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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学说是在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中诞生的，其理论路径可概括为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进而升华至社会批判。其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对于理解当代社会及“全球化”进程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学说;理性;资本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44-03
一、资本文明的反思
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可从不同角度去阐释和定义。若从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视阈来看，“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以资本为原则和推动力，以及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现代“形而上学”知识体系，表现为当代科技和文明。
资本的逐利性使之驰骋全球，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力量，其所到之处，带来了物质的文明和科技的兴盛。如若一个国家或地区被资本所摒弃，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脱离了全球化进程，被当代科技和文明所孤立。由此，人类社会似乎陷入一种悖论：人类无法逃离资本的“魔咒”。与此同时，世界呈现的另一面的事实也在不断警醒着世人：正当人类沉浸在资本的“温柔梦乡”的时候，人类在不断加快财富创造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宗教及文明冲突此起彼伏;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无法遏制;西方世界“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信仰和价值体系遭到挑战;东方世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重塑。
每逢此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仿佛又回响在人们耳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1]今天可以这么说：只要人类一天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永远徘徊在当今资本世界的上空。
现代文明曾经以西方文明为代表，而西方文明的根基则是“理性主义”——以“理性”和“逻辑”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明体系。这种文明观念已随着资本的扩展渗透到当代人的各个生活领域。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人们就试图揭示生活现象表面之下的终极原因，普遍认为只要找到这个终极原因，人类就可以理解并把握世界，从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走向人的自由。然而，在古希腊哲人看来，终极原因只能靠人的“理性”和“逻辑”来把握。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开启了新的社会原则：每个人就是理性的主体，只要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真理是可以被担保的。但笛卡尔的理性是一种先验理性，他认为，不需要求助于感性的经验，单凭人的先验理性就可以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随后的牛顿物理学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 在理性的原则里面，知识可以无限增长。于是，人类对科技和文明的信心无限膨胀，颇似当年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然而“理性”是否绝对可靠？“理性”若可靠，由理性邏辑推演出的知识和真理就可靠，人们就可以进而推演出绝对的正义和终极价值，全人类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世界所有的矛盾将得到解决。然而，这种理想无非是“理性”的幻想。那么，理性究竟错在哪里？在马克思看来，理性本是来源于生活和现实，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却将其推上了一条日益脱离现实、依靠自身逻辑发展的道路，他们试图在远离现实生活的“遥远彼岸”构筑起一个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正是西方哲学传统知识论路向而导致虚无主义的病根所在。
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西方哲学“理性”的批判。历史上，以往西方哲学家把“理性”推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对于“感性”不屑一顾，其哲学特点表现为“理性”的概念“先天为真”，符合“理性”的逻辑“当然优先”。虽然他们承认“感性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但他们认为社会的演变发展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之间没有本质联系，社会关系的生成的来源是理性。
由此出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领域构筑了宏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理论前提是“人性本私”，私有观念是人性中不可克服、与生俱来、无须说明的当然原理。以此为理论圆点，他们论证了相互独立的个人在市场上的交换是一种平等的等价物交换。进而，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以维护私有制为特征的上层建筑的种种形式：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价值体系等。可见，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构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起点正是这个先天的、不需要论证的“理性”。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它没有给我们一个事实的说明。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经历的物质生产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可以当作发展规律。”[2]
二、资本文明的批判
马克思对人类主要有两大开创性的贡献：第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两大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是基础，资本批判是核心，社会批判是目的，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进而升华至社会批判。
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历史维度对与唯心主义“理性先天”论和旧唯物主义“非历史性”进行了地基式的清理。马克思指出，人性并非先天本私，私有制是个历史的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自发分工阶段发展自觉分工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异化，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是劳动积累的历史性过程。因此，一个独立个体的私有观念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产物，人性是随着历史变迁而变迁的。这里，历史被马克思描述为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无非是人的实践过程。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写到关于“历史”方面，说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3]
