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问的不讲“道理”(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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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的张文江先生讲《学记》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调皮话:
  中国古代以唐为界限,唐以前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道,宋以后主要思想往往讲的是理。清末以后引进西方的思想,道也不讲理也不讲,如果允许开个玩笑,那就是“不讲道理”了。(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5)
  也许是太敏感,总觉得这段话里饱含苦涩,至少自个心头觉得苦涩。
  苦涩之为苦涩,原因当然就不是一个,甚至有点一言难尽的味道。否则,那就不是苦涩,而是气愤了——当然,气也可不打一处来。
  只说“一言难尽”,那是拒绝交流。故而,就勉力说说这一言难尽的苦涩,但愿说完之后,那苦涩还在。
  1
  记得首次阅读《文心雕龙》,书刚读了两句,就跟着“龙学”大腕们一道追问,《原道》篇里所说的“道”,到底是儒家之道,是道家之道,还是佛家之道?最后也好像民主投票似的,跟着大多数大腕们一道认定,刘勰所说的“道”,是“自然之道”。于是,就释然了。非但自觉懂了,而且似乎可以给别人讲了。
  然而,如今让我最不释然的就是当初的这一释然。
  不释然的原因,当然不止一个,但说一个也就够了——这等看似好学深思的追问,就是不讲道理。因为,这就好比先将一个人杀死(或者说客气一点,先解剖开),说人就是这个东西。还带着蛮科学的神气,说根本没有古人所说的心灵,只有心脏;根本没有古人所谓灵魂,只有大脑。
  知识人经常大谈道德底线,慨叹世人不讲道理,仿佛自己在持守道德底线还好像讲道理似的。容我说句很不客气的话,大谈道德底线,其实就是不讲道理的症候。因为,假如我们真如古人那般相信,天地间本有个“道”,本有个“理”,你也就不会谈所谓“道德底线”,而是会学着体贴孔子的这一忧心: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礼记·中庸》)
  很遗憾,现代知识人读到这类话,一般都有個条件反射式的问题:“什么是道?”假如这个知识人碰巧是个老师,说不定还会指导学生带着这号问题去读书。这就是不讲道理。世人不讲道理,与知识人的这一习惯直接相关。
  2
  《庄子·知北游》里有个故事:
  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这里面唯一需要解释翻译的就是“期而后可”,陈鼓应先生译为“指出一个地方来”,但不如吾友S君的日常诘问那么传神:“你总得拿出证据来呀!比如,你统计过吗,调查过吗?”
  这类故事,在禅宗里叫作“公案”:
  时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便打,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景德传灯录》卷十二)
  问:“如何是佛?”师曰:“干屎橛。”(《五灯会元》卷十五)
  现代知识人遇到这类公案,通常会跟胡适先生一道——不管他晓不晓得胡适——说上两句“正确”的话:
  1.庄子提出了“道在屎溺”的命题(proposition),禅宗提出了“佛是干屎橛”的命题。这是“思想史”或“观念史”成了古典研究的主导范式的结果。仿佛古哲人或高僧,就像现代大学的教授或专家那般,忙着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独特贡献似的。
  2.这标志着思想解放。这是进步论信仰的产物。仿佛庄子和诸位高僧,也跟现代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忙着“启蒙”忙着“解放思想”似的。
  然而,这两句貌似“正确”的话,实在不着调。充其量是现代知识话语里的“政治正确”,至于从知识或思想的角度看,要么是脑袋烧糊了(刘小枫用语),要么是思维短路了(杨无锐用语)。
  3
  《易·系辞上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对于“器”,可以问“什么是椅子”之类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颇为根本。不晓得什么是椅子,就造不出一把椅子。
  对于“道”或者“佛”,张口就问“什么是道”或“如何是佛”,便是找打。即便免却当头一棒,师父也会给你回答“道在屎溺”“佛是干屎橛”,蹭你。以自由思想自期自许的现代知识人,将“道在屎溺”或“佛是干屎橛”之类话头当作哲学命题,大谈其思想意义,其实就相当于将师父的冷话当真,还兴冲冲去了茅厕。对于这等人,叫人说什么才好。
  《礼记·学记》云:“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还没读几本“大书”,张口便问“道在何处”,“如何是佛”,“人生意义是什么”……这是找死,一问就死。“死”法有二:
  一是问死了,没法回答。恰如劈柴,一斧头扎进硬木头上面的那个关节里去了,连斧头都拔不出来。
  二是真的找死。叔本华曾兴致勃勃地问,人有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大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有。同理,假如你问“人生有何意义”,经过一番哲学思辨,答案肯定是“无”;假如你问“父母为何生我?”,又经过一番哲学思辨,答案肯定是他们只图一时快感,不经你同意就将你生了下来——仿佛父母侵犯了你的权利,全然注意不到自己心肝全无。这类问题,看似自由开放,实则封闭得很——追问之中,其实就隐含了答案,虚无主义的答案。这等自由追问,给你指出的往往是死路一条——“胡不遄死?”
