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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金代表作《家》中的觉新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懦弱、苟且的国民性，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主义对青年人的残害。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形成了觉新诚实、善良、懦弱、缺乏反抗精神的性格，他是一个旧时代的牺牲品，同时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多余人”。
关键词：《家》 觉新 牺牲品 多余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代表作《家》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家》中的觉新，有人认为他是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传统家庭的殉葬品，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敢于牺牲的悲壮英雄。对于这一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的形象，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他那被扭曲了的性格。
一 控诉专制制度的力作——《家》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年幼时父母就过世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学习时，他积极参加反封建活动。巴金的经历使他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看到了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被封建礼教断送了青春和幸福，他想为那些牺牲者喊冤，于是拿起了笔，把他的血和泪、爱和恨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而“文学作品是作家精神活动的产物，作家的立场、观点和审美情趣等，必然影响到他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和评价，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巴金的作品《家》就流露出他对受迫害青年男女的同情，以及希望他们走向光明的美好愿望。
《家》是巴金在193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初以《激流》为名在上海《时报》连载，是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主要发生在“五四”后期，“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压迫下特别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拼死挣扎并顽强探索解放道路的时代”。在“五四”新思潮的背景下，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瓦解的过程，通过挖掘人物的灵魂世界，集中展示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的统治下，高家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高家三兄弟的恋爱故事是小说重点描写的内容，包括觉慧与婢女鸣凤的爱情悲剧，觉新与梅、瑞珏的婚姻悲剧，觉民与琴奋起反抗获得的幸福爱情。最后高老太爷的死，使得各种矛盾明朗化并爆发。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说：“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家》的创作目的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以及对叛逆的歌颂，正如1937年巴金在《代序》中写的那样：“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二 旧时代的牺牲品
觉新虽然不是《家》中最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典型人物却塑造得极为成功。“所谓典型人物，是具有特殊的性格、命运或心态，蕴含着极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体现着作家审美评价的艺术形象。”觉新的性格、命运，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文学的社会意识性上讲，艺术真实首先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觉新这一艺术形象来源于巴金的生活，因而具有强烈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典型性。巴金曾写道：“觉新是我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到上海来探望他，这成为《家》构思的契机。后来得知巴金要写小说，大哥非常支持，建议他以自家的人物为主人公。遗憾的是小说刚开始在报上连载，他的大哥就自杀了。巴金后来在《呈现给一个人》中写道：“你完全成为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你有一个光荣的前途，你自己把它毁灭了……你含着眼泪忍受一切不义的行为，活着完全是为了敷衍别人。”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觉新的影子。
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在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已通过拈阄帮他定下了亲事。觉新感到晴天霹雳，升学梦想破灭了，要娶的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一句反抗的话，他忍受了，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尽他认为该尽的义务。不久父亲病故，他又毅然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了年轻的肩上。这个绅士家庭表面一团和气，其实几房之间充满了斗争。父母早亡，加之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他成了其他几房攻击的目标。他为此愤怒、抗争，结果招来了更多麻烦。他疲倦了，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敷衍他们，对他们恭恭敬敬，因为他只想过安静的生活。
觉新从小就很优秀，心中有着美好的憧憬。他打算中学毕业后到大学深造，将来到德国留学。突然降临的婚姻打破了他的求学梦，但他丝毫没有想到反抗，更没有像后来他的弟弟觉民那样用离家出走来抗议。他虽然很不情愿，但又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地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在感情上，他深深地喜欢青梅竹马的表妹梅，两人门当户对，本应会有幸福的未来，可由于双方的母亲在牌桌上闹了矛盾，梅的母亲便用拒婚来报复。即便是这样，觉新也不曾想到要抗争，他只知道服从，牺牲了自己和梅的爱情，违心地娶了不曾见过面的李家小姐。