在分析历史的同时，马克思也阐明了“感性”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地位，以及由物质生产而结成人的社会关系的“唯物性”，即客观性。其中，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武器，说明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人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力，社会运动的规律由人在感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因此，马克思针对性地发动了“感性革命”：感性活动创造出了社会关系，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所讲的实践就是改变或创造社会关系的活动，绝非一般意义上人的活动。由此水到渠成，马克思以人的实践及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为哲学理论基础对资本文明展开批判。 西方历史进程中诞生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文明方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同时，承认了它在历史中的积极性，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前几代人创造的一切生产力都要多，也要大。[4]一方面，资本开创了世界史，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文明视野。但资本主义按其本性，一定要征服整个世界：资本一定会把世界的消费视为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视为原材料的扩散，把整个世界卷入到资本的运作中去。今天的全球化正是资本的全球化，它试图消除一切民族的特色，将其规范为资本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资本要求全社会的生产只围绕一个目标展开，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物质财富要卖出去，实现交换价值，被社会所承认，否则不能将获得增值。资本带来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在当代人类创造的很多“价值”脱离了其使用价值基础，唯一目标指向交换价值。因此，资本的生存规则是：它必须不断增值，就像一台没有刹车高速飞驰的列车，只能为实现交换价值的增殖向前狂奔，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资本今天展现出无法抵挡的力量，所向披靡，也日益展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为了资本增值，现代社会秩序都是以理性为法则建立，成了一台组织严密的机器，人被抽象为机器的零部件，被身不由己地卷入机器系统之中，异化为“游戏规则”中的一个棋子。今天的“理性”更多的是一种追求效率和财富的理性。例如，今天许多西方企业的管理制度，所谓的科学性实则是效率的科学性，理性纯粹是为效率服务的，称之为“工具理性”。
资本实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资本催生了技术，人们在使用科技的同时，也受到科技的支配。今天资本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统治，技术发展进步不是为人类社会解放提供物质文化要素，而是巩固了对人的统治。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把当代世界的资本文明进程推入到了一种困境之中。
中国哲学家说“形而上即道，形而上即器”。在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从“器”的层面论证资本应如何产生更多的利润，而马克思则从“道”的层面深入“资本”因何产生，从而在“资本”的内部展开批判，从内部瓦解其堡垒，而并非“青年黑格尔派”式人物或某些现代社会的“愤青派”式人物只坐在道德的轮椅上对社会某些现象予以无力谴责，把结果当原因或没有就结果分析原因，从而出现就结果谈结果、就现象论现象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深入到“道”的层面，在理论地基上给“资本”以摧毁性地打击。
当然，马克思不是就资本批判资本，他从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走向了更为根本的社会批判，社会批判是资本批判的逻辑延续，社会批判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以货币为形式的资本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凝聚的是一部分人统治或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力量，表现为社会权力。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货币以看似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的支配关系。因此，资本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体现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就是社会权力的增长，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扩大，成为物质生活领域成为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则。当资本控制者原本希望通过资本的掌握来实现自由、民主和人权时，却发现自身同样也被资本所控制，陷入了难以脱身的悖论之中。资本文明的现实不断粉碎着新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蓝图，而且重新唤起了全世界人们对马克思的进一步重视和缅怀。
三、资本文明的扬弃
马克思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重建。重建是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是对既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批判，也是既有文明成果一种的扬弃。所谓扬弃，就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既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旧事物中的积极发展成果，而所谓资本文明的扬弃则是指既克服资本所带来的异化，又保留其积极成果的某种过渡阶段，该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资本带来的异化尚且存在和對异化的克服的矛盾体，意味着存在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困难与希望并存的阶段，是一个两种社会形态更替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忽视人类文明积累的积极因素，割断历史的联系，从而导致陷入一种当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有历史教训的;同样，不理解这一点，亦会无视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默认资本文明之异化的合理性，从而导致“虚无主义”抬头。
就当今中国社会和我们的民族命运而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中国既然融入全球化的范围，那么资本所带来的“异化”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同的理解带来不同的对待方式，其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承认资本的存在以及在一定范围内容忍“异化”的存在，并对之加以“扬弃”。浪漫主义者对此采取了否定态度，面对资本所带来的“异化”，主张全面的否定，这无疑从历史上否定了人类文明的积累，从现实上否定了人类不同文明形态的借鉴与学习，从理论上与马克思学说背道而驰，只能陷入“空想”与“无力感”。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面对资本及其带来的“异化”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认识到“异化”与对“异化的扬弃”实则可以走在同一条路上，利用资本的积极因素来发展，克服其不利影响，利用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给共产主义奠定物质文明基础，勇于面对并参与全球化，积极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这是一个辩证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积累起其自身否定方面，最终完成资本的彻底自我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思路。这条道路虽然漫长而曲折，但前景无疑是确定的，我们只有在对资本文明的扬弃中才能走向真正的人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0.
