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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0年，34岁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出版了《黑格尔与国家》。黑格尔，是他在弗莱堡读博士时的课题之一。他调阅、追踪了不少第一手文献，包括黑格尔的手稿，甚至从黑格尔的手稿里面发现了属于谢林的思想片段。他曾为这项智力工作激动不已。最后的结论也称得上深刻：黑格尔的国家观念里有一种强烈的反个体的冲动，这个冲动则植根于一种模糊的、僵化的、超人的命运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作为命运之展开的历史”和“作为道德之建筑的国家”，被设计出来反对每个个体。
罗森茨维格的导师梅因奈克相当欣赏他在学术上的才华和能力，主动提出给他一个大学讲师的职位。罗森茨维格为此写了一封长信，主题是拒绝。写信的时候，德裔犹太人罗森茨维格已经是一名虔敬的犹太教徒。虔敬的意思是，他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研习犹太典籍，并且决定致力于为上帝和人──当然，首先是犹太人──的救赎服务。为此，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前程。
在给导师的信里，罗森茨维格尽量不谈信仰问题，大量的笔墨，用来解释职业激情的转向。他告诉导师，自己曾经是一名学术爱好者，尤其热衷于历史研究。那是一种把零碎信息收集起来，研读、理解，最终赋予它们秩序的智力劳动。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可以从这样的劳动里获得智力的、美学的满足。罗森茨维格深知其中滋味。他毫不怀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因此配得上这样的满足。可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可能是用批量制造的满足感掩盖真正的饥渴。从前他相信，顺从天赋是一个人必须遵守的生活律令。顺从天赋，取得成就，从而满足，是一个人所能过上的最好生活。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一切都反了过来：他坚信，对个人天赋的服从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是自我奴役。有些地方，人没法随身带着天赋抵达。在那里，人该做的，不是寻找个性，而是让自己变成容器，让某些东西注入进来。罗森茨维格觉得此时自己就在那个地方。他不断寻找隐喻，好让导师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这未必有效。所以，他也写下了最直白的句子：“认识（亦即对于知识的训练有素的、系统化的追求）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孙增霖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以下简称《生平与思想》）
梅因奈克教授的确不能理解学生的决定。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就这么放弃学术上的远大前程，把大好精力投注到所谓宗教事务上去，这很可能是一种虚无感之下的慌乱决定。战败之后，很多德国青年身上都有这种虚无感。从教授那方面看，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教授错了。
二
罗森茨维格的转变发生于一个瞬间。那是一个漫长的瞬间，可以追溯到1913年。那时的罗森茨维格刚刚得到博士学位。他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所属的哲学传统了解很深，他自己的心智也由这个传统养育。这个传统的标志之一，是一个体系接着一个体系，一个体系替代另一个体系。每个体系都宣称取得了重大进步。而所谓进步，当然是指人对真理的认识更真切了。
除了是一名渊博敏锐的哲学史学者，罗森茨维格还是一名犹太人，生于19世纪末，长于20世纪初的犹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不是。他写过大量文字，反省现代犹太人的处境。现代犹太人的重点，不在“犹太”而在“现代”。跟地球上所有老大民族一样，犹太人身处一股同化洪流之中，被现代西方世界同化。犹太青年，正在义无反顾地舍弃犹太生活。犹太哲人，则在拼命地论证传统经文与现代观念并不冲突。岂止不冲突，很多第一流的头脑几乎断言：经过提炼的犹太信仰，就等于现代人热爱的民主、自由、平等。
所以，一名现代犹太人，不多不少，正好等于一名现代人。犹太人天然与基督教保持距离。但一名现代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淡漠，只是现代心灵对信仰的淡漠，而非犹太教徒对异教信仰的淡漠。他不是不愿相信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无法感知任何上帝。如何称呼上帝，还是次要之事。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现代犹太心灵，跟其他现代心灵一样，很难与神圣事物发生关系。越是敏感、真诚的心灵，难度越大。
1913年前后的罗森茨维格，就拥有这样的现代心灵。他所接受的哲学养育，不断向他灌输这样的信念：真理，是一桩认识事业;所谓认识事业无非是说，彼处有一物，人类终有一天能够说明它“是什么”;设若上帝是真理，那么上帝亦是一桩认识事业──彼处有一上帝，人类终有天能够说明它“是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依照这种思维，人不可能走向上帝。人越奋力研究上帝，越使自己走向虚无。1913年，哲学史家罗森茨维格发現，自己就是这种思维的造物。他所钻研的黑格尔哲学，要算哲学史上“认识上帝”的一桩伟业，也代表了“认识上帝”的绝路。黑格尔把上帝封印到历史当中，断言认识上帝即是认识历史。结果则是，上帝被简化成不死的拿破仑。简化了上帝，等于抹掉了上帝。和上帝一同被抹掉的，还有必死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每个人。于是，唯一骇然矗立的，只剩下国家。这就是罗森茨维格在《黑格尔与国家》里推演的精神危机。
发现危机，表述危机，反省危机，不等于解决危机。相反，对黑格尔传统的剖析等于对心灵母体的剖析。对一名哲学史学者而言，这形同精神自尽。一个人，自断双足还想站立，自断头颅还想生存，不只荒谬，而且绝望。
三
1913年的罗森茨维格就经受着荒谬感、绝望感的双重夹击。他也向黑格尔之外、之后的哲学寻求救助，比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情况并没有变好。越是研读哲学，他越是确信，自己的感觉无误。但这不是什么值得欣慰的事。准确地感知到荒谬与绝望，这有什么可欣慰的呢。
