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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我去了福建浦城县荣华山下工作。每天，我会徒步去荣华山走走，有时是十几分钟，有时是半个下午，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我渐渐把自己融入了山林里，似乎是山林的一部分。我一个人，深入深山，去辨识植物，去观鸟，去倾听虫鸣，去认知四季的原色，每一次在山林，都会发现奇异的自然之美。即使在同一座山冈上，因天气因时间因视角的不同，也能发现别样的美。
荣华山是武夷山南麓的一部分，是一座原生态的国家森林公园，并无人烟。我生活之所，在最矮的一个山冈上。我步行五分钟，便上了进山的山道。采集野花，寻找树上或灌木丛里的鸟巢，探访泉水的源头，都是我十分乐意做的事情。我完全摒弃了浮躁，洗去了虚化。在深山中，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我常想起孟浩然的《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所言：“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我越发珍爱万物的生命。
我把看到的自然，感受到的自然，写成了非常原始的文字。
离开荣华山后，我每个月安排出更多的时间，去更远的深山。我去了皖南，去了恩施，去了苗族自治州，去了粤北，去了赣西北，去了浙西南。这些地方，有古老的深山。我怀有这样的想法：以自己的心灵去浸透山林，鸟一样投奔山林的怀抱，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有情、有趣、有思、有异、有美、有灵。
己亥年，我在鄱阳湖流域和饶北河流域，做了为期八个月的观鸟考察。
每个双休日我都回到故地—江西上饶广信区郑坊镇枫林村。这里是灵山以北的最大盆地，除了有开阔的田畈，还有河水丰沛的饶北河、茅草茂盛的丘陵，以及松木绵密的高山。我对这个盆地，做了细致的观察。庚子春，我在枫林生活了三个月，对每一个山坳、每一块荒坡、每一条峡谷、每一脉山溪，再一次做了实地考察。
在长达七年的野外考察中，我积累了很多素材。根据这些素材，我为荣华山创作了系列散文、为赣东北鸟类生活创作了系列散文，为饶北河荒野创作了系列散文。荣华山系列散文结集为《深山已晚》，于2020年4月由廣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鸟类系列散文结集，已交付广西师大出版社，进入出版流程之中;“荒野系列”正在创作阶段，2020年10月，完成初稿。
三个系列，均属自然文学。我回归了传统的表达。相比于以往文字而言，自然系列更富有诗性，生机盎然，情感更细腻，描写更细致，有大自然给予人的禅性和道悟。始终如一的是，我热爱生活的情怀从未改变。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徜徉久了，会渐渐忘记很多尘俗中的事，或者说，把尘俗中的很多事，看得很淡，甚而全身心投入到万物交融之中。我甚至有些武断地认为，大自然可以治愈人类的心灵疾病。我们不仅仅要去认识生命的伟大，更要去认识生命的渺小，坦诚接受生命渺小的事实，接受生命是一个不断受到挑战并因此受难的过程。我深深地知道，生命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生命在受难中坚韧不拔，闪耀光辉。
在大自然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是丑陋的，是可恶的，不道德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伦理。在我无数次目睹诸如蛇偷袭鸟、鸟啄食蛇、鼠狼捕杀山兔等捕食事件发生时，我既为个体失去的生命而惋惜，更为强大的生命而兴奋。但我反对人对自然动物的捕杀、圈养和伤害。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以伤害自然动物为谋生手段的人，心理大多很阴暗，人生的结局或家庭的状况都比较糟糕。我有这样的认识（不敢说是结论）：不敬畏自然生命的人，也不会得到自然的滋养。反之，热爱草木热爱虫鸟的人，活到老年了，皆面目慈善，脸如璞玉。
自2002年开始写散文，我的写作属于率性而为、随兴而作，缺乏严格的自律和规划，也不过于注重实地考察。2013年秋以后，我明显有了一种紧迫感，即长期深入写作地理空间，捕捉鲜活的素材，为自己的文字注入生机。这样的紧迫感来源于对大自然的认知—只有不断深入大自然，才会深度认识大自然。
我们太需要对大自然探寻并确定新的自然文明体系。我们的祖辈父辈、我们、我们的孩子，均缺少大自然的哲学启蒙，缺少自然文明的涵养。相较于其他题材领域的文学，如乡村、爱情、战争、城市、科幻、历史、童话等领域的文学，我们的自然文学至少在体量上，少得可怜;可以称得上当下自然文学的作家，屈指可数。
在我看来，美国的自然文学在世界自然文学中的影响最大，经典著作很多，产生广泛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很多。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 特丽·威廉斯以家族的地域史为文本创作的主体，她的《心灵的慰藉》写的是人生遭遇变故后，寻找拯救内心的方式，极具社会学意义。梭罗的文本有很深厚的文学思考、哲学探索以及博物学的体系。约翰·巴勒斯一生中五分之三的时光都在山间度过，他的文本引人入胜。约翰·缪尔既是冰川学家，也是博物学家，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对湖泊、地质的构造，尤其是对加州的群山非常了解，他的文本也围绕此而作。还有西格德·F.奥尔森，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荒原，83岁的时候在一场冬雪中钓鱼，因心脏病发作，倒在了雪地里。他的《低吟的荒野》以春夏秋冬四季描述了美国北部的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美国自然文学开山之作之一《瓦尔登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其作者梭罗更是声名远播。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为人类治理环境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指导。
