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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谈歌的新反思小说在小说文本中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身份构建了双重“叙述主体”的复调回响，并以此将历史与现实交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形成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由此引起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在当代社会中重新审视、反思历史，寻求历史上曾或隐或现的崇高精神。
关键词：新反思小说 旁观者 亲历者 双重叙述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谈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现实的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以客观写实的新社会问题小说蜚声文坛，但他并不囿于此种单一的笔调，而是尝试以多套笔墨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其中之一就是新反思小说，所谓新反思小说即指以小说的形式对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历史真实及其历史精神进行新的审视与观照，并从中探寻人的精神内核。
一 谈歌新反思小说的自我超越
此类小说标志着谈歌小说创作的“向内转”，由客观外界转向主观内心，从关注当代社会转型转向反思历史、寻求人的内在精神。这一变化表现出作者本人由中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观察者和见证人转变为精神探寻者的历程，体现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对自我超越的不懈追求。
新主题、新内容需要小说新的叙述方式传达以求准确，双重叙述主体则是谈歌对此的选择。此类小说虽然写的是特殊年代的历史题材，但其主题的指向和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当今转型社会中的道德价值取向与人的内在精神，因此作者在小说文本中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身份构建了双重“叙述主体”的复调回响，在当代社会中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寻求历史上曾或隐或现的崇高精神。双重主体叙述，可使叙述者自由变换人物身份，并自然地进行视角的切换，让叙述的情节更加细腻和真实，让反思更加深刻理性。
《天下荒年》在文体方面无疑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尤其在整体故事构造以及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设置等方面对“新社会问题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常规都有较为明显的超越。为了突出故事的亲历性，小说特意设置了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叙述者“我”（援朝）。“我”既是全篇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多余人”、局外人和旁观者，又是整个小说文本的亲历者、叙述者。
作为旁观者，其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她在故事的开端就首先言明自己是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冒冒失失降生到这个世间，而且是降生在那个“荒年”的私生子，并因此造成了她那“非法”父母的终生灾难；更是因为在整个小说文本的故事之中，“我”完完全全是一个局外人，并非能左右故事发展进程的主导者。作为叙述者，乃是指小说文本中的故事、事件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历程而描述、记录下来的。“我”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以听闻或亲身经历的方式亲历了小说文本中所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与事件，因而成为小说文本不可多得的、独一无二的叙述者。
二 双重叙述主体的叙事策略
在《天下荒年》中，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在故事构成上，叙述文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结构，许多毫无因果关系并各自独立的事件以拼合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概括而言，《天下荒年》在文本叙述中主要有三个中心事件，即“争夺黄玲”事件、“曹双事件”、“抢粮事件”，这三个中心事件又是以“我”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较为松散的方式串联成篇。
整个小说文本以这三个事件为核心将许多毫无因果关系、各自独立的事件以蒙太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而叙述主体“我”则在每个故事、每个事件中的主要环节、重大事件中都不承担任何关键性作用，也不是任何事件中的配角与参与者。在每一个事件中，“我”都不能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主导故事发展的进程，而只是这些故事与事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甚至在不时被作者插入的现实事件中，“我”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现实的观察者和评判者。因而，对于小说文本中的故事构成来说，“我”也只能是个“多余人”、旁观者和局外人。正是由于这种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我”才能够承担叙述的功能，而且也有了评判的资格。