正在此时，罗森茨维格遇见了罗森斯托克。
罗森斯托克是一位博学的朋友，精研哲学、法学、社会学，也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二人在学识和心智上旗鼓相当，唯一的不同是：一个深陷荒谬感、绝望感之中，另一个愿意随时祈祷。对罗森茨维格而言，遇见罗森斯托克，是一件大事。如果这样一位学者和思想家都能够接受宗教，并以之为人生指南，这至少说明，思想和信仰相结合是可能的。罗森茨维格曾经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寻找这种结合，什么都没找到。 有一天，罗森茨维格问：“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无济于事，又该如何？”罗森斯托克说：“那时我会走到下一所教堂，跪下，并且尝试着再次祈祷。”对于提问者，这句话比所有关于上帝的思考都有力，比所有在黑格尔和尼采之间的辨析都有力，因为他让他看到的，不是一条严谨的论证，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1913年7月7日的晚上，罗森茨维格决定皈依基督教。他把决定透露给母亲，母子关系一度紧张，毕竟，这是一个犹太家庭。
1913年10月11日，罗森茨维格在柏林参加犹太教的赎罪日祭典，决定保留犹太人身份。从此，他的生活发生转向。他从一名学者（现代学术体系意味的）变为一名学习者。这个现代犹太青年，开始学习做一名犹太人，并向世人讲述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没人知道1913年10月11日那个赎罪日发生了什么，罗森茨维格自己也不曾清楚地说明。多年以后他在一篇随笔里谈论“奇迹”：
关于奇迹，没有任何神奇之处，除了它确实来临。
……
每一个奇迹都可以解释——但要等到事后。并不是因为奇迹不是奇迹，而是因为解释只是解释。（《生平与思想》第367页）
在写给导师的那封信里，他同样拒绝解释和说明，宁愿用一个可能让旁观者感到失望却又安心的表述：
1913年，有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对它们，只能恰当地用“崩溃”来形容。
四
1913年，罗森茨维格已经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上花了3年时间。但那本《黑格尔与国家》还是拖到7年之后才出版。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本书看得多重要了，因为他已经发现更重要的事。
从1913年到1920年，罗森茨维格的生活主题有三：参加一战，创办教育机构，撰写《救赎之星》。
战争裹挟了每一个德国人，乃至每一个欧洲人，因此无须详述。
推行犹太教育的想法，萌生于战争期间。直至生命终了，罗森茨维格都把这当成头等大事。但要理解此事之重要，还得先了解那本《救赎之星》。
1918年8月22日，在回归巴尔干前线的途中，罗森茨维格开始撰写《救赎之星》。1919年2月，写完。1921年，出版。
后世读者很难给《救赎之星》定位。它既不是宗教之书，也不是哲学之书。不是宗教之书，因为它谈论的既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不是哲学之书，因为它既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讲哲学，也不是像20世纪的哲学教授那样搞哲学，尽管它的作者本有可能成为哲学史专家。
罗森茨维格自己还是愿意称此书为哲学书。用他的话说：
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人生的某个时刻尝试一下哲学工作，发挥他自身的优势，仔细观察一下四周。但这样的审视不应该局限在自身之内。这本书并不是终极目标，它甚至算不上短期目标。它更应该不断完善自身，或者被类似的东西所超越，它自身必须得到修正。而这样的修正就发生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生平与思想》，第26页）
作为哲学作品的《救赎之星》，正是罗森茨维格对生命的修正之书，或者说，一个修正的起点。他希望从这里出发，通往丰盈健壮的“日子”。
五
修正的需求，源于1913年赎罪日的那场“崩溃”。某个瞬间，发生了某些不可言说的事情。相似的事情，罗森茨维格也曾在罗森斯托克身上看到过。正是这些不可言说之事，把他接引到信仰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因此放弃理智。罗森斯托克是博学而谨严的学者，罗森茨维格也是。他不是作为反智者迎接那一瞬间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从未打算接受那种似是而非的流俗说法：一个人得分别为信仰和理智开立两个账户。正因如此，他在某个瞬间猝然领受了一件事，还得用漫长的时间消化这件事，尤其是让理智消化它。
《救赎之星》之所以被作者视为哲学书，原因就在这里。它的使命，是帮助一位哲学探险家消化一件事，一件世俗意义上的哲学消化不了的事。所以，罗森茨维格把从《救赎之星》里发端的哲学称为“新哲学”“新思维”。
所谓“新”，并无与“旧”分庭抗礼、建立新体系、标划新时代之意。这恰恰是旧哲学常有的冲动。罗森茨维格强调的“新”，无非是指出旧日哲学之路的绝境。
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堪称现代宗教的实证主义，都把人与上帝的关系视为一桩认识事业。所有认识事业的核心问题，都是“是”：他是谁，他是什么。此种发问还有更深层的假设：一切认识的阿基米得支点，是“我”，我发问，我探索，我知晓，我怀疑，我否定;而所有这些“我”，又被假定為普遍的、抽象的、公式般的东西。
所有受到现代哲学养育的心灵，无不带着这些假设寻求真理。他们坚信有一个公式般的“我”，坚信可以靠这个“我”找到一个公式般的“上帝”，找不到，就否定他。不是只有读过康德、黑格尔的人才受他们的哲学养育。那些继承了他们词语碎片却浑然不觉的人，受到更深的养育，深到忘了源头。此种哲学、此种思维、此种心灵，必然把人引向怀疑和虚无，因为这无非意味着，人们要仅仅依靠理智，觅得一个为理智批准的上帝。等到寻觅失败，他们就把对理智的求全之怒转嫁给上帝。这就好像，人拼命用手把自己提向天空，手失败，人却手指天空，破口大骂。
依凭抽象之自我，寻找抽象之上帝。这是一种现代冲动。这也正是罗森茨维格所指称的“旧哲学”。这种对“抽象”的爱好，像恶魔一样吸引着每个现代心灵，让他们疑虑重重，被怀疑主义和理智上的种种不信任拖累得精疲力尽。罗森茨维格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
