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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今年走了。她是中国舞蹈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国际拉班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舞蹈理事会副主席。她90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优秀的党员。
戴老师教我跳藏族舞
第一次见到戴老师是在1948年解放前夕，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参加被毛主席称为“第二战线”的进步学生运动。戴爱莲当时32岁，看上去还要年轻，身材娇小玲珑，舞态婀娜多姿，她坚决热情地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十来个舞蹈组成员跳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我们学会以后，在几个大学、北京饭店等处“助学义演”，受到欢迎。
解放后，我当了记者，经常在剧场碰到戴老师。我赶过去向她问候致意，说上几句话。她也总是高兴地微笑着应答我。我逐渐了解到她的成长过程。
义无反顾投身抗战
戴爱莲出生在中美洲一个美丽的小岛上。她5岁习舞，7岁登台表演，十三四岁和母亲一起到英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她听到了“九·一八”日军侵略祖国的消息，当时有不少英国进步人士支持中国抗战。戴爱莲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但她深深眷恋着祖国。她跑到大英博物馆，刻苦攻读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籍。唐朝杨贵妃是一位杰出的舞蹈家，这引起了戴爱莲的注意，并编演了一出独舞《杨贵妃》。她又读到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知道了延安和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她下定决心放弃英国舒适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23岁的戴爱莲只身回到祖国，刚到第一站香港不久，宋庆龄就派自己的秘书廖梦醒约见戴爱莲，原来她在英国参加过许多为抗日募捐的义演，筹集的捐款都被英国援华委员会转送到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早就知道这位爱国的年轻舞蹈家。
从此，戴爱莲结识了一批抗日烽火中的革命家。她和著名进步画家叶浅予结婚，一起到了重庆。一次饭局上，郭沫若也在场，戴爱莲很仰慕郭老，一直和郭老聊天。她身边坐着一位周师长，戴爱莲以为是个国民党军官，不想多搭理他。周先生和她说话时，她只冷淡地敷衍一下。回到住处，叶浅予问妻子：“知道坐在你身边的是谁吗？真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呀！”几天后，叶戴夫妇去周恩来家拜访，戴爱莲向邓颖超大姐讲起自己那天失礼的笑话，又开起玩笑来，戴爱莲说：“周先生很漂亮。”邓颖超说：“叶浅予也很漂亮。要不我俩换换好不好？”在场的朋友们被逗得大笑起来。
与母亲多年邻居
共同院中起舞
解放后，戴爱莲为新中国的舞蹈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创作的舞蹈作品，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她自己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奖。由她的艺术家好友创作雕刻的戴爱莲头像，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和瑞典舞蹈博物馆中，供观众欣赏。
我母亲1975年回到北京定居，和戴爱莲同住在华侨公寓。在古树浓阴、鲜花摇曳的院子里散步，常和戴爱莲碰面。每年春节，我都去她家拜年。记得有一次戴老师告诉我，她刚刚从云南采风回京，那年她已经七八十岁了。她曾7次下云南，山路崎岖，有时只能乘坐农用拖拉机。据说她三十多岁时到四川山区采风更危险，在山间碎石子路上骑马，碎石常常滑落崩塌，马蹄子崴到路旁，差点失足落崖，跌个粉身碎骨。她说：“只要这件事情是你要干的，就不会在乎危险！”她一直辛勤地工作到近90岁，还订了许多未完成的计划。