然而，观照整个叙事文本，“我”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叙述者，因为“我”是全部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或亲历、或听闻，以此见证全部事件。在“争夺黄玲”的事件中，“我”是该中心事件的后果之一，即中心人物父亲与关联人物黄玲苦恋后的唯一收获——私生女儿，整个事件以“我”对父亲老战友走访、迎接母亲平反出狱的所闻、所感组合而成，可以说“我”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即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在“曹双事件”的前半部分与插叙的三伯与毛主席的交谈部分中，“我”完全是一个旁观者，都是听他人转述或采访而得知，而在“曹双事件”的延续部分——曹迪的长大成人及其以极端行事方式表达对特殊历史年代的叛逆中，“我”又是一个亲历者与见证者，亲身体验了曹双的后代对历史时代的示威与对当事人的示威。
在“抢粮事件”中，“我”亲历了当年特殊年代的饥荒，体验了人的饥饿之感，见证了人们在“天下荒年”时代下精神力量的伟大——即使饿死，也决不愿偷东西；即使眼前有粮食，大家也会选择继续挨饿不愿接受，只因这粮食是从公社粮库中偷出来的。时间延续到当代的1994年，这时的“我”即1994年的“我”相对于1994年仍然是这一时代世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而相对过去“天下荒年”的特殊年代，则已从过去的亲历者、见证人转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者、观察者和评判者。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调叙述——“我”站在过去，以“天下荒年”的时代为背景，“我”对于1994年的社会与现实来说是局外人、旁观者和观察者，而对于“天下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来说则是亲历者和见证人；“我”站在当下，以1994年的时代为背景，“我”对于“天下荒年”来说是局外人、旁观者和观察者，而对于1994年这一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来说则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这种双重叙述主体的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将过去与当下拉近与推远，由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并引起人们的反思——在差别极大的物质条件下，过去贫穷时代的人们精神与当下物质相对来说极为丰富的这一时代的人们精神到底孰优孰劣，能否从历史长河之中寻找我们当代人所缺失的精神内核。 三 双重叙述体中的历史反思与精神探寻
双重叙述主体的叙事策略同样也体现在《家园笔记》之中，只不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历史眼光延伸得更远，一直上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公元前908年），在文本叙述中，叙述者“我”离故事更远，更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
《家园笔记》的文本内容主要是以历史上寻找狗头金的传说为主线，以李、古两家的世代恩情仇恨为副线，将叙述者“我”的家乡（野民岭）里的一个个血性彪悍的故事串联成篇，以笔记文体建构了一个时空跨度大、结构开放的鸿篇巨制。作者在文中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双重叙述主体“我”，“我”既是小说中主要人物和家族的后代，是历史故事的亲历者和转述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站在故事外的旁观者和局外人，是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和评判者。
在小说开篇的开场白中，作者写到“这部长篇是写我家乡的一些往事”，开篇就将读者带到了叙述者“我”的家乡，建构了故事叙述的真实感，紧接着又告诉读者“我写这本书的动因很复杂，我是想给我多年收集的家乡资料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以我父亲家族和我母亲家族为背景进行的。我不可能以几男几女作为主角开始这个故事，因此我必须选择一个样式，使我能够在书中随意地调换场景，无论人物、主题还是日期，我都不可能杜撰”。叙述主体作为家族的后代，是家乡事件的亲历者，这一叙事策略强化了故事的真实；在其后的叙述中，类似于“据林山县志记载”“根据《日军侵华史》记载”“中共林山市党史上有记载”“《林山县抗战史料》记载”“林山县党史记载”“中央党史记载”“保州市抗战史记载”等文字在文中随处可见，家庭的后代转变为一名查阅历史史料的记者，成为家乡故事的旁观者与评判人，收集到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因此，同样使读者对文中所叙述的故事确信不疑。但是，同样是文中随处可见的类似于“我猜测”“据说”“传说”“据他们讲”“听妈妈说”“听父亲说”等这类文字，却将家乡故事与叙述主体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使得家乡故事不断远离叙述主体，叙述主体处于家乡故事之外，从而可以以局外人、旁观者的眼光对故事与人物进行较为客观的观察与评判，同时也将文本叙述中所建构的历史真实消解和颠覆了，从而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是否忠于事实，完全客观真实，是否没有根据需要而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加工和改造，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一反思通过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传说和史料中不同的记载表现出来。