  “什么是道”或“道在何处”也是看似自由追问实则死路一条的问题。同样,一旦你将“什么是道”当个真问题去问,展开哲学思辨,答案肯定是没有所谓的“道”,有的只是“路”。于是就有了迅哥这句深入人心的聪明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可是,万一我不想走多数人的“路”呢?万一多数人走的路,你感到邪恶丑陋呢?这时,你前面似乎只有三条路:一是革命,让别人去死;二是“胡不遄死”,让自己死;三,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认真。当然,可能还有第四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死,偶尔会听到持刀砍人的消息,这是暴徒;也偶尔风闻有人说就让原子弹将这世界炸飞吧,这肯定是读过书的人。
  《学记》云:“大道不器。”带着“什么是道”或“道在何处”这号问题读古典,即便是写了N部论道著作,总结出了“道”的N条定义,你读到的也不是古人心怀的“道”,而是“器”,甚至只是一条名词解释题。这到底是脑袋烧糊了,还是思维短路了?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因为,思维短路,却意识不到,肯定脑袋烧糊;恰如电路短路,却没有跳闸,线路板就烧糊。
  问题是,现代知识人即便饱读诗书,为何会频频思维短路?为何脑袋烧糊而不自知,还自以为在发光发热解放思想?
  4
  先从知识论说起吧。
  世间本有两种知识。一种可名曰“体知”,体味的体,体贴的体;一种可名曰“认知”,认识的“认”,辨认的“认”。
  对于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靠百度搜索,靠“包打听”,你得到的永远是“认知”,得到的是关于我的一些信息或参数,如身高、职业、血型等等之类。你掌握的这些信息,有可能比我的亲人都多。比方说吧,假如你是医生或特务,你知道的肯定比我的亲人都多。虽如此,你我还是陌生人;或者即便是熟人,在这号场合,你我也必须是陌生人。
  知识论里的这一区分,就是法语词conna?tre和savoir这对著名概念。英语里没有相应表述,分别译为knowledge-by-acquaitance和knowledge about;至于汉语里,恕我无知,暂未找到,故而权且将“体认”一词拆开来,权且用“体知”和“认知”这两个蹩脚表述。
  两个普通的法语词,之所以能成为一对哲学概念,肯定大有来头。据刘小枫先生追溯,这一区分可以追溯至现代哲学的祖师笛卡尔:
  笛卡尔在提出科学理性原则的同时,并没有否弃现实的历史经验。出于怀疑希腊人在数学和机械论方面是否比今人更在行,笛卡尔主张区分两种知识:依靠数学理性认知获得的科学知识和源于熟识(conna?tre)的偶然知识。在他看来,后一种知识只能通过语言和历史经历来获得。(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6,页123)
  笛卡尔虽有此区分,然而,对现代思想影响巨大的笛卡尔主义,似乎只承认基于科学理性的知识。流风所及,现代知识话语只认“认知”为知识。
  正是为了抵抗笛卡尔的影响,或者说为了抵抗笛卡尔主义,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才区分了人的精神的两种类型:espirit de geometrie和esprit de finesse。前者指几何学的逻辑推论方式,后者则指心灵的直觉或敏感。中译为“几何心灵 / 敏感心灵”、“几何学精神 / 敏感性精神”,英译者一般译为“the mathematical mind”/“ the intuitive mind”。关于此,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亦译“巴赞”或“巴尊”)说得很明白:
  正因为直觉无法分析,遂开始有一种看法出现,相信唯有以科学、数学形式呈现的真理才是真理。一向以来,大多数科学家、數学家都如此认为,也如此说服众人:只有他们的实验所得、演绎结果可信,其他任何道理都只是一种看法、谬误,甚或胡思乱想。然而历世历代却还是有思想家(包括某些著名的科学家在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主张几何式思考与笛氏分析法并非万用,另一种不同类级的真理,还是可以藉弹性直觉获致,即使缺乏一定的共识。甚至连语言本身,都分辨其中的区别:因此有内觉的“心知”(know),以及外习的“认知”(know about)之分,正表达其间异同。某些语言干脆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表明这项类比:如德文的wissen与kennen,法文的savoir与conna?tre。作为科学家,我们的“认知”已经大增;可是身为人,却能直觉地“心知”并感到爱情、野心、诗与音乐。心脑并用,比单独理性所及更为深邃。(见氏著《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上卷,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4,页393)