因此，《救赎之星》是一本战争之书。罗森茨维格要为自己而战，为一个精疲力尽的现代心灵而战。战争的对象，则是诸种把人引向绝望的旧哲学。但是，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并不声称提供新道路。他的所有努力，只是为“开端”开辟一种可能。长久以来，这个“开端”被诸种旧哲学封堵了。在一篇笔记里，罗森茨维格说，“开端”所需的全部，无非是人的谦逊。而旧哲学向人提供的全部武器，都在封堵这份谦逊。至于“开端”之后的事情，不可以由任何哲学来规划。“规划”这个词，指的是人对制造物的权力。而“开端”所指向的，不是人的造物。 在生命中特别需要哲学的时候，罗森茨维格从一个哲学史学者变成哲学家。但他根本不希望让写在《救赎之星》里的哲学成为哲学史上的新的一种。他盼望的，只是通过告别旧哲学，开启一种新生活。旧哲学，训练心灵成为真理的法官。新生活，则要求人成为真理的容器。
1920年，罗森茨维格拒绝了弗莱堡大学的讲师职位。那时，《黑格尔与国家》已经出版，《救赎之星》已经写完。梅因奈克教授在乎的，当然是前者。罗森茨维格自己则忍不住提及后者，他告诉老师：
那个撰写了《救赎之星》并在不久之后由法兰克福的考夫曼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人，跟《黑格尔与国家》的作者完全不同。
导师希望他延续那条由《黑格尔与国家》开启的道路。罗森茨维格则必须听从另一个“开端”的召唤。当然，既然新生活已经开启，所谓的“新哲学”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所有的话都说完，所有的事都做过了之后，新出的书仅仅是——一本书而已。我并未给它添加任何过分的重要性。（《生平与思想》，第152页）
六
罗森茨维格拒绝了大学讲师职位，这意味着他拒绝做一名在讲台上宣讲别人哲学的哲学史家。同样，他终生致力于犹太教育，也不是要向学生宣讲自己的哲学。他从事的犹太教育，跟各色以“犹太”为名的政治运动毫无关联。他所谓的犹太教育，无非是帮助人摆脱“恶魔般的”对抽象的爱好，过上扎实而具体的生活。对一个犹太人而言，那当然优先意味着：犹太人的生活。他始终相信另一位老师瓦尔堡的格言：上帝是具体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对每个渴望过具体生活的人都有教育意义，不止他的犹太学生。“新哲学”里两个词尤其重要：“和”“时间”。
对于真理，旧哲学热衷于谈论“是”。罗森茨维格说，人与真理的关系，乃是“和”。热衷于谈论“是”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发现真理，评断真理，必要的时候制造真理。“和”则意味着，真理是某种从生命的外面涌进来的东西。人不能像拥有一物那样拥有真理，只能在某个瞬间跟真理相遇。人不可能用词语抓住真理的抽象本质，只能在猝然相遇那一刻决定自己和真理的关系。
诸种旧哲学所导向的对抽象事物的爱好，让人把真理视为“他物”。这只能让他止步于某些低级知识，比如“1+1=2”，再比如，相对论。罗森茨维格说，相对论并不比个位数的加法高级多少，只要多花一点儿时间和脑力就能明白。可是那个至高的真理，不是什么“他物”。人和真理的关系，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具体的相遇。
罗森茨维格和他的朋友们共享这一洞见。《救赎之星》出版于1921年。马丁·布伯则在次年出版的书里表述了相似的意思。那本书就名为《我和你》。布伯长罗森茨维格6岁。二人是犹太教育的亲密合作者。罗森茨维格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布伯合作，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德语。
在《我和你》里，布伯区分了人与世界的两个原初词：“我和它”“我和你”。前者，表达人与工具化世界的关系。后者，是人与真理的关系。人总是靠着“我和它”掌控世界，也使自己被掌控。人必须依靠“我和你”的相遇重获生机和自由。不去挖掘、掌控、驱使、奴役“它”，人便无法生存。不和“你”相遇，人的生存便堕入虚无。“我和你”的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若封堵了这个瞬间，天长地久的生存无非意味着天长地久的虚无和奴役。
罗森茨维格和布伯与之战斗的那些旧哲学，正是那些蓄意封堵“我和你”之瞬间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把人封堵在宇宙这个漫无边际的牢笼里。
“和”的哲学导向一个更深刻的洞见：上帝与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只能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启示和救赎不以间接的方式发生。诸种旧哲学向人们兜售了各色间接救赎：历史、国家、种族。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导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的剥夺，导致大多数人对自己生活的舍弃。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让“我和你”的相遇蒙受污名，遭受指控，竟至于忙于自证清白。此事之荒唐，一如让两个四目相对意乱情迷的恋人用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语汇自证幸福。此事之荒唐更在于，连当事人都渐渐不觉其荒唐。
“我和你”之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因此，那些封堵此一瞬间的哲学势必致力于垄断人的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深刻而凶险，因为它让国家、民族、种族成为个人生活的代理人，继而让那些被辩证法规定了的“历史阶段”成为时间的基本单位。于是，那种让“我和你”相遇的瞬间，成了非法之事。这种非法感，不只是政治的、哲学的，而且是弥漫心灵的。它让快要窒息而死的心灵，害怕和逃避性命攸关的瞬间。这是一种现代的罪恶感。黑格尔哲学的众多继承者，无不奋力巩固这一现代罪感。
人和真理只能在“我和你”中相遇，相遇只能發生于瞬间，瞬间只能植根于具体的生活。这就是“新哲学”想要告诉人们的。相反，各色旧哲学则渐渐蜕化彼此交织，终于在20世纪形成一种充斥世界的政治宣传：
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会迫使我们放弃好多值得追求的事物，目的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纪。
七
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意在让人们重审生活之根基。他和布伯等人一同倡导的犹太教育，则意在帮助学生成全具体生活。哲学是个开端，生活则是道路。只有在扎根的生活里，“我和你”才可能相遇。