作品中关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传说和史料中的不同记载，消解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与确定性。例如，文中叙述，在野民岭发现狗头金的曹满川换了古鸿光的五百两银子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关于曹满川的失踪，野民岭有几种传说——第一种传说：曹满川是一个吃喝嫖赌的好手”，“他带上银子到省城吃喝玩乐去了，花光吃尽之后，死在了外边”。“第二种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灭口了”，“古鸿光对这件事情需要保密。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的家丁活活勒死，埋进了古家的猪圈”。“第三种传说：曹满川揣着五百两银子回到曹家集，喝得大醉，被山匪劫走了银子，尸体被抛下山崖。”这关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三种不同的传说，就消解了前文的叙述——“我根据数年来采访得来的材料，整理成下面这样一个故事”——所确立的真实可靠性。
又如，关于“我”的二舅古建勋的那场战事在书中有着不同的记载：“一本历史书这样记载：1940年秋，古建勋率国民党某军在曹候县抗战中投敌。军参谋长谭家轩等因阻止古建勋叛变被杀害。古建勋投敌后，因内讧，被日军佐田司令长官嫉恨生疑。1940年冬，古建勋所部一万二千余人，被日寇集体杀戮于曹候县张家庄东沙河。”而在“我”的五舅古建业写的《古建业回忆录》手稿中则记载：1940年，当时任国民党78军军长的古建勋因为自己的老上司陈明然在蒋介石的手上坐了冷板凳，上边没人，又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军中受到排挤。再加上跟随汪精卫的关绍方的游说，古建勋念及过去的同学情谊，并没有杀他，让他在军中待了一段时间，另外，古建勋的妻子是汪精卫的表妹，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古建勋在军中饱受猜忌，所以常常被当炮灰使。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古建勋佯装投降于日本人，将自己的部下——叛变投降的齐成章——给杀了。在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战区长官并没有派先头部队上去，而是将古建勋所辖的力量已十分薄弱的78军当作先头部队顶了上去，最后古建勋以战场的名义为自己和自己的部队选了一块墓地。
这两种关于古建勋的不同记载，会让读者对这件过往的历史产生疑问：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同时也会让读者对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产生怀疑，这些疑虑在文本叙述中通过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叙述主体在真实的建构与消解中表述了出来，正如文中所说：“我由此怀疑许多写得有鼻子有眼的历史，是否证据确凿”，“历史原本是一潭清水，却常常被人为地搅浑。死者不再辩解，后人任意编排，或褒或贬，于是便产生了演义”。这种疑虑与担忧、心绪与心理既是叙事主体的表述，也是作者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是作者将眼光从当代现实社会转向历史的情绪表达。在文本叙述中，“我”既充当了历史的转述者和评判者，也担当了现实的审视者和观察者。历史与现实通过双重叙述主体“我”的聚焦而呈现斑驳的姿态和色彩，交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形成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并由此引起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引起人们对历史精神的探寻。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谈歌：《天下荒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5年第10期。
[4] 谈歌：《家园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聂俊，男，1980—，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工作单位：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关键词：新反思小说 旁观者 亲历者 双重叙述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谈歌作为20世纪90年代“现实的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以客观写实的新社会问题小说蜚声文坛，但他并不囿于此种单一的笔调，而是尝试以多套笔墨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其中之一就是新反思小说，所谓新反思小说即指以小说的形式对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历史真实及其历史精神进行新的审视与观照，并从中探寻人的精神内核。
一 谈歌新反思小说的自我超越
此类小说标志着谈歌小说创作的“向内转”，由客观外界转向主观内心，从关注当代社会转型转向反思历史、寻求人的内在精神。这一变化表现出作者本人由中国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观察者和见证人转变为精神探寻者的历程，体现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对自我超越的不懈追求。
新主题、新内容需要小说新的叙述方式传达以求准确，双重叙述主体则是谈歌对此的选择。此类小说虽然写的是特殊年代的历史题材，但其主题的指向和关注的焦点仍然是当今转型社会中的道德价值取向与人的内在精神，因此作者在小说文本中以旁观者和亲历者的身份构建了双重“叙述主体”的复调回响，在当代社会中重新审视历史、反思历史，寻求历史上曾或隐或现的崇高精神。双重主体叙述，可使叙述者自由变换人物身份，并自然地进行视角的切换，让叙述的情节更加细腻和真实，让反思更加深刻理性。
《天下荒年》在文体方面无疑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尤其在整体故事构造以及人物关系、矛盾冲突的设置等方面对“新社会问题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常规都有较为明显的超越。为了突出故事的亲历性，小说特意设置了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叙述者“我”（援朝）。“我”既是全篇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多余人”、局外人和旁观者，又是整个小说文本的亲历者、叙述者。