有一次戴老师在院子里和邻居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教大家“人人跳”。我跟着又踢腿又跺脚，合着节拍，跳得高兴。今年，在北京八宝山，千人含泪送别戴爱莲，有十几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生前好友，在独特的西藏二胡伴奏下，围着鲜花丛中的戴爱莲，用“人人跳”的步伐舞了两圈，作为诀别。
我母亲逝世后，我很少回娘家。1995年我去呆了一两天，遇到在院子里剪花朵的美籍华人王老太，她跟戴爱莲很熟悉，我托她问问能否在晚上去拜访戴老师。傍晚，王老太回电说：“戴这几天不愿见客人，因为男朋友刚刚去世。”后来才知道，戴爱莲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为她雕塑头像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有未婚妻，所以只能做好朋友。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才在英国重逢。戴爱莲与艺术家夫妇成了好朋友。艺术家的夫人晚年去世，儿女们都希望父亲和戴爱莲作伴，他们终于在近80岁的时候走到一起，可惜艺术家一两年后就去世了。戴爱莲在自传里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两次不成功的婚姻和这位难忘的艺术家。她和叶浅予离婚后仍是朋友，客厅里挂着几张画家为她美妙的舞姿创作的杰作。她和继女叶明明母女情深，在送别会上，明明伤心地吻别了“妈妈”。
坚决捍卫祖国的尊严
2003年，戴爱莲寄赠我一本签了名的厚厚的口述自传《我的艺术和生活》。其中有一段特别让我感动。有一次戴爱莲去美国，在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当评委。她发现会场上有“中华民国”旗，马上提出抗议，主办方立刻换上五星红旗，但是节目说明书上的错误并没有改过来就发完了。
开幕式上各国选手上场亮相时，台湾舞者仍举着“中华民国”的旗子。戴爱莲愤怒地马上强烈抗议，扭头就退场去评委休息室，找车要回旅馆。主办方紧张地追过来，连市长也一再道歉。戴爱莲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跟我道歉有什么用？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你们出于友好请我来，我来了，你们却对我的国家不友好！你们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可实际行动不是这样！道歉口说无凭，要用文字写下来！”主办方照办了，开幕式结束后，戴爱莲才再踏进会场。
我和众多舞迷一样，非常喜欢戴爱莲编创的《荷花舞》，它是1953年国际比赛获奖的作品，屡演不衰。在悠扬美妙的中国古典音乐中，装扮成粉红色荷花的众舞姬里，有一株亭亭玉立、挺拔芬芳、出类拔萃的洁白荷花领舞，那就是她——戴爱莲人品的写照。
(责编/孙展)
（汤小薇，高级记者，著有《半个世纪前的大震撼》、《平淡下的激荡》等。）
戴老师教我跳藏族舞
第一次见到戴老师是在1948年解放前夕，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参加被毛主席称为“第二战线”的进步学生运动。戴爱莲当时32岁，看上去还要年轻，身材娇小玲珑，舞态婀娜多姿，她坚决热情地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十来个舞蹈组成员跳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我们学会以后，在几个大学、北京饭店等处“助学义演”，受到欢迎。
解放后，我当了记者，经常在剧场碰到戴老师。我赶过去向她问候致意，说上几句话。她也总是高兴地微笑着应答我。我逐渐了解到她的成长过程。
义无反顾投身抗战
戴爱莲出生在中美洲一个美丽的小岛上。她5岁习舞，7岁登台表演，十三四岁和母亲一起到英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在伦敦的公共汽车上，她听到了“九·一八”日军侵略祖国的消息，当时有不少英国进步人士支持中国抗战。戴爱莲从小接受西方教育，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但她深深眷恋着祖国。她跑到大英博物馆，刻苦攻读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籍。唐朝杨贵妃是一位杰出的舞蹈家，这引起了戴爱莲的注意，并编演了一出独舞《杨贵妃》。她又读到斯诺著的《西行漫记》，知道了延安和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她下定决心放弃英国舒适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23岁的戴爱莲只身回到祖国，刚到第一站香港不久，宋庆龄就派自己的秘书廖梦醒约见戴爱莲，原来她在英国参加过许多为抗日募捐的义演，筹集的捐款都被英国援华委员会转送到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早就知道这位爱国的年轻舞蹈家。