就连“生活”这个词也容易成为一个用于抽象讨论的概念。在“自由犹太学社”里，“生活”不是哲学讨论的对象。“生活”首先意味着学习。这些犹太人，愿意学习过一种犹太生活：遵循律法，谨守节日，研读经书，祈祷，以及，在这些日子中倾听，奉献。对于犹太人，学习犹太生活，捍卫犹太生活，就是捍卫人的生活。理由很简单，不存在抽象的公式化的人的生活。具体的犹太人，必须领受、领会上帝具体的馈赠。
在犹太学社，罗森茨维格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对他而言，教育首先意味着学习。三十出头的他，不是犹太事务的专家，而是一个想要回家的人：
今天，没有哪一个人没有被异化，或者说，没有哪一个人不在自身之中蕴含着异化的碎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犹太教、做一个犹太人，再次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这是一种新型的学习。……这就是说，不是那种犹太事物的专家;或者，如果他恰巧是这样的一个专家，那么他的成功不在于专业能力，而仅仅在于他是一个被异化过的人，就像一个摸索着回家的路人一样。 这位学习者，努力守候犹太人的日子。1920年9月15日，他写信给要来拜访的朋友，给他一份犹太家庭时间表：
你什么时候来？一定要保证不能来得太晚。我会给你一张犹太节日的列表──其中所有的节日都很不幸地在这个时间接踵而至──以便你不会在来的时候正好闯进了一个你本来可以避免的节日。……但是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请不要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造访，这对家里的主妇来说太过突然，她必须从周四开始就为安息日做准备──那确实是个累活──因为在安息日期间不能做任何工作。遇有紧急事件可以打破安息日，但它会把安息日弄得零散，而这样的碎片是毫无价值的。某天当我怀念海德堡的列车时所产生的不快并非无的放矢;一个破坏了的安息日是被从根本上摧毁的安息日，无论我自己是否该为之负责。（《生平与思想》，第156页）
一个与神相遇的人，或曰一个“有信仰”的人，是努力捍卫这些日子，认真经验这些日子的人，而不是用某种特殊的语言谈论神的人。正是这些日子，唯有这些日子，以及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相遇”，才能给人的生活提供支点：
在此，“有信仰”一词并不意味着某种束缚人的教条，而是有一个能支撑着一个人的全部存在的支点。在这个意义上，异教徒也可以是有信仰的，而极端正统派也可能是无信仰的。（《生平与思想》，第281页）
八
1920年12月，罗森茨维格和新婚妻子搬进舒曼大街10号的阁楼。一年之后，首次注意到身体上某些严重的征兆。1922年2月，他收到医疗检测结果：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伴随进行性延髓瘫痪。8月，书写变得困难，语言逐渐不清。11月，完全丧失写作能力。1923年春，完全丧失语言能力。秋天，四肢完全瘫痪。1929年12月10日，罗森茨维格在阁楼上去世。
瘫痪之后的6年，罗森茨维格与布伯合作，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德语。他还整理出版了《犹大·哈列维选集》，并为哈列维的诗作撰写注释。全部写作，都是在夫人的帮助下艰难进行的：
除了大量的时间不得不花在穿衣脱衣和吃饭上，一天还剩下几个小时用于工作。1922年12月，他无法再指挥自己的双手，病人不得不开始对他的妻子口述，他发现这样做非常困难。但是这种口述很快也停止了，因为语言器官也逐渐麻痹了。1923年春天，为了促进交流买了一台打字机，这是由通用电气公司订制的特别型号。这台机器的结构是这样的：操作它的人只需要移动一根简单地放在包含着所有字母的圆盘上面的杠杆，直到指针指向了某个想要的字母的同时，单击单个的键，把那个字母打印出来。一开始，罗森茨维格还能自己操作这台机器，但到了后来，他不得不用左手指点字母。病人的胳膊和手是由吊在他附近的一根杆子上的吊索支撑着的。按键由其他人操作，通常是罗森茨维格夫人。最终他口述字母的能力也减弱了，因此人们不得不靠猜测来进行确认……
正是在这段时间，诗人卡尔·沃尔夫斯凯尔登门拜访了罗森茨维格。他回忆，自己见到了一位自由国度的王：
无论是谁，只要他跨过了罗森茨维格的门坎，就像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就像被某种轻柔而强大的魔法所击中——事实上，他自己也变成了一种有魔力的存在。日常生活的固定不变的、人所共知的形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种种的不可思议。在书桌后面，扶手椅上坐着的，并非是人们在上楼时想象的那个身患疾病、完全无力的、生命力几乎丧失殆尽、安抚和宽慰也无济于事的人;相反，在书桌后面，扶手椅上坐着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却活得像一位国王。每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彼此之间就有了默契。所有有形的事物，无论是物体还是声音及其回响，都臣服于一种新的秩序，所有这些都在宽松的、无须刻意努力也无须刻意调整的情况下被整合进一种彻底而纯粹的、本真的、在美的光芒照耀下的生存状态中。在此绝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发生，因为统治着这里的并不是压迫和强制，而是绝对的自由。……一扫而光的不仅是无聊的人类感情，焦虑和不安，得到升华的也不仅仅是所有来自健康人的微不足道的、自我满足的同情心。在这里发生了更多的事情：随着这个人的出现，人自身的幸福确实是在最完全的意义上得到了保证，而且同他的精神完全协调一致。靠近弗朗茨·罗森茨维格，一个人就会找回自我，就会如释重负、不再压抑、一身轻松。无论谁来拜访，他都会引领他进入一场对话，而恰恰是他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雄辩的说明、一种答复、一种召唤、一种肯定、一种指引，更不用说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沉而温暖的目光。
九
2018年春节前那几天，我第一次听说罗森茨维格，第一次知道他是马丁·布伯的同道。整个春节，我一直读他的书。一本是《救赎之星》，另一本是学生编写的《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我抄了很多句子，也想了很多事，好像遇见一位庄严的父辈和兄长。1918年，他动笔写那本《救赎之星》。整整百年之后，我觉得是在跟他对面晤谈。
罗森茨维格生于1896年，比胡适小5岁，比冯友兰小1岁。当他从旧哲学的噩梦中惊醒，以全部生命守护生活的时候，他与之斗争的那些旧哲学正争相以真理之名在汉语世界蔓延。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曾描述的那种时间讹诈，将会逐渐垄断汉语心灵，直至今日：