作为旁观者，其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她在故事的开端就首先言明自己是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冒冒失失降生到这个世间，而且是降生在那个“荒年”的私生子，并因此造成了她那“非法”父母的终生灾难；更是因为在整个小说文本的故事之中，“我”完完全全是一个局外人，并非能左右故事发展进程的主导者。作为叙述者，乃是指小说文本中的故事、事件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历程而描述、记录下来的。“我”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者，以听闻或亲身经历的方式亲历了小说文本中所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故事与事件，因而成为小说文本不可多得的、独一无二的叙述者。
二 双重叙述主体的叙事策略
在《天下荒年》中，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在故事构成上，叙述文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一个充分开放的结构，许多毫无因果关系并各自独立的事件以拼合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概括而言，《天下荒年》在文本叙述中主要有三个中心事件，即“争夺黄玲”事件、“曹双事件”、“抢粮事件”，这三个中心事件又是以“我”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较为松散的方式串联成篇。
整个小说文本以这三个事件为核心将许多毫无因果关系、各自独立的事件以蒙太奇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而叙述主体“我”则在每个故事、每个事件中的主要环节、重大事件中都不承担任何关键性作用，也不是任何事件中的配角与参与者。在每一个事件中，“我”都不能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主导故事发展的进程，而只是这些故事与事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甚至在不时被作者插入的现实事件中，“我”都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现实的观察者和评判者。因而，对于小说文本中的故事构成来说，“我”也只能是个“多余人”、旁观者和局外人。正是由于这种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身份，“我”才能够承担叙述的功能，而且也有了评判的资格。
然而，观照整个叙事文本，“我”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叙述者，因为“我”是全部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或亲历、或听闻，以此见证全部事件。在“争夺黄玲”的事件中，“我”是该中心事件的后果之一，即中心人物父亲与关联人物黄玲苦恋后的唯一收获——私生女儿，整个事件以“我”对父亲老战友走访、迎接母亲平反出狱的所闻、所感组合而成，可以说“我”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即是亲历者又是见证人。在“曹双事件”的前半部分与插叙的三伯与毛主席的交谈部分中，“我”完全是一个旁观者，都是听他人转述或采访而得知，而在“曹双事件”的延续部分——曹迪的长大成人及其以极端行事方式表达对特殊历史年代的叛逆中，“我”又是一个亲历者与见证者，亲身体验了曹双的后代对历史时代的示威与对当事人的示威。
在“抢粮事件”中，“我”亲历了当年特殊年代的饥荒，体验了人的饥饿之感，见证了人们在“天下荒年”时代下精神力量的伟大——即使饿死，也决不愿偷东西；即使眼前有粮食，大家也会选择继续挨饿不愿接受，只因这粮食是从公社粮库中偷出来的。时间延续到当代的1994年，这时的“我”即1994年的“我”相对于1994年仍然是这一时代世事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而相对过去“天下荒年”的特殊年代，则已从过去的亲历者、见证人转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者、观察者和评判者。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调叙述——“我”站在过去，以“天下荒年”的时代为背景，“我”对于1994年的社会与现实来说是局外人、旁观者和观察者，而对于“天下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来说则是亲历者和见证人；“我”站在当下，以1994年的时代为背景，“我”对于“天下荒年”来说是局外人、旁观者和观察者，而对于1994年这一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来说则是亲历者和见证人，在这种双重叙述主体的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将过去与当下拉近与推远，由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并引起人们的反思——在差别极大的物质条件下，过去贫穷时代的人们精神与当下物质相对来说极为丰富的这一时代的人们精神到底孰优孰劣，能否从历史长河之中寻找我们当代人所缺失的精神内核。 三 双重叙述体中的历史反思与精神探寻
双重叙述主体的叙事策略同样也体现在《家园笔记》之中，只不过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将历史眼光延伸得更远，一直上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公元前908年），在文本叙述中，叙述者“我”离故事更远，更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
《家园笔记》的文本内容主要是以历史上寻找狗头金的传说为主线，以李、古两家的世代恩情仇恨为副线，将叙述者“我”的家乡（野民岭）里的一个个血性彪悍的故事串联成篇，以笔记文体建构了一个时空跨度大、结构开放的鸿篇巨制。作者在文中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双重叙述主体“我”，“我”既是小说中主要人物和家族的后代，是历史故事的亲历者和转述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站在故事外的旁观者和局外人，是历史与现实的观察者和评判者。