从此，戴爱莲结识了一批抗日烽火中的革命家。她和著名进步画家叶浅予结婚，一起到了重庆。一次饭局上，郭沫若也在场，戴爱莲很仰慕郭老，一直和郭老聊天。她身边坐着一位周师长，戴爱莲以为是个国民党军官，不想多搭理他。周先生和她说话时，她只冷淡地敷衍一下。回到住处，叶浅予问妻子：“知道坐在你身边的是谁吗？真糊涂！那就是周恩来呀！”几天后，叶戴夫妇去周恩来家拜访，戴爱莲向邓颖超大姐讲起自己那天失礼的笑话，又开起玩笑来，戴爱莲说：“周先生很漂亮。”邓颖超说：“叶浅予也很漂亮。要不我俩换换好不好？”在场的朋友们被逗得大笑起来。
与母亲多年邻居
共同院中起舞
解放后，戴爱莲为新中国的舞蹈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创作的舞蹈作品，多次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她自己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奖。由她的艺术家好友创作雕刻的戴爱莲头像，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和瑞典舞蹈博物馆中，供观众欣赏。
我母亲1975年回到北京定居，和戴爱莲同住在华侨公寓。在古树浓阴、鲜花摇曳的院子里散步，常和戴爱莲碰面。每年春节，我都去她家拜年。记得有一次戴老师告诉我，她刚刚从云南采风回京，那年她已经七八十岁了。她曾7次下云南，山路崎岖，有时只能乘坐农用拖拉机。据说她三十多岁时到四川山区采风更危险，在山间碎石子路上骑马，碎石常常滑落崩塌，马蹄子崴到路旁，差点失足落崖，跌个粉身碎骨。她说：“只要这件事情是你要干的，就不会在乎危险！”她一直辛勤地工作到近90岁，还订了许多未完成的计划。
有一次戴老师在院子里和邻居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教大家“人人跳”。我跟着又踢腿又跺脚，合着节拍，跳得高兴。今年，在北京八宝山，千人含泪送别戴爱莲，有十几个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生前好友，在独特的西藏二胡伴奏下，围着鲜花丛中的戴爱莲，用“人人跳”的步伐舞了两圈，作为诀别。
我母亲逝世后，我很少回娘家。1995年我去呆了一两天，遇到在院子里剪花朵的美籍华人王老太，她跟戴爱莲很熟悉，我托她问问能否在晚上去拜访戴老师。傍晚，王老太回电说：“戴这几天不愿见客人，因为男朋友刚刚去世。”后来才知道，戴爱莲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为她雕塑头像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有未婚妻，所以只能做好朋友。直到改革开放后，他们才在英国重逢。戴爱莲与艺术家夫妇成了好朋友。艺术家的夫人晚年去世，儿女们都希望父亲和戴爱莲作伴，他们终于在近80岁的时候走到一起，可惜艺术家一两年后就去世了。戴爱莲在自传里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两次不成功的婚姻和这位难忘的艺术家。她和叶浅予离婚后仍是朋友，客厅里挂着几张画家为她美妙的舞姿创作的杰作。她和继女叶明明母女情深，在送别会上，明明伤心地吻别了“妈妈”。
坚决捍卫祖国的尊严
2003年，戴爱莲寄赠我一本签了名的厚厚的口述自传《我的艺术和生活》。其中有一段特别让我感动。有一次戴爱莲去美国，在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当评委。她发现会场上有“中华民国”旗，马上提出抗议，主办方立刻换上五星红旗，但是节目说明书上的错误并没有改过来就发完了。
开幕式上各国选手上场亮相时，台湾舞者仍举着“中华民国”的旗子。戴爱莲愤怒地马上强烈抗议，扭头就退场去评委休息室，找车要回旅馆。主办方紧张地追过来，连市长也一再道歉。戴爱莲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跟我道歉有什么用？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你们出于友好请我来，我来了，你们却对我的国家不友好！你们口头上承认一个中国，可实际行动不是这样！道歉口说无凭，要用文字写下来！”主办方照办了，开幕式结束后，戴爱莲才再踏进会场。
我和众多舞迷一样，非常喜欢戴爱莲编创的《荷花舞》，它是1953年国际比赛获奖的作品，屡演不衰。在悠扬美妙的中国古典音乐中，装扮成粉红色荷花的众舞姬里，有一株亭亭玉立、挺拔芬芳、出类拔萃的洁白荷花领舞，那就是她——戴爱莲人品的写照。
(责编/孙展)
（汤小薇，高级记者，著有《半个世纪前的大震撼》、《平淡下的激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