[3]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作者简介：
支立平，男，山西新绛人，硕士学位，中共运城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 马克思学说;理性;资本文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6-0044-03
一、资本文明的反思
对于“现代化”的界定，可从不同角度去阐释和定义。若从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视阈来看，“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以资本为原则和推动力，以及建立在资本逻辑之上的现代“形而上学”知识体系，表现为当代科技和文明。
资本的逐利性使之驰骋全球，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力量，其所到之处，带来了物质的文明和科技的兴盛。如若一个国家或地区被资本所摒弃，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脱离了全球化进程，被当代科技和文明所孤立。由此，人类社会似乎陷入一种悖论：人类无法逃离资本的“魔咒”。与此同时，世界呈现的另一面的事实也在不断警醒着世人：正当人类沉浸在资本的“温柔梦乡”的时候，人类在不断加快财富创造的同时，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宗教及文明冲突此起彼伏;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无法遏制;西方世界“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信仰和价值体系遭到挑战;东方世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面临重塑。
每逢此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仿佛又回响在人们耳边“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1]今天可以这么说：只要人类一天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永远徘徊在当今资本世界的上空。
现代文明曾经以西方文明为代表，而西方文明的根基则是“理性主义”——以“理性”和“逻辑”为根基建立起来的文明体系。这种文明观念已随着资本的扩展渗透到当代人的各个生活领域。
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始，人们就试图揭示生活现象表面之下的终极原因，普遍认为只要找到这个终极原因，人类就可以理解并把握世界，从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束缚，走向人的自由。然而，在古希腊哲人看来，终极原因只能靠人的“理性”和“逻辑”来把握。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开启了新的社会原则：每个人就是理性的主体，只要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发现真理，真理是可以被担保的。但笛卡尔的理性是一种先验理性，他认为，不需要求助于感性的经验，单凭人的先验理性就可以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随后的牛顿物理学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 在理性的原则里面，知识可以无限增长。于是，人类对科技和文明的信心无限膨胀，颇似当年阿基米德所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然而“理性”是否绝对可靠？“理性”若可靠，由理性邏辑推演出的知识和真理就可靠，人们就可以进而推演出绝对的正义和终极价值，全人类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标准，世界所有的矛盾将得到解决。然而，这种理想无非是“理性”的幻想。那么，理性究竟错在哪里？在马克思看来，理性本是来源于生活和现实，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们却将其推上了一条日益脱离现实、依靠自身逻辑发展的道路，他们试图在远离现实生活的“遥远彼岸”构筑起一个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正是西方哲学传统知识论路向而导致虚无主义的病根所在。
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逻辑起点是基于对西方哲学“理性”的批判。历史上，以往西方哲学家把“理性”推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对于“感性”不屑一顾，其哲学特点表现为“理性”的概念“先天为真”，符合“理性”的逻辑“当然优先”。虽然他们承认“感性存在”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但他们认为社会的演变发展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之间没有本质联系，社会关系的生成的来源是理性。
由此出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领域构筑了宏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理论前提是“人性本私”，私有观念是人性中不可克服、与生俱来、无须说明的当然原理。以此为理论圆点，他们论证了相互独立的个人在市场上的交换是一种平等的等价物交换。进而，以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以维护私有制为特征的上层建筑的种种形式：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价值体系等。可见，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构筑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起点正是这个先天的、不需要论证的“理性”。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它没有给我们一个事实的说明。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经历的物质生产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可以当作发展规律。”[2]
二、资本文明的批判
马克思对人类主要有两大开创性的贡献：第一，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两大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三大批判：哲学批判是基础，资本批判是核心，社会批判是目的，从哲学批判到资本批判，进而升华至社会批判。
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历史维度对与唯心主义“理性先天”论和旧唯物主义“非历史性”进行了地基式的清理。马克思指出，人性并非先天本私，私有制是个历史的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自发分工阶段发展自觉分工阶段，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异化，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产物，是劳动积累的历史性过程。因此，一个独立个体的私有观念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产物，人性是随着历史变迁而变迁的。这里，历史被马克思描述为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无非是人的实践过程。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写到关于“历史”方面，说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3]