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会迫使我们放弃好多值得追求的事物，目的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紀。
等待更好世纪的汉语心灵，一边糟蹋自己的日子，一边热爱不死的拿破仑，崇拜必死的拿破仑。
注释：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20世纪著名犹太思想家、哲学家。著有《黑格尔与国家》 《救赎之星》。自1922年起，罗森茨维格罹患疾病瘫痪在床，在病榻上开始与马丁·布伯合作翻译《圣经》。马丁·布伯的代表作《我和你》，在汉语世纪有广泛影响。
责编：梁红
1920年，34岁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出版了《黑格尔与国家》。黑格尔，是他在弗莱堡读博士时的课题之一。他调阅、追踪了不少第一手文献，包括黑格尔的手稿，甚至从黑格尔的手稿里面发现了属于谢林的思想片段。他曾为这项智力工作激动不已。最后的结论也称得上深刻：黑格尔的国家观念里有一种强烈的反个体的冲动，这个冲动则植根于一种模糊的、僵化的、超人的命运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作为命运之展开的历史”和“作为道德之建筑的国家”，被设计出来反对每个个体。
罗森茨维格的导师梅因奈克相当欣赏他在学术上的才华和能力，主动提出给他一个大学讲师的职位。罗森茨维格为此写了一封长信，主题是拒绝。写信的时候，德裔犹太人罗森茨维格已经是一名虔敬的犹太教徒。虔敬的意思是，他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研习犹太典籍，并且决定致力于为上帝和人──当然，首先是犹太人──的救赎服务。为此，他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前程。
在给导师的信里，罗森茨维格尽量不谈信仰问题，大量的笔墨，用来解释职业激情的转向。他告诉导师，自己曾经是一名学术爱好者，尤其热衷于历史研究。那是一种把零碎信息收集起来，研读、理解，最终赋予它们秩序的智力劳动。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可以从这样的劳动里获得智力的、美学的满足。罗森茨维格深知其中滋味。他毫不怀疑，自己拥有这样的天赋，因此配得上这样的满足。可是，他忽然发现，自己可能是用批量制造的满足感掩盖真正的饥渴。从前他相信，顺从天赋是一个人必须遵守的生活律令。顺从天赋，取得成就，从而满足，是一个人所能过上的最好生活。现在他不这么想了。一切都反了过来：他坚信，对个人天赋的服从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是自我奴役。有些地方，人没法随身带着天赋抵达。在那里，人该做的，不是寻找个性，而是让自己变成容器，让某些东西注入进来。罗森茨维格觉得此时自己就在那个地方。他不断寻找隐喻，好让导师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知道这未必有效。所以，他也写下了最直白的句子：“认识（亦即对于知识的训练有素的、系统化的追求）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孙增霖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第150页。以下简称《生平与思想》）
梅因奈克教授的确不能理解学生的决定。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就这么放弃学术上的远大前程，把大好精力投注到所谓宗教事务上去，这很可能是一种虚无感之下的慌乱决定。战败之后，很多德国青年身上都有这种虚无感。从教授那方面看，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然，教授错了。
二
罗森茨维格的转变发生于一个瞬间。那是一个漫长的瞬间，可以追溯到1913年。那时的罗森茨维格刚刚得到博士学位。他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所属的哲学传统了解很深，他自己的心智也由这个传统养育。这个传统的标志之一，是一个体系接着一个体系，一个体系替代另一个体系。每个体系都宣称取得了重大进步。而所谓进步，当然是指人对真理的认识更真切了。
除了是一名渊博敏锐的哲学史学者，罗森茨维格还是一名犹太人，生于19世纪末，长于20世纪初的犹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不是。他写过大量文字，反省现代犹太人的处境。现代犹太人的重点，不在“犹太”而在“现代”。跟地球上所有老大民族一样，犹太人身处一股同化洪流之中，被现代西方世界同化。犹太青年，正在义无反顾地舍弃犹太生活。犹太哲人，则在拼命地论证传统经文与现代观念并不冲突。岂止不冲突，很多第一流的头脑几乎断言：经过提炼的犹太信仰，就等于现代人热爱的民主、自由、平等。
所以，一名现代犹太人，不多不少，正好等于一名现代人。犹太人天然与基督教保持距离。但一名现代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淡漠，只是现代心灵对信仰的淡漠，而非犹太教徒对异教信仰的淡漠。他不是不愿相信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无法感知任何上帝。如何称呼上帝，还是次要之事。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现代犹太心灵，跟其他现代心灵一样，很难与神圣事物发生关系。越是敏感、真诚的心灵，难度越大。
1913年前后的罗森茨维格，就拥有这样的现代心灵。他所接受的哲学养育，不断向他灌输这样的信念：真理，是一桩认识事业;所谓认识事业无非是说，彼处有一物，人类终有一天能够说明它“是什么”;设若上帝是真理，那么上帝亦是一桩认识事业──彼处有一上帝，人类终有天能够说明它“是什么”，或者“什么也不是”。依照这种思维，人不可能走向上帝。人越奋力研究上帝，越使自己走向虚无。1913年，哲学史家罗森茨维格发現，自己就是这种思维的造物。他所钻研的黑格尔哲学，要算哲学史上“认识上帝”的一桩伟业，也代表了“认识上帝”的绝路。黑格尔把上帝封印到历史当中，断言认识上帝即是认识历史。结果则是，上帝被简化成不死的拿破仑。简化了上帝，等于抹掉了上帝。和上帝一同被抹掉的，还有必死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每个人。于是，唯一骇然矗立的，只剩下国家。这就是罗森茨维格在《黑格尔与国家》里推演的精神危机。
发现危机，表述危机，反省危机，不等于解决危机。相反，对黑格尔传统的剖析等于对心灵母体的剖析。对一名哲学史学者而言，这形同精神自尽。一个人，自断双足还想站立，自断头颅还想生存，不只荒谬，而且绝望。
三