当然，还有别的国家作家，如日本的德富芦花，他的散文富于东方文明的自然特质。俄国的米·普利什文作为民俗学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对地方民族进行调查，也得以近距离观察到自然，他的文本内容多以民俗、自然、博物学为核心。英国的自然文学有很深的哲学思考。比如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他把园艺、文学、历史、自然、博物学进行了高度的融合。
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最大自然文明成果，是二十四节气。节气的交替时间是天体运动的自然结果，概括了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反映了物候、气候等在季节中多方面的变化，指导着大中华文明下的农业生产。
因为诸多的原因，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自然文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涌现了徐刚、苇岸、胡冬林、鲍尔吉·原野、刘亮程等一批大家，以及李汉荣、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李青松、辛茜、项丽敏、东珠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但汉语作家中，还没出现世界级的自然文学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在自然文学方面，还没有出现高瞻远瞩的理论构建者。其实，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并不逊色于世界级自然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这有待于我们的翻译家，把汉语的自然文学经典著作推向世界。
据我的了解，国内的自然文学作家中，只有胡冬林是动物行为学家—我们的自然文学作家，源于博物学家身份的，真是太少了！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基本上是博物学家。我们缺乏扎实的博物学学养，写自然文学显得“营养不良”。所以，“补充营养”和野外实地考察，十分重要和必要。
“忠于自然，却不雕刻自然之像;忠于内心，却不失丰富浪漫的想象。于自然而言，最大的人性，是尊重生命，尊重一切生灵的生和死;尊重自然原始的风貌;尊重自然的原则;尊重自然的丰富性和残酷性、仁慈性。”这是我写自然文学恪守的原则。我强调在自然中发现生命价值，强调原始之美，强调东方文明中的祥和、宁静、野趣的元素。
自然文学作品，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写，但野外考察、写作过程非常享受。这是我个人的写作体会。写作自然文学，不但需要学养、体力、毅力，还需要知行合一的情怀。经典自然文学作品出自大地苦行僧。
（作者单位：上饶日报社）
荣华山是武夷山南麓的一部分，是一座原生态的国家森林公园，并无人烟。我生活之所，在最矮的一个山冈上。我步行五分钟，便上了进山的山道。采集野花，寻找树上或灌木丛里的鸟巢，探访泉水的源头，都是我十分乐意做的事情。我完全摒弃了浮躁，洗去了虚化。在深山中，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我常想起孟浩然的《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所言：“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我越发珍爱万物的生命。
我把看到的自然，感受到的自然，写成了非常原始的文字。
离开荣华山后，我每个月安排出更多的时间，去更远的深山。我去了皖南，去了恩施，去了苗族自治州，去了粤北，去了赣西北，去了浙西南。这些地方，有古老的深山。我怀有这样的想法：以自己的心灵去浸透山林，鸟一样投奔山林的怀抱，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有情、有趣、有思、有异、有美、有灵。
己亥年，我在鄱阳湖流域和饶北河流域，做了为期八个月的观鸟考察。
每个双休日我都回到故地—江西上饶广信区郑坊镇枫林村。这里是灵山以北的最大盆地，除了有开阔的田畈，还有河水丰沛的饶北河、茅草茂盛的丘陵，以及松木绵密的高山。我对这个盆地，做了细致的观察。庚子春，我在枫林生活了三个月，对每一个山坳、每一块荒坡、每一条峡谷、每一脉山溪，再一次做了实地考察。
在长达七年的野外考察中，我积累了很多素材。根据这些素材，我为荣华山创作了系列散文、为赣东北鸟类生活创作了系列散文，为饶北河荒野创作了系列散文。荣华山系列散文结集为《深山已晚》，于2020年4月由廣西师大出版社出版;鸟类系列散文结集，已交付广西师大出版社，进入出版流程之中;“荒野系列”正在创作阶段，2020年10月，完成初稿。
三个系列，均属自然文学。我回归了传统的表达。相比于以往文字而言，自然系列更富有诗性，生机盎然，情感更细腻，描写更细致，有大自然给予人的禅性和道悟。始终如一的是，我热爱生活的情怀从未改变。在大自然中，一个人徜徉久了，会渐渐忘记很多尘俗中的事，或者说，把尘俗中的很多事，看得很淡，甚而全身心投入到万物交融之中。我甚至有些武断地认为，大自然可以治愈人类的心灵疾病。我们不仅仅要去认识生命的伟大，更要去认识生命的渺小，坦诚接受生命渺小的事实，接受生命是一个不断受到挑战并因此受难的过程。我深深地知道，生命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生命在受难中坚韧不拔，闪耀光辉。