  换句话说,区分“体知”和“认知”,是为了对抗科学主义(scientism),对抗科学知识的一支独大,以至于“我花开尽百花杀”。
  饱受科学主义浸染的现代知识人——无论懂不懂科学,而且往往不懂科学,因为高举科学大旗高喊科学口号的科学主义者往往不是科学家——总会下意识地认为,知识就是认知主体(subject)对于认知对象(object)的知识。
  既然有这样一个下意识的信条,也就有了一个条件反射式的追问:“什么是道?”以为给“道”做一个名词解释或做一道简答题论述题,就知“道”似的。而忘记了,“道”是要自个是“行”的,是要去“明”的。
  这个道理,《学记》说得很明白:“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这里的“知”善,是“体知”,不是“认知”,不是给“道”下个定义就能知“道”之美好的。
  5
  前些天,孩子猛然问:“啥是《诗经》?”孩子还小,我有些不忍,没当头棒喝,说得有些委婉:“要是翻看教材,不论大中小学,都会说《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这话虽正确,但没意思,也很丑。不如你背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美吧。与其问啥是《诗经》,不如去背几首诗。”
  当时,孩子大概是懂了,虽然还费了几句唇舌。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文学史学者或语文老师,怎看上去不懂这个道理,好像对这类语句之丑陋无聊浑然不觉,依然以为“《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这类语句就是学语文或学文学的头等大事。
  马克斯·韦伯曾一语成谶,他警告现代知识人,谨防“无灵魂的专家,没心肝的享乐者。”奉“《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诗歌总集”这类丑陋语句为唯一知识的现代知识人,恰好就是“无灵魂的专家”。他可能记得上百条对于灵魂的定义,可能写过N部专论灵魂的学术论著,但却从不操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在实证主义的视野中,灵魂是个发明出来的观念(idea)。而实证主义,恰好是科学主义的祖师爷。   “无灵魂的专家”,怎会讲“道”“理”。他们不说所谓“道”或者“理”,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类毒话,就不错了,就算是宅心仁厚了。然而即便宅心仁厚,但本着科学之客观,他们充其量也只会说,“道”或“理”是某某哲学家提出的一个哲学范畴,或者是特定时代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观,于是就有了学界很神奇的一个表述:“中国天道”。
  之所以用“充其量”,是因为这样的表述,依然是不知“道”,依然不知天之高与地之厚;看似客观,实则还是意识形态套话。
  6
  两年前,曾写过一篇名为《道与意识形态》的文章,作为拙译C. S. 路易斯《人之废》的序言。其中说,现代中国知识人,喜言中西之分,却忘记了古今之别。事实上,与古今之别相比,中西之分可以忽略不计。古今之别之一就是,古人念兹在兹的是“道”,在今人眼中沦为意识形态(Ideology):
  道与意识形态之别,大矣哉。试想,把古人的“铁肩担道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里面的“道义”或“道”字,换成意识形态,会是个什么味儿?再试想,孔子杏坛讲道,你走过去说,你所说的那个道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又会是什么效果?相对于此效果,目下极为时髦的“解构”,则像是太过复杂的小儿科。
  说得更理论一点,在价值论论域,“道”意味着善是客观的,即便世上所有人都成了坏蛋,善依然是善,故而意味着价值客观论;而“意识形态”一词则意味着,所谓的“善”只不过是出于某时某地某个阶级或某种统治力量之要求,是制造出来的一套话语,是一种建构,是人或某些人的主观愿望之表达,故而意味着价值主观论。在形而上学论域,前者意味着“道”乃原生(original),我们人乃派生(derivative):“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者则意味着我们人乃原生,“道”乃派生。在宗教论域,前者意味着人乃神造,故而人需接受神之审判;后者则意味着神乃人造,神要接受人之审判。