觉新之所以会不加反抗地选择牺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沉重的社会和家族压力使他无力反抗。觉新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势力依旧还很强大，各种封建意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高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这是个家规森严的书香门第，高老太爷是一家之主，他一手创造了这份家业，用他独断的手腕指挥一切。高老太爷曾说过：“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么样，就要怎样做！”他的命令一定要遵守，高家的体面、家法是一定要顾全的。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新从小被教导要做好子弟的榜样，如果违背了高老太爷，背上了不孝顺的罪名，不仅在这个大家庭中容不下他，而且到哪儿都站不住脚。高家的卫道者严格遵守封建社会的各种规矩，对不符合他们要求的行为都大加挞伐。虽然觉新的四叔、五叔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封建礼教压制年轻的一代。即使是到日本留过学，身为律师的三叔，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很多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觉新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压力下，几乎没有反抗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旧势力的牺牲品。 第二，是由于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牺牲品的命运。觉新是个诚实、善良、懦弱、缺乏反抗精神的人，生活逼迫他最后选择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为了在家里不惹麻烦，不背上不孝顺的罪名，他任人宰割，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顾全这个家。那个曾经充满朝气的青年不见了，他奉爷爷的命令陪他深恶痛绝的冯老太爷；他陪姑太太买布料；他在筵席间应酬客人……觉新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恨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懦夫，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他从不曾想过改变这种状况。在弟弟觉民的婚事上，他同情弟弟，不希望自己的悲剧在觉民身上重演，但他还是劝觉民顺从爷爷，因为他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一切只因他是长房长孙，他“又有什么办法”，他的双重人格使得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旧环境的生活。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被人摆布的命运，他曾绝望地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一生就这样完了，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
封建势力的重压，加之性格懦弱，这些必然使得觉新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牺牲光明的前途，牺牲美好的爱情。
三 新时代的“多余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觉新也和弟弟们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也被那些新思想鼓舞着，他年轻的心也澎湃着，但是他也只是想想而已，他的思想是新的，行为却是旧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的影子。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他常常高谈自由、牺牲，陈述怯懦的可耻、行动的必要，但只要碰到第一个障碍他就会马上屈服。
觉新虽不像罗亭那样是言语的巨人，但他不知不觉也成了新时代的“多余人”。他不愿意像四叔和五叔那样虚伪、卑鄙，但又没有勇气与旧家庭决裂，更没有勇气向旧势力宣战。他的行为在弟弟们看来是那么不可理解，他们骂他懦弱，觉慧甚至差点把他当成了旧家庭的帮凶。他很孤独，常常感叹不被人了解。觉新这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为了可以改变的环境，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他的“无抵抗主义”，他一味的迁就到头来害了自己，更害了别人。
觉新“无抵抗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他的表妹梅。他和梅的婚事本来并没有太大的障碍，虽然梅的母亲拿拒婚来报复，但身为大少爷的他只要能拿出觉民那样的勇气反抗，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悲剧。因为他的顺从，梅不得已远嫁，守寡后回到娘家。她看不到希望，感到生不如死，郁郁寡欢，病情加重，不久就凄惨地离开了人世。觉新虽然自责、悔恨，觉得对不起梅，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顺从。他的顾虑太多，他依旧委曲求全，只是想求得大家都好。可是正如觉慧所预言的：“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
觉新“无抵抗主义”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他的妻子瑞珏。高老太爷去世后，瑞珏准备生产，陈姨太搬出什么“血光之灾”，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逼迫觉新把瑞珏送到城外，就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下去。觉新虽然根本不信这一套，但他依旧奉行“无抵抗主义”，因为“我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只因觉新的“无抵抗主义”导致瑞珏在城外因难产而死，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觉新都没有勇气踹开房门进去看她一眼，只因为张嫂说“陈姨太她们吩咐过，你进来不得”。
“无抵抗主义”使觉新成了罪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害死梅和瑞珏的帮凶。这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一心只是想求得大家都好，到头来却害了自己最亲的人，也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四 觉醒中的大哥
虽然觉新是个令人叹息的角色，但读者对他产生的感觉更多的是同情，因为在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物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觉新虽然懦弱，但他善良、诚实；虽然没有参加游行，但他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思想是进步的；虽然不能转化为行动，但他能常常反省自己；虽然逆来顺受，但他承担起了大哥的责任。父亲的去世让他觉得除了牺牲自己别无选择。他愿意为了弟弟妹妹，为了大家庭的安宁，牺牲自己，无论受到怎样不公道的待遇，他都愿意忍受。
觉新毕竟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和弟弟们是接近的，因而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都尽力去帮助他们。在觉民的婚事上，他并不赞成祖父的做法，最后还出面为觉民讲情，虽然不舍得觉慧离开家，但他还是尽力资助他去上海，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前途了，他希望这个家出一个叛徒。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个开始觉醒并有所行动的“新人”形象。
五 结语