1913年的罗森茨维格就经受着荒谬感、绝望感的双重夹击。他也向黑格尔之外、之后的哲学寻求救助，比如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情况并没有变好。越是研读哲学，他越是确信，自己的感觉无误。但这不是什么值得欣慰的事。准确地感知到荒谬与绝望，这有什么可欣慰的呢。
正在此时，罗森茨维格遇见了罗森斯托克。
罗森斯托克是一位博学的朋友，精研哲学、法学、社会学，也是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二人在学识和心智上旗鼓相当，唯一的不同是：一个深陷荒谬感、绝望感之中，另一个愿意随时祈祷。对罗森茨维格而言，遇见罗森斯托克，是一件大事。如果这样一位学者和思想家都能够接受宗教，并以之为人生指南，这至少说明，思想和信仰相结合是可能的。罗森茨维格曾经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寻找这种结合，什么都没找到。 有一天，罗森茨维格问：“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无济于事，又该如何？”罗森斯托克说：“那时我会走到下一所教堂，跪下，并且尝试着再次祈祷。”对于提问者，这句话比所有关于上帝的思考都有力，比所有在黑格尔和尼采之间的辨析都有力，因为他让他看到的，不是一条严谨的论证，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1913年7月7日的晚上，罗森茨维格决定皈依基督教。他把决定透露给母亲，母子关系一度紧张，毕竟，这是一个犹太家庭。
1913年10月11日，罗森茨维格在柏林参加犹太教的赎罪日祭典，决定保留犹太人身份。从此，他的生活发生转向。他从一名学者（现代学术体系意味的）变为一名学习者。这个现代犹太青年，开始学习做一名犹太人，并向世人讲述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没人知道1913年10月11日那个赎罪日发生了什么，罗森茨维格自己也不曾清楚地说明。多年以后他在一篇随笔里谈论“奇迹”：
关于奇迹，没有任何神奇之处，除了它确实来临。
……
每一个奇迹都可以解释——但要等到事后。并不是因为奇迹不是奇迹，而是因为解释只是解释。（《生平与思想》第367页）
在写给导师的那封信里，他同样拒绝解释和说明，宁愿用一个可能让旁观者感到失望却又安心的表述：
1913年，有些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对它们，只能恰当地用“崩溃”来形容。
四
1913年，罗森茨维格已经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上花了3年时间。但那本《黑格尔与国家》还是拖到7年之后才出版。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本书看得多重要了，因为他已经发现更重要的事。
从1913年到1920年，罗森茨维格的生活主题有三：参加一战，创办教育机构，撰写《救赎之星》。
战争裹挟了每一个德国人，乃至每一个欧洲人，因此无须详述。
推行犹太教育的想法，萌生于战争期间。直至生命终了，罗森茨维格都把这当成头等大事。但要理解此事之重要，还得先了解那本《救赎之星》。
1918年8月22日，在回归巴尔干前线的途中，罗森茨维格开始撰写《救赎之星》。1919年2月，写完。1921年，出版。
后世读者很难给《救赎之星》定位。它既不是宗教之书，也不是哲学之书。不是宗教之书，因为它谈论的既不是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不是哲学之书，因为它既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讲哲学，也不是像20世纪的哲学教授那样搞哲学，尽管它的作者本有可能成为哲学史专家。
罗森茨维格自己还是愿意称此书为哲学书。用他的话说：
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人生的某个时刻尝试一下哲学工作，发挥他自身的优势，仔细观察一下四周。但这样的审视不应该局限在自身之内。这本书并不是终极目标，它甚至算不上短期目标。它更应该不断完善自身，或者被类似的东西所超越，它自身必须得到修正。而这样的修正就发生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生平与思想》，第26页）
作为哲学作品的《救赎之星》，正是罗森茨维格对生命的修正之书，或者说，一个修正的起点。他希望从这里出发，通往丰盈健壮的“日子”。
五
修正的需求，源于1913年赎罪日的那场“崩溃”。某个瞬间，发生了某些不可言说的事情。相似的事情，罗森茨维格也曾在罗森斯托克身上看到过。正是这些不可言说之事，把他接引到信仰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因此放弃理智。罗森斯托克是博学而谨严的学者，罗森茨维格也是。他不是作为反智者迎接那一瞬间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从未打算接受那种似是而非的流俗说法：一个人得分别为信仰和理智开立两个账户。正因如此，他在某个瞬间猝然领受了一件事，还得用漫长的时间消化这件事，尤其是让理智消化它。
《救赎之星》之所以被作者视为哲学书，原因就在这里。它的使命，是帮助一位哲学探险家消化一件事，一件世俗意义上的哲学消化不了的事。所以，罗森茨维格把从《救赎之星》里发端的哲学称为“新哲学”“新思维”。
所谓“新”，并无与“旧”分庭抗礼、建立新体系、标划新时代之意。这恰恰是旧哲学常有的冲动。罗森茨维格强调的“新”，无非是指出旧日哲学之路的绝境。
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堪称现代宗教的实证主义，都把人与上帝的关系视为一桩认识事业。所有认识事业的核心问题，都是“是”：他是谁，他是什么。此种发问还有更深层的假设：一切认识的阿基米得支点，是“我”，我发问，我探索，我知晓，我怀疑，我否定;而所有这些“我”，又被假定為普遍的、抽象的、公式般的东西。
所有受到现代哲学养育的心灵，无不带着这些假设寻求真理。他们坚信有一个公式般的“我”，坚信可以靠这个“我”找到一个公式般的“上帝”，找不到，就否定他。不是只有读过康德、黑格尔的人才受他们的哲学养育。那些继承了他们词语碎片却浑然不觉的人，受到更深的养育，深到忘了源头。此种哲学、此种思维、此种心灵，必然把人引向怀疑和虚无，因为这无非意味着，人们要仅仅依靠理智，觅得一个为理智批准的上帝。等到寻觅失败，他们就把对理智的求全之怒转嫁给上帝。这就好像，人拼命用手把自己提向天空，手失败，人却手指天空，破口大骂。
依凭抽象之自我，寻找抽象之上帝。这是一种现代冲动。这也正是罗森茨维格所指称的“旧哲学”。这种对“抽象”的爱好，像恶魔一样吸引着每个现代心灵，让他们疑虑重重，被怀疑主义和理智上的种种不信任拖累得精疲力尽。罗森茨维格在自己身上也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人。
