》等,其中还有顾公雄父亲顾麟士的绘画多幅,如《无量寿佛图》轴、《溪桥策仗图》轴、《风木图》卷、《山水》册页等。这些见证了过云楼百年风云的文化遗产,在历经云聚云散之后,寻得了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