觉新，一个旧时代的牺牲品，一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他善良、懦弱、奉行“无抵抗主义”，他从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变成惟命是从的悲剧人物，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巴金塑造这一形象就是想挖掘出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懦弱、苟且的国民性，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主义对青年人的残害。作品也表明年轻一代的力量不是那个腐败的旧社会所能抵抗的。巴金在《〈激流〉总序》中写道：“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向着唯一的海流去。”巴金没有按照大哥的不幸给觉新安排自杀的结局，巴金对他寄予了希望，相信他会有新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孙子威：《文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黄丽敏，女，1969—，广西上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高职语文，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关键词：《家》 觉新 牺牲品 多余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代表作《家》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家》中的觉新，有人认为他是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也有人认为他是传统家庭的殉葬品，还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敢于牺牲的悲壮英雄。对于这一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环境的形象，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他那被扭曲了的性格。
一 控诉专制制度的力作——《家》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年幼时父母就过世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学习时，他积极参加反封建活动。巴金的经历使他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看到了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被封建礼教断送了青春和幸福，他想为那些牺牲者喊冤，于是拿起了笔，把他的血和泪、爱和恨融入到了自己的创作中。而“文学作品是作家精神活动的产物，作家的立场、观点和审美情趣等，必然影响到他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和评价，并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巴金的作品《家》就流露出他对受迫害青年男女的同情，以及希望他们走向光明的美好愿望。
《家》是巴金在193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初以《激流》为名在上海《时报》连载，是其《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主要发生在“五四”后期，“那个时代正是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压迫下特别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拼死挣扎并顽强探索解放道路的时代”。在“五四”新思潮的背景下，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走向瓦解的过程，通过挖掘人物的灵魂世界，集中展示了封建大家庭制度的典型形态。在高老太爷的统治下，高家各种矛盾不断激化。高家三兄弟的恋爱故事是小说重点描写的内容，包括觉慧与婢女鸣凤的爱情悲剧，觉新与梅、瑞珏的婚姻悲剧，觉民与琴奋起反抗获得的幸福爱情。最后高老太爷的死，使得各种矛盾明朗化并爆发。巴金在谈到《家》的创作时说：“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年轻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家》的创作目的就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以及对叛逆的歌颂，正如1937年巴金在《代序》中写的那样：“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二 旧时代的牺牲品
觉新虽然不是《家》中最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典型人物却塑造得极为成功。“所谓典型人物，是具有特殊的性格、命运或心态，蕴含着极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体现着作家审美评价的艺术形象。”觉新的性格、命运，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文学的社会意识性上讲，艺术真实首先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觉新这一艺术形象来源于巴金的生活，因而具有强烈的形象性、情感性和典型性。巴金曾写道：“觉新是我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我能够描写觉新，只是因为我熟悉这个人，我对他有感情，我为他花了那么多笔墨，也无非想通过这个人来鞭挞旧制度。”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到上海来探望他，这成为《家》构思的契机。后来得知巴金要写小说，大哥非常支持，建议他以自家的人物为主人公。遗憾的是小说刚开始在报上连载，他的大哥就自杀了。巴金后来在《呈现给一个人》中写道：“你完全成为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你有一个光荣的前途，你自己把它毁灭了……你含着眼泪忍受一切不义的行为，活着完全是为了敷衍别人。”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出觉新的影子。
觉新是高家的长房长孙，他的命运在出生时就已经被决定了。在中学毕业的那天晚上，父亲告诉他已通过拈阄帮他定下了亲事。觉新感到晴天霹雳，升学梦想破灭了，要娶的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可是他并没有说出一句反抗的话，他忍受了，他做人家要他做的事，尽他认为该尽的义务。不久父亲病故，他又毅然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了年轻的肩上。这个绅士家庭表面一团和气，其实几房之间充满了斗争。父母早亡，加之长房长孙的特殊身份，他成了其他几房攻击的目标。他为此愤怒、抗争，结果招来了更多麻烦。他疲倦了，最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敷衍他们，对他们恭恭敬敬，因为他只想过安静的生活。
觉新从小就很优秀，心中有着美好的憧憬。他打算中学毕业后到大学深造，将来到德国留学。突然降临的婚姻打破了他的求学梦，但他丝毫没有想到反抗，更没有像后来他的弟弟觉民那样用离家出走来抗议。他虽然很不情愿，但又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地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在感情上，他深深地喜欢青梅竹马的表妹梅，两人门当户对，本应会有幸福的未来，可由于双方的母亲在牌桌上闹了矛盾，梅的母亲便用拒婚来报复。即便是这样，觉新也不曾想到要抗争，他只知道服从，牺牲了自己和梅的爱情，违心地娶了不曾见过面的李家小姐。