  恕我无知,当时竟不知道还有个大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终生就在研究“道”蜕变为“意识形态”的古今之变。据沃格林,现代思想里形形色色的主义,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Marxism,都是意识形态。
  这些“主义”的祖师,要制造意识形态,第一步是先将过去的一切思想,都意识形态化(ideologized),用意识形态话语来阐说过去。于是,实证主义祖师孔德发明利他主义(altruism)一词,来翻译或阐释谆谆教人的仁爱;Karl Marx用“意识形态”一词,来涵盖过去的一切思想。
  正因为知识话语的全面意识形态化,于是古人念兹在兹的“道”,即便不会沦为Marxism意识形态套话中的“为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蒙上的温情面纱”,也会沦为实证主义意识形态套话中的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的“价值观”或“哲学范畴”,沦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视域中的“中国天道”。
  时常听一些汉语学者,尤其是新儒家用“价值观”或“中国天道”之类语汇,来阐说古圣先贤,心中不免又感到一言难尽的苦涩。古人云: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我不明白,假如“天道”就是“价值观”,假如“天道”前面还能加上“中国”两字,“天道”还是天道么?
  沃格林和C. S. 路易斯都一道提醒我们,假如我们用意识形态来阐说“天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审判希特勒,因为希特勒也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纳粹德国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参沃格林的《希特勒与德国人》,亦可参路易斯的《人之废》,两书都不厚)
  还是沃格林和路易斯,一道敬告现代知识人,假如你认定“道”只是意识形态,你其实就在为极权统治清场,即便你打心眼里要对抗极权统治,即便你一直以解放斗士自居。
  7
  《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一看《文心雕龙》之首篇是《原道》,就教导学生带着“什么是道”这个问题去读,显得蛮学术。这样的老师,肯定不是“人师”。
  在古人眼中,跟“人师”相对的是“经师”,所谓“经师易获,人师难求”是也。记问之学,只足以成就经师,不足以为人师。
  然而,带着学生一道追问“什么是道”的老师,大概也算不得“经师”,而是沃格林所说的“意识形态分子”。
  因为“经师”,虽然是《学记》里所写的这副德行: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
  但他毕竟还在讲古圣昔贤念兹在兹的“道”和“理”,还承认有个“道”和“理”,承认道器之分,只不过没有切肤之痛、只不过不是“为己之学”罢了。
  而拿着本属于形而下的器物世界的疑问,忙着追问“什么是道”,还追问得理直气壮的现代知识人,根本不承认天地之间有个“天理”或“天道”,根本不承认道器之分,只会将“天道”和“天理”理解为某某哲学家提出的哲学范畴。这种人,只能是沃格林所说的“意识形态分子”,他们这时,秉持的是实证主义意识形态。
  知识人既然不承认道器之分,哪还能指望他们来讲“道”“理”,也就只能指望他們来谈道德底线了。只不过,若不讲“道”“理”,道德底线,似乎也守不住。弥尔顿《复乐园》云:
  啊!他们怎能教训人而不致误入歧途呢?
  他们既无自知之明,更不明白上帝,
  不知道世界怎样开始,人类怎样自甘堕落。(弥尔顿《复乐园》卷四第309-311行,朱维之译)
  不知怎地,我在这几句诗里,似乎瞟见现代知识人或现代大学的徒劳身影,虽然这些句子原不是写现代专家的,虽然诗里描写的这种人,可能学问挺大,比如说是什么什么方面的知名专家。
  责编: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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