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属于“蒋身边的人”
　　
　　在以往阅读过的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总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 ），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唯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后来，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作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个星期前，他刚刚在重庆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
　　封面选用一幅宋子文的彩色标准肖像画。他身着灰色西装，白色衬衫系着一条蓝色方格图案的领带。方方正正的脸庞，戴一副眼镜，眼神不活泼但也说不上沉稳，似乎更近于平静。“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的称谓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句说明。
　　“峭壁之上”，简单的几个字勾勒出1944年中国的严峻局势：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的冲突白热化，最终关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将他召回；盟军在这一年6月成功登陆法国诺曼底，与东线的苏联战场相互呼应，欧洲战场接连告捷，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却在中国战场上大举进攻，使中国面临着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美国特使赫尔利的延安之行以失败告终，国、共两党继续对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内战的阴影却越来越浓重……在这样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而又忐忑不安的场景中，中国走到了1944年的尾声。
　　正是在此情形下，自1939年以来一直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12月4日让出这一职位，改由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任代院长。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位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午饭或扎堆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王炳南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于是，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
　　
　　“临危受命”解救蒋介石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但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然而西安事变为他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机会。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过冲突的人，此刻成了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喊着“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 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他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随后，不到七个月，日本入侵华北，蒋不再拖延，他领导全国进行了全面抵抗。（《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过，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并没有出任政府要职。一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蒋介石才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宋子文要取蒋而代之？
　　
　　宋子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新出山，但蒋介石与他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时代》报道说，1944年10月宋子文回到中国，他与蒋介石发生了直接冲突。《时代》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重庆官邸的茶几旁，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因外援太少而训斥了他的大舅子。于是两人争吵了起来。有消息说，争论到最后，委员长怒气冲冲地把茶几上的所有茶杯都摔到地上。（《时代》，1944年12月18日）
　　刚开始读到这一细节时，我还觉得，即使《时代》讲述的这一细节是真实的，那也可能是蒋介石一时的情绪失控所致。可以推测的是，他们私下应该有交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史迪威被召回之后，宋的权力忽然得到了加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焦头烂额之时，在仍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需要走出经济困境之时，不管情愿与否，蒋介石仍不能不指望宋子文的帮助。这就不难理解，蒋介石在“怒气冲冲”地对宋子文发火之后仅一个多月，就把重要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交给了这个他并不十分喜欢的大舅子。他内心里是否情愿，就不得而知了。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一度冷落宋子文的一个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前者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如今是蒋的顾问，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当年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有了另一个意外发现，对民国史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从下面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到，在1942～1944年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曾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甚至曾有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戴维斯写道：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
　　据《宋子文传》所叙，此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已经改变了最初力挺史迪威的态度，转而要挤走史迪威。史迪威在194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作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抓住龙尾》）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建议。（《抓住龙尾》）
　　1949年后，宋子文还是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他没有去台湾，而是旅居美国，直至去世。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