在小说开篇的开场白中，作者写到“这部长篇是写我家乡的一些往事”，开篇就将读者带到了叙述者“我”的家乡，建构了故事叙述的真实感，紧接着又告诉读者“我写这本书的动因很复杂，我是想给我多年收集的家乡资料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以我父亲家族和我母亲家族为背景进行的。我不可能以几男几女作为主角开始这个故事，因此我必须选择一个样式，使我能够在书中随意地调换场景，无论人物、主题还是日期，我都不可能杜撰”。叙述主体作为家族的后代，是家乡事件的亲历者，这一叙事策略强化了故事的真实；在其后的叙述中，类似于“据林山县志记载”“根据《日军侵华史》记载”“中共林山市党史上有记载”“《林山县抗战史料》记载”“林山县党史记载”“中央党史记载”“保州市抗战史记载”等文字在文中随处可见，家庭的后代转变为一名查阅历史史料的记者，成为家乡故事的旁观者与评判人，收集到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因此，同样使读者对文中所叙述的故事确信不疑。但是，同样是文中随处可见的类似于“我猜测”“据说”“传说”“据他们讲”“听妈妈说”“听父亲说”等这类文字，却将家乡故事与叙述主体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使得家乡故事不断远离叙述主体，叙述主体处于家乡故事之外，从而可以以局外人、旁观者的眼光对故事与人物进行较为客观的观察与评判，同时也将文本叙述中所建构的历史真实消解和颠覆了，从而对历史进行反思——我们所看到的历史记载是否忠于事实，完全客观真实，是否没有根据需要而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加工和改造，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一反思通过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传说和史料中不同的记载表现出来。
作品中关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传说和史料中的不同记载，消解了历史故事的真实性与确定性。例如，文中叙述，在野民岭发现狗头金的曹满川换了古鸿光的五百两银子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关于曹满川的失踪，野民岭有几种传说——第一种传说：曹满川是一个吃喝嫖赌的好手”，“他带上银子到省城吃喝玩乐去了，花光吃尽之后，死在了外边”。“第二种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灭口了”，“古鸿光对这件事情需要保密。传说曹满川被古鸿光的家丁活活勒死，埋进了古家的猪圈”。“第三种传说：曹满川揣着五百两银子回到曹家集，喝得大醉，被山匪劫走了银子，尸体被抛下山崖。”这关于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三种不同的传说，就消解了前文的叙述——“我根据数年来采访得来的材料，整理成下面这样一个故事”——所确立的真实可靠性。
又如，关于“我”的二舅古建勋的那场战事在书中有着不同的记载：“一本历史书这样记载：1940年秋，古建勋率国民党某军在曹候县抗战中投敌。军参谋长谭家轩等因阻止古建勋叛变被杀害。古建勋投敌后，因内讧，被日军佐田司令长官嫉恨生疑。1940年冬，古建勋所部一万二千余人，被日寇集体杀戮于曹候县张家庄东沙河。”而在“我”的五舅古建业写的《古建业回忆录》手稿中则记载：1940年，当时任国民党78军军长的古建勋因为自己的老上司陈明然在蒋介石的手上坐了冷板凳，上边没人，又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军中受到排挤。再加上跟随汪精卫的关绍方的游说，古建勋念及过去的同学情谊，并没有杀他，让他在军中待了一段时间，另外，古建勋的妻子是汪精卫的表妹，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古建勋在军中饱受猜忌，所以常常被当炮灰使。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古建勋佯装投降于日本人，将自己的部下——叛变投降的齐成章——给杀了。在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战区长官并没有派先头部队上去，而是将古建勋所辖的力量已十分薄弱的78军当作先头部队顶了上去，最后古建勋以战场的名义为自己和自己的部队选了一块墓地。
这两种关于古建勋的不同记载，会让读者对这件过往的历史产生疑问：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同时也会让读者对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产生怀疑，这些疑虑在文本叙述中通过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叙述主体在真实的建构与消解中表述了出来，正如文中所说：“我由此怀疑许多写得有鼻子有眼的历史，是否证据确凿”，“历史原本是一潭清水，却常常被人为地搅浑。死者不再辩解，后人任意编排，或褒或贬，于是便产生了演义”。这种疑虑与担忧、心绪与心理既是叙事主体的表述，也是作者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是作者将眼光从当代现实社会转向历史的情绪表达。在文本叙述中，“我”既充当了历史的转述者和评判者，也担当了现实的审视者和观察者。历史与现实通过双重叙述主体“我”的聚焦而呈现斑驳的姿态和色彩，交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形成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比，并由此引起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引起人们对历史精神的探寻。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谈歌：《天下荒年》，《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5年第10期。
[4] 谈歌：《家园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聂俊，男，1980—，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小说，工作单位：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