在分析历史的同时，马克思也阐明了“感性”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地位，以及由物质生产而结成人的社会关系的“唯物性”，即客观性。其中，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武器，说明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人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力，社会运动的规律由人在感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因此，马克思针对性地发动了“感性革命”：感性活动创造出了社会关系，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就是实践。马克思所讲的实践就是改变或创造社会关系的活动，绝非一般意义上人的活动。由此水到渠成，马克思以人的实践及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为哲学理论基础对资本文明展开批判。 西方历史进程中诞生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文明方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的同时，承认了它在历史中的积极性，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前几代人创造的一切生产力都要多，也要大。[4]一方面，资本开创了世界史，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文明视野。但资本主义按其本性，一定要征服整个世界：资本一定会把世界的消费视为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视为原材料的扩散，把整个世界卷入到资本的运作中去。今天的全球化正是资本的全球化，它试图消除一切民族的特色，将其规范为资本的“统一化”和“标准化”。资本要求全社会的生产只围绕一个目标展开，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物质财富要卖出去，实现交换价值，被社会所承认，否则不能将获得增值。资本带来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表现在当代人类创造的很多“价值”脱离了其使用价值基础，唯一目标指向交换价值。因此，资本的生存规则是：它必须不断增值，就像一台没有刹车高速飞驰的列车，只能为实现交换价值的增殖向前狂奔，不能停止，因为一旦停止，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资本今天展现出无法抵挡的力量，所向披靡，也日益展现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为了资本增值，现代社会秩序都是以理性为法则建立，成了一台组织严密的机器，人被抽象为机器的零部件，被身不由己地卷入机器系统之中，异化为“游戏规则”中的一个棋子。今天的“理性”更多的是一种追求效率和财富的理性。例如，今天许多西方企业的管理制度，所谓的科学性实则是效率的科学性，理性纯粹是为效率服务的，称之为“工具理性”。
资本实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资本催生了技术，人们在使用科技的同时，也受到科技的支配。今天资本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技术统治，技术发展进步不是为人类社会解放提供物质文化要素，而是巩固了对人的统治。资本与技术的合谋把当代世界的资本文明进程推入到了一种困境之中。
中国哲学家说“形而上即道，形而上即器”。在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从“器”的层面论证资本应如何产生更多的利润，而马克思则从“道”的层面深入“资本”因何产生，从而在“资本”的内部展开批判，从内部瓦解其堡垒，而并非“青年黑格尔派”式人物或某些现代社会的“愤青派”式人物只坐在道德的轮椅上对社会某些现象予以无力谴责，把结果当原因或没有就结果分析原因，从而出现就结果谈结果、就现象论现象的问题。应该说，马克思深入到“道”的层面，在理论地基上给“资本”以摧毁性地打击。
当然，马克思不是就资本批判资本，他从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走向了更为根本的社会批判，社会批判是资本批判的逻辑延续，社会批判直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形成的社会关系。以货币为形式的资本支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凝聚的是一部分人统治或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力量，表现为社会权力。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货币以看似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的形式掩盖了人与人的支配关系。因此，资本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体现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就是社会权力的增长，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扩大，成为物质生活领域成为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法则。当资本控制者原本希望通过资本的掌握来实现自由、民主和人权时，却发现自身同样也被资本所控制，陷入了难以脱身的悖论之中。资本文明的现实不断粉碎着新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蓝图，而且重新唤起了全世界人们对马克思的进一步重视和缅怀。
三、资本文明的扬弃
马克思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批判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更好地重建。重建是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是对既有文明成果的继承和批判，也是既有文明成果一种的扬弃。所谓扬弃，就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既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旧事物中的积极发展成果，而所谓资本文明的扬弃则是指既克服资本所带来的异化，又保留其积极成果的某种过渡阶段，该阶段未来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资本带来的异化尚且存在和對异化的克服的矛盾体，意味着存在矛盾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困难与希望并存的阶段，是一个两种社会形态更替的过渡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
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忽视人类文明积累的积极因素，割断历史的联系，从而导致陷入一种当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有历史教训的;同样，不理解这一点，亦会无视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默认资本文明之异化的合理性，从而导致“虚无主义”抬头。
就当今中国社会和我们的民族命运而言，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中国既然融入全球化的范围，那么资本所带来的“异化”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同的理解带来不同的对待方式，其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承认资本的存在以及在一定范围内容忍“异化”的存在，并对之加以“扬弃”。浪漫主义者对此采取了否定态度，面对资本所带来的“异化”，主张全面的否定，这无疑从历史上否定了人类文明的积累，从现实上否定了人类不同文明形态的借鉴与学习，从理论上与马克思学说背道而驰，只能陷入“空想”与“无力感”。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面对资本及其带来的“异化”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认识到“异化”与对“异化的扬弃”实则可以走在同一条路上，利用资本的积极因素来发展，克服其不利影响，利用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给共产主义奠定物质文明基础，勇于面对并参与全球化，积极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这是一个辩证发展、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积累起其自身否定方面，最终完成资本的彻底自我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的思路。这条道路虽然漫长而曲折，但前景无疑是确定的，我们只有在对资本文明的扬弃中才能走向真正的人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0.
[3]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3.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作者简介：
支立平，男，山西新绛人，硕士学位，中共运城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