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何中华与李义天两位教授对拙文认真而同情的解读。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通过调用全球哲学资源来发展我们对人类道德生活的理解，也就是说，以一种对世界各地哲学家的见解抱持开放的方式来研究哲学。而实现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今天的哲学家们应阅读和回应彼此的作品，而无论该作品在哪里出版、用什么语言写作。我还要感谢《文史哲》邀请何、李二位教授回应我的文章，从而有机会继续这一话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二位教授成功地掌握了我的主要论点。他们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美德和责任心之间的区别。他们也都认为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西方哲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我当然同意李教授的意见，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美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这项工作应该充分利用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资源。
　　对于我所研究的古代儒家学者的观点，两位教授可能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观点的一个方面——责任心的两面性。事实上，我认为这也许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见解之一：责任心既能帮助也能阻碍一个人变得更有道德。道德教育者与道德学习者只有充分认识到责任心的两面性，才能既受益于责任心的帮助，又避免误入歧途。何教授担心我的论文“似乎夸大了责任意识的负面性质”。我已经试图既揭示其消极的一面，也揭示其积极的一面，例如我说过：“就像《论语》那样，我们在《孟子》中也发现，自觉的行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完全同意何教授所说的“由礼达仁乃发生学的进路”。同样，在我的文章中，我把责任心称为“学习者的美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一个人取得进步。然而，如果一个人过于满足地接受了责任心，他的道德进步就会停止。
　　我试图强调责任心的两面性的另一种方式，是讨论小人与君子（或圣人）之间道德的发展层次。荀子对小儒（已经比普通人更好）与大儒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例证。回想一下他对小儒的看法：他们必须“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这是好的，并且表明他们正在通向更完满的美德，但他们对“忍”的依赖仍须得到克服，如此方能成为一个“大儒”，才能够“志安公，行安修”。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虽然我非常支持以一种开放和全球化的方式来研究哲学，但重要的是，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保留不同的思想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尽管他们有相似之处。因此，虽然我同意早期儒家学者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我也相信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儒家学者最终可能会更正确地看待我們道德生活的确切本质。例如，与早期儒家学者相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更注重理性（reason）和沉思（deliberation）。这一侧重点的不同可能是希腊思想的弱点：如今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意识到，清晰的推理和深思熟虑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入我们的道德生活。事实上，对于道德高尚的人来说，理性和沉思可能并不重要。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展开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对明智之人（phronimos）的描述是否为道德自发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里只是简单地讨论我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以及何、李二位教授所提出的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评论，二位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还需要包括东西方的其他学者继续进行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以《文史哲》所提供的方式继续合作，我们的努力将会取得最大的进展。期待未来的合作！
　　
　　【责任编辑 邹晓东】