觉新之所以会不加反抗地选择牺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沉重的社会和家族压力使他无力反抗。觉新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势力依旧还很强大，各种封建意识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高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这是个家规森严的书香门第，高老太爷是一家之主，他一手创造了这份家业，用他独断的手腕指挥一切。高老太爷曾说过：“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么样，就要怎样做！”他的命令一定要遵守，高家的体面、家法是一定要顾全的。作为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新从小被教导要做好子弟的榜样，如果违背了高老太爷，背上了不孝顺的罪名，不仅在这个大家庭中容不下他，而且到哪儿都站不住脚。高家的卫道者严格遵守封建社会的各种规矩，对不符合他们要求的行为都大加挞伐。虽然觉新的四叔、五叔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封建礼教压制年轻的一代。即使是到日本留过学，身为律师的三叔，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很多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觉新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压力下，几乎没有反抗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旧势力的牺牲品。 第二，是由于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牺牲品的命运。觉新是个诚实、善良、懦弱、缺乏反抗精神的人，生活逼迫他最后选择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为了在家里不惹麻烦，不背上不孝顺的罪名，他任人宰割，因为他认为他有责任顾全这个家。那个曾经充满朝气的青年不见了，他奉爷爷的命令陪他深恶痛绝的冯老太爷；他陪姑太太买布料；他在筵席间应酬客人……觉新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恨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的懦夫，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他从不曾想过改变这种状况。在弟弟觉民的婚事上，他同情弟弟，不希望自己的悲剧在觉民身上重演，但他还是劝觉民顺从爷爷，因为他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一切只因他是长房长孙，他“又有什么办法”，他的双重人格使得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旧环境的生活。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被人摆布的命运，他曾绝望地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不会有幸福。一生就这样完了，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牺牲者。”
封建势力的重压，加之性格懦弱，这些必然使得觉新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自己的一切，牺牲光明的前途，牺牲美好的爱情。
三 新时代的“多余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觉新也和弟弟们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也被那些新思想鼓舞着，他年轻的心也澎湃着，但是他也只是想想而已，他的思想是新的，行为却是旧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贵族知识分子的影子。如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他常常高谈自由、牺牲，陈述怯懦的可耻、行动的必要，但只要碰到第一个障碍他就会马上屈服。
觉新虽不像罗亭那样是言语的巨人，但他不知不觉也成了新时代的“多余人”。他不愿意像四叔和五叔那样虚伪、卑鄙，但又没有勇气与旧家庭决裂，更没有勇气向旧势力宣战。他的行为在弟弟们看来是那么不可理解，他们骂他懦弱，觉慧甚至差点把他当成了旧家庭的帮凶。他很孤独，常常感叹不被人了解。觉新这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为了可以改变的环境，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他却没有想到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他的“无抵抗主义”，他一味的迁就到头来害了自己，更害了别人。
觉新“无抵抗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他的表妹梅。他和梅的婚事本来并没有太大的障碍，虽然梅的母亲拿拒婚来报复，但身为大少爷的他只要能拿出觉民那样的勇气反抗，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悲剧。因为他的顺从，梅不得已远嫁，守寡后回到娘家。她看不到希望，感到生不如死，郁郁寡欢，病情加重，不久就凄惨地离开了人世。觉新虽然自责、悔恨，觉得对不起梅，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顺从。他的顾虑太多，他依旧委曲求全，只是想求得大家都好。可是正如觉慧所预言的：“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
觉新“无抵抗主义”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他的妻子瑞珏。高老太爷去世后，瑞珏准备生产，陈姨太搬出什么“血光之灾”，说“祖父的利益超过一切”，逼迫觉新把瑞珏送到城外，就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下去。觉新虽然根本不信这一套，但他依旧奉行“无抵抗主义”，因为“我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只因觉新的“无抵抗主义”导致瑞珏在城外因难产而死，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觉新都没有勇气踹开房门进去看她一眼，只因为张嫂说“陈姨太她们吩咐过，你进来不得”。
“无抵抗主义”使觉新成了罪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害死梅和瑞珏的帮凶。这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一心只是想求得大家都好，到头来却害了自己最亲的人，也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四 觉醒中的大哥
虽然觉新是个令人叹息的角色，但读者对他产生的感觉更多的是同情，因为在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物身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觉新虽然懦弱，但他善良、诚实；虽然没有参加游行，但他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思想是进步的；虽然不能转化为行动，但他能常常反省自己；虽然逆来顺受，但他承担起了大哥的责任。父亲的去世让他觉得除了牺牲自己别无选择。他愿意为了弟弟妹妹，为了大家庭的安宁，牺牲自己，无论受到怎样不公道的待遇，他都愿意忍受。
觉新毕竟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上和弟弟们是接近的，因而在可能的范围内他都尽力去帮助他们。在觉民的婚事上，他并不赞成祖父的做法，最后还出面为觉民讲情，虽然不舍得觉慧离开家，但他还是尽力资助他去上海，因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前途了，他希望这个家出一个叛徒。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了一个开始觉醒并有所行动的“新人”形象。
五 结语
觉新，一个旧时代的牺牲品，一个新时代的“多余人”，他善良、懦弱、奉行“无抵抗主义”，他从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变成惟命是从的悲剧人物，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巴金塑造这一形象就是想挖掘出封建专制主义重压下懦弱、苟且的国民性，让人们看到封建专制主义对青年人的残害。作品也表明年轻一代的力量不是那个腐败的旧社会所能抵抗的。巴金在《〈激流〉总序》中写道：“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向着唯一的海流去。”巴金没有按照大哥的不幸给觉新安排自杀的结局，巴金对他寄予了希望，相信他会有新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孙子威：《文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简介：黄丽敏，女，1969—，广西上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高职语文，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