因此，《救赎之星》是一本战争之书。罗森茨维格要为自己而战，为一个精疲力尽的现代心灵而战。战争的对象，则是诸种把人引向绝望的旧哲学。但是，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并不声称提供新道路。他的所有努力，只是为“开端”开辟一种可能。长久以来，这个“开端”被诸种旧哲学封堵了。在一篇笔记里，罗森茨维格说，“开端”所需的全部，无非是人的谦逊。而旧哲学向人提供的全部武器，都在封堵这份谦逊。至于“开端”之后的事情，不可以由任何哲学来规划。“规划”这个词，指的是人对制造物的权力。而“开端”所指向的，不是人的造物。 在生命中特别需要哲学的时候，罗森茨维格从一个哲学史学者变成哲学家。但他根本不希望让写在《救赎之星》里的哲学成为哲学史上的新的一种。他盼望的，只是通过告别旧哲学，开启一种新生活。旧哲学，训练心灵成为真理的法官。新生活，则要求人成为真理的容器。
1920年，罗森茨维格拒绝了弗莱堡大学的讲师职位。那时，《黑格尔与国家》已经出版，《救赎之星》已经写完。梅因奈克教授在乎的，当然是前者。罗森茨维格自己则忍不住提及后者，他告诉老师：
那个撰写了《救赎之星》并在不久之后由法兰克福的考夫曼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人，跟《黑格尔与国家》的作者完全不同。
导师希望他延续那条由《黑格尔与国家》开启的道路。罗森茨维格则必须听从另一个“开端”的召唤。当然，既然新生活已经开启，所谓的“新哲学”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所有的话都说完，所有的事都做过了之后，新出的书仅仅是——一本书而已。我并未给它添加任何过分的重要性。（《生平与思想》，第152页）
六
罗森茨维格拒绝了大学讲师职位，这意味着他拒绝做一名在讲台上宣讲别人哲学的哲学史家。同样，他终生致力于犹太教育，也不是要向学生宣讲自己的哲学。他从事的犹太教育，跟各色以“犹太”为名的政治运动毫无关联。他所谓的犹太教育，无非是帮助人摆脱“恶魔般的”对抽象的爱好，过上扎实而具体的生活。对一个犹太人而言，那当然优先意味着：犹太人的生活。他始终相信另一位老师瓦尔堡的格言：上帝是具体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对每个渴望过具体生活的人都有教育意义，不止他的犹太学生。“新哲学”里两个词尤其重要：“和”“时间”。
对于真理，旧哲学热衷于谈论“是”。罗森茨维格说，人与真理的关系，乃是“和”。热衷于谈论“是”的人，相信自己可以发现真理，评断真理，必要的时候制造真理。“和”则意味着，真理是某种从生命的外面涌进来的东西。人不能像拥有一物那样拥有真理，只能在某个瞬间跟真理相遇。人不可能用词语抓住真理的抽象本质，只能在猝然相遇那一刻决定自己和真理的关系。
诸种旧哲学所导向的对抽象事物的爱好，让人把真理视为“他物”。这只能让他止步于某些低级知识，比如“1+1=2”，再比如，相对论。罗森茨维格说，相对论并不比个位数的加法高级多少，只要多花一点儿时间和脑力就能明白。可是那个至高的真理，不是什么“他物”。人和真理的关系，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具体的相遇。
罗森茨维格和他的朋友们共享这一洞见。《救赎之星》出版于1921年。马丁·布伯则在次年出版的书里表述了相似的意思。那本书就名为《我和你》。布伯长罗森茨维格6岁。二人是犹太教育的亲密合作者。罗森茨维格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布伯合作，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德语。
在《我和你》里，布伯区分了人与世界的两个原初词：“我和它”“我和你”。前者，表达人与工具化世界的关系。后者，是人与真理的关系。人总是靠着“我和它”掌控世界，也使自己被掌控。人必须依靠“我和你”的相遇重获生机和自由。不去挖掘、掌控、驱使、奴役“它”，人便无法生存。不和“你”相遇，人的生存便堕入虚无。“我和你”的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若封堵了这个瞬间，天长地久的生存无非意味着天长地久的虚无和奴役。
罗森茨维格和布伯与之战斗的那些旧哲学，正是那些蓄意封堵“我和你”之瞬间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把人封堵在宇宙这个漫无边际的牢笼里。
“和”的哲学导向一个更深刻的洞见：上帝与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只能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启示和救赎不以间接的方式发生。诸种旧哲学向人们兜售了各色间接救赎：历史、国家、种族。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导致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生活的剥夺，导致大多数人对自己生活的舍弃。正是各色间接救赎的欺人之谈，让“我和你”的相遇蒙受污名，遭受指控，竟至于忙于自证清白。此事之荒唐，一如让两个四目相对意乱情迷的恋人用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的语汇自证幸福。此事之荒唐更在于，连当事人都渐渐不觉其荒唐。
“我和你”之相遇只能发生于瞬间。因此，那些封堵此一瞬间的哲学势必致力于垄断人的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深刻而凶险，因为它让国家、民族、种族成为个人生活的代理人，继而让那些被辩证法规定了的“历史阶段”成为时间的基本单位。于是，那种让“我和你”相遇的瞬间，成了非法之事。这种非法感，不只是政治的、哲学的，而且是弥漫心灵的。它让快要窒息而死的心灵，害怕和逃避性命攸关的瞬间。这是一种现代的罪恶感。黑格尔哲学的众多继承者，无不奋力巩固这一现代罪感。
人和真理只能在“我和你”中相遇，相遇只能發生于瞬间，瞬间只能植根于具体的生活。这就是“新哲学”想要告诉人们的。相反，各色旧哲学则渐渐蜕化彼此交织，终于在20世纪形成一种充斥世界的政治宣传：
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会迫使我们放弃好多值得追求的事物，目的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纪。
七
罗森茨维格的“新哲学”意在让人们重审生活之根基。他和布伯等人一同倡导的犹太教育，则意在帮助学生成全具体生活。哲学是个开端，生活则是道路。只有在扎根的生活里，“我和你”才可能相遇。
就连“生活”这个词也容易成为一个用于抽象讨论的概念。在“自由犹太学社”里，“生活”不是哲学讨论的对象。“生活”首先意味着学习。这些犹太人，愿意学习过一种犹太生活：遵循律法，谨守节日，研读经书，祈祷，以及，在这些日子中倾听，奉献。对于犹太人，学习犹太生活，捍卫犹太生活，就是捍卫人的生活。理由很简单，不存在抽象的公式化的人的生活。具体的犹太人，必须领受、领会上帝具体的馈赠。