在大自然中，没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是丑陋的，是可恶的，不道德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伦理。在我无数次目睹诸如蛇偷袭鸟、鸟啄食蛇、鼠狼捕杀山兔等捕食事件发生时，我既为个体失去的生命而惋惜，更为强大的生命而兴奋。但我反对人对自然动物的捕杀、圈养和伤害。在现实生活中，我也发现，以伤害自然动物为谋生手段的人，心理大多很阴暗，人生的结局或家庭的状况都比较糟糕。我有这样的认识（不敢说是结论）：不敬畏自然生命的人，也不会得到自然的滋养。反之，热爱草木热爱虫鸟的人，活到老年了，皆面目慈善，脸如璞玉。
自2002年开始写散文，我的写作属于率性而为、随兴而作，缺乏严格的自律和规划，也不过于注重实地考察。2013年秋以后，我明显有了一种紧迫感，即长期深入写作地理空间，捕捉鲜活的素材，为自己的文字注入生机。这样的紧迫感来源于对大自然的认知—只有不断深入大自然，才会深度认识大自然。
我们太需要对大自然探寻并确定新的自然文明体系。我们的祖辈父辈、我们、我们的孩子，均缺少大自然的哲学启蒙，缺少自然文明的涵养。相较于其他题材领域的文学，如乡村、爱情、战争、城市、科幻、历史、童话等领域的文学，我们的自然文学至少在体量上，少得可怜;可以称得上当下自然文学的作家，屈指可数。
在我看来，美国的自然文学在世界自然文学中的影响最大，经典著作很多，产生广泛影响的自然文学作家很多。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 特丽·威廉斯以家族的地域史为文本创作的主体，她的《心灵的慰藉》写的是人生遭遇变故后，寻找拯救内心的方式，极具社会学意义。梭罗的文本有很深厚的文学思考、哲学探索以及博物学的体系。约翰·巴勒斯一生中五分之三的时光都在山间度过，他的文本引人入胜。约翰·缪尔既是冰川学家，也是博物学家，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他对湖泊、地质的构造，尤其是对加州的群山非常了解，他的文本也围绕此而作。还有西格德·F.奥尔森，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荒原，83岁的时候在一场冬雪中钓鱼，因心脏病发作，倒在了雪地里。他的《低吟的荒野》以春夏秋冬四季描述了美国北部的奎蒂科-苏必利尔荒原。美国自然文学开山之作之一《瓦尔登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其作者梭罗更是声名远播。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大地伦理”的概念，为人类治理环境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指导。
当然，还有别的国家作家，如日本的德富芦花，他的散文富于东方文明的自然特质。俄国的米·普利什文作为民俗学家，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对地方民族进行调查，也得以近距离观察到自然，他的文本内容多以民俗、自然、博物学为核心。英国的自然文学有很深的哲学思考。比如理查德·梅比的《杂草的故事》，他把园艺、文学、历史、自然、博物学进行了高度的融合。
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最大自然文明成果，是二十四节气。节气的交替时间是天体运动的自然结果，概括了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反映了物候、气候等在季节中多方面的变化，指导着大中华文明下的农业生产。
因为诸多的原因，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自然文学，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涌现了徐刚、苇岸、胡冬林、鲍尔吉·原野、刘亮程等一批大家，以及李汉荣、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李青松、辛茜、项丽敏、东珠等一批优秀的作家。但汉语作家中，还没出现世界级的自然文学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在自然文学方面，还没有出现高瞻远瞩的理论构建者。其实，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并不逊色于世界级自然文学大师们的作品，这有待于我们的翻译家，把汉语的自然文学经典著作推向世界。
据我的了解，国内的自然文学作家中，只有胡冬林是动物行为学家—我们的自然文学作家，源于博物学家身份的，真是太少了！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家基本上是博物学家。我们缺乏扎实的博物学学养，写自然文学显得“营养不良”。所以，“补充营养”和野外实地考察，十分重要和必要。
“忠于自然，却不雕刻自然之像;忠于内心，却不失丰富浪漫的想象。于自然而言，最大的人性，是尊重生命，尊重一切生灵的生和死;尊重自然原始的风貌;尊重自然的原则;尊重自然的丰富性和残酷性、仁慈性。”这是我写自然文学恪守的原则。我强调在自然中发现生命价值，强调原始之美，强调东方文明中的祥和、宁静、野趣的元素。
自然文学作品，看似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写，但野外考察、写作过程非常享受。这是我个人的写作体会。写作自然文学，不但需要学养、体力、毅力，还需要知行合一的情怀。经典自然文学作品出自大地苦行僧。
（作者单位：上饶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