在犹太学社，罗森茨维格是教育者，也是学习者。对他而言，教育首先意味着学习。三十出头的他，不是犹太事务的专家，而是一个想要回家的人：
今天，没有哪一个人没有被异化，或者说，没有哪一个人不在自身之中蕴含着异化的碎片。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犹太教、做一个犹太人，再次变成了我们生活的核心……这是一种新型的学习。……这就是说，不是那种犹太事物的专家;或者，如果他恰巧是这样的一个专家，那么他的成功不在于专业能力，而仅仅在于他是一个被异化过的人，就像一个摸索着回家的路人一样。 这位学习者，努力守候犹太人的日子。1920年9月15日，他写信给要来拜访的朋友，给他一份犹太家庭时间表：
你什么时候来？一定要保证不能来得太晚。我会给你一张犹太节日的列表──其中所有的节日都很不幸地在这个时间接踵而至──以便你不会在来的时候正好闯进了一个你本来可以避免的节日。……但是除非有绝对的必要，请不要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造访，这对家里的主妇来说太过突然，她必须从周四开始就为安息日做准备──那确实是个累活──因为在安息日期间不能做任何工作。遇有紧急事件可以打破安息日，但它会把安息日弄得零散，而这样的碎片是毫无价值的。某天当我怀念海德堡的列车时所产生的不快并非无的放矢;一个破坏了的安息日是被从根本上摧毁的安息日，无论我自己是否该为之负责。（《生平与思想》，第156页）
一个与神相遇的人，或曰一个“有信仰”的人，是努力捍卫这些日子，认真经验这些日子的人，而不是用某种特殊的语言谈论神的人。正是这些日子，唯有这些日子，以及在这些日子里发生的“相遇”，才能给人的生活提供支点：
在此，“有信仰”一词并不意味着某种束缚人的教条，而是有一个能支撑着一个人的全部存在的支点。在这个意义上，异教徒也可以是有信仰的，而极端正统派也可能是无信仰的。（《生平与思想》，第281页）
八
1920年12月，罗森茨维格和新婚妻子搬进舒曼大街10号的阁楼。一年之后，首次注意到身体上某些严重的征兆。1922年2月，他收到医疗检测结果：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伴随进行性延髓瘫痪。8月，书写变得困难，语言逐渐不清。11月，完全丧失写作能力。1923年春，完全丧失语言能力。秋天，四肢完全瘫痪。1929年12月10日，罗森茨维格在阁楼上去世。
瘫痪之后的6年，罗森茨维格与布伯合作，把希伯来文《圣经》译成德语。他还整理出版了《犹大·哈列维选集》，并为哈列维的诗作撰写注释。全部写作，都是在夫人的帮助下艰难进行的：
除了大量的时间不得不花在穿衣脱衣和吃饭上，一天还剩下几个小时用于工作。1922年12月，他无法再指挥自己的双手，病人不得不开始对他的妻子口述，他发现这样做非常困难。但是这种口述很快也停止了，因为语言器官也逐渐麻痹了。1923年春天，为了促进交流买了一台打字机，这是由通用电气公司订制的特别型号。这台机器的结构是这样的：操作它的人只需要移动一根简单地放在包含着所有字母的圆盘上面的杠杆，直到指针指向了某个想要的字母的同时，单击单个的键，把那个字母打印出来。一开始，罗森茨维格还能自己操作这台机器，但到了后来，他不得不用左手指点字母。病人的胳膊和手是由吊在他附近的一根杆子上的吊索支撑着的。按键由其他人操作，通常是罗森茨维格夫人。最终他口述字母的能力也减弱了，因此人们不得不靠猜测来进行确认……
正是在这段时间，诗人卡尔·沃尔夫斯凯尔登门拜访了罗森茨维格。他回忆，自己见到了一位自由国度的王：
无论是谁，只要他跨过了罗森茨维格的门坎，就像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就像被某种轻柔而强大的魔法所击中——事实上，他自己也变成了一种有魔力的存在。日常生活的固定不变的、人所共知的形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种种的不可思议。在书桌后面，扶手椅上坐着的，并非是人们在上楼时想象的那个身患疾病、完全无力的、生命力几乎丧失殆尽、安抚和宽慰也无济于事的人;相反，在书桌后面，扶手椅上坐着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却活得像一位国王。每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彼此之间就有了默契。所有有形的事物，无论是物体还是声音及其回响，都臣服于一种新的秩序，所有这些都在宽松的、无须刻意努力也无须刻意调整的情况下被整合进一种彻底而纯粹的、本真的、在美的光芒照耀下的生存状态中。在此绝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发生，因为统治着这里的并不是压迫和强制，而是绝对的自由。……一扫而光的不仅是无聊的人类感情，焦虑和不安，得到升华的也不仅仅是所有来自健康人的微不足道的、自我满足的同情心。在这里发生了更多的事情：随着这个人的出现，人自身的幸福确实是在最完全的意义上得到了保证，而且同他的精神完全协调一致。靠近弗朗茨·罗森茨维格，一个人就会找回自我，就会如释重负、不再压抑、一身轻松。无论谁来拜访，他都会引领他进入一场对话，而恰恰是他的倾听本身就是一种雄辩的说明、一种答复、一种召唤、一种肯定、一种指引，更不用说那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沉而温暖的目光。
九
2018年春节前那几天，我第一次听说罗森茨维格，第一次知道他是马丁·布伯的同道。整个春节，我一直读他的书。一本是《救赎之星》，另一本是学生编写的《罗森茨维格：生平与思想》。我抄了很多句子，也想了很多事，好像遇见一位庄严的父辈和兄长。1918年，他动笔写那本《救赎之星》。整整百年之后，我觉得是在跟他对面晤谈。
罗森茨维格生于1896年，比胡适小5岁，比冯友兰小1岁。当他从旧哲学的噩梦中惊醒，以全部生命守护生活的时候，他与之斗争的那些旧哲学正争相以真理之名在汉语世界蔓延。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曾描述的那种时间讹诈，将会逐渐垄断汉语心灵，直至今日：
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会迫使我们放弃好多值得追求的事物，目的不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紀。
等待更好世纪的汉语心灵，一边糟蹋自己的日子，一边热爱不死的拿破仑，崇拜必死的拿破仑。
注释：
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1886—1929），20世纪著名犹太思想家、哲学家。著有《黑格尔与国家》 《救赎之星》。自1922年起，罗森茨维格罹患疾病瘫痪在床，在病榻上开始与马丁·布伯合作翻译《圣经》。马丁·布伯的代表作《我和你》，在汉语世纪有